编者按：
2025年7月7日至9日，在为期3天的“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文明互鉴上海行”活动中，来自世界多国的政要、专家学者在沪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交流，外宾以上海为窗口切身感受中国魅力。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应邀参加活动，全程陪同外宾参观考察，讲解何以中华文明、何以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共同富裕等重大课题。本文据郑长忠教授陪同嘉宾前往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参观路上的讲解录音整理而成，为“何以”系列第一篇。
世界学术界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论断：在全世界最早进入文明阶段的文明体中，中华民族是唯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自身文明发展的。这一判断并非出自中国学者，而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那么，这种“从未中断”的文明发展，究竟凭借什么走到今天？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又如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提供了深层支撑？
各国嘉宾在上博东馆参观，聆听讲解。
一、中华文明何以生成？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先从几个关键时间坐标来看：
首先，中华文明的根基有多深厚？关于中国这片土地上人类生存的历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但经过严谨考据，中国史学界形成了共识，这里的人类生存史至少可追溯至100万年。在这100万年里，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活动从未中断，族群间的交流融合持续发生。
大约1万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跃升，人类的理性智慧实现了突破性发展。这一时期早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像伏羲这样的文化符号、《易经》《八卦》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这一阶段的原始思维——这标志着中华文明的理性基因开始孕育，也构成了我们所说“1万年文化史”的重要起点。
不过，那时的早期文化更多呈现分散的区域性特征，尚未形成统一体系。直到约5000年前，一场关键变革悄然发生，早期国家形态开始萌芽。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的核心区域，社会组织正从松散的部落联盟逐步走向紧密聚合，形成了具备权力中心与等级秩序的早期国家雏形——这与传说中三皇五帝时期的发展脉络相呼应，也为后世夏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筑牢了基础。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为什么能推动分散的群体走向紧密联合？这背后有一个关键契机——大约4000多年前，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广大区域发生了持续的滔天洪水，大片土地被淹没，民众生存面临严峻挑战。要治理这样的大洪水，单靠单个部落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将流域内的各个部落、民众统筹组织起来，协同应对。从传说与历史逻辑结合的角度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所承载的核心意义，正是这场关乎生存的集体行动，推动了超越部落界限的联合治理，也催生了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
更重要的是，这种国家形态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初心”——不是为了掠夺或征服，而是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保障基本生存，这成为中华文明最本源的文化基因。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从古代的“民为邦本”，到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强调“为民”的核心理念。因为我们的文明从源头起，国家组织的逻辑就与“保护人民、服务人民”紧密相连，这种理念穿越数千年历史，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精神脉络。
二、中华文明何以延绵不断？
在1万年的文化史早期，各地文化呈分散发展状态。到了约5000年前，随着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的部落联盟逐渐聚合，国家形态开始萌芽——从三皇五帝时期的联合体，到夏代的早期国家，这一进程标志着中华文明从分散走向整合的关键转折。国家形态形成后，不同部落、邦国的文化、话语、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仍存在差异，于是中华文明开始探索，如何让整个国家形成多元一体的有机统一。所以中国的整个历史，就是在追求以民为本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创新多元一体组织方式的过程。
最早是部落联盟，由大家共同推举领导人，但协调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经过发展，夏商周时期形成分封制，以血缘纽带维系统治，但仍难完全解决分散带来的内耗。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各国开始探索更有效的组织方式——为推动多元一体整合，郡县制应运而生，即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治理社会。
这种治理模式，西方社会直到三四百年前的绝对主义国家时期才逐步形成，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实践这种高效的社会治理方式。最初，郡县制仅在部分诸侯国的地方治理中试行；秦统一六国后，构建起大一统国家体系，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
在全国实施这一治理体系后，中国从相对分散的状态转向更紧密的整合治理，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它推动了语言文字、度量衡、交通规制、政策标准的统一，为人员流动、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共同基础。此后，中国社会实现了显著跃升：一是内部冲突与矛盾大幅减少，整体保持稳定；二是在超大规模社会中，智慧创造与新生产力能通过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在全国快速推广复制，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这使得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时代中，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中心之一。
改革需要创新，而在创新过程中，中国始终在探索与世界的发展沟通。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期），我们就已意识到，世界并非只有中国这片土地——其他土地上同样有智慧勤劳的人民在创造文明成果。于是，我们通过陆路与海路，与沿线国家开展商贸往来、文明交流，这便是延续近2000年的古代“丝绸之路”。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朝历代为推动生产力发展、让民众过上更好生活，既注重制度创新与改革，又始终保持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正是通过这样的实践，中国的发展经验得以代代累积，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文明脉络。
这些经验是如何累积的？这背后有一个独特的支撑：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从未中断的文明史记载。从早期文明起源到近现代，我们形成了一套连续的 “文明记忆体系”——从正史体系（二十四史加《清史稿》构成的“二十五史”）到历代典章、方志、文献，共同构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延续性历史记忆，让文明成果得以不断积淀传承。
在这数千年的累积中，贯穿始终的核心逻辑是什么？翻开这些史料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哪个朝代背离“以民为本”、忽视民生诉求，就必然会失去民心，最终走向衰亡；而要真正践行“以民为本”，就必须与时俱进——既要根据社会变迁创新制度、推进改革，又要保持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互鉴。
这一切的终极目标为何？是实现天下大同，让全世界人民都能过上美好生活，从传统治理到当代实践，一切行动皆以服务人民为宗旨，这份服务对象不仅涵盖中国人民，更面向全球民众。那面对文化、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与矛盾时该如何应对？中国倡导“和而不同”，即在追求天下大同的愿景下，尊重并包容差异。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这种理念超越了单一国家与民族的局限，饱含着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在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和而不同”也一直是处理多元关系的智慧准则。如今，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全球文明发展倡议，绝非中国共产党或中国领导人的突发奇想，更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背后，是5000年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天下情怀与价值追求的延续。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到如今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致力于让中华文明的智慧为全球发展贡献力量，携手各国人民共同迈向天下大同的美好未来。
然而，即便形成了这样的文明发展逻辑，并非所有时代都能始终坚守。理想与现实往往存在差距——人有私心，制度执行也可能偏离初衷，于是便有了改朝换代。当一个王朝背离“以民为本”的逻辑，失去民心，老百姓就会通过起义、革命等方式推翻它；而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反思前朝的教训，调整治理思路。
这也构成了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一个鲜明特征：在王朝更替中不断自我反省、总结经验，并通过改革完善制度，让文明的核心逻辑得以延续。
如果大家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会发现这些年我们有一个重要提法——“党的自我革命”。为什么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反对党制衡模式，而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下强调自我反思与革新？这背后同样有着深厚的文明渊源，中华文明历来重视个体的道德修养与执政者的自我约束，强调以史为鉴、总结前朝教训——历史早已证明，执政者若背离民心、疏于自省，终将被时代所淘汰。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正是对这种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既延续了“以民为本、自我革新”的精神内核，又赋予其新时代的制度内涵。
三、中华文明何以走向现代化？
经过这样的文明发展逻辑，到清代时，中华文明在古典框架下达到了农耕文明的巅峰——形成了庞大的生产力规模和深厚的文化积累。但任何文明逻辑都有其历史边界：这套组织管理与国家运作体系，高度适配以土地依附为特征的农耕社会（民众流动少、社会结构相对固化）。尽管历代不乏改革与开放，但在农耕文明的底色下，其深度与广度始终有限。
到了近现代，工业革命推动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这套传统体系逐渐难以适应。1840年前后的鸦片战争，正是这一冲突的集中爆发，当时英国因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竟通过向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本质上与现代贩毒无异）攫取暴利，中国坚决禁烟，战争由此爆发。这场战争中，中国虽占据道义与正义的高地，却最终战败——这一结果深刻揭示，传统农耕文明的生产力，已无法与工业革命催生的先进生产力抗衡。
战败的剧痛，让全民族开始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实现民族复兴？答案逐渐清晰：必须走现代化道路。但这条道路该如何选择？中国由此进入了探索现代化路径的艰难历程。
人类社会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路径：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原发性国家，主要依靠社会内生力量推动国家与文明转型；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后发国家，通过国家力量主导社会转型——这两种模式在其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成功。
中国近代也曾尝试以国家力量推动转型，依托两千多年的国家建设传统，晚清启动了一系列改革，但最终未能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古典农耕文明的体系已走到历史尽头，既有的制度惯性与利益结构，反而成为阻碍现代化的力量。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革命手段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现代国家的雏形，开启了用政党力量来领导人民建立现代文明的路径，并经过选择，由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
然而，现代国家建设很快遭遇严峻挑战。支撑传统社会运转的组织体系被打破后，国家陷入了一盘散沙的状态。要走通现代化道路，中国必须解决两大核心矛盾：
一是现代化与工业化需要大量原始积累，但百年间帝国主义侵略与长期战乱，使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一穷二白；
二是现代化需要高度的社会组织化，但清王朝覆灭后，社会整合能力急剧下降，一盘散沙的局面难以支撑转型。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新建立的人民政权组织社会——一方面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以政党基层组织为核心，按照现代化建设需求，将分散的个体纳入机关、工厂、公社、学校等公共管理、生产经营、社会服务的单位中。宏观上的计划经济与微观上的单位社会相互配合，有效实现了社会整合，为现代化奠定了必要的原始积累和组织基础。仅用27年时间，中国就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与整体跃升筑牢了根基。
但随着发展推进，计划经济与单位社会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它们能提供原始积累和组织基础，却难以激发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此，中国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既要保持国家整体统一，又要释放各地区、各主体的活力，实现多元一体的高效协同。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打破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调动人民积极性；1992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这种转型并未引发系统性冲突，因为我们始终依托一体化的国家治理框架，既解决了动力不足的问题，又充分激活了各方面的潜能，真正实现了“多元一体”的有机统一。
不过，体制转换中也出现了新的问题。1997年，我们明确提出依法治国，通过完善法律体系规范社会行为与互动，为国家治理构建稳定的制度秩序。
有人曾认为，搞市场经济会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产生矛盾，这其实是对中国治理逻辑的不了解或者误解。中国的逻辑根植于“多元一体、天下为公”的文明基因——既延续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智慧，又在现代语境下体现为“全国一盘棋”与“激发社会活力”的统一。
四、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推动文明发展？
当中华文明通过现代化实现转型后，又如何反哺文明自身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所在。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步进入网络化社会。技术革命使原子化个体与多元化力量在虚实空间交织，催生了多元主体的自组织能力，社会力量从分散化向组织化、协同化演变。对此，我们通过建设和谐社会、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将多元力量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框架。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精神，推动现代经济、市场体系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协同生成。
这一过程如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长”：要素已生成而整体未整合。党的十八大选举产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整合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要素，以及政党、国家、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经过十年深化改革，各领域制度体系逐步定型，如同零部件生产完成，进入“整装整合”阶段。党的二十大随之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同在开放的时代赛道上稳步前行。
但推进过程中仍面临双重挑战：一是各领域制度衔接、政策协同仍需强化，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有待释放；二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正经历从工业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跃升的历史性转变，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发展的核心动能，需要现代化动能的系统性转换。
为此，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部署，聚焦两个方向：一是让已定型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更完善，释放整体效能；二是推动发展逻辑从以工业化为主导，转向工业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以数字化为新动能的模式，适应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同时，中国的发展始终以“天下大同”为价值追求——这既源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也回应了全球化时代的现实需求。因此，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不同文明通过交流互鉴实现创新转型，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中国的发展，既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也致力于为世界贡献力量，这是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必然。历经5000年演进，中华文明既形成了自身的独特品格，也印证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