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成功召开。会议期间，海内外专家学者积极分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研究的前沿成果，努力跳出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论”，试图以全球视野重新书写二战叙事，呈现以往被遮蔽、被忽视的历史声音。借此次会议机会，围绕“全球视野下的二战叙事与中国抗战”这一主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武汉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所合作，对与会的几位国际学者进行了访谈，谈谈他们的二战研究，以及他们眼中的中国抗战。
本期访谈嘉宾为亚历克西斯杜登（Alexis Dudden），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亚历克西斯杜登（Alexis Dudden）
请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二战史研究？
亚历克西斯杜登：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我的父亲出生于1921年，二战期间加入了美国海军。我听过许多他讲述的战时故事，但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历史学家——因为我的父亲本身就是历史学家。我的母亲是一位艺术家，可惜我并没有艺术天赋。于是我努力尝试去成为一个与他们都不一样的人，但父亲的故事最终还是将我吸引了回来。在高中时，我有幸获得赴东京留学的奖学金。我来自美国费城，这是一个与东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城市，因此对我来说日本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我只知道美日曾长期交战，却对亚洲战场一无所知，因为在我们的课程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些内容。
这一现象在美国至今依然存在。美国的二战叙事通常从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结束。如果既没有亚洲家庭背景，也没有对亚洲的兴趣，大多数美国学生几乎不会接触或研究日本侵华战争。正因如此，我逐渐意识到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认知缺口，这也成为我研究的重点。
能简单说下您过去和现在的二战史研究经历吗？
亚历克西斯杜登：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你们两位学生现在可能都在非常努力地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当我在大学读本科时，我也曾全力以赴地研究日本历史。但我的研究生导师曾对我说：“如果你不了解韩国，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日本。”于是，我在研究生阶段开始转向研究日本帝国的历史。对我而言，帝国与战争密不可分，所以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的扩张引发了多场战争，并最终促成了其征服亚洲大陆的企图。这便是我研究的起点。
美国二战史研究现状如何？
亚历克西斯杜登：正如你从新闻中所看到的，美国如今是一个高度分裂的国家，非常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最后一次获得胜利的战争。自1945年以来，美国参与了许多战争，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因此美国人喜欢重温二战——那是一次胜利，也是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时刻。有些人正是因此而铭记这段历史。但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二战并非总是光彩的。比如，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曾将日裔公民关入拘留营。虽然战后这一举措被裁定违宪，但许多日裔美国人因此失去了全部财产，这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再如，在轰炸行动中，美军以城市为目标，导致日本的67座城市中有多达65座被摧毁。除死于原子弹爆炸的人之外，还有约50万日本平民在空袭中丧生。这些是美国人想要淡忘的事实。因此，胜利固然值得纪念，但针对平民的攻击却不是美国人乐于谈论的话题。
这使我想到一个命题，二战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一场“好战争”。
亚历克西斯杜登：是的，因为按理说，那应该是一场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是为解放欧洲而进行的战争。有一点至关重要——当我还是中学生时，老师告诉我们，美国参加二战是为了从集中营中解放犹太人。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并不是为了犹太人而向德国宣战。如果真是那样，美国一开始就会接纳犹太难民。然而，现实是美国当初拒绝了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
这正是历史记忆叙事的修罗场。人们说美国打了一场“好战争”，因为结局看起来很正面：犹太人获得了解放，法西斯日本被击败。但与此同时，许多不那么光彩的事实却被掩盖了——例如拒绝犹太难民、监禁日裔美国人等。
迄今为止西方学界重要的二战史著作有哪些？您最喜欢的一部二战史著作是谁的，为什么？
亚历克西斯杜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回答的问题。而且我并没有“最喜欢的”历史书，因为我的教学内容并不局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我讲授的日本二战史为例，有一位日本漫画家水木茂（Mizuki Shigeru）创作过一套描绘二战的漫画，全套共四卷，其中中间两卷专门讲述日本在二战中的经历。他通过自己的视角描绘战争，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战场上士兵的亲身体验，二是官方历史叙事的呈现。因此，这套漫画同样可以作为学习历史的材料，就像约翰道尔（John Dower）所写的学术著作一样。
约翰道尔或许是研究美日战争最杰出的美国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包括《无情之战》（War without Mercy）和《拥抱失败》（Embracing Defeat）。除此之外，还有例如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等重要著作。
《无情之战 : 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的中译本
《拥抱战败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的中译本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作《日美韩三国困局》（Troubled Among Japa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这本书的？您通过这本书要表达的新观点是什么？
亚历克西斯杜登：这个问题涉及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我意识到，日本人对战争的看法多种多样，就像中国人、韩国人对战争的理解也各有不同。而对美国人来说，如果他们本人或家人没有在亚洲或太平洋战场服役过，他们往往根本不会关心这些历史。
东京大学著名学者和田春树（Wada Haruki）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俄国和美国等国关系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他认为，1952年的《旧金山条约》并不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条约，而是“延续战争的条约”。这种看待战争结束的方式非常耐人寻味：同一天上午，美国与日本宣布战争结束，日本获准恢复主权并成为独立国家；然而到了下午，两国又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允许美国永久使用日本领土来部署军队。我们不禁要问：战争真的在那一刻结束了吗？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与你们同龄的美国人甚至不知道美日之间曾经爆发过战争。除非他们本人曾服役于驻日美军，否则很多美国人甚至不知道美国在日本还有驻军。于是，在许多美国人的印象中，日本就只是寿司和超级马里奥。
您过去了解过中国抗战吗？美国学术界和社会关于中国抗战的看法有什么演变？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亚历克西斯杜登：我最初是通过电影认识中国的。因为我既没有来自中国的家庭成员，也没有中国同学，所以电影是我了解中国的第一途径。直到高中时，我才第一次听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学校里，我们学过一些关于亚洲的文化内容，比如亚洲的音乐和舞蹈，但从未学习过有关中国抗战的内容。
在美国的二战研究中，学者们花费大量时间探讨美国为何要在欧洲作战。因此，对我来说，第一本真正涉及中国抗战的书是在大学时期才接触到的。如今，我在课堂上会讲授拉纳米特的《被遗忘的盟友》。我的另一项研究与慰安妇及军事化性奴役有关，这与中国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密切相关。当然，还有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主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更广泛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抗战的历史意义？
亚历克西斯杜登：我从米特教授那里学到了很多。当你提到美国“好战争”叙事这类问题时，必须记住，日本早在1931年就入侵了中国，而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城市中进行了顽强抵抗。他们竭尽全力抗击侵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
您对中国的二战学术研究有何理解？
亚历克西斯杜登：绝对太棒了！举个例子来说，我合作过的中国学者裘佩佩在美国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开始了她的学术生涯。她写了一本名为《中国慰安妇》（Chinese Comfort Women）的著作，这是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第一本英文专著。这本书非常出色，因为她能够利用最新的档案资料，尤其是在华北地区系统地采访了慰安妇幸存者。她的研究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日本军队进入一个小村庄时，年轻男子往往会尝试反击，或者采取游击战术驱赶日军；而留下来的女孩则常常被日军掳走并遭受强暴。
《中国慰安妇》（ Chinese Comfort Women）
您对于二战研究有什么期待？
亚历克西斯杜登：在当前阶段，必须弄清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的儿子今年20岁，专业是中国历史。他明年将去上海学习，并且想做一些很酷的事情，成为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大约三年前，有一次我正准备上课的资料，他问我：“你今天教什么？”我说：“你知道，二战的那些历史。”他回应道：“妈妈，我们离下一个世纪越来越近了，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越来越远了，为什么你还在关心它？”当时我觉得，这其实挺令人不安的。大国的军事实力在不断增强，甚至连美国今年夏天也开始举行阅兵仪式。自1945年8月以来，核武器已经决定了战争的形态。如果我们不重视潜在的毁灭性后果，不重视国际关系的恶化，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那么，我们该如何教学？我认为，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至少从理念上开始努力，阻止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很抱歉，我现在非常非常紧张，尤其是因为我的国家正变得越来越疯狂。
现在西方还存在忽视中国抗战的声音，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亚历克西斯杜登：一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另一方面，答案却异常简单——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依然主导着人们对过去和全球历史的理解，世界历史常常聚焦于欧洲的战争，尤其是白人之间的冲突。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我自己对中国抗战也是一无所知，直到上大学后才开始自主阅读相关历史。二战的叙事应当包含中国在击败强大敌人中的努力。
西方世界至今仍在争论如何（至少在英语语境中）称呼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吗？还是一场特定的战争？是“太平洋战争”？“日本侵华战争”？还是“亚洲太平洋战争”？我倾向于使用“亚洲太平洋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广阔的区域内，而美国实际上仅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美国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为了“解放”中国，更不是为了“解放”韩国。
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将中国的二战经历纳入全球历史。我认为这至关重要，因为种族主义不仅贬低亚洲，也影响了人们对抗德战争意义的理解。不幸的是，出版业同样左右着二战史的内容取舍。如果你在欧美以外的地区出版二战史，作者所在国的经历往往是最重要的内容；但如果这本书要被翻译成英文并获奖，就必须重点谈论欧洲战场。
问题就在于此。要让中国抗战成为全球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让二战史从中国抗战开始。实际上，写一本书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你无法将所有内容都纳入其中。但要使抗战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我认为可以引入比较视角（comparative approach）。将中国抗战的数据和模式与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进行比较，越多地建立联系，就越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
我想知道，谁是这些观点（忽视中国抗战）背后的代表人物？
亚历克西斯杜登：几乎所有主要的二战著作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章涉及中国，虽然数量并不多。但确实存在否认历史的行为，比如一些日本学者否认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否认，从根本上说是种族主义行为。或许我更愿意说，这不只是种族主义，更是一种短视——他们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和视角，缺乏对历史全貌的认识。
目前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声不多，您最希望在哪些方面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
亚历克西斯杜登：我非常渴望了解中国抗战力量在击败日本方面所作的贡献。同时，我也希望关注战争中的个体，因为这些个人故事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刻地感知和理解宏大的抗战历史背景。
关于二战史的全球书写，您认为主要的挑战或优先事项是什么？
亚历克西斯杜登：首先，实现国际化或尽可能广泛地书写历史本身就是一大挑战。这里我想起一位非常著名的拉丁美洲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他写过一篇关于绘制地图的文章。你知道地图上都有比例尺，但他在文章中设想绘制一张1:1的地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吧？这正如你提到的全球史写作的难题：你如何把所有事情都写进一本书里？
其次，你会发现，研究过程中会有一些发现改变你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举个例子，今年我在研究新加坡肃清（华人）大屠杀，这是一件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历史事件。那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段历史？研究过去的意义何在？学习历史的魅力之一就在于你的个人经历会影响你对过去的理解。这才是作为历史学家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让你把自己写进历史里，因为历史不是你的自传。
如今，我们对世界的现状依然充满未知，在华盛顿有人可能正在做出极其糟糕的决策，而这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因此，每当我打开档案，都会感受到历史与现实之间这种紧密的互动与关联。
在当下世界格局多有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研究二战对于当今世界有何意义？
亚历克西斯杜登：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确保每个人都深刻理解核战争的恐怖与毁灭性。核战争是我们无法承受的灾难。我相信，美国并没有随意对平民使用核武器。曼哈顿计划是由政府资金和纳税人资助的最大规模项目之一，因此政府有意对这种新型武器进行实际测试——这也是政府运作的一部分。如果你拥有一个威力如此巨大的新武器，你自然会想要使用它，向纳税人证明这项投资的价值。不过，美国本可以选择像1946年夏天那样进行核试验。那个时候，有一项名为“跨越行动”（Operation Across）的计划，美国政府邀请了全球领导人前往太平洋中部的一座小岛，向全世界展示美国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则没有。
这让我想到了电影《奥本海默》。
亚历克西斯杜登：你知道吗？我们许多研究二战的学者和书籍都普遍认为美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针对日本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核武器最初其实是针对美洲原住民的。奥本海默选中的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牧场，正是美洲原住民部落的土地。当他们进行核弹测试时，并没有将当地的原住民迁走，因为他们被视为“可以牺牲”的群体。因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核武器，实际上是针对一个美洲原住民部落的。我作为专注于日本历史的学者，过去从未深思过这一点，但我们确实应该关注这些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有一部讲述这一点的电影非常值得关注。
您能分享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吗？
亚历克西斯杜登：是的，我现在正在写三本书，其中两本比较重要。第一本是关于日本战后领土争端演变的研究。日本政府于2014年绘制了一幅地图，宣称那些有争议的岛屿全部属于日本。这并非出于安全考量，而更多涉及战争、记忆和损失的问题。因为日本周边的这三个岛屿并没有为日本带来经济利益或安全提升。实际上，当与中国就钓鱼岛发生争端时，反而对日本产生了负面影响。东海争端对商业没有好处，与韩国和俄国的领土争端同样如此。
第二本书则聚焦于新加坡大屠杀的策划者——战犯辻政信（Tsuji Masanobu）。我研究他不仅因为他是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以及巴丹死亡行军的主要策划者，更因为美国战后选择放走了他。1945年后，他与一位非常富有的泰国女性一同消失在泰国丛林中，长期隐匿于此。直到1952年，他才得以返回日本，随后成为一位受欢迎的电台明星，甚至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战犯辻政信（Tsuji Masanobu）
英国曾希望将他作为战犯审判，但美国当时坚决反对，理由是要利用他掌握的重要情报。这不仅是一部日本战犯的传记，更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美国否认他是战争罪犯。我认为，美国还曾在越南战争期间利用过他的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