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在线:麦当劳代金券回收-老家抗旱，工作地抗涝，天气真乱套

8 月初，在河南周口的玉米地里，周宁盼来一场断断续续的雨，气温也微降，心里稍微松了口气。但几天后，气温又迅速飙到 37、38 度，大白天扎进这比人高的绿浪中，压得人喘不过气。

周宁今年 50 岁，常年在广东惠州做锂电池生意，频繁出差国内外。最近因为老家迟迟不下雨，才抽空赶回河南帮父母浇地。可在地里忙活的同时，手机里却接连跳出惠州的暴雨黄色预警，让他又开始惦记起南方的内涝。

南北之间来回切换，他越发觉得，今年的天气，真是乱了套。

除了每年夏天都要与台风缠斗的华南、东南沿海以外，京津冀多地也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强降雨，灾害损失惨重。

而在以河南为代表的中部省份，却又盼不来降水。在中原，灌溉仍以井灌和小型机泵抽水为主，缺乏系统化渠系。干旱来临时，地里常见农民抱着水管在地头浇地，或靠柴油机临时抽水强撑，效率低、成本高，也难以抵御持续的旱情。包括洛阳在内的部分地区因为旱情，小麦早熟，农民不得不提前收割。

南涝、中旱、北涝交织，成为今年夏天最割裂的图景。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并非偶然的气候波动，而是由于全球变暖，气候变化 " 加速 " 趋向极端的迹象。

气温上升正改变地球上水的循环模式。洪水、干旱、热带气旋和山体滑坡，都是与水相关的灾害。

《2024 年全球水监测报告》曾预测，南美洲北部、非洲南部及亚洲部分区域的干旱可能会恶化，而非洲北部、欧洲则面临洪水风险。‌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南告诉南风窗，人类未来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份完全陌生的考卷。洪涝或许来势更猛、波及更广，大城市受灾可能重新变得频繁，眼下仍属常规等级的旱灾，也可能升级为大面积减产甚至绝产，波及人畜饮水。

郝南提醒，" 过去的应对经验正在失效 "，但大多数人的灾害记忆，仍停留在二十来年里的 " 常规灾害 "。在他看来，只有当极端天气的烈度和频率远远超出人们的经验时，真正的危机才会显现，而人们并没有准备好。

热，是李静今年暑假回老家的最大感受。在外上学的她已经很久没回乡了，家里只有老人还在那，照看着差不多十亩的玉米地。

爷爷七十多岁了，对种地还有股较真劲。每次打电话，都绕不过 " 该浇水 "" 啥时候能下雨 " 这几句话。家里人赶不回去时，他就一个人干，头上罩着一个网袋子，就扎进了玉米地。为此，他犯了支气管炎，浇完水就得去医院打针。

一放暑假，李静和弟弟便赶了回来。没什么务农经验的她，只能每天守在田头，帮着开关水闸。很快，她就被烈日烤得湿透。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和弟弟，更是满头大汗，还沾满了花粉。但地却仍旧 " 干 " 着，子孙三人连着劳作四五天，才把地浇透。

这种焦灼，并非河南一地独有。今年春天，全国大范围出现 " 暖、干 " 气候，多地平均气温创下 1961 年以来同期最高。

3 月下旬起，华北、黄淮干旱迅速扩展，到 4 月中旬，全国中旱及以上面积已超 200 万平方公里，特旱近 50 万平方公里。后来，南部因降雨缓解，但北部旱情继续恶化。

5 月，" 晋陕豫干旱三角区 " 形成，黄河中游五大水库蓄水量同比锐减 2.54 亿立方米，相当于 18 个西湖的水量蒸发。到月末，陕西南部、河南西部、甘肃南部已陷入重旱，局地发展为特旱，农户只能提前抢收尚未成熟的小麦。

进入 6 月，部分地区迎来降雨，旱情却缓解不均。河南 6 月中旬一度进入 " 抗旱临战状态 "，7 月重旱面积占到全省 41%。偏偏那正是玉米抽雄吐丝、花生开花下针的关键期，干旱使得这些作物植株矮小、籽粒稀疏，有的玉米叶甚至卷成了 " 油条 "，不少农户不得不舍掉部分地块。

在许多村庄，人被 " 钉 " 在了机井口。凌晨三四点，就有人带着水泵去排队，夜间轮班抽水，电费、人工费直线上涨，却依旧难保出水率。李静回忆，有段时间自家抽水机一度打不出水，老人只能到邻居家借水。

到 8 月，河南降雨仍不均匀，人力抗旱还在继续。河南省财政累计下拨抗旱资金 2.6 亿元，用于机井维修、抽水和农田保灌等。

干旱往往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只有当作物减产、供水告急时，人们才会直观感受到它的严重性。即使能够预测某地在夏季可能面临干旱，但预防起来也有难度。

水库蓄水、节水技术和人工增雨等常被用于防旱抗旱，但当干旱地区水源缺乏时，也可依赖调水，但这需要庞大而复杂的水网系统支撑，而现实中很多地区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扬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讲师张更喜表示，建设全国性的巨型调水网络，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还因技术复杂、生态影响和政策协调等挑战，在现阶段难以全面实现。

与旱灾相比，我国的洪涝问题更为紧迫。当河南人盼着水能再多点，南北两端的人却在祈祷雨停。

在东南沿海，台风每年都来。但今年的雨水更集中、更猛烈。华南多地河流涨至超警，暴雨诱发的山洪、滑坡与城市内涝叠加，形成 " 双线作战 " 的险境。

在西南，" 丹娜斯 " 台风残余加季风降雨，使 25 条河流水位超警，迫使数万群众撤离。贵州榕江更是经历了 " 洪水围城 " ——洪水淹没街区，转移群众逾 4 万人，水位升高至安全标准之上两米，达近 70 年来最高。

北方的情势也尤为严峻。河北保定、承德及北京密云等地，在短短几天里就下完了 " 一整年的雨量 "。内蒙古的情况同样不容小觑，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等多地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仅上半年，洪涝灾害造成 798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 51 人，紧急转移安置 38.1 万人次，倒塌房屋 2100 余间，损坏房屋 4.93 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468.7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303.9 亿元。

郝南告诉南风窗，这些年城市受灾越来越突出的，其实是人口 10 万到 100 万之间的县级市—— 2025 年，这些地方的洪水灾害是过去 15 年来最多的一年。

此外，尽管受灾经济损失往往比较严重，但大部分城区都能在几天到数周内恢复如常，最沉重的代价往往落在更不易为人知的乡镇和农村。

郝南表示，村镇死亡比例最高，损失最难弥补。尤其在已空心化的村庄，一场洪水就可能让原本还能勉强延续的社区加速凋亡。

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北方强降雨的频率和强度都呈现上升趋势。过去被视为南方常态的 " 桑拿天 "，如今在北方也屡屡出现。个别年份，包括今年，都出现了 " 北方汛情重于南方 " 的局面。

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张更喜向南风窗解释说：空气能容纳的水汽量与温度呈正相关，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空气的持水能力大约增加 7%。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空气能 " 装下 " 的水分更多。

这种变化不仅让 " 湿热难耐 " 的天气在北方频繁出现，还直接塑造了更极端的降水格局：一方面，空气更难被水汽 " 撑到饱和 "，干旱更容易形成并维持；另一方面，一旦水汽聚集到临界点，降水就会更加猛烈，往往以短时强降雨的形式倾泻而下。

而今年极端暴雨的分布，还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简称 " 副高 "）的移动密切相关。在张更喜看来，气候变暖正在加剧这一过程。近年来副高北移的幅度更大，滞留在北方的时间也更长，这使得北方遭遇极端暴雨的频率和强度都在上升。

与此同时，位于副高核心区的中部地区却常常 " 空出来 " ——南方暴雨如注，北方大雨倾盆，中部却在酷热高压的笼罩下，被烈日炙烤。

如今，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百年一遇 " 的灾害事件正在加速复现。在水带来的种种灾害面前，洪涝风险带来的次生灾害链反应更强，也加速暴露了城市的隐忧。

郝南提醒，洪涝风险看似 " 雨过地干 "，其实要复杂得多。山洪、泥石流、滑坡和城市内涝往往随雨即发，就发生在暴雨范围内。而河流性洪水则有延迟效应——上游的暴雨过后，洪峰还会在数小时甚至几天后陆续经过下游。问题在于，很多人并未意识到 " 洪水不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凭空消失了，它是向下汇流的 "。

正因如此，公众的关注常常停留在实际更多发生在山区的人员伤亡数字，却很少意识到另一重隐忧：城市承载系统正被推向极限。

郝南提醒，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公众常常忽略的 " 阈值 " 风险。几十年来，中国的防洪体系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型水库和堤防把原本可能造成成千上万人损失的灾难，压缩到几十人的伤亡。

但气候变化的加速度，已经超过了设施更新的节奏。比如，7 月下旬，密云水库的入库流量在 6 小时内从每秒 569 立方米飙升到 6550 立方米，逼近极限。此外，去年的雨季里，广东梅州蕉岭上游的长潭水库也因极端降雨被迫 " 所有闸口敞开泄洪 "，" 差一点就装不下了 "，当地已计划提升水库调蓄能力。

洪涝应急工作，开始变得更加重要。

郝南把洪涝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灾害是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 雨下在哪，灾害就在哪爆发 "，窗口期往往只有半小时到一两个小时。暴雨红色预警刚发出，电话可能就已经打不通；通讯中断和人员遇难几乎是同时发生。在这种灾害面前，社区基层干部要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逐户劝说辅助群众撤离，常常比普通村民更容易伤亡。

郝南形容，卓明（郝南发起的民间救灾组织）这两年的工作就是 " 努力再抢出多一点时间 " ——哪怕只是半小时、几分钟，都可能救下几十条命。但他也坦言，这类伤亡几乎不可避免。

因此，面对第一类灾害，灾后社区外部的紧急干预往往来不及，唯一能做的只能放在日常：提前知道社区面对哪些类型的灾害风险，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样，哪些地方容易出事，措施要具体到知道雨下到多少毫米就得马上行动，每一户平时演练往哪条路跑，每一位有特殊困难的群众要由谁来照顾。但现实却缺乏知识转化机制——专家懂的是模型和公式，村民需要的却是 " 什么时候跑 "" 往东跑还是往西跑 " 的具体方案。

" 这不是没有办法 "，郝南说：" 只是没有医生。" 他的意思是，气象学家、水文专家、地质学家能像药厂钻研病理、研发药物，但真正面对病人、告诉病人怎么治疗的医生，在社区灾害应对里几乎是空白。学界针对各种灾害也有很多成果产出，却没有足够的途径转化成社区层面日常可以做起来的行动方案。

这种 " 空白 "，也是张更喜的担心。他指出，灾害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门槛较高，普通人往往难以理解。即便是面向公众的科普文章，读起来也容易让人 " 看得糊涂 "。气象知识尚且能和中学地理勉强关联，水文更像是只存在于专业圈子的学问。结果是，公众即使听说过 " 厄尔尼诺 " 这样的词汇，也往往不知道它真正意味着什么。

在他看来，这并非完全无解，而是缺乏愿意把复杂知识翻译成大众语言的人。" 真正做科普的科学家并不多 "，他感慨，因为写论文能换来职称和考核，而 " 从零到有 " 写一篇通俗的文章，不光更费力，而且鲜少有 " 回报 "。

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意识往往依赖于亲身经历。然而城市居民与灾害的直接碰撞极少，日常生活被基础设施隔绝在 " 安全 " 的假象中。缺少切身体验，就更难真正建立起对风险的敏感性。

比如，在张更喜看来，与常年与台风打交道的华南居民相比，呼和浩特的许多人或许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更没想过这里会发生洪水，洪水巡查员都相对较少。问题在于，" 洪水发生之后，会发现它（预防措施）是必要的，但在发生之前，它是不必要的 "。

正因如此，郝南在工作中频繁强调城市的高风险即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发生概率低的超常洪涝事件中。他提醒，城市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仅仅是短时积水的城市内涝，尽管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常见，而是第二类灾害——河流洪水。

河流洪水一般最容易预警，有时间更长的行动窗口。上游暴雨之后，会淹出堤岸的洪水往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抵达下游，只要信息传达及时、清楚，下游居民来得及提前转移。但问题往往在于：危险已经发生，却没被真正感知。

今年榕江洪灾就有很多启示。第一波洪水来临前，水文水利部门根据上游几个水文站的实时流量，已经发出了洪水什么时候到达榕江、水位会超过历史记录的红色预警，一些居民依旧以为会像以往几次洪灾一样只淹低处而选择留在家里，结果被远超预期的洪水围困；几天以后，第二轮洪峰再次来袭时，所有居民全部提前转移、提前准备，损失大为减少。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广东英德。这里在四年里经历过至少五次洪水，居民逐渐掌握了 " 上游水位多少米，下游就淹到哪里 " 的规律，更理解洪水预警里各种数字的含义。郝南告诉南风窗，久经考验后，社区的行动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细致，社会组织、团委、妇联、红会、学校都能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作用。

但靠亲身经历提升意识的成本太高昂，更重要的是，这种记忆往往有 " 时效性 "。时间久了，当时的亲历者可能不在位了，或者警惕性逐渐放松，集体经验就会消散。

郝南担心，这样的场景迟早会在大城市重演。而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对此并无感知，对未来可能面对的灾害强度和继发的影响，也毫无概念。届时，损失和代价，可能会远超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