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6日,日本“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部到河北涞源县和易县交界处的黄土岭,准备对我八路军进行报复性攻击,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钻入了八路军的埋伏圈。7日16时,阿部规秀把指挥部转移到附近寨坨村一个叫教场的地方,在那里指挥突围。
从进屋到毙命不足半个小时
当年的教场住户很少,阿部规秀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四合院作为自己的指挥所。2005年6月初,笔者来到了这个小院落,当年相当体面的小院,如今已经破败了,五间正房有两间已经无人居住,两侧的偏房尽废,仅残存着屋墙,靠北的一面放着几个养兔的笼子。院内有几株树,但都只有二三十年的树龄,院子里住的只有陈汉文老汉和他的老伴赵玉亭大妈。赵大妈说,儿子已经在公路对面盖了新房,全家都搬过去了。陈汉文说,当年他们四世同堂,老家是黄土岭的,因为租种着地主的七八十亩地来回奔走麻烦,就在教场盖了这个房子。黄土岭在涞源县境内,而教场却是易县的地盘。所以阿部规秀是在易县挨的炮弹,而不是在涞源。
日本兵把陈汉文四世同堂的一家18口人赶进正屋,让他们都挤在左侧的一盘大炕上。不久,阿部规秀就带着三四个随行的参谋人员进了屋。他们把陈家的长条桌摆在屋内当间,阿部规秀就对着门坐在桌前。陈汉文说能听见外面院子里还有不少人,但炕上的人看不到。陈汉文记得阿部规秀还曾到炕边小坐了一下,腰上长长的战刀曾经触碰到了坐在祖母怀里的他。那时他是全家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6岁。两个通信兵摆弄好了一部电台,阿部规秀对着叽里呱啦地嚷嚷了一通。陈汉文说,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外面一声巨响,就看见阿部规秀一仰身从凳子上倒了下去。反应过来的随行人员慌忙上前把他的大衣裹紧,背的背,抬的抬,走了出去。他们走了之后很久,陈汉文全家人才敢下炕,发现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只在影壁前有一个尺余深的弹坑。陈汉文说他没有看到血,只是看到墙上、糊窗户的羊毛毡上插着几块弹片,并且除了阿部规秀,屋里的其他人都没有受伤。很显然,阿部规秀正对着门坐着,他的正面无遮无挡,是院内爆炸的弹片飞进来击中了他——这无论如何有点匪夷所思,老百姓讲话:“该着。”笔者踏访这个小院的时候,那个弹坑已经基本看不出痕迹了,只略略比别的地方凹一些,而墙上也没有了弹片,连弹片留下的痕迹也都被岁月的流逝遮掩了。
阿部规秀从站着走进陈汉文家到躺着离开陈汉文家不足半个小时。11月23日,日本本土媒体报道了阿部规秀的死亡,《朝日新闻》报道说:“……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受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仍大声疾呼‘我请求大家坚持’,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武人的本分啊。’……”而日本公刊战史《华北治安战》却没有写得这么“感人”,只说“旅团长当即死亡,旅团参谋尽皆负伤”。而见证人陈汉文回忆说当时并没有听见阿部说过什么,只记得一帮人着急忙慌地抬着阿部规秀就走了。至于院子里的人,他不知道是不是有受伤或死亡,因为看不到。但不管怎么说,阿部规秀“遥拜”的可能性不会太大,即便是《朝日新闻》也说他是在受伤后三个小时死亡的,他的伤势不一定能给他遥拜的机会。再则,他当时仍处在八路军的包围之中。
阿部规秀之死,让日本朝野震动,约20天后他的骨灰运抵东京,东京降半旗以志哀。现在看来,东京的半旗也是在向一个叫黄土岭的太行山小山丘致敬——战争就是这样,当日本人恐慌的时候,不但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的抗日团体、著名人士都发了贺电,蒋介石也发了贺电,称“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

我军迫击炮向进犯的日军独立混成第 2 旅团轰击,当场击毙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阿部规秀为什么要来黄土岭?
阿部规秀,1886年生于日本青森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青年时期曾在关东军服役。1937年8月,升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驻屯黑龙江省孙吴地区。同年12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39年6月,阿部规秀调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驻扎在张家口。同年10月,阿部规秀又晋升为陆军中将,且将调回国内任日本天皇的侍从武官长。
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很有名气,被称为“名将之花”“山地战专家”,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在上任两个月后,阿部规秀就把他的独立步兵第4大队移防涞源县,与日军第110师团在当地的警备部队进行了交接。涞源是一个多山的县,道路险恶,多悬崖峭壁。阿部规秀显然是急不可待地想让自己这朵东洋“名将之花”在太行山顶上绽开。推测他此时的心态是,任职时间短还没有什么建树,刚刚晋升中将总得有点作为,回到天皇身边不至于乏善可陈。
战后,日本公刊战史《华北治安战》在形容涞源当时态势时是这样说的:“我县行政威令仅能及于驻扎地周围与主要道路附近。与此相反,中共势力则早已渗透全县。杨成武指挥的共军独立第一师(此时已改番号为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即在该县编成,居民和士兵间多有亲友关系,互相保有深厚感情。因此,我警备部队在其军、政、民一体的敌性地区中,仅能保持着点与线的状态。”但新官上任的阿部规秀似乎并不以为然,尽管他的前任常冈宽治少将就是一年前在“扫荡”时被我八路军第120师狙击手打死的(一说重伤未死),但他仍然相信“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所以1939年10月10日他下达的“肃正”计划里反复强调要以武力讨伐,扫荡“共匪巢穴”,“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机会”。
9月初,日军就开始从晋察冀根据地的南线“扫荡”,八路军第120师和四分区在陈庄地区消灭了他们800多人;南线失败后,晋察冀北线也遭到“扫荡”,日军从九宫口、麻田岭、曹庄子、上庄、中庄等地修筑汽车路(即飞狐陉古道),想与涞源的公路干线衔接,以增强部队的机动性。10月中旬,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率两个营夜袭麻田岭,又消灭了掩护筑路的日伪军几百人。但这些挫折都没有让阿部规秀对八路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在赴涞源走向死亡之旅前曾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三四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是一场相当的战斗。八时三十分乘汽车向涞源城出发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圣战还要继续,我们必须战斗。那么再见。
他过了头的自信也许就是他丧命的原因。笔者在实地踏访时看到,他选择陈汉文家作为指挥所是不具隐蔽性的,那个四合院处在两山之间的一个小高地上,对于一个农宅来说可能是块风水宝地,但对于八路军炮兵来说,则可以当作瞄准标定物。
阿部规秀是1939年10月底从张家口赶到涞源的,当时他率领的是独立步兵第1大队,大队长是辻村宪吉大佐;拟会同担任涞源县警备的独立步兵第4大队进行“讨伐”,第4大队的大队长是堤赳中佐。此时日军获得的情报是,在走马驿驻扎着杨成武一分区第3支队三四百人,吉河村、银坊镇驻扎着第3团。
10月31日,阿部规秀进行了作战部署:“堤赳讨伐队从插箭岭,首先对走马驿镇之敌;辻村讨伐队从白石口,首先对银坊之敌,分别袭击。11月2日半夜以后,开始行动。”

日军指认阿部规秀毙命现场照片
雁宿崖伏击战只是开场锣鼓
阿部规秀要“剿灭”的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他很可能不知道分区司令员叫杨成武;就算他知道,他也不会知道他部署作战的这一天,其实也是临近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
10月30日晚上,杨成武得到报告,阿部规秀要分兵进山“扫荡”。杨成武把得到的情报详细地向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看过地图之后问:“情报可靠吗?”
杨成武表示,涞源的情报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涞源是八路军北上抗日最先解放的一个县城,虽然后来被敌人占领了,但县城四周的乡村仍在党组织的控制之中,无论是敌维持会还是宪兵队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情报员。杨成武请示:“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吧?”
聂荣臻同意了杨成武的请战。当时,八路军第120师的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也在军区准备参加军区成立两周年的庆祝活动,聂荣臻就让杨成武去请贺龙、关向应以及军区政委彭真来一起商量作战的事。贺龙听汇报后大声说:“送上门来的,打,打个大胜仗,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
11月1日凌晨,杨成武骑马离开军区驻地阜平,回到分区司令部驻地易县南管头村。途中,他特意绕经银坊镇、雁宿崖、三岔口、白石口、插箭岭、黄土岭,详细察看每一处的地形地貌。渴望胜利是所有军人共同的心愿,为庆典献礼也是军人性格决定的,但战争目的绝不仅仅是这些:涞源如果能控制在我们手里,那么八路军就可以前出涞源经察南挥兵北上,直捣阿部规秀的“老巢”张家口;而如果日本人巩固了对涞源的控制,他们同样可能把涞源变成一把插入晋察冀军区背后的尖刀,把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分割开,阻止军区向察南、雁北的进一步活动。这些才是根本。在一个成熟的指挥员那里,战争的原因不能是一次斗气,更不能是一次儿戏,只有这样,他才会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而成功往往就属于准备最充分的人。
一路上,杨成武一面察看地形,一面思考战斗部署,一面利用就近的电话站把作战命令下达各团,让部队准备行动。之后,他又到达驻扎在银坊镇的第3团,和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副团长邱蔚进一步研究作战方案,成熟之后,遂即命令各团立即按计划开进伏击地域。
11月2日,杨成武召开作战会议,对作战方案再一次进行研究和确认。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后,决定: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不使那两路敌人接近战场;三分区的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其第2团,纪亭榭(一说副团长邱蔚)、袁升平率第3团,分别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第1团插至白石口南,随时截击敌人的退路。待敌人进入雁宿崖地区后,全线发起进攻。
杨成武布下了一个天罗地网。
日军方面,辻村第1大队11月1日乘卡车出涞源县城,先到达下北头据点和西龙虎据点集结,分派征集来的骡马驮子。而后兵分两路,以一部约百人(冈垣第1中队)从白石口经鼻子岭、北道神辛庄、蛤蟆石塘至沙岭沟,而后准备奇袭吉河村;辻村宪吉本人自带三四百人为本队,从白石口向东南到达三岔口,然后向南经雁宿崖村、张家坟、枣儿沟攻击银坊。11月2日一早,辻村第1大队主力从下北头出发,艰难地穿过白石口向三岔口进发。在临近三岔口的时候,听到上碾盘村方向传来几声零散的枪声——据晋察冀一分区后人杨言信先生的深入研究,这是当地民兵白石山游击队放的,该部隶属曾雍雅、梁正中的第3支队,后来被演绎为“狼诱子”。
11月3日是个大晴天,早晨7时左右,辻村“讨伐”队大摇大摆进至雁宿崖,八路军各团主力早就在两侧的山上隐蔽展开。
雁宿崖的战斗打了整整一天,一直到傍晚才结束,辻村宪吉的独立步兵第1大队几乎全军覆灭,仅辻村宪吉带少数残敌借夜色躲在一个山沟里侥幸逃生。66年之后,80岁的刘如江老汉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枪声的响脆。当年,他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他说头一天晚上八路军的通信员就来招呼村里人躲避,说鬼子要来了,战场就要摆在家门口的吃饭桌上了。刘如江没有走远,只是赶着羊在三里外的山坡上放,天将黑枪声稀落时他才回去。那时候,部队已经开始打扫战场了。
雁宿崖伏击点是一个宽约200米的河滩地,中间有涓涓细流如带。笔者去的时候,刘如江老汉正在他的责任田里打草,因为靠着山脚,那块地里没有种农作物,只栽了一些杨树。杨树长势很好,直直地往上蹿。他告诉我们,他的这块地就是当年埋葬鬼子兵的地方。战斗结束的当天,八路军把日军的尸体埋了。第二天,来了一伙日本兵,把日军的尸体扒出来架火烧了,许多骨灰都没有收拾干净。刘如江还介绍说,当年的村庄就在现在种树的一带,打完仗房子都毁了,现在村子迁到了公路那边。笔者放眼看过去,除了几截矮矮的残墙以外,几乎无法再想象村庄原来的模样了。
据日本公刊战史《华北治安战》记载,阿部规秀是11月3日也就是当日午后得到辻村“讨伐”队被伏击的消息的,但当派去增援的部队到达时,八路军已经撤走了,只剩遍布河滩、山头的数百具尸体和一个损兵折将后欲自杀谢罪的辻村大佐。
这个时候,阿部规秀肯定不会再觉得悠闲和有趣了。

1939年11月8日,黄土岭围歼战,我军战士向进犯的日军猛烈开火
阿部规秀之死是偶然还是必然?
爱报复是日军的一大特点,在战场上血腥地屠杀平民是这一特点的极致展示。“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也不例外,如果不是为了报复,他不会走进陈汉文家的小四合院,如果他没有走进那个他驻足不到半个小时的四合院,后来东京也不会为他降半旗。
据陈汉文说,阿部规秀死后,他的父亲就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两年后的一天,鬼子一个小队到村里“扫荡”,为了行军方便,他们把自己的一个伤员放在路边,但回去的时候,发现伤员已被游击队捆走了,于是在村里大开杀戒,杀死了包括他父亲和三爷在内的108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1939年11月4日凌晨,阿部规秀率领新调来的中熊正直中佐为大队长的独立步兵第2大队,以及其他各队人马共1500多人出涞源县城,经龙虎村、白石口向雁宿崖前进。午后,先是在三岔口至雁宿崖一线安排第1大队收尸事宜,而后给狼狈不堪的辻村大佐补充兵员,令其执行后续作战任务。这当然有点令其“戴罪立功”的意思。黄昏后继续开进途中,与八路军第1团等部队零星接火,但没有取得什么战果。此前的辻村第1大队一部,仍沿原定路线迂回吉河村,而后向东开进银坊镇,仍然一无所获。11月5日,从走马驿赶来的堤赳第4大队实施“三光”泄愤,把银坊烧得火光冲天,但因群众已提前疏散,他们仍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11月6日下午,阿部规秀率部抵达黄土岭。日军的记载是:“当面之敌并不与我正式交战,仅保持着接触而潜伏于四周的山中,估计敌主力已向乔家河方向退却。次晨(日方记录为7日11时稍前,即中国时间10时稍前)旅团长根据敌人的行动,作出以下判断:‘敌以一部引诱我方,而主力向黄土岭附近集结,企图从我旅团背后进行攻击。’因此,旅团作了返回部署。”
阿部规秀的判断没有错,但已错过最佳时机。如果他决定在6日夜撤退,事情也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糟。因为11月5日,八路军第1团团长陈正湘经抵近观察,估量日军兵力和企图后,于晚间向在易县南管头村的杨成武建议,在原地再打一仗,消灭或重创这股新来的日军。11月6日一整天,杨成武都在向唐县军粮城的聂荣臻请示,直到晚上才下定决心打这一仗。而后,杨成武令第1团、第25团在寨坨、煤斗店集结,卡住日军东进的道路;第3团从大安出动,占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地;三分区的第2团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此时,杨成武在易县南管头的分区司令部掌控全局,第1团团长陈正湘在前线担负实际上的统一指挥之责,但当时各团之间无电话联络条件,因此战斗打响后只能按战前部署临场发挥,这对作战协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否则战果可能更大。
黄土岭,其实是太行山山谷间的一个小山梁,山下有一条相当宽的河滩,当年有着莽莽林木,现在山脚处则是许多的梯田,一派新农村的气象。笔者去的时候,正是草木葱郁的初夏,山岭绿油油的,已经很难想象当初的炮火和硝烟了。
11月7日,天空下起小雨。大概是吸取了雁宿崖的教训,整个上午,日军的东进都十分警惕,总是由约30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携带轻重机枪数挺先行占领路边的小高地,然后大队再跟进。
上午10时许,日军的先头部队接近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大队还逶迤在上庄子一线——这一距离,笔者实地勘察应为一公里或一公里半——这时,八路军第1团、第25团迎头杀出,第3团及三分区的第2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把日军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二三里、宽仅百米的山谷里。
日军依仗优良的火器,向八路军寨坨阵地猛冲,遭到反击后,就掉头向西,想从黄土岭突围,按来路逃回涞源。第3团紧紧扼守西、南阵地,第120师的特务团也及时赶来增援,从第3团的左侧加入战斗(在唐县参加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大会的第120师师长贺龙派特务团前往黄土岭助战,嘱该团听第3团指挥)。一时之间,日军欲归无路,只能就地拼命抵抗。一直到下午5时许,中日双方一直在激烈地交火。
在此期间,阿部规秀先是到独立步兵第4大队的后方,听取了大队长堤赳中佐的汇报。鉴于有迫击炮弹在附近落下,阿部规秀把原设在上庄子的司令部后移至中熊第2大队的后方,就进入了寨坨村教场陈汉文家里,并召集各队传令军官部署突围。日军战史记载:“在准备下达整理战线的命令时,突然飞来迫击炮弹……共军使用迫击炮,这是第一次。”日方更准确的记录是:“18时30分顷,阿部中将、石川参谋中弹负伤。”战后不久,日军曾重返现场确认阿部负伤毙命细节,留下一幅日军士兵用棍子指认弹坑的照片,令人颇感诧异的是在小院照壁旁还躺着一头被炸死的驴。
第一次使用迫击炮就炸死了日军中将,这里面有多少偶然因素?笔者站在陈汉文家院子里那个弹坑处,远眺当年发射这发炮弹的那个西北侧的山头,据陈汉文说那里叫作“白脸坡”,自己小时候还上过那个当年的迫击炮阵地。杨成武在回忆录里说:“一群穿黄呢大衣的(日本)军官,站在一座独立的院落平坝前,正用望远镜朝山头瞭望。这情景,恰被第1团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他急忙把目标指示给配属第1团的分区炮兵连连长杨九秤,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正打在敌指挥官人群中。”
此事后来也有些争议,参战的第120师特务团也带着迫击炮,也朝东南方向打了不少炮弹,该团就认为是自己打到了。后来还是贺龙大度说话,谁打的都是八路军打的,平息争议统一了口径。从日方记录看,是先看到有迫击炮弹落下,阿部规秀才转移到陈汉文家院里的;当地也有人说听到了多次炮响。但陈汉文坚持说,他只听到一声炮响,而且声音非常大。可见,阿部规秀之死是有偶然因素的。但这些偶然只是细枝末节的事,从根本上来讲,是阿部规秀的虚荣心和报复性进攻导致了他的被包围和阵亡。如果再细究一下,还是他的嗜血,他对八路军和太行山人民的仇恨导致了他的报复心极强。非正义的战争狂人总得灭亡,就像东条英机,虽然自杀没有让他死去,但最后还是被执行了绞刑。

作者一行与陈汉文老两口(左二、左三)合影,脚下即击毙阿部规秀的炮弹落点
阿部规秀之死还不算尾声
11月7日,黄土岭当地日落时间是17时13分,也就是说阿部规秀遭炮击时,天色就渐渐黑了下来。陈正湘本想在天黑前再发动一次总攻,但因第25团另有任务转返易县,而其他各团也联络困难,只能作罢。据日方记录,阿部规秀因伤重于21时50分咽气,日军开始收拢部队,寻找突围方向。当晚,八路军各攻击部队一面巩固已占阵地,防敌逃跑,一面以小部队用手榴弹夜袭疲敌,并用白天标定好坐标的迫击炮向敌盲射,干扰日军的突围准备,准备次晨再行攻击。
在黄土岭激战的同时,日军驻保定的第110师团、驻大同的第26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余部纷纷出动,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今顺平县)、易县、满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据日方资料,阿部规秀和司令部高级参谋石川负伤,使日军指挥系统出现混乱、动摇。“电报员肆意发出悲观的求援电报。因为预感危机而烧毁了密码表,所以此时只能用明码呼叫……”(据《冈部直三郎日记》,转引自姜克实文章《黄土岭战斗的实证研究》)呼叫的结果就是,“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迅速令上述各部赶赴黄土岭救援。
11月8日凌晨,日军5架飞机飞抵黄土岭战场上空侦察盘旋,投下7个降落伞,降落伞上吊着弹药、粮食。除此之外,杨成武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还有人,可能是派来指挥黄土岭残敌突围的。”
不久,大约是8点钟,日军除留下200多人在上庄子掩护外,其余日军向司各庄方向突围,八路军第1团和第120师特务团果敢地压了上去。残敌主力约400人突围到上庄子北山头后,第2团当即从右翼、第3团从左翼迂回追击,与日军展开激战。
中午,第1团报告,三岔口方向传来机枪声,杨成武判断是敌人的增援部队和三岔口的曾雍雅支队接火了。很快,他们又掌握了敌人的增援情况,杨成武向聂荣臻作了汇报,判断继续战斗于己不利,聂荣臻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八路军各部分别向易县、唐县两个方向撤退后,当日黄昏,日军独立步兵第3大队大队长绿川纯治大佐抵达黄土岭,但是已不见八路军的一丝踪影。
黄土岭战斗,以歼灭日军900多人、打死指挥官阿部规秀中将和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而胜利结束。尤其是所谓“名将之花”的凋零,让日本“华北方面军”终于认识到:太行山的气候,是不适于东洋的什么花绽放的。

(本文摘自《大战场:敌后抗战田野调查笔记》,天地出版社,2025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