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金川战争新探：档案文献与田野调查双重奏》，王惠敏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452页，118.40元
战争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历史演进密切相关。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在前期通过一系列战争扩大了疆域版图、巩固了统治地位。乾隆五十七年（1792），大将军福康安率军击败进犯后藏一带的廓尔喀人，尽数收复失地，廓尔喀首领派遣大头人赴军前悔罪投诚，恭进表文，称臣纳贡，时年八十二岁高龄的乾隆皇帝颇感欣慰，作《御制十全记》（汉文全文分别著录于《清高宗实录》《卫藏通志》），并敕令以汉、满、蒙、藏四体文字勒石树碑于拉萨布达拉宫前，以昭武功而垂久远。清军初定金川战争和再定金川战争均列入乾隆皇帝选定的“十全武功”。然则，乾隆朝平定大、小金川战争历时最久、耗银最巨，拓地甚微。清代中晚期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就该战之艰难评价道：“自蚩尤以来，未有凿凶裂罅、駴目詟魂如兹役者。”足见这场“平叛战争”殊为不易。那么，辖地不过数百里、属众不过数万员的两金川土司为何这般难以攻克呢？魏源认为，“金川之役以天时之多雨久雪，地势之万夫莫前，人心之同恶誓死，兼三难而有之，以致功半而事倍”，若“非前狃于钟琪之宽大受降，后激于温福之偾辕失律，亦劳不致此”（《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华书局1984年，308页）。惜乎未就此展开论述。学界有关金川战争的研究大多依赖官书，且主要着眼于清军进剿的过程和结果，热衷于从清廷的视域讨论战争缘起、性质、善后及影响等问题，“偏重事实陈述，少见精辟深入分析”，以致“既有研究尚难以令人满意”（徐法言《乾隆朝金川战争研究评述》，《清史研究》2011年第四期）。亦有个别学者出于民族情感力挺金川土司，对清廷平定两金川战争予以全面否定（雀丹《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西藏研究》1989年第二期）。就乾隆朝金川战争的复杂性而言，“一边倒”的研究取向不利于充分考察交战双方的不同立场与诉求，遑论做出尽可能符合当时历史语境的评判。
布达拉宫方城大门，门外东侧（图中右侧）为御制十全记碑。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青年学者王惠敏充分发掘和利用近年来陆续开放及经整理后成套出版的相关档案文献，结合前辈学者的田野调查资料及其亲赴战争发生地及邻近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所思所得，从王朝国家与边徼部落双向互动的视角同等关照交战双方，撰成《乾隆朝金川战争新探——档案文献与田野调查双重奏》一书。是著系以作者博士学位论文《清军难以攻克大小金川之原因探析》为基础，经过长时间、大范围修改，凡九章、五十余万言，于今年出版。这是一部聚焦清代川西北金川战争的研究专著，在综合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转换研究视角、多维史料分析与实地考察，揭示了战争背后的复杂动因与历史影响。此书的出版，不仅将乾隆朝金川战争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凸显了新视角、新史料、新阐释的学术研究魅力。我在通读该书的过程中，结合日常学术阅读和科研工作实践，对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尤其是交战双方为何始终未能就诸般“看似平常的争议”进行有效沟通并达成共识这一问题有所思考，略有心得，分述如下。
观念的冲突、战争与历史塑造
观念悄然无声地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观念为思想和行动设定了议程。观念的冲突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它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经济、司法、伦理乃至军事决策，进而塑造了历史。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对此有专论：“观念可以是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或社会的，在这些或其他领域，我们为自己的观念做出牺牲，如有需要，甚至宁可死亡也不会背叛它。在观念冲突不可调和的地方，整个社会就有可能被撕裂。利益的冲突主导着短期状况，但是，观念的冲突主导着整个历史。”（《1987年序》，《观念的冲突》，民族与建设出版社，2023年）。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存在观念的冲突呢？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于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5页）。是故，凡异于自身认同的观念或行为都有可能演变为引发各种矛盾的导火索。
战争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是人类社会中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表现形式。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战争，其本质都是矛盾的激化。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名言“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制造战争”（《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4页）道尽了战争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为矛盾激化的暴力体现，战争同样深刻塑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兵法》亦云：“兵者，国之大事。”二百多年前发生在川西北嘉绒土司地区的两次金川战争（1747-1749；1771-1776），亦可作如是观。这两场战争皆为交战双方的观念冲突所致，均系清代国家为了维护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而不得不采取的军事行动。换言之，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不仅是王朝国家与徼外部落首领及其属民之间的军事冲突，更是清廷的边疆治理理念、川边政治秩序架构与嘉绒部落传统观念冲突之集中体现。
自公元1644年清朝入关后，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的励精图治，及至乾隆登基初期，已奠定了良好的统治基础，社会安宁，经济发展，“大一统”政治格局得以巩固和加强。也因此，乾隆皇帝有余力将目光转向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加强对川边藏族聚居的“化外土司地区”有效统治与管控，便成为这一时期清廷勠力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踵元明二朝旧例，清代皇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羁縻统治策略，乾隆皇帝亦不例外。然而，清廷向土司颁发印信或号纸，规定土司定期输诚纳贡，檄谕其务必遵从地方文武官员之约束并发誓恭顺不叛等措施，在大、小金川所在的嘉绒核心区遭到了严重挑战。最终因为彼此难以调和的观念矛盾，引发两次规模大、时间久、费银巨的乾隆朝金川战争。究其根源，乃是清朝皇帝和边徼部落首领对“土司—地方官员—皇帝”关系格局、土司之间的缠斗、“土民热衷放夹坝”的道德评价等问题秉持截然不同的观念。这犹如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横亘在二者之间，使得彼此的思想世界难以相通，因战争带来的联系与互动亦很“拧巴”，未能打破僵局。
金川土司与乾隆皇帝的无效互动
与以往相关研究不同的是，该书力图突破传统的“王朝中心史观”，主张同等关照作战双方，突出了嘉绒部落土酋及其属民与清廷之间存在显著的“主体性”差异，展现了清朝统治者与金川首领围绕争议问题展开的联系与互动存在极大的认知偏差。交战双方“互不理解”“隔阂甚深”的根本原因是各自浸染的政治文化迥异。为便于阐释这一问题，全书采用相当大的篇幅，运用大量档案史料，详细钩沉了土司治下的社会阶序、部落经济状况、独特的社会风俗、尊崇苯教的信仰世界，以及相对恶劣的气候和“跬步皆山”的地理环境如何成为土民抵抗清军之“天时地利”等问题，使读者得以充分认识到大批清军在川西北战场遭遇的是何等陌生且艰苦的战争环境，连年交手的是怎样好战贪利的化外部落。金川所在的嘉绒社会以苯教信仰为精神纽带，以土司为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部落“主人”——嘉绒土话称朝廷敕封的土司为“杰尔布”，意为“地方上的王”（或“主子”），其强势者“割据一方，谋求独大”之政治抱负与儒家政治文化强调的“国家大一统”观念存在根本冲突。而且，这种政治理念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因为，羁縻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间接管理制度，通过册封部落首领并赋予其对属众拥有充分管辖权来实现名义上的统治，使得国家权力触角难以深入土司社会内部。
不仅如此，代表国家的四川地方官员对僻处川西北一隅的金川酋首之“阳奉阴违”即便心知肚明，也因条件限制、深度追究的政治成本过高而不得不听之任之，以致地理区隔和部落封闭性带来的沟通障碍始终未能消解。故此，交战双方因认知、立场、目的不同，加上语言文化隔阂，以致交战双方的联系与互动堪称“鸡同鸭讲”，乃至“背道而驰”。例如，金川土司索诺木通过大量“伴当”和各“寨首”强化对属民的人身控制和监视，使得各寨百姓极端忠于土司和各级头人，对自视为“天下共主”的乾隆皇帝几近无感；清廷则依赖地方文武官员作为“中间纽带”，代表国家对大、小金川这样的化外土司进行羁縻管辖。在这种情境下，彪悍好战的金川土司习惯对川省官员之管束“阳奉阴违”，而川省官员则因条件限制欲就部落纷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予以简单化处置，反而加速了矛盾激化。又如，小金川少土司僧格桑坚持以部落传统习惯看待沃日土司请喇嘛对其父子行“诅咒”一事，坚持出兵攻毁寨落、抢掠人口，以示为被“咒死的子嗣”报仇雪恨，认定此乃天经地义之举，不应受到任何谴责，而清廷认定各土司理应“各安住牧”，此等仇隙应由川省封疆大吏派员前往调停，以期“宁谧边徼”。换言之，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只会从本部落的利益出发，对沃日土司行诅咒之“恶行”不依不饶，以便趁机占据其土地和人口；乾隆皇帝只会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统治者身份来审视部落纷争是否有损边徼地区社会稳定和国体颜面，进而决定是否用兵以巩固边疆统治秩序。于是，当本就想借报仇之名占领寨落、增加人口的僧格桑公然不服地方官员之调解、坚持出兵攻打沃日土司时，乾隆皇帝便不再固守曾多次强调的“土司间的争斗不过是蛮触相争”，不必“张皇失措”之态度，决心派兵进剿小金川，以儆效尤。
晚年的乾隆皇帝
即使面对贯穿第二次金川战争始终的“土司乞降”一事，交战双方各自的考量与期望亦大相径庭，结果不仅无法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反而使得彼此嫌隙更深。乾隆皇帝坚持认为，两金川首领如真有投降诚意，就应该由土司率领头人们亲赴军门“自首”，方显“投降”之诚意。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以为派自家头人投递（或由大金川土司代呈）“投降禀帖”，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何要不顾劝谕而坚持出兵沃日，并且强调“我本天朝土司”，就应当获得宽宥。当清军平定小金川后兵锋直压大金川时，土司索诺木与大头人们在相当长时间里一面加强防御，一面积极地向清军将领密集投递禀文，极力撇清主动帮小金川土司抵抗清军，说明接纳小金川降民情非得已，反复重申愿意遵从清廷的约束，幻想清军会如第一次金川战争那样就此撤出，甚至期冀最好如清军首征金川那般，待大军撤出后获赏大量粮米、银两，同时趁机兼并小金川。乾隆皇帝看到这些藏文禀帖译文后则气愤难当，认定这些狡猾异常的部落土酋简直异想天开，既贪图天朝的钱粮物资，又奢望不费一兵一卒让清军替其“开拓地盘”。
当大金川土民和清军正面开战后，土司索诺木见屡次派人赴军营投禀帖“投降”未遂，又设法派人借“熬茶”之名从小路进藏，恳求西藏地区宗教权威人士七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第穆呼图克图等代其向乾隆皇帝“讨饶”，一厢情愿地以为这些西藏大人物都是“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的人”，定会有利于说服清廷允降。待清军逼近勒乌围官寨，他一面命令附近土民用心守御，一面派茹寨的小头人携带十二件禀帖前往军营请降，并且提出投降的附加条件：“天朝如肯开恩，求照西藏一例，派一位大人来驻扎管理我们，我们也差大头人到成都轮班值宿。”金川土司、头人怀揣此等“谋虑”，无不说明其与西藏宗教权威人士的政治联系甚深，而这是原本将两金川所在的嘉绒土司地区视为西藏与内地的缓冲带的乾隆皇帝极不愿意看到的。正因此，索诺木在请降时刻意显示其与西藏宗教首领亲密无间，只会加重乾隆皇帝的疑心和反感，非但于“准降”无益，反而使乾隆皇帝更加坚定此番征讨务必“扫穴擒渠、永绥边徼”之决心。
清廷和部落首领在部落间仇杀问题和战争期间“乞降”问题上的“来回拉扯”及无效沟通，均充分暴露出二者因为思想观念、政治立场、利益诉求的不同难以相互理解，无法取得共识。在长达五年的军事拉锯和政治较量过程中，交战双方的无效互动非但未能缓解彼此的猜忌、不满，反而愈加互不信任。明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何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在被围剿之际宁愿带部众逃亡大金川，忍受索诺木之“侮辱”和“亏待”，也不肯自行前往清军军营投降。同时，人们往往从自身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并且习惯从已有的经验教训出发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企图效仿祖上莎罗奔在第一次金川战争期间采用的一面抵抗、一面“投降”的手段来拖垮乾隆皇帝的进剿意志，从而保住土司统治权力不崩塌。乾隆皇帝亦担心重蹈第一次金川战争后期接受莎罗奔投诚而匆忙撤军之覆辙，故而不断告诫将领不可纳降。面对各路清军进剿大金川殊为不易的现实，乾隆皇帝一度对是否准降似有所松动，但提出须“索诺木自缚诣帐下”方可。
交战双方对“放夹坝”的迥异认知
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专门谈道：“在边缘环境中，人们尽可能以各种手段得到资源，甚至对外掠夺与贸易以突破本地资源边界也是他们的生存策略。”因此，对于自然资源受限的群体而言，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掠夺”行为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一种“生计”。先举例称：“过去在沙乌地阿拉伯的各部落间，‘掠夺’是一种不同于‘战争’的武力活动。各个部落常彼此掠夺牲畜。在部落内各家族不互相掠夺。”后指出，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四川西部、青藏高原东缘一带，“汉代中国文献记录便称，本地各游牧部落‘无相长一’‘更相抄盗，以力为雄’——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部落能统一诸部，他们互相劫掠，并以有能力掠夺为荣。二十世纪上半叶，外来人对西康榆科地区牧民有以下记载：‘西康关外民众，多半以抢劫为最光荣的英雄事业，不抢劫或怕抢劫的，他们认为是没有本领的弱者。’”（《游牧者的抉择：面向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46、50、51页）可见，抢劫在古代中国边徼地区是颇为寻常的事，是关乎部落生计且备受部众尊崇的“英雄行为”。
王明珂著《游牧者的抉择：面向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及至清乾隆朝，由于资源有限且生存环境相对恶劣，以两金川土司代表的嘉绒诸部落仍延续了以对外劫掠为美德的地方传统。他们将对外抢劫称为“放夹坝”，称实施这一行为的人为“夹坝”，不仅认为敢于去其他部落“放夹坝”的人都是有本事的“好汉子”，而且严禁部落内部抄掠和盗窃。千余年来较为迟滞的部落经济发展状况对两金川首领和百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或者说，部落成员彪悍好战、素喜劫掠性格的养成离不开特殊生存环境的文化行形塑。从《乾隆朝金川战争新探》一书广泛征引的清宫档案史料记载可以看到，大、小金川及其附近土司地区“放夹坝”几乎无处不在，上至土司，下至土民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由于部落间“放夹坝”习以为常，土民出门打柴、背水、放牧、种地、采集都有可能被来自其他部落的强悍“夹坝”劫走，以致妻离子散、骨肉分离亦不足为奇。甚至，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金川的强悍“夹坝们”竟奔赴好几百里之外的霍尔麻书土司境内抢掠人口和财物。通过外部劫掠来弥补内部资源和劳动力之不足，堪称诸嘉绒部落之通行生存法则，这也是两金川土司、土民视擅长“放夹坝”的人为英雄好汉的根本原因。
尽管抢劫是“化外”土司和土民普遍拥趸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认同的“好汉子”行为，但对身处“化内”、自诩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统治者来说，“杀人越货”严重违礼违法，理应受到严惩。显然，双方对“放夹坝”的看法可谓水火不容。一旦土司纵容土民外出“放夹坝”威胁到守边官兵的安全和边疆秩序的稳定，情势便急转直下，战争一触即发。乾隆九年（1744），江卡汛（川藏驿道绿营驻地之一）把总张凤带领三十六名兵丁撤回，行至名为海子塘的地方，遇到“夹坝”二三百人，被抢去了驮马、军器、行李、银粮等物。川陕总督庆复获悉后，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曰：“川省界杂番夷，弁兵积弱，向为悍番玩视，若不大加惩创，即摆设塘汛。”（《清高宗实录》卷二二七，乾隆九年十月癸酉）随后，四川巡抚纪山查出劫匪来自瞻对，一面指出“打箭炉至西藏，番蛮种类甚多，而剽悍尤甚者，莫如瞻对等部落，每以劫夺为生”，一面提醒乾隆皇帝，尽管“此次抢夺官兵行李，理应奏请惩以大法”，但要考虑到“雍正八年征剿瞻对，大费兵力，总因该番恃险，攻击匪易”，“是以此案檄饬里塘土司，追拏赃盗”（《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一，乾隆九年十二月壬申）。虽然熟悉川边部落实况的纪山字斟句酌地希望谨慎处置，不轻言用兵，但是“夹坝”十分嚣张，在理塘境内抢掠帐房，拆毁房屋，拉走牲畜，抢走文书，乾隆皇帝不再姑息，旨曰：“以此观之，竟有不得不示以兵威者，然须实力为之。”（《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三，乾隆十年正月壬寅）。于是有了历时一年（乾隆十年至乾隆十一年）、劳而无功的乾隆朝瞻对之战。
《清高宗实录》
接踵而至的清军首征金川之战亦与金川土民“放夹坝”有关。与桀骜不驯的瞻对土民一样，大金川土民在距离打箭炉很近的川藏大道上抢掠了换防官兵携带的文书、衣物，使得本就对瞻对之战颇为不满的乾隆皇帝异常愤懑，声称其用兵金川并非喜开边衅，只是“逆酋跳梁不逞，置之不问，无以慑服诸番，宁谧疆圉”（《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己卯），于是爆发了第一次金川战争。而且，类似的解释不止一次，继续强调：“金川用兵一事，朕并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因御极十三年来从未用兵，欲振扬威武，成此殊功，夸耀史册也。第以贼酋私放夹坝，又骚动番境，逼近炉地。”（《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丁酉）。乾隆皇帝作为清帝国的统治者，格外看重边疆秩序、国体尊严，遂抛弃“羁縻统治”策略，不惜兵戈相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清军进剿瞻对土司无功而返，刺激了本就藐视清廷和川省地方官员的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并不觉得属众抢劫官兵有何不妥，甚至由此更加认定绿营官兵怯懦无能。对于大金川的“夹坝”而言，抢劫官兵和抢劫其他部落的人民没有什么两样，都是通过武力获取外部资源。
更让清廷费解的是，第二次金川战争前期（清军集中力量平定小金川期间），年轻好战的大金川末代土司索诺木和属众将与武器、钱粮充足的清军作战当作“放夹坝”（劫掠军营）之千载难逢良机。譬如震惊朝野的木果木事件，在乾隆皇帝和清军将领看来是狡黠非常的两金川土司、头人精心谋划的偷袭营盘的军事行动，但在这些从高处嘶吼冲杀而下的土民们眼中，这更像是一次空前成功的、大规模的“放夹坝”行动，因为抢获的银子、粮食、枪支、大炮、火药、战马等物资是他们若干辈都无法攒够的。自此之后，索诺木与大金川的年轻土民总想着要伺机再抢掠几次清军大营才好，甚至满心期盼与清军狠狠打上几仗，以便获得更多的物资。由此不难看出，在“放夹坝”这一问题上，清廷和大、小金川土司、土民们的处境和感受截然不同。各路清军在两金川各处驻扎的营盘、粮台、火药库等皆面临“夹坝们”突袭式抢掠的威胁，不得不派拨更多官兵分别预为防范，而世代以劫掠外部人员财物为荣的两金川“好汉子”则认为，大批清军不远数千里主动来到他们的地盘上安营扎帐、储备巨量军需物资，等于是为他们量身打造了“抢劫致富”的机遇。这也是尚武好战的大金川土司和土民不肯早早投降的重要原因。
平定两金川的将军阿桂
“放夹坝”这一行为在古代中国边徼地区十分常见，是一种原始、自然的选择。对深受儒家传统价值文化观念涵化的乾隆皇帝来说，如果不能坦然接受“徼外番民偷放夹坝是其长技，金川尤甚”的事实，并且将这一“野蛮行径”放置到土民的具体生存环境中加以理解，客观地认识到“放夹坝”不过是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传统习俗，反而坚持用抢劫系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价值观念去评判，就必然看不惯瞻对、金川等部落肆行掠夺的行径，更无法冷静地看待其结伙抢掠川藏大道上的绿营汛兵背后的复杂原因。如此，双方就“放夹坝”一事只会隔阂愈深。有意思的是，尽管乾隆皇帝对金川土民四处抢掠很不耻，但是他也曾要求清军将领指派随征头人和土民在金川“放夹坝”，以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事实上，我们也不能以马后炮的心态苛责乾隆皇帝对上述“瞻对夹坝”“金川夹坝”竟敢公然抢劫换防官兵之行为过于敏感。毕竟在力求徼外土司服从朝廷约束的乾隆皇帝看来，“当此国家全盛之时”，此等川边小部落丝毫不“畏威怀德”，连代表国家维护边疆秩序的守边汛兵都敢抢掠，若不大加惩创，示以兵威，则盛世帝王之颜面无存。
战后重建与边徼地区统治秩序的再塑
通过《乾隆朝金川战争新探》一书可以从多方面了解到，由于金川土司、土民与乾隆皇帝、清军将领在语言、习俗的隔阂，彼此难以沟通，且均倾向于竭力捍卫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立场。于是，战争便成为清朝鼎盛时期统治者打破强势土司四处侵占其他部落的土地、人口且对地方文武官员的管束阳奉阴违之政治僵局，重塑国家对化外部落的统治秩序之不二选择。清军平定两金川战争不仅维护了清廷在川西北，乃至西藏的统治威严，而且通过设置“成都将军”、推行“嘉绒土司轮番入京朝觐制度”，加强了对川西北土司地区的管控力度，使其对“土司—地方官员—皇帝”权力格局的认知更加符合清廷设想——不敢再如瞻对、金川那般轻视处于居间环节的川省文武官员，对“国家服属土司”必须遵从朝廷约束的理解更加深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观念与行为的自洽。
清乾隆平定两金川得胜图之《勒乌围贼旧官寨》，描绘阿桂攻克金川土司索诺木官寨情形。
不过，就战争塑造历史而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金川战争结束后，清廷着力推进的“改土为屯”统治模式极大改变了嘉绒土司地区的治理格局和社会面貌。废除两金川土司的统治，改置“五屯”，招徕汉族移民、移驻杂谷屯练，引进新物种和新生产技术，吸引商人（除汉商外，还有回民商人的涌入）前来贩售物资，建立学校开展儒学教育，使该地几成内地，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战前长期存在的地域政治隔阂，为汉、藏、回等族民众的交往交流提供了契机，扎实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尤其是汉族、回族新移民和数千名绿营屯兵的到来，不仅彻底改变了人口的族群构成，而且带来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可以肯定的是，平定两金川战争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心理区隔，使位于嘉绒核心区的两金川焕发了新的生机，在较短的时期内发生了令人瞩目的社会变迁。
此外，经过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的艰苦淬炼，既为清帝国历练了一批善于攻坚克险的“云梯兵”，也促使清廷为应对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军需转运问题，创造了一套极富成效的后勤管理（含数十万夫役之征调派拨）机制。更重要的是，乾隆朝金川战争让清廷深刻认识到“山碉设险之利”，并将这种军事经验运用到此后的征“生苗”、制“野番”、平“倮夷”的战争中，为推进改土归流、强化国家在边徼地区的统治做出了切实贡献。从更宽广的层面上讲，平定金川战争不仅塑造了川边历史发展的新走向，而且对清代西南边疆秩序的重构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助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