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的劳动保障,永远处于进行时,社会的期待在提高,文明的水位在提升,企业的经营在进步,不存在一蹴而就,只有久久为功。

撰文丨艾川

这段时间," 全民强制社保 " 是舆论场上最热的话题。

话题始于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大致的意思是,无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如何约定不缴社保,法院都会认定无效;若用人单位 " 按约定 " 未缴纳社保,劳动者离职时要求支付补偿,打官司会胜诉。

市场显然有些过度反应了。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创设什么 " 社保新规 ",只是重申与确认,统一了司法裁量标准;而所谓的 " 强制 ",按照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缴纳社保本身就具有强制性," 强制社保 " 不仅适用于国内,国际上也是如此。

尽管这些天的社保大讨论存在着诸多过度阐释与误读,甚至是以讹传讹,但公众的关切乃至焦虑无疑是真切的,恰恰反映了 " 社保 " 二字如今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如何平衡好灵活、自愿、规模三者之间的关系。

此次外界对最高法司法解释的最大误读,除了 " 强制 ",就是 " 全民 "。

无论按照司法解释,还是《劳动法》,指向的都是 " 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按照这个理解,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就是 " 有劳动关系 " 和 " 无劳动关系 ",即学界常说的 " 二分法 "。

这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无法完全套用这种劳动关系的规定,长期处于一个 " 战略模糊 " 的地带。

也就是说,灵活就业者并不在所谓 " 强制社保 " 的法律范畴之内。在人社部 2021 年发布的 56 号文中,则是创新提出了 " 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 ",将灵活就业人员单独归为一类保障对象,被外界解读为著名的 " 劳动三分法 "。

但公众的焦虑与误读也是有价值的,其最大价值在于:将中国社会对灵活就业者是否要上社保的疑虑与争议 " 公开化 " 了,纳入了全民讨论的大视野之下。

更关键是,许多人也开始意识到 " 灵活自愿 " 的重要性,这对于第三产业相关就业者的意义更为突出。

我们甚至可以由此得出,现阶段的公众共识是:社保当然是个好东西,但 2 亿多灵活就业者的参保问题不可一刀切,只可渐进推动。

在中国,灵活就业者是否要上社保,如何上社保,政界、商界、学界已讨论经年,至此,已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

" 给谁上?谁给上?怎么上?" 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涉及新就业群体的结构性问题。

这其中的所有纠结、争议,无非是如何兼顾劳动者意愿与扩大社保覆盖率的需求。

据 2020 年发布的《流动的 " 新市民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心态调查报告》显示,受访对象中不缴社保的占比 51.3%,缴了公积金的仅有 17.4%。

看重现金流大于晚年保障的,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就拿骑手职业为例,他们工作时间灵活、高度弹性、过渡工作,而职工则要求 " 朝九晚五 ",工作时间地点固定,基本不允许兼职,这也决定无法简单沿袭传统基于固定劳动关系而来的社保制度。

数据显示,超过九成骑手都是兼职众包,超过三成的骑手在平台上工作不到半年。根据北大国发院教授张丹丹课题组调研,仅不到一成的骑手能接受现行个人缴费比例。

与此同时,灵活就业平台则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交社保就是资本家压榨劳动者,是不履行社会责任。因此,企业 " 一边摸索一边挨骂 " 是常态。矛盾的根源在于,传统的职工社保模式,要适用新就业群体,存在许多难点。

这几年来,外卖平台为代表的灵活用工平台,一直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保改革 " 打样 ",摸索切实可行的范式。

其中一种范式,沿用传统用工,企业全部兜底骑手的五险一金,局限性在于高门槛,只有少部分头部的全职骑手有资格获得,即京东模式,它更接近于建立一支有 " 编制 " 的精英小分队,目前大约覆盖 15 万骑手。

第二种范式则是在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基础上,探索是以 " 参保补贴 " 等分担机制,骑手自愿交,符合条件的平台补贴一半,即美团模式,不区分全职或者兼职,预计年底在全国铺开,大约能覆盖百万骑手。

此外,美团还宣布,骑手 " 工伤险 " 已在试点省份累计为近 700 万名骑手缴纳保费,从 7 月 1 日起扩大范围至 17 个省市,由美团全额缴费。

以上两种范式目前已成为了中国部分地区试点灵活就业者上社保的政策路径:也就是将社保五个险种分开,首先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然后是养老、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与医保合并征缴。

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但从公共福利制度改革所强调的普惠、规模两点来看, " 参保自愿、平台补贴 " 门槛更低、覆盖范围更广,这或许是较为稳妥解决灵活就业群体社保问题的优先路径之一。

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探索不止于此,既然解决了职业伤害保障,下一步就是破局养老与医保了。

如前所说,中国法律对灵活就业者上养老保险本身就保持着一种 " 战略模糊 "。这种战略模糊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审慎与清醒:既要考虑中小微企业的承受力问题,也要顾及劳动者晚年的福利保障,更要重视劳动者的主观意愿。

而回过头来看,这一轮社保改革最大的经验也是,将劳动者的主观意愿,也就是 " 自愿 " 视作改革的重中之重。

如何理解劳动者上社保的 " 主观意愿 " 呢?在这方面,外卖骑手仍然是个最好的观察窗口。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丹丹课题组于 2024 年底对某头部外卖平台 3 万余名骑手的调研显示,若强制个人缴纳社保,23.5% 的骑手明确表示 " 不愿参保 ",38.9% 的骑手仅愿意缴纳月收入的 5% 以下。

另一项行业调查也显示,72.3% 的外卖骑手 " 只愿意缴纳 500 元以下金额 "。

外卖骑手也是 " 理性经济人 ",对于他们不愿参保的主观意愿不可一味贬低为 " 短视 "。就如同灵活就业者一样,外卖骑手内部也是 " 千人千面 ",诉求极其多元化:

有些人将外卖骑手作为一份稳定职业,但六七成左右的人只将骑手作为一份 " 过渡职业 ",有数据显示,近一半的骑手工作时间不到一年,有很多 " 候鸟骑手 " 在农闲时跑单,农忙时回家,还有位来自深圳的骑手,为了避暑来到北京送单,降温后,他又回到深圳继续工作。

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做骑手,往往是因为看中了 " 日结工资 " 这个特点,他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对 " 现金流 " 有着特别的需求,相比未来的养老保障,眼前的现金收入才是最迫切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仓促得出 " 骑手不需要社保 " 这个武断的结论,更准确的说法是:骑手们并不是不需要保障,而是现行的社保模式未必能精准满足他们的现实需求。

或者说,传统的职工社保模式显然不适合这个群体。要求他们签订劳动合同,设定跑单 KPI,按职工标准交上 " 五险 ",承担额度较高的社保费用,并不现实。

也就是说,骑手 " 上不上 " 社保已经是一个伪问题,平台、骑手、舆论、官方在这方面已有了肯定的共识,更有意义的是 " 怎么上 "。

在 " 不完全劳动关系 " 下如何落实好社会保险等劳动保障,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国际范围内都无经验可循。

今年 2 月,美团在公告中曾有两处低调的表态:去年就开始研究 " 骑手缴纳养老保险等社保方案 ",并且将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

看到这个公告后,当时舆论还颇多猜测。但美团没让骑手与公众等待太久,今年 4 月,美团推出养老保险试点,采用了一个简单却有效的办法:骑手自愿参加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平台直接补贴 50%。骑手当月参保缴费,次月初获得 50% 补贴金,平台直接打款到其个人账户中。今年 7 月,美团再次宣布养老保险补贴将推广全国,预计覆盖超过百万骑手。

这个 " 自愿 " 有多重含义。

其一,这个 " 自愿 " 的主动权完全在骑手这边,骑手可以按照各地政策,自愿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养老保险。而美团补贴也与这个 " 自愿 " 精准匹配,即 " 无前置资格限制、无参保地点限制、无时长单量限制、无跑单类型限制 ",符合相关条件即补贴 50%的费用。

其二,在试点的泉州和南通两地,骑手们的养老保险支出直接砍半:泉州从 886.6 元降到 443.3 元,南通从 975.8 元降到 487.9 元。请注意,这个社保缴纳额精准的掐在了骑手 " 只愿意缴纳 500 元以下金额 " 这个 " 自愿 " 之下。

也就是着,参保补贴的 " 自愿 " 原则,也以真金白银和放开限制在最大程度上激发着骑手的参保意愿。

毕竟,你如果搞出一个没人参保的方案,自愿不自愿的意义也不大。

站在全社会的角度,这种方案的精髓不仅在于 " 自愿 ",也在于 " 扩大社保覆盖面 "。

任何改革方案都有局限性,再好的方案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滞后,最好的社保改革方案就是扩大覆盖面,先将尽可能多的人纳入劳动保障中来,个中细节可以慢慢调整。骑手的劳动保障,永远处于进行时,社会的期待在提高,文明的水位在提升,企业的经营在进步,不存在一蹴而就,只有久久为功。

中国社会对骑手参保与外卖平台的误解真是太深太久了。作为灵活就业群体的 " 社保代言人 ",外卖行业承担了这么些年的攻讦与恶意,直至今日方有拨云见日之感。

有人说了," 参保补贴 " 方案很好,但毕竟还不是 " 全民社保 ",还有很多灵活就业者没被纳入到劳动保障中来。

" 全民社保 " 是不是社保改革的最终方向,这本身就是一个争议话题。我们这里姑且将其作为某种理想化的终点,会发现存在一系列棘手问题。

其一," 全民社保 " 与 " 自愿 " 原则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

其二,在涉及灵活用工的行业中,外卖骑手规模较大、受关注度最高,社保改革推进也最快。但还有大量零工群体有待关注,比如餐饮从业者、家政从业者等等。如果其他行业没有 50% 的补贴在,那么如何提高灵活就业者的参保积极性、加大覆盖面?

这两个问题的背后原因高度一致:中国社保的缴纳费率尚且让部分劳动者承压。并且,城镇职工与农村居民、体制内外的养老金预期差距较大,福利 " 并轨 " 任重道远,现阶段当然 " 自愿 " 的意愿上不去。

再比如,前几年舆论都在集中讨论灵活就业者和外卖骑手的社保问题,殊不知,中国农民也是一大弱势群体。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揽子问题呢?这就是一个突破灵活就业者以及用工平台能力范畴的大问题了。

国内社保制度有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存在着一大笔并没有真正缴纳的 " 空账 ",也就是所谓的 " 视同缴费 "。而如何弥补这笔空账,靠的就是当下社保高缴存率,靠的就是年轻人的 " 代际转移支付 "。

这也是目前争议最大的地方。也就是说,要降低社保高缴存率,真正提高灵活就业者参保的自愿积极性,都需要政策层面的大动作。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最近在一个论坛上建言:

在十五五期间,通过将较大规模的国有权益资本划拨社保基金,并进入资本市场运作。通过短期财政补贴和完善长期缴费制度等多措并举的方式,建立起覆盖全民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城乡居民差距逐步缩小的养老保障体系。

这是社会认知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公众舆论开始真正关注现行保障制度的各项细节,从 " 单纯对企业施压和提要求 ",转向为 " 呼吁更大力度的社保体系改革 "。

面对时代的进步与公众的期待,企业要主动作为,敢于承担压力 " 摸着石头过河 " 搞创新,灵活就业者也应当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晚年。我们的公共福利政策改革更应与时俱进,从一揽子制度创新着手,真正解决 " 全民社保 " 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