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辉、杜赞奇、孙江，摄于京都。

最近有人问，学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我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串名字，最后定格在杜赞奇三字上。杜赞奇即Prasenjit Duara，在中国学界，就跨学科、跨领域的影响言，当今似乎没有哪位美国中国学学者能超过杜赞奇。杜赞奇长我十三岁，我称他老杜，他叫我小孙，我们见过六次，都是在日本：突然开始，戛然而止。

1950年，杜赞奇生于印度阿萨姆邦，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88年，杜赞奇根据博士论文改订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正式出版，一时好评如潮，先后于1989年和1990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亚洲学会列文森奖。我阅读此书较晚，是在1993年进入东京大学博士课程之后。当时我正在准备博士论文，打算以结社为切入口研究现代权力的起源，但苦于找不到一个有效的解释模式。几经曲折，我的阅读暂停在此书上。如果驹场图书馆还留有此书当年借阅签名的话，可知是一本被我反复借阅的著作。在学界论及国家与社会关系时有两个通行的解释模式，一个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一个是马克斯韦伯的支配与被支配模式。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与国家的关系，杜赞奇独具匠心地将目光聚焦于中间层——经纪人，发现传统的经纪人以保护性角色充当国家和地方的媒介，而在现代化过程中掠夺性经纪人和现代化设计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致使政治内卷化，最后现代化目标归于失败。杜赞奇关于文化和权力关系的解释让我眼界大开，从此抛却过往的思维惯性，开始学习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回顾二十世纪，非西方产生的有世界影响的学说屈指可数，亚洲居三：一个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由于有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加持，该理论在六七十年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众多外国人研究中国，换言之，中国的魅力不是来自传统文化而是来自中国革命。第二个是日本的“近代超克”（overcoming modernity），作为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典范，日本学者在二战中提出的超越西方/现代的构想，在后现代语境下被欧美左翼思想重估。第三个是印度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这是一种关于社会底层人群及其与精英群体关系的研究，破除了西方学界对印度的刻板认识，唤醒了被屏蔽的沉默的声音。杜赞奇出身印度，研究中国，了解日本，这种跨界身份注定了其研究的跨界特质。1995年，杜赞奇的新著《从国族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英文版甫一面世，我即阅读，其打破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倡导复线历史（bifurcate history）的诉求，让我认真思考为何著史、为谁著史之问题，开始以别样的方式追问中国的现代性。1996年夏，我给时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杜赞奇写信请教，很快收到了回复——塞满几篇厚厚论文的邮包，这些构成了他2003年出版的《主权与本真性》（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一书的基础。这是我与“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初次接触，旧的问题未去，新的问题又来。如果说，杜赞奇关注的是建构现代利维坦所需的非现代素材的话，受其启发，我将自己研究现代权力起源的问题意识由革命和国家扩展到殖民地。

杜赞奇著《从国族拯救历史》

杜赞奇著《主权与本真性》

1996年12月的一天，我被告知杜赞奇刚到日本，下午将在东京大学平野健一郎教授的讨论课上讲演。平野早年留学哈佛，师从费正清。我和杜赞奇几乎是见面即熟，时当壮年的老杜，干练略瘦，而我满头卷发，两人站在一起妥妥的一道异域风景。我将老杜引入导师并木赖寿教授的研究圈子。老杜活泼善言，夹生的日语几天下来便十分流利，我询问何故。他说反正我是外国人，没有义务说得那么好！是呀，语言本来是交流的工具，不是差异化的标尺。我在日本二十多年间很少说敬语，因为“敬”就是距离感。前几年，有个惯以苦涩的脸看外国人用日语写书的现京都大学某教授，在一本面向大众的关于中国的小书后记里，竟将敬语用反，声称老师拜读了他的著作，真是反自取辱。

老杜是蜚声国际的著名教授，我是搭上留学末班车的倔强的博士生，他待我如师长般友善，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我说拿到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待上一年，然后回国。老杜建议我，先到思想开放的他任教的芝加哥大学待半年，再去他取得博士学位的保守的哈佛大学待半年，并表示愿意为我安排一切。我很感激，虽然后来因为我留在日本工作而未能成行。

在东京期间，由于我在思考结社方面的博士论文，我们的谈话不离这一主题。《从国族拯救历史》有一章写会党，老杜认为存在两种会党叙述——儒家话语中的革命和进化语境中的革命，见解独到而深刻，堪称本书最精彩的一章。当他把签名的本书送给我的时候，我告诉他这一看法，他闻后眼睛放光，答曰是的，是第四章。我还向他请教关于道院、道德会研究的问题，这些团体属于被线性的历史排斥的分叉的历史的残留，老杜命名为“救世团体”（redemptive society），具有“超克近代”的指向。那是一个没有手机的时代，记得有天我们相约在立教大学校门口见面，我临行前想起要送给他一本酒井忠夫先生在战时撰写的调查和研究作品，复印花了很长时间，愣是让他在寒风中等了近一个小时。

孙江著《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

老杜虽然研究历史，但历史只是他的田野；老杜虽然研究中国，但从未将自己局限在中国。杜赞奇以中国历史为方法思考革命、现代和后现代，以及区域化和全球化等问题。他从华北走到东北，由实证而理论，从中国到亚洲，最后创出了独特的全球化理论。老杜写过一篇很有意味的文章，题为“历史为什么是反理论的”（Why is History Antitheoretical?），仿佛是其自画像，我指定为研究生的必读物。通常我们说研究历史需要借助理论，这不错，但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的复数性之间是相互抵牾的。就终极而言，凡是历史的皆不可定义。惟其如此，读者不能从纯历史学的角度阅读杜赞奇的著作。实际上，杜赞奇在其一举成名的第一本书出版后，我认为他就告别了历史学家的身份，而朝向历史理论家（不是历史学理论家）迈进。我在日本大学教书时，同僚木下千花教授的专业是社会学，她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曾出入过杜赞奇的讨论课。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杜赞奇到东京大学参加国际会议（1997）和在北海道大学演讲（2010），都与中国研究无关，说来他与日本中国学界的交往有两次倒和我有关。

2009年，学习院大学武内房司教授主持的东亚民间宗教研究的科研计划想在结项前举办一次国际会议，我提议邀请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的杜赞奇来做基调演讲。杜赞奇带来的论文是《亚洲的儒教与中国的新宗教》，讨论中国和东南亚民间宗教与儒教的关系，以及在复杂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家与市民关系之外，民间宗教如何重新界定自身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之关系。老杜曾说要写一本关于香港的著作，大概因为去了新加坡而放弃了该计划，从这篇论文中我隐隐地感到他在思考新的问题，但直到2014年他又出版一部新著《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我才明白老杜的学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部接续其以往思考的著作，提出了“流转的历史”（circulatory history）概念，“流转的历史”仿佛一部现象学的现代/后现代历史，主客关系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杜赞奇在时间和空间的流转中建构了超越启蒙/西方/现代的全球史理论，值得每一个有理论诉求的中国学者阅读。

杜赞奇著《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

会议结束后，与会者一起参观了位于银座的日本红卍字会（道院）总部。道院成员都有道名，例如对少年失怙的傅斯年有培育之恩的侯延爽，道名为“素爽”。日本成员也学着中国成员给自己取道名，有寻贤、寻宗等。我和来自港台的学者公议，给老杜起了一个道名——寻奇。

2011年时当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由于孙中山与日本的渊源，日本学界准备在东京和神户召开两场纪念大会。2010年3月，神户会议筹备人神户大学绪形康教授给我来信，询问能否请到杜赞奇。我给老杜去信后很快接到回音——老杜回信特别快！说正要经大阪飞往北海道，于是我们三人在大阪一家酒店咖啡厅面谈了一个小时，敲定了一年半后的会议！在神户辛亥革命会议上，我报告的题目是“会党与辛亥革命”。为了活跃气氛，我劈头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曾被人问及孙文和孙江有什么关系。我回答当然有了，一个组织会党干革命，一个研究会党干革命。满座只有老杜一人大笑，仿佛只有他一人懂日语。

神户一别，杜赞奇回美国去了杜克大学，我辞去日本教职回南京大学，没想到2019年6月27日竟偶遇于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其时我正在日文研访学，而老杜应邀演讲后要转往他地，于是和从前见面一样，意外相见，畅饮欢谈而别。

疫情后，我和老杜偶有书信往还，他介绍学生来南京查阅资料，还期待我去杜克大学讲学。去年，我从老杜的学生、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慕惟仁（Viren Murthy）处获知他要荣休，感到一阵寂寞，当即表示要去参加荣休仪式和纪念研讨会。当发现无法成行后，我决定写一篇详述杜赞奇学术成就的文章，这里先记下一些索引性文字。回顾我与老杜的交往，我从他那里获得的启示甚多，我以他的研究为特立独行的学术风向标而定位自己的学术。三十年间，我们几乎不谈私事，但在无言中，我知道一个阿萨姆印度青年因为想像中国革命而投身中国研究，进而放眼世界，成一家之言，在当代全球学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种“寻奇”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