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自幼身体瘦弱，晚年他曾回忆在唐山路矿学堂时期，有一次和同学一起登山，山高不过百米，他至山巅时已经气喘不止，“可知我年青〔时〕身体的孱弱”。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
1937年7月2日，竺可桢到西湖医院验身体，“由院长杨郁生检验，谓余脉弱，而心在中间且甚小。又查余血压只七十余，颇骇其低，余告以一向即如此”，可知他的体格是先天有亏的。
虽然如此，竺可桢在留美期间养成了运动的习惯，令他终身受益。网球和游泳是他的一生所爱，1949年之后他还重新玩起了溜冰。1968年（78岁）起，竺可桢的身体状况明显下滑，肺气肿相当严重，但他仍然坚持每天打太极拳或做保健体操。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也很重视学生的运动状况。1941年6月8日下午，浙大在遵义举行毕业生茶话会，当年毕业生约一百七十人。竺可桢发言表示，“学校目前之缺点在于所授课程过于专门，而对于体育未曾注意。劝学生毕业后能不断努力，尤其能择一高尚嗜好，如读书即为高尚嗜好。世界杰作，吾人所读者极鲜，如能有间读好书，当引为终身快事。看好书如看益友，其目的不在于求有利也。欲求健康，必每人于每日能有一小时之户外运动始可”。
基于竺可桢的日记检阅他的体育生活，不仅可了解竺可桢的人生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从另一个侧面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生活状态与面对的社会环境。
网球
民国时期，网球尽管还只是少数人参与的体育项目，但中国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它并不陌生。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网球其实可算是近代中国的城市里普及较广的一项现代运动，在达官显贵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颇为流行。
张学良打网球的影像资料
影星陈云裳，手握网球拍经典造型
这其中一部分要归因于政府的推动。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国民体育法》，规定球类项目场地必须包括网球场。从1910年到1948年，中国举办了七届全国运动会，网球自始至终都是竞技项目。在1930年杭州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男子竞技有8个项目：田径、游泳、全能、篮球、排球、足球、棒球和网球。女子竞赛项目则包括了田径、篮球、排球、网球。
《东方杂志》号外 （第六届）全运会画刊 第11期 网球封面
从留美的青年时期开始，竺可桢便养成了打网球的习惯，坚持了整整五十年。这在他的日记中常有记录，如1936年3月24日，“五点打球一小时。六点半回寓。”3月26日，又在午后打球一小时。
1936年4月，竺可桢赴杭州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后一段时间他频繁往来于杭州与南京。刚到杭州时，或许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打球搭档，竺可桢改以徒步和爬山来锻炼。
从竺可桢的日记来看，当时他常和曾炯（又称曾炯之，时任浙江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等人一起徒步。6月9日，他记录道：“昨与曾炯之徒步，述及民十五年北伐军陈铭枢攻武汉，吴子玉部下师长刘玉春死守武昌城四十三日，曾亦在围城中掘芭蕉根、煮槐树叶以度日，日饮稀粥一碗云。”
6月11日，他在晚餐后与蒋振（字伯谦，浙大训育主任）一起散步。6月14日（星期日），他一早便与沈思屿（字鲁珍，浙大事务主任）去运动器具店购运动服，接着便游玩虎跑，再至胡明复之墓及九溪十八涧等地。在九溪，他“见两旁妇女正在采茶，茶之贵者为狮须，价每斤九元六角”。下午，他与沈思屿两人再赴云栖寺（今云栖竹径景区内，寺已不存），“有竹数千竿，并有三人合抱之赤枫数株”。
回到南京的时间里，竺可桢则继续和气象所的同事一起打网球。如9月8日，“五点偕庄敏求（即庄耋璋）、涂长望、蜚君打球一小时”。
10日返回杭州，竺可桢觉得“近日腹中作怪迄未愈，每次运动如爬山、打球后即觉稍佳，但翌日又坏，是皆缺少运动之故。故今日特往外购网球”。
此后，他在杭州期间也开始打网球，但还没有找到打球搭档。11日下午，他一个人打墙球半小时。9月23日与24日下午，他去刀茅巷浙江大学运动场打球，但未说是否有对手。
9月27日，他坐车至南京，29日便与涂长望等人一起打球。10月2日，竺可桢回到杭州，4日下午则“与陈柏青、李永炤打网球一小时”。
陈柏青毕业于南京高师体育专修课，后曾担任浙江省立体育场场长，是民国时期有名的体育家。1936年9月，陈柏青受聘为浙江大学教授。李永炤是浙江大学工学院的学生，曾担任校篮球队队长，还是当时浙江大学百米跑的记录保持者。从此开始，竺可桢在杭州也找到了运动伙伴。
这段时间，他在杭州时常与陈柏青、黄君理（浙大土木系教授）、蒋振等人一起打球。如1936年12月1日下午，他与陈柏青打球一小时，“单打觉甚费力，盖年事已长，单打非所宜也”。
1937年6月27日下午，竺可桢组织了浙江大学与浙江省政府的网球对抗赛，浙江省主席朱家骅及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教务长蒋坚忍（代表浙江大学）等都上场参赛。竺可桢对这场比赛记录甚详，他和蒋坚忍先上场与朱家骅、杨人伟对打，结果完败。接着蒋与陈柏青搭档对战朱家骅一方，“本校赢”。最后，他与蒋再次上场，又告败北。看来，竺可桢虽然爱打网球，水平只能说一般。
七七事变之后，竺可桢忙于处理学校的搬迁事宜，可谓千头万绪，但他仍会抽空打球。如1937年10月1日中午，他在学校召开常务委员会，讨论迁址事宜。会后，下午有两次空袭警报。五点警报解除后，竺可桢仍旧打网球半小时。
到了浙江大学西迁江西泰和与广西宜山时期，由于条件所限，竺可桢无法保持打网球的习惯，在日记中只偶有游泳的记录。如1938年6月17日（星期五）下午，竺与沈思屿一起在赣江边上游泳。“赣江虽低落，但水势仍急，深至胸部即不能立足矣。”6月22日，竺可桢又“过江至河东游泳”。
1940年迁至贵州以后，竺可桢及浙江大学师生的生活逐渐稳定起来。到了1941年，他又重新捡起了这项爱好。
浙江大学初到遵义时缺乏校舍，仪器设备及办公地都相当局促，他们很快便看上了“子弹库”这块地方。子弹库为原遵义府中学堂（今遵义师范学院）旧址，抗战时期为兵工署所征用，另有部分被防护大队及步兵学校所借，但大部分地方空置。
1941年1月15日，竺可桢致函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望他派员来遵义对子弹库进行调查清理，再由浙江大学加以整理，作为教室宿舍之用。1月18日，俞大维回函给竺可桢，表示事关教育大计，自可借给浙江大学一部分校舍，但如将来军事需要，仍要利用该库全部时，还需浙江大学拨还。
1941年5月6日，竺可桢与李熙谋（字振吾）、王尹曾（字喜荪，时任浙大事务主任）两人赴子弹库视察浙大所借之屋。竺可桢便至子弹库，与王序、涂长望等人一起打网球，颇有急不可耐之意。之后，竺可桢有空的时候便会去那里运动。如5月21日下午，他“偕李振吾至子弹库，与任美锷、王序、陈正修等打网球”；6月2日，他与涂长望一起打网球；6月17日下午，他又“偕王序、涂长望、李振吾打球”；7月17日，他与涂长望打球一小时，其频率也不可谓低了。从竺可桢的日记看，他在遵义时期的网球搭档还有陈立（字卓如，浙大心理学教授）、钱令希（浙大土木系教授）、王启东（浙大机械系助教）、金岱峰（遵义陆军炮兵第五旅旅长）等人。
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后，竺可桢忙于学校的复员工作，之后又出国访问大半年（1946年11月－1947年6月），荒疏了运动。直到1947年11月，他才又重拾球拍。
11月25日下午，竺可桢与高尚志（浙大体育卫生组副教授）及青年会两会员打网球。他记录道：“余已两年多未打网球，故打廿分钟后即觉倦不可支。休息廿分钟后又打廿分钟，时四点半也。”晚上六时，竺可桢开始写日记，仍觉极为疲惫，“小楷如第一行字几不能辨认”。他只好停笔，到晚上八时再写，其时脉搏仍有八十之高。
隔了一天，27日下午，竺可桢又打网球一小时，他自我感觉“今日较佳，打一小时尚能维持”。到了11月30日，高尚志又约青年会球员及之江大学球友到学校来打球。竺可桢与“孙传声(青年会)、尚志、俞国顺打球两盘。青年会之陈吾葆、陈天伦则与浙大学生翟林、唐某打二Set。”（《竺可桢全集》10，598）此后，竺可桢隔几天便会到学校的体育场打网球，乐此不疲。
这里所说的青年会，当指成立于1914年的杭州基督教青年会，隶属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青年会在中国成立之后，所推广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体育，网球又是其中的一个重点项目。1920年，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在杭州 “全国干事会”上指出，“青年会之宗旨，一德育、二智育、三体育、四社交。欲成完全人格，不可不具此四者”。
1948年4月25日，竺可桢听闻上海绿灯网球队到浙大来比试网球，即前往网球场，与其队长侯大年及其公子侯开第还有队员们相见。绿灯网球会（队）是民国时期上海商界所成立的网球组织，在沪上网球界有相当地位。该会一开始是外国人所操办，1937年之后由中国人接手，其总干事即侯大年。
侯大年是当时上海颇有影响力的业余网球运动员，早年家境富裕，对网球极为痴迷。他的三个儿子都打网球，其中又以侯开第技艺最为了得。在前一年（1947）秋天，侯大年还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父子双打锦标赛”，请到不少沪上名流下场竞技，据说相当轰动。几天比赛下来，还是侯氏父子夺得冠军。
这次绿灯网球队到浙大切磋技艺，竺可桢显得相当兴奋，他记录道，侯公子“年仅十五而球艺甚佳，与高君打双打，与之江大学李君（杭州之Champion冠军）及同学打两Set盘，均以6:0取胜”。接着，竺可桢便上场与高尚志合打绿灯队之第五队，“亦以6:2，6:1败绩”。
1949年4月底，竺可桢辞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暂迁于上海。他走得相当仓促，网球和球拍都没有带，但5月18日，他仍然打了一小时网球。24日，他又去上海新新和先施两家百货公司购网球，“均已关门”。
6月16日，竺可桢与汤学玮见面，后者刚从杭州回来，并带来了他的网球和球拍。第二天，他又遇到了蚕桑学家何尚平。两人在东南大学时期曾为同事，也可说是老友了。竺可桢记录道，何尚平“长余二岁而精神犹矍铄，每日打网球（Single单打）且在French Club（即法国总会）游泳云”。
何尚平向竺可桢介绍道：“法国总会会员1000人，中西各半。先为候补会员，出60美金，二年后如认为合格，作正式会员，又出50美金。现会员已满而候补人多，云内有极佳之游泳池，并有草地网球场十六个。”接着，何尚平又带他参观了院内的球场。
这里所说的法国总会，正式称呼为法商球场总会，位于今茂名南路，是民国时期上海三大总会之一，完工于1926年。1945年后，总会易名为上海体育总会。
1954年以后，该地以（政协）文化俱乐部的名义重新开放，直到1960年。1960年4月，中国科学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学部大会，竺可桢所主持的地学组座谈会即设于文化俱乐部。
据严祖佑先生回忆，当时能加入该俱乐部的，主要是各级政协会员与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与人民团体的领导，以及高级专业人士等。他对俱乐部内的游泳池同样印象深刻，认为也许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最高级的室内游泳池：宽30米，长60米，“不仅面积远远大于上海其它室内游泳池，更有别于其它室内游泳池的是，它并非像一个大浴池一样是封闭式的，它有一个全透明的开放型的顶棚。”1980年代以后，此地又改建为中外合资的上海花园饭店，向公众开放营业。
现在的花园饭店
在北京也有一个同样性质的政协文化俱乐部，成立时间更早一些，设在南河沿大街。竺可桢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日记中有不少去文化俱乐部餐叙或参加活动的相关记录。
1949年7月，竺可桢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从此长居首都。此后，竺可桢仍然保持着打网球的习惯。9月20日下午，他与同乡陈鹤琴（时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及张如心（东北大学校长）一起打网球，“余与鹤琴均年将六十，张年仅四十一，故余二人轮流与张打单人Single，至五点廿分”。
第二天（9月21日），也就是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日子，下午，竺可桢又与陈鹤琴、张如心一起打网球至5点。晚餐之后，竺可桢于六点多出发赴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他的座位是548号。
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的日记中很少再有打网球的记录。1962年9月11日下午，竺可桢到太阳宫体育场观看全国十家单位的网球对抗赛。该赛事为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国所恢复的第一次体育赛事。为了扩大影响，比赛邀请了各国驻华使节及其家属，以及各大通讯社驻京记者参观，陈毅副总理也亲自到赛场观看。
在场中，竺可桢遇到了张奚若（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余心清（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为俞心清，似有误）、吕正操、蔡廷锴（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等人。这几位都是体育爱好者，吕正操在1964年还继任了中国网球协会主席。张奚若对竺可桢言，他也是资深网球迷，从1913—1937打了二十四年网球，又谈到“过去曾见Tilden、Johnston、Williams、Brookes等打球，以为是幸福云云”。竺则表示自己“从1912—1962打了五十年，但从来没有打好”。不过从竺可桢的日记来看，他在1950年之后罕有打网球的记录。这其中的可能原因是，与上海不同，北京保留下来的网球场地很少，而竺可桢也可能没有觅到合适的运动搭档。
第二天早上，他继续到太阳宫观摩网球比赛。竺可桢想看男子单打，“有名的梅福基、彭志渊等。不料今日梅、彭等对手太弱，到场后体育馆人员要我看女子单打”，似有未偿所愿之意。
9月13日下午，竺可桢再至北京体育馆看男单半决赛。他评论道：“今日男子单打半决赛，为上海梅福基与朱振华。梅先胜二sets，因年较长体力不济，连败三局。二人球艺均高，有国际水平。另一单打也均上海青年，彭志渊胜戴永明，也是3—2sets。”
朱振华和梅福基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网球选手。新中国第一届全运会，朱和梅两人分别为男单冠、亚军。梅福基还两次参加温布尔登网球赛男单比赛，并有胜绩，可说是明星级运动员。竺可桢自然不能放过观看两人对决的机会。
1964年10月23日下午，竺可桢又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匈牙利网球队和北京队的比赛。竺可桢所看的是单打赛，“先举行女子单打，波尔加尔对潘凤金，赛尔和陈彩蓉，均以1—2中国队输。次男子单打，古雅士和高宏谋，高输第一Set，第二Set因房中冷，我先走，看样子也要输，Games已到5—2。另一男单打，西克萨伊对张建昌，以2—0输。另一男子单打，瓦尔加对王福章，则我走时尚在进行。”此时的竺可桢已近七十五岁，但身体还算不错，尚能看完大半场比赛。
游泳与滑冰
打网球之外，竺可桢也非常热衷游泳。对他而言，这可以说是与网球并列的另一大终身爱好。在民国时期，室内恒温游泳池极少，所修的大多数为露天游泳池，所以竺可桢只在夏秋两季游水。
1936年6月30日，竺可桢与长子竺津（字希文）一起至南京中央医院验身体，下午便去中央游泳池游泳。中央游泳池修成于1931年，是中央体育场（今南京体育学院内）的一部分，是为原计划于1931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而兴建。其主体为露天游泳池，边长五十米，宽二十米，有九条标准泳道，最南侧还有跳台跳水的装置。
7月3日，竺可桢又带次子竺衡（字希平）和三子竺安（小名彬彬）到中央医院验身体，接着赴业余游泳池。当天南京有雨，且温度不高，整个游泳池只有四人，故竺可桢戏称，“余等亦可谓有游泳癖者矣”。
7月6日，竺可桢一家从南京乘车至杭州小住，宿于西湖饭店。10日，竺可桢携竺津至高中游泳池游泳。竺可桢详细询问了游泳池的建设情况，据云“池之建筑费实只四五千元，加上屋宇及水管等则达一万一千元，含水量一万四千余担，每C.M.立方米即单位约卅担，需价一角，故每次换水约四十元之谱云”。
8月30日下午，竺可桢又至杭州市政府所办的钱塘江江滨浴场，入场券五分。竺可桢评价道，“滩极浅，须行半里许始有二尺深，由此出外则深度骤加，外有渔船停泊，为救急之用。今日浴者不多，水温度高，不甚清洁，余在水中约十五分钟即起，觉腿臂均有肿痒如为虫所咬者”。
当时的浙江大学还没有自己的游泳池。而1936年教育部所公布的《暂行大学体育课程概要》，规定大学体育课程内容应包括游泳、球类、田径运动等。作为国立大学，修建游泳池一事势在必行。
竺可桢对待此事也相当认真。1937年5月26日下午，他“阅浙大与厚记建筑公司建筑游泳池合同，计洋一万六千八百元，八月底完成”。6月5日，《国立浙江大学日刊》还刊发文章《本校游泳池已积极兴造》，表示“该池全用水泥钢骨，上铺白色优等磁砖，坚固美观并为顾及下学期开学时，当可应用云”。然而，七七事变之后，形势大变，浙大很快就要西迁，游泳池自然也没有付诸使用。
西迁时期，竺可桢也会找地方游泳。不过在贵州时，他似乎嫌遵义的水质不佳，下水次数不多。他对湄江的评价颇高，有空去湄潭出差时，往往会游上一阵。如1941年7月7日，他赴湄潭参观学校新建的俱乐部，“下午在湄江游泳，此地游泳比遵义远胜，闻不久以前曾作比赛云”。1943年8月12日下午，他又至湄江游泳，并评论道：“此处水远较遵义佳，而同事中极少来者。”
回到杭州以后，浙江大学又继续修缮游泳池。1947年6月2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发文《本校游泳池即将兴工整理》，言道“本校游泳池已待积极整理，业由杭州自来水厂估价承包，装置进水管及接水等工程”。根据竺可桢的日记，学校游泳池迟至1948年7月12日才正式开放。
1949年定居北京之后，竺可桢仍然寄情于游泳。1951年7月24日，竺可桢到北大医院验身体，为游泳而准备。他八点半到医院，九点十分开验，“医生仅验沙眼、心脏、小便处与足，均不十分仔细”。十点，竺可桢便回到中科院。
7月28日下午，竺可桢至人民游泳场游泳。人民游泳场位于什刹海，当年六月刚建成，因收费低廉，颇受北京市民欢迎。竺可桢记录道：“深浅二池均满，惟跳池人较少，尚可泅。”
7月31日晚，竺可桢又到中南海游泳池游泳，当时入场分红票与白票两种，“用红票随时可去，白票只限六点半以后云。入内只郭太太（于立群）和三小孩在池中，余不久亦出，闻星期日人较多云”。
8月5日（星期日）下午，竺可桢又携妻子与女儿至中南海游泳：“此池系1933造，长50m。今日系星期，故来者人较多，达六十余人。惟池底多绿苔，故觉脚滑。郭院长夫妇（即郭沫若与于立群）及小孩均来。此外无一相熟者。十二点回。”
此后几年，竺可桢常至此地游泳，如1954年8月8日（星期日）下午，竺可桢“至中南海游泳，今日人稍多，有100人之谱。池系50m25m，已觉人多游泳不畅”。1955年8月28日下午，他又到中南海游泳。
1957年6月23日，竺可桢携竺安、竺松至“至崇文门外体育馆游泳”，这指的应该是1955年10月落成的北京体育馆。北京体育馆的游泳池长五十米，宽二十米，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室内游泳设施。其池水采用循环过滤制，总容量三千吨，可每六小时循环一次。池水可保持在二十三度到二十五度之间，室内空气则采用热风采暖。
有了这样的条件，竺可桢在秋冬时节还能享受游泳生活。当年10月8日下午1点，他“至体育馆游泳”；10月15日晚，竺可桢又至体育馆游泳。
之后几年，竺可桢都会交替着去什刹海与北京体育馆游泳。如1958年7月7日下午，他去什刹海游泳，“今日不顶热且有微风，但游泳者仍不少，估计300人。每节初入时尚可，游久则池中人多，不能动矣”。
1962年开始，竺可桢又找到了新的可游之处。6月29日晚，他“至工人体育馆游泳，并至户外游泳约一百米。近日在夏至节附近，所以七点到游泳池尚有太阳，八点多回家天尚未黑也”。
工人体育馆落成于1961年春，是为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而建，建筑面积四点二万平方米，可容纳观众一点五万人。除乒乓球比赛之外，该馆也可供篮球、排球、羽毛球、体操、 举重、击剑等体育项目的比赛或表演。
不过竺可桢这里的记录显然有误，因为游泳池并不位于工人体育馆，而是在旁边的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场建成于1959年，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体育场，内有一座可供五千人共同使用的室内外游泳池。大概由于名称和位置上过于相近，竺可桢从没有区分过这两者，在之后的日记中一直称为“工人体育馆”。
1962年8月2日，竺可桢又至和平门外的陶然亭游泳池游泳。该游泳池建成于1956年，是当时北京另一座较有规模的人工游泳池，设有露天标准比赛池一座、 练习池两座、跳水比赛池一座。
之后一段时间，竺可桢常去陶然亭游水。然此地的卫生标准似乎不佳，9月9日，竺可桢到了游泳场后，在淋浴室“觉霉气充塞，而冲盆均已坏，不加修理；厕所之脏，几乎难以言语形容，而此处是国家游泳队练习地点。对于他们，这是非常坏的卫生教育，若做国际竞赛，这样状况简直是不行的”。之后，竺可桢还是转战于北京体育馆与工人体育场。
1963年1月6日上午，竺可桢至工人体育场游三百米。场内管理人员惊奇于他年逾七十尚有如此精力。竺则表示他“游泳时每50m要休息二三分钟，不然也得要仰泳休息，不能连续不息，因这将会给心脏以很大压力”。
1964年起，竺可桢又常至养蜂夹道俱乐部游泳，这是一个为高级干部准备的活动场所，因地址位于养蜂夹道一号而得名，对外的正式称呼是“北京市人委交际处招待所”。据竺可桢11月26日的日记，当年八月该地的游泳池才告落成，“此地甚近办公室，而开放时间也多，所以比工人体育馆与北京体育馆为便利。”（《竺可桢全集》17，301）
从1964年到1966年年中，是竺可桢晚年生活的一段平静期。只要没有重大活动缠身，他基本保持着每周三次以上的游泳运动，每次游四百到五百米，主要地点就在养蜂夹道（偶尔在工人体育场）。
1966年7月1日下午，竺可桢和妻子至养蜂夹道游泳池，但门口警卫不让进，据云已停开。“我们进门见有布告谓无限期停开，大概是北京市委机构统要清算。”之后一段时间，他转至北京体育馆游泳。
8月2日晚，竺可桢在北京体育馆游泳时，得知养蜂夹道昨起又开放了。第二天中午，他便过去探个究竟，才得知游泳池已归国家体委所管，成为业余体校。“凡各部副部长以上经各单位党委介绍可以来池游泳，开放时间改为星期一、三、六下午7:30—10:00，星期六下午、星期天上午可以带子女云。我因买了年票，所以到晚又来交涉去游泳。”
“文革”期间，养蜂夹道与工人体育场均先后告停业，无处可以游泳的事实，令竺可桢相当焦虑。1967年1月13日，北京市卫生局林宝骆来找竺可桢。林也是游泳爱好者，与竺可桢经常一起游泳，这次他来就是问询游泳馆何时开放。竺可桢告诉他：“北京体育馆从元旦起因要做馆内文化大革命工作已停开，而养蜂夹道的游泳池自去年八月起常川驻有红卫兵，也久已停开。”
林宝骆对游泳的痴迷更甚于竺可桢。1968年2月1日，竺可桢记录道：“林宝骆曾于前几天来寓，告我以工人体育馆游泳池已开放，但说开了三天又关门，其消息灵通如此，可谓关心游泳矣。”
1968年6月23日，竺可桢之子竺安准备去什刹海游泳，竺“已一年半未游泳，拟是要在人少的游泳池试一下才敢入大水，所以只答应去看一下”。当天下午，他只在浅水处游了一阵。此时的竺可桢已年近八旬，心脏和肺都有问题，游泳运动已经不合适他了。
1949年移居北京后，竺可桢还在冬天玩起了滑冰。1950年1月29日下午，他至北海看别人滑冰，感叹道，“余卅年未滑冰，见此不免欲一试，但患年老无此勇气也”。
到了1950年12月，竺可桢为妻子与女儿买了溜冰鞋，准备和她们一起滑冰。12月16日下午，他和竺松等人至什刹海滑冰，“余不穿冰鞋已卅年（1918年为最后一次），今日重来，宛如初学，只能走二三步而已”。从时间上推断，竺可桢应该是在美国求学期间学会滑冰的，回国之后再未尝试。
此后，竺可桢常带女儿等滑冰。12月23日，竺可桢与竺松至北海公园溜冰。1951年1月3日，他又带竺松到什刹海溜冰。1月18日下午，他还一个人跑到北海公园后门溜冰。每年12月至2月，竺可桢有空就会出来溜冰，成为他冬季生活的一大乐趣。
1960年1月29日上午，竺可桢与竺安、竺松一起至北海公园滑冰。当天他跌了一交，有三四秒不能起，站起后有一二分钟都觉得难受，“可知年老人滑冰是不挺合适的”。2月5日，他再去北海公园滑冰，又跌了两次。此后，便很少再有他滑冰的记录了。
不过，竺可桢还是相当挂念滑冰。1962年冬是一个暖冬，北京滑冰场的开放时间拖到了1963年1月7日。当天他去北海公园一走，发现前门桥旁的冰都融解了，湖中也融了一大片。接着他又到公园内的漪澜堂滑冰场，“虽万事俱备只待开场，但冰间亦见水洞，且冰厚不到三寸，怕今冬滑冰无希望”。
1月13日下午，他又至北海公园滑冰场，评论道：“到北京以来十二月不能滑冰尚是第一年，冰亦比往年为薄，在贮冰室左近看到冰厚只6"—8"，而往年常在一尺以上甚〔至〕二三尺厚。”
如此看来，竺可桢关心滑冰，也与他的物候研究脱不了关系。
打太极拳
从1958年起，竺可桢开始学习太极拳，这是他晚年所长期保持的另一项运动。当年10月5日，竺可桢开始学习太极拳基本动作。从九月起，竺可桢的妻子陈汲（字允敏）以及中科院另两位副院长吴有训和陶孟和都已经开始练习太极拳，他也打算加入学习班。
六日早上七点，他第一次参加太极拳班，“杨太太”（当指杨钟健的夫人王国祯）、吴副院长夫妇和妻子陈汲也一同学习。竺可桢记录道，“他们已学二星期多，我是后加入的，先学基〔本〕动作，有双臂挥环、原地起式、原地倒撵猴和云手”。到10月24日，太极拳老师已经将太极拳简法教完，竺可桢笑言，“我们的步法还不准，至于姿态更谈不到”。
1955年，国家体委邀请了一众太极拳名家制定“精简太极拳”，以便于普及推广，最终决定以杨式太极拳为基础创编，由李天骥执笔，并以他演练的动作拍摄照片。这就是竺可桢所说的“太极拳简法”，也就是“24式太极拳”。此后，国家体委有组织地向人民群众推广这套简化太极拳。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机关单位，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
1958年11月28日起，他们换了另一位“李精梧”老师（竺可桢这里的记录似乎有误，应为李经梧）来教课。竺可桢表示这位李老师“年较长，而教得更仔细”。
李经梧生于1912年，是北京的太极名家，1949年之前曾任北平太庙太极拳研究会理事。1956年之后，受国家体委委托，他在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许多中央机关单位任太极拳教练，1959年7月转至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工作。国家体委所摄制的全国第一部《太极拳》科教片，便是以李经梧为拳架。
到了12月初，又改由“李建华”（竺可桢的记录似乎还是有误，应为李剑华）来教授太极拳。据竺可桢所记，这位李老师“年已七十多，住西郊中关村，所以五点半即须出发，其子在物理所工作，虽年迈而精神矍铄，惟教法不及马、李二人”。（《竺可桢全集》15，263）到了1959年1月18日，这位李老师来教最后一次太极拳，“可是我的姿态完全是不合格的”。
初学了基本套路之后，竺可桢在1959年打太极拳的记录并不多，大概此时的他还未将太极拳作为自己的健身项目。1960年这一年，他偶尔会在早上打太极拳。4月23日早上，竺可桢打了二十分钟太极拳，“背心觉出汗”，二十五日早上又打十九分钟的太极拳，同样“觉热得出汗”。
大约从1962年起，竺可桢开始养成定期打太极拳的习惯，每次二十分钟。练习的相隔时间也越来越短，一开始大约每周三次。到了1966年，竺可桢几乎每天早上都打太极拳或做健身操，赴外出差时也不例外。
以1966年3月为例，竺可桢于二十日乘飞机赴广州参加全国农业区划会议。二十一日早上，竺可桢六点半起床，“作太极拳20分钟，因外间微雨，在房中”。二十二日“晨六点十五分起。作体操十分钟。”二十三日早上六点起床，“体操十分钟后早餐”。二十四日他同样六点起床，然后打了二十分钟太极拳。二十五日是大会召开的时间，他“晨六点起。因外间雨，在室内做太极拳20分钟后早餐”。二十六日早上六点二十分起床，他作体操十六分钟后早餐，八点再至羊城宾馆二楼继续开会。
1966年7月起，竺可桢停止了打太极拳，这显然是受到“运动”的影响。这一停就是一年半，到了1967年11月21日，竺可桢又开始重打太极拳，但太长时间没有操练，“所以全忘了，要自己编一套才行”。当时竺可桢的身体已经较弱，自觉“广播操已不合适我的心脏，所以不敢操了，可能连游泳都要成问题了”。
此后，竺可桢仍然坚持打太极拳，不过频率大幅降低，大约每周二到三次，时间也改为十分钟左右。1968年冬之后，竺可桢的肺气肿和气管炎变得严重起来。11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近两年来气喘一年加重一年，从前年冬起即觉早晨做广播操要气喘，但太极拳无影响。到今年冬，连太极拳也要气急，甚至略略走动就气喘”。
1969年2月19日，竺可桢至北大医院附属第一医院门诊，发现白血球偏高，有肺炎可能，因而入院治疗。这次住院时间长达五十三天，是竺可桢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出院后，竺可桢仍然是咳嗽不止，身体大不如前。出院后的4月14日，他抄录了苏轼的《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并表示“我现在八十之年，仍然希望病后能再少”。
此后，竺可桢只能在身体较佳的时间打拳或做操，时间也逐渐减少，有时只打五分钟。1971年5月28日早上，他打了五分钟太极拳，却要三分钟休息方能恢复，不禁怀疑“这运动是否有益有问题，北京医院刘医是不主张的”。6月21日，竺可桢又对比了当年与前年的体力，“我去年此时打太极拳十分钟不觉太倦，而今年只打五分钟了”。
由于肺气肿对竺可桢的身体影响越来越深，他逐渐用呼吸操代替太极拳，以改善肺功能。 他已经无法再从事任何自己热爱的体育运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