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3日，我们站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这是属于庆典与阅兵的时刻，更是一个需要整个世界俯身沉思的坐标。
当宏大的胜利叙事逐渐远去，我们该如何铭记那场将全人类卷入其中的浩劫？历史的真实纹理，并非仅由英雄与战役构成，它更是由无数普通人破碎的命运，与一场持续至今的、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战争所共同编织。
触碰这场战争的痛感，我们无法绕开一个名字——张纯如。这位美籍华裔作家，用她短暂的生命，写下了一部足以燃尽灵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在那个西方世界对南京大屠杀普遍失忆的年代，她以其笔触，强行撬开了那段被刻意掩埋的历史。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孙英春、徐蓝、王一禾 等/译 孙英春/校，东方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而在她离世多年后的今天，一部新近的电影《南京照相馆》，与她的文字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回响。电影构建了一个被日军征用的位于南京的“照相馆暗房”，在这里，记录真相的胶片被迫为谎言服务。这个“暗房”不仅是冲洗照片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强大的隐喻：在历史的幽暗中，什么是被允许“显影”的真实，什么又是被缝在衣服之中，偷偷带出去的罪恶？从张纯如的绝笔，到今日银幕上的照相馆，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座深渊之城，以及那场永未终结的、关于记忆的战争。
如果说张纯如的著作是宏观的历史解剖，那么《南京照相馆》则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微观的求生剖面。电影的主角团是由邮差、照相馆老板一家、女演员、翻译官、伤兵等人组成的“滞留者”，他们的故事，是整个南京城的普通人在善恶边界上的集体挣扎。影片的核心——“暗房”，正是这种挣扎的舞台。在这里，幸存者们被迫为侵略者的宣传机器服务，冲洗那些美化暴行、粉饰太平的“中日亲善”照片。这正是张纯如在书中揭示的历史事实：日军一方面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暴行，另一方面又极度渴望维持“文明之师”的形象。电影中的幸存者，成为了这种“精神分裂”的亲手执行者，他们的每一次显影，都是对良知的一次凌迟。
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
然而，正是在这最屈辱的合作中，诞生了最隐秘的抵抗。他们在暗房里，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藏匿、保护着记录日军罪行的胶片。这是一场关于“证据”和“记忆”的战争。他们的抵抗，不是用枪，而是用那小小的、脆弱的胶片。他们守护的，是历史的底片。影片中的女演员，她的身体和尊严时刻处在被侵犯的边缘，这是幸存者群体所受压迫的一个缩影；而那个复杂的翻译官，他的背叛与最后的反抗，则揭示了在绝对暴力面前，人性的脆弱与坚韧是如何交织的。
由电影再回看张纯如的著作，可以看到这本书之所以震撼，在于她以海量的史料、多方的证词，冷静而全面地解剖了深渊的构造。她告诉我们，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发生的南京暴行，数不胜数的悲剧是无差别的。屠刀之下，既有放下武器的数万士兵，也有手无寸铁的普通男性平民。书中记录的“百人斩”竞赛，将杀人变成一场游戏，这是对人类生命最极致的漠视。在《南京照相馆》中，把冲洗这个任务交给主角团的日军随行摄影伊藤，正是记录了“百人斩”这一个经典的、惨无人道的攀比的那个人。他将以“百人斩”这种场景为代表的胶片送到照相馆中，让照相馆里的人们每天目睹着这些残暴的记录，却要服务于日军，以冲洗胶片获取他们短暂的生存权利。
电影《南京照相馆》剧照
然而，在这普遍的屠戮之上，法西斯主义还施加了一层针对性别的、更为阴险的暴行。这便是张纯如选择以“Rape”（强暴）为书名，所要揭示的核心。这不仅指代城中无数女性遭受的系统性性暴力，更指代一种针对整个城市的、以“非人化”为目的的征服。在这场“南京大强暴”之中，从12岁的幼女到80岁的老妪，几乎所有妇女都难逃被施以性暴力的命运。据估计，被奸杀的女性数量最低达2万人，最多可达8万人。日军士兵在回忆录中冷酷地自述：“或许当我们强奸她时，我们把她看成女人。但当我们杀她时，我们只是把她看成猪一样的动物。”这种将同类“物化”的逻辑，正是所有暴行的起点。
为了将这种征服欲推向极致，日本士兵们不断突破着人性的底线，对弱者进行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虐杀。这满足的已不再是短暂的性欲，而是绝对权力之下对人性伦理的彻底摧毁。这便是在杀孽之上，用淫欲对人性进行的血淋淋的践踏。而作为这种临时、混乱的性暴力的“制度化延续”，慰安妇制度成为张纯如笔下的“南京的遗留物”，将高达20万的亚洲女性拖入了更持久的地狱。电影《南京照相馆》之中，精神崩溃的平民女性们，包括被侮辱的主角之一，那个女演员，都是其中的受害者——即使电影是用了极为克制的方式来讲述，仍可见一斑。
要理解这场战争，除了文字、电影以外，导演郭柯的一系列纪录片也在当事人口述这一层面进行了补足。2012年，他关注到一位名叫韦绍兰的老人——她是“慰安妇”制度幸存者，有一名中日混血儿子。根据他们的经历，他拍摄了短片《三十二》，记录下当时中国大陆仅存的32位公开身份的幸存者。当短片播出后，到2014年，这个数字锐减到了22。郭柯深感“再不记录，将会无法赶上历史湮灭的速度”，于是奔赴全国，拍摄了长片《二十二》，为这22位老人的生命留下了最后的影像。
纪录片《二十二》海报
这些纪录片所抢救的，正是历史记忆中最特殊也最痛苦的一页。2023年11月9日，随着老人李美金的离世，纪录片中的22位老人已全部去世。她们一生都在承受双重的暴力。第一重暴力来自侵略者，第二重暴力则来自将她们牢牢困于“贞洁话语”之中的社会偏见。传统观念中，妇女的“贞洁”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因此，当她们遭受性暴力后，许多人选择了沉默，这种失声是长久以来社会加诸于女性身上的诅咒。《三十二》的主角韦绍兰老人历经艰辛回到家中，等来的却是丈夫“你学坏了”的责备。这种来自至亲的二次伤害，其痛苦或许不亚于敌人的刺刀。
凝视深渊的人，自身也可能被深渊吞噬。在南京的至暗时刻，除了施害者与受害者，还有一批自发的营救者，如《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奥斯卡辛德勒一般，一些来自不同立场的外国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守护着这座城池里的中国人。张纯如在书中特别提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国教务长明妮魏特琳，她正是《金陵十三钗》中神父的原型之一，也是《南京照相馆》中那位外国医院女院长的原型。南京被日本入侵时，她并未撤离，而是留在她的学校里搭建难民营，保护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她收容了大量的妇女，但这个避难营只是相对安全，她仍然需要每天从早到晚驻守，来阻止会翻墙进来实施强奸行为的日本兵。她的日记记录了那段地狱般的日子，也记录了她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最终，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彻底压垮了她。战后，她因严重的抑郁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无独有偶，张纯如在出版《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七年后，同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她的生命，年仅36岁。我们很难去评判她究竟是否受到了过多来自历史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书写这段历史，是需要巨大勇气、足以燃尽灵魂的工作。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暴力还在以另一种形式发生：许多呼唤、许多抗争，都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之中消解了。当不再需要亡魂时，他们的遭遇都被刻意地忽略；当罪行不堪重负时，忽视就显得轻松；而许多人至今没等来一句道歉。
这种“见证的代价”，在《南京照相馆》中被戏剧化地呈现。主角们在暗房里的挣扎，与张纯如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证据、与郭柯在乡野间抢救最后口述史的行为，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历史的“守夜人”，在各自的“暗房”里，与遗忘做着殊死的搏斗，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电影里只有女演员带着照相馆老板的儿子逃出生天。但她坚定地继续举着相机，将那个小小照相馆的火光燃遍了祖国的山河。
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曾说：“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句话在80年后的今天，显得尤为振聋发聩。从张纯如笔下详尽的史料，到《二十二》里老人们平静的面庞，再到今天搬上大银幕的《南京照相馆》，我们看到了记忆传承的不同形式。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无论从精神上如何抹灭，仍有人在为铭记历史做出努力。
纪录片《二十二》剧照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的凝视，不应只停留在对胜利的欢呼，更应投向那些曾在深渊中挣扎的个体。历史的暗房之门已经打开，走出暗房，选择让哪些影像被看见，让哪些声音被听见，依旧是我们的责任。不要轻易忘记曾经真实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磨难，不要对他人所遭受的一切苦难袖手旁观，保持愤怒即是保持清醒。永不忘记，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坚守人性的良知。这便是我们对80年前那场胜利的最好纪念，也是对所有逝者最庄严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