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14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文史研究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联合主办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1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顺利举办。本次论坛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100周年志庆活动之一，主题为“人类之网：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来自哈佛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东京大学、台湾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鲁汶大学、汉堡大学、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加州伯克利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会报告。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仇鹿鸣教授主持开幕式
9月12日上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1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正式开幕。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仇鹿鸣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金力代表学校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百年来为复旦史学发展呕心沥血、耕耘不辍的历代学人致以崇高敬意。金力指出，本次论坛既是历史学科百年学术成就的辉煌展示，更是迈向未来的新起点，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促进学科的交叉和学术的合作，让复旦成为全球知识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让学术的薪火在一代代学人手中传递、燃烧。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致辞
当日上午，以“历史中的空间”为主题的报告拉开了本次论坛的帷幕。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教授先后进行演讲。
包弼德教授以《中国历史中的地理模式》为题做分享。他首先对与复旦大学共建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给予了高度肯定，随后分别从“自然地理与行政地理的对比”“郡县制度与封建制度的对比”“中国（中央之国）与夷狄（部落民族）的对比”“中国内部：南北对比”“精英阶层的自我观念：国家精英与地方精英的对比”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最后通过地理志体例的变化揭示了古代地理书写从行政地理（Administrative Geographies）到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ies）这一深刻的范式转变。
陈春声教授以施坚雅与客家研究的关系入手，着重论述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的核心观点。他以劳伦斯克利斯曼的“文化崎岖”理论指出，商品流动不一定遵循施坚雅层级市场体系，且市场存在以族群联结的可能性。他认为，客家人在地理分布上并不符合施坚雅宏观区域的划分标准，并表示从史实中并不能得出客家人聚留山地与迁移的规律。在对区域体系理论与梁肇庭客家叙事的假说进行反思后，陈春声强调，“区域”的界定应与人的活动与认知相联系，而区域的界邻地区自成一个区域。此外，现代学术和网络技术对人群区域认同也存在重要影响。
周尚意教授以《在地理场景中理解历史》为题作报告。她首先指出本项研究意在论证地理场景对理解历史的重要价值，并对“地理场景”的意涵进行具体介绍，强调它是事件嵌入的多要素集合，是主体意义的有机载体。她以侯仁之、卡尔索尔、段义孚三位学者的研究案例，展现他们如何从自然地理条件、文化景观和地方感的角度，完善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对接方法，即探讨如何在地理场景中理解历史，并分别对揭阳、北京、珠海的三个具体案例做分析，总结并展望了用景观现象学方法开展地理场景分析的可能性。
9月12日上午第一场讨论与提问环节
当日下午，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围绕“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主题报告，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东京大学佐川英治教授则聚焦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融”这一主题进行分享。
荣新江教授通过文献、考古与图像资料，系统阐述了从汉代至明清近两千年间，丝绸之路在物质与文化层面对古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他指出，张骞通西域打破了中国早期相对孤立的状态，使中外交流从商品贸易扩展至政治、宗教与文化等多领域。荣新江重点分析了佛教传入对中国精神世界的影响、粟特人对古代中国物质与宗教方面的贡献、安史之乱对中外文化交流的阻碍，以及南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影响。他以河西走廊和海上贸易为例，说明无论朝代更迭或政治变动，陆海丝绸之路始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中外交流自开通以来虽偶有中断却从未彻底断绝。荣新江强调，丝绸之路对古代中国贡献重大，诸多影响仍有待深入发掘和研究。
霍巍教授从青藏高原的地理特征出发，勾勒出汉唐时期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面貌。通过丝绸、茶叶、金银器与铜镜等考古实物，分析了其材质、工艺与纹饰所反映的交通路线与文化内涵，并由此进一步归纳出高原丝路的三条主干路网：西北路网（通向中亚、西亚及南亚）、西南路网（通向南亚尼泊尔、印度）、东南路网（通向缅甸、印度东北部）。他强调，“高原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以坚实的考古与文献证据表明汉唐丝路向青藏高原的延伸，对深化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9月12日下午第一场讨论与提问环节
姚大力教授围绕“夏真的存在吗？”这一问题，从原始汉语起源及龙山文化到商之间的演进展开讨论。他指出，汉藏语系于公元前3900年左右自华北中部开始分化，原始汉语人群形成于东部，而藏缅语祖先则向西迁移。商人可能最初并非原始汉语人群，后在扩张中征服并被同化于一支早先存在的原始汉语人群，从而解释了龙山至商的文化转变逻辑。姚大力强调，关键不在于确证“夏”的存在，而是以多学科方法重新审视商以前的历史，从而推进对华夏文明起源的认识。透过文化“看见”创造不同文化的不同人群特征，民族史视角像一柄折射光线的棱镜，可能带来有关汉文明起源的新认识。
佐川英治教授以《十六国北朝史的再思考——以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为视角》为题进行分享。他指出，隋唐诸多制度并非直承秦汉，而主要起源于魏晋南北朝，其中十六国北朝的历史变革对东亚世界形成尤为关键。他借助“古代晚期”这一视角，以君主称号变化揭示该时期的多元性：十六国时“天王”与“皇帝”并存，显示政权对“正统”的不同诉求；北魏时“可汗”逐渐取代“单于”成为游牧世界使用的君主号，太武帝时期的“天子”成为融合皇帝与可汗的称号。至隋唐，君主被称以“圣人可汗”或“天可汗”，亦自称“皇帝天可汗”；同时，王权进一步渗入佛教世界。唐朝由此脱离了单一的中国中心观，成为所谓“二元性帝国”的中华。
9月12日下午第二场讨论与提问环节
9月13日上午，台湾大学甘怀真教授、复旦大学张巍教授、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围绕“古典时代的形塑”这一主题发表演讲。
甘怀真教授回顾了此前学术界对于“天下”的思考与理解，重新检讨“天下”的原理，认为早期国家形成与宗教动力有关。在泛希腊化时代，中国也置身于欧亚大陆的宗教运动中。以汉代郊祀礼的确立为标志，国家宗教得以建立。儒教创立了天下秩序，皇帝祭祀之神只是神主牌位，其本质是未知，这一秩序维持了两千年。因此，儒教是公共的宗教。甘怀真最后总结，“天下”在中国的变与不变促成我们思考在现代中国面对的挑战中“天下”究竟有何意义。
张巍教授梳理了“古典”一词的词源，并从文学艺术的称誉延展出多重义项，“古风—古典—希腊化”的分期框架，则是在19世纪前后考古学、文学与艺术史的发展中形成的。张巍强调18至19世纪德意志“爱希腊主义”（Philhellenismus）对“古典希腊”的形塑作用，包括新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浪漫派等的推动。“古典希腊”并非被发现，而是被“发明”的思想作品，不同形塑者也反过来塑造了自身文化。当下古典学面临“去中心化”潮流，应维持“古典”的典范性与历史性的张力，和古今文化之间的纽带，持续形塑和重估“古典希腊”，以促进当下文化的创造。
彭小瑜教授演讲题目是《基层社会与帝国中央政府之互动——拉丁教父建构的罗马地方秩序》，该演讲以“离开”为切入点，论述出身较低的杰罗姆和奥古斯丁在意大利逐渐对高度特权化的罗马社会的黑暗现状和自身处境感到“辛酸”，于是选择离开，既回到行省，也投身于修道生活。然而他们并未消极隐退，而是对地方政治多有“介入”：杰罗姆通过家庭伦理说教和社区济贫开创了修院影响社会的模式；而奥古斯丁则作为希波主教履行了许多“地方官员”的职责，其积极探索体现在一些具体事例中。然而，罗马中央的无力与地方社会的多重困境共同导致了奥古斯丁政治理想的最终破灭，这种破灭真正促使他书写《上帝之城》并为中世纪欧洲思想奠定基础。最后，彭小瑜点明，如何“走出古典世界”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宏观议题。
9月13日上午的讨论与提问环节
当日下午，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御茶水女子大学岸本美绪教授、鲁汶大学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以“从明清江南出发的全球史”为焦点展开讨论。
李伯重教授首先介绍了贸易的特点与重要性，进而指出历史上人类交往活动的形式多样，只有贸易交往基本上是持续不断且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因为商业的特点是经过协商达成共识，进而完成交易。18世纪以来，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是正确的政策，借此能够得到与靠征服或占领获得同样的收益，而且贸易往来降低了国家间爆发冲突的概率。不过，对于“贸易和平论”也有质疑的声音，在近代早期国际法和贸易准则逐步健全的过程中，贸易往往与劫掠、征服等暴力获得有密切关联。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中国与欧洲的直接交流随之开始并迅速发展，中国商品的输出成为西欧和北美消费革命的重要推手。另一方面，17、18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占世界产量的一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贸易失衡也会对军事冲突产生影响，如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总之，人类持续创制出各种用于交流的网络，以此维系着合作与冲突，尽管遭遇了诸多挫折，但最终结果是扩展了人类的生命。
岸本美绪教授探讨了1571年作为世界历史转换点的重要性。这一年是马尼拉建城与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的开始，标志着连接亚、欧、美、非的常态性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世界贸易自此展开。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被视为全球白银流动的关键驱动力，其背后是明朝北部边防的高额军费需求。大量白银通过赋税征收流向边镇，却未能有效回流内地，反映出财政体制的离心化趋势。西班牙尽管凭借美洲白银扩展为“日不落帝国”，但其财政亦因战争消耗而逐步衰落。与此同时，亚洲各地的新兴势力如女真（后金）、日本、东南亚的亚齐、暹罗、东吁等“绝对主义国家”也在贸易与军事竞争中崛起，体现出财政依赖海外贸易、使用新式武器、权力集中、多文化融合等共同特征。岸本美绪强调，1571年前后贸易热潮催生的商业性军事势力，有的最终建立稳固国家，有的则在下一轮变局中被淘汰。这是一个在白银驱动下，各地国家整合与解体并存的时代。
钟鸣旦教授从私家书目、书信和译介邸报三个层面探讨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与欧洲之间的文化联系。首先，钟鸣旦以明清之际江南私家藏书中的“中欧文化间书籍”为例，研究欧洲如何存在于江南文化之中。其次，18世纪初，中国人从江南寄给罗马教廷62封书信，表达对礼仪问题的看法。钟鸣旦认为，这一事件背后体现了兼具地方性、全国性乃至跨国性的网络，亦为江南基督教徒对团体与身份认同感的塑造。最后，钟鸣旦将视角转向法国所藏的中国邸报译本。早在18世纪，中国的邸报就已经进入了全球公众的视域。钟鸣旦强调，不论是私家书目，还是书信抑或译介邸报，都代表了自我与他者相遇时的“之间”状态，同时也能反映文化交流时用边缘观察中心、并且互相交错的实态。
葛兆光教授将明清江南置于全球史视野下的意义进行思考，强调其作为地方、国别、区域与世界历史交汇点的独特价值，具体表现在：一是借鉴历史人类学的思路，眼光向下，在江南地区的基层社会、家族组织、民间信仰与文书资料中探寻海外交通的痕迹；二是理解江南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回应“大分流”、“世界体系”等问题；三是探索地方史与中国史、世界史之间的结合点，考察江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四是在全球背景下重审现代中国的形成，明清是疆域扩张、族群整合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关键阶段，江南在这一过程中多有表现。同时，这一研究方向有助于推动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修正对东亚、中央欧亚等概念的理解，推动超越国界的中国史研究。
9月13日下午的讨论与提问环节
9月14日上午，汉堡大学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汎森教授、加州伯克利大学叶文心教授聚焦于“中国思想的古今演变”主题发表演讲。
傅敏怡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宋代疑经再探》，关注的核心是宋代的疑经思潮是否可以等同于“怀疑主义”的问题。从学术史来看，民初知识分子将宋代疑经等同于怀疑论，是出于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崇拜，强调近现代科学主义的立场；从经学史来看，唐宋之际并非经学转变的起点，汉唐时期的疑经、改经、补经思潮不绝如缕，而宋代的疑经文献既属少数，又未影响到科举和朝廷态度；从思想史来看，宋代由“天下”转型为诸国之一，商业空前发达，促成了古今“进步”思想的萌发，以及对学者“穷经”的反思。总之，宋代疑经的怀疑态度，是有限的、不彻底的。它不怀疑《五经》本身，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怀疑论，体现出了宋代的时代精神，即注重常理或常识，对外在世界保持好奇。
王汎森教授以《近代中国的“新古代”——想象中的“世界如网”》为题发表演讲，论述沈曾植、王树枏和廖平等出生于1850年前后、成长于光绪初年的这一代学者对上古时代的想象与认识发生了变化，创造出与世界相交织的“新古代”，而这样的古代，是明人和之前的清人所不认识的。近代所产生的“新古代”认知与想象，不但将“议院”“君民共治”等西方因素掺入，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延展。此外，“新古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历史是如网交织的”。王汎森注意到，近代以前的乌托邦想象，如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唐末《无能子》以及清初蓝鼎元《饿乡记》，大多崇尚孤立的、与外界断绝联系的状态，而晚清以后沈曾植和丁谦等学者通过考证《穆天子传》中的史地问题，认为“古代”在西北方向是与中亚甚至西亚相交织的。谭嗣同、康有为等人对乌托邦世界的想象，也体现出“新古代”纵横交织的特征。王汎森提示，近代对“新古代”所描绘的图景未必全系想象，如班簋铭文的发现证实《穆天子传》并非向壁虚构，“新古代”究竟是想象还是真实，目前还难下断言。
叶文心教授从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视角，观察北美汉学的发展及其特点。演讲首先检讨了北美汉学既往的研究路径，指出西方冲击模式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强调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如何推动近代中国的转型，社会史视角则借助韦伯的机制把眼光放在社会内部，关注由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动力。叶文心接着将视角转移到中国，分析《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文本呈现的思想世界，继而以1867年的一则船难事件为例，分析19世纪中期中国沿海海陆思维在其中的体现。晚清政府并没有将办理洋务的经验和对国际公法、外国人统治方式的认识用于开疆拓土，只是用洋务经验强化朝廷对遥远边疆的管控，新的统治技术被用于边陲地带，由此强化了中央对边缘地带的控制，从而巩固了清廷统治。
9月14日上午的讨论与提问环节
当日下午，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围绕“近世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这一主题进行报告。
罗志田教授从“世界”一词的多重涵义入手，认为近代中国人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由西方主导、带有虚拟性和排他性的“部分的世界”。在万国竞存的背景下，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不仅在空间上要求“进入世界”，更在时间上被迫“进入现代”。然而所谓“现代（近代）”，在当时人们的理解中带有某种天赋正确的意味。中国读书人因而普遍形成一种共识：唯有学习西方、模仿西方，方能维持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世界”本身是多层次的，并非单一的整体，而是有选择性、有中心性的秩序。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成为最受关注的新概念。尽管“国家”在汉语中是旧词，但近代语境赋予其民族国家的现代意涵，民族主义也随之进入中国。罗志田最后提醒，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形成过程中，始终与对“世界”的想象交织在一起。天下被民族、国家、社会、文化等概念所取代，既是观念上的深刻转变，也是民族主义和民主文化难以调和的根源。几代知识人的努力，正是试图在这种紧张之中，为中国寻找到一个合理的世界位置。
韩东育教授以《从“道出于二”至“道通为一”的事实与可能》为题，强调“道”的范式转移始终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内在变迁之中。殷周鼎革之后，以先秦孟子为代表的开阔华夷观，展现出中原文明的“道”与华夷观共同向中和方向发展的趋势。但随着宋明理学的阐释和明清国家版图的扩展，大一统国家的“道”逐渐趋于一元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与国际法的引入，使文明范式在武力背景下发生转移。尽管中华文明始终保持了独立自主的主体性，但“道”的来源与权势却出现了分裂与转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不断巩固和提升中国模式的话语优势，增强其法理性与学理性，已成为当务之急。当代中国历史研究者应当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致力于建设一套既富有凝聚力又去中心化、既能容纳东西方文明互鉴又坚持平等性的体系，从而形成中国自身的话语价值体系，完成从“道出于二”到“道通为一”的历史性任务。
钱乘旦教授从历史与政治的交互作用出发，系统考察英国历史进程，剖析了英国君主制的现代性及其存续的根源。从1066年威廉一世通过“诺曼征服”开创诺曼王朝开始，英格兰引入了欧陆的封建制度，奠定了统一国家的封建王权制度基础。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的现代性初现端倪，进入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转型期。17世纪英国革命，尤以1688年光荣革命为标志，成为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分水岭。通过回顾英国历史发展进程，钱乘旦指出，英国君主制存续至今，其本质原因在于君主制的灵活性与适应性。面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条件，王权通过自我调适，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和谐共存的格局，从而在英国的现代国家框架中保留了其独特地位。
李剑鸣教授着意于“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在现代革命中的地位，强调它既是第一个成功摆脱君主制的革命，又成为后续革命的重要典范。李剑鸣首先从概念层面梳理“美国革命”内涵的演变，指出早期美国革命者对“revolution”的使用并不广泛。《独立宣言》诉诸洛克的政府解体理论，虽未直言“革命”，却蕴含其内涵。1776年前后，“美国革命”逐渐开始转化为专有名词，并在1778年的出版物中得到“官方确认”，并在后续的讨论中得以沿用和解释。李剑鸣进而强调，革命者普遍认为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争取了美国独立，更在于开启历史新纪元，建立一种以宪政与人民共和为核心，以维护人民自由为目标的“美国式”新型政体。同时认为美国革命“终结”了革命，并赋予后代通过修宪实现政治更新的权力（power），这构成了一种“驯化革命”的模式。当代社会变革往往表现为非暴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这与美国革命者推崇的革命形式相呼应。未来的社会转型是否会更多回归这种模式，仍值得关注。
9月14日下午的讨论与提问环节
本次论坛以知识、理论、方法创新为指引，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意在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之藩篱，聚焦跨地域的联结，直面新技术对史学研究的挑战。从9月12日至14日，中外学者围绕七大主题共发表二十一篇报告，通过坦诚的学术对话，推进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有助于深入对历史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之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