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伟大的全面抗战开始。位于平、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前后相继，与全面抗日战争相始终。三校师生和衷共济、弦歌不辍，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铸就了教育史上不朽的丰碑。
1937年8月中旬，教育部决定三校联合筹建长沙临时大学。9月中旬，梅贻琦赴长沙参与筹备，到10月下旬开学，只用了40多天。在信息不畅、交通不便、人员分散、资源缺乏等诸多不利的情况下，这一速度可谓惊人。“在长沙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在这几个月中创下了联大的精神，也奠定了联大这个战时学校的基础。”这其中，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居功甚伟。
一、事变应急
1937年7月9日起，蒋介石分别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在庐山举行的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与陈岱孙、浦薛凤、顾毓琇、庄前鼎等教授，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与北大部分教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与南开部分教授等应邀参加，离平、津南下。就在谈话会前夕，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由于此前几年间，中日之间时有摩擦，所以“卢沟桥事变”后几天，各方均在评估此次事变的严重性，社会局面尚显镇静。学校“对于时局演变，严切注意，校内秩序，则力予维持。”7月10日，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急转梅贻琦，称：“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7月15日，潘光旦、沈履及北平部分大学负责人密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等，“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7月16日，潘光旦、沈履及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郑之蕃等人联合北大等校教授密电在庐山与会的梅贻琦、胡适、蒋梦麟等人，希望他们劝谏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敌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
校长乃学校之重心所寄，留守的潘光旦等数次电请梅贻琦返平主持校务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时局。7月14日，局面日益恶化，潘、沈二人急电梅贻琦：“和平望绝，战机已迫”，请梅贻琦设法绕道正太路、平绥路返校，应付时变。22日，潘光旦、沈履电赵元任转梅贻琦，“学校大计盼在京与当局探商，时局若不过紧，希返校一行。”但战争爆发，不要说从赣返平，就是从赣返京也困难重重。实际上，梅贻琦也未返平，而直接赴汉筹备长沙临时大学。
17日，梅贻琦密电潘光旦：当日早晨当局召开重要会议，表示坚决抗日，并已开始布置。梅贻琦表示，与蒋梦麟商量后，不日即将返回。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等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并致电宋哲元、秦德纯：“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勿受其欺为要。”同日，东京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日军侵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29日，北平沦陷。
当时，正值暑假，清华大学一、二、三年级学生在北平西郊妙峰山一带夏令营作军事演习，土木系大部分学生在山东济宁县实习，四年级毕业生有200余人留校或找工作，或准备研究生与留美公费生考试。教职员大部分都在校内。
8月，北平沦陷后，清华留校师生及家眷纷纷撤向城内。此时校内人心不稳，师生对局势议论纷纷。14日晚，沈履、潘光旦等在工字厅召集通气会，通报连日与北平市长秦德纯沟通情况，以及日军决意发动侵华战争吞并华北、大战在即、29军决意抗战等情况。15日，学校提前发给教职员七月份工资，以为预备。
梅贻琦下庐山后，即刻北返。行至南京后，由于交通中断，无法北上。滞留南京期间，梅贻琦除了积极向各方探听消息外，只能依靠函电与学校保持联系。梅贻琦始终放心不下学校与师生，肝肠“一回而九折”。1939年4月，梅贻琦回忆：
斯时也，琦已由庐山到京，因平津交通中断，无法北上，除与校中同人函电询商外，日惟向京中各方探取消息，每闻及沙河激战，西苑被炸，念我介乎其间之清华校园，不知被破坏至何程度矣。某日报中载有清华学生二百余人在门头沟附近被敌人屠杀，更为焦急。凡兹传闻，虽事后幸未证实，然在当日闻之者，实肠一回而九折也。
二、负责筹备
1937年8月14日，教育部决定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长沙组建临时大学，致寒电告仍在庐山的梅贻琦，请其与顾毓琇出席19日在南京召开的筹备委员会预备会。17日，梅贻琦收到寒电。翌日，梅、顾致巧电给在南京的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主任庄前鼎，请其代为出席预备会，并电示会议结果。同日，二人还回复教育部次长周炳琳解释原因。
28日，教育部密谕梅贻琦：
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等因；奉此，除分函外，相应函达
查照，为荷。此致
梅委员贻琦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启
八月廿八日
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指令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等筹备长沙临时大学的秘谕。
三校联合，异地办学，时间紧迫，校务纷繁。虽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但领导大学创建，尤其在短期内创建一所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集体决策显然缓不济急，必须要选择一位主事之人承担更大的责任。考虑到三校各有历史、传统，这位主事之人既要有资历、能力和影响，也要考虑其所在学校的历史、传统、实力等，还要与教育部有良好的互动，虽未必负“校长”之名，但必须有“校长”之实。主要领导人的选择是考验三校的大事。北京大学首先做出了反应，胡适、蒋梦麟、周炳琳等商议后，30日，胡适致张伯苓、梅贻琦信：
孟邻兄有信与枚荪兄和我。他说，临时大学实行时，“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孟邻兄此意出于十分诚意，我所深知。我们也都赞成此意。所以我把此意转达两公，付乞两公以大事为重，体恤孟邻兄此意，不要客气，决定推伯苓先生为对内对外负责的领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到长沙之时，则由月涵兄代表。如此则责任有归，组织较易进行。千万请两公考虑。
张伯苓是国内外公认的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是南开中学第一届毕业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北大推张伯苓主持，必要时梅贻琦代表，于公于私看似两便。
但换一角度看，三校之中，论学校实力、经费、影响力，南开均不能与清华、北大并肩。并且，南开是私立，清华、北大均为国立。因此，在战时极为困难的形势下，南开实际上不可能牵头筹备临时大学。这一任务事实上非清华大学莫属。因此，北大巧妙地将梅贻琦推到了实际负责人的位置。
北大的这个提议，除考虑经费、人员、设备等，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清华大学两年前已经开始在长沙筹建分校，兴修建筑，并秘密南运了一批图书、仪器与设备，这些都可以为临时大学提供支持。
揆诸实际，查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57次会、58次会议记录（第14次出现两次会议记录），其中有7次没有出席者签名；在有出席者签名的51次会议记录中，梅贻琦出席46次，潘光旦代理出席3次；蒋梦麟出席36次，樊际昌代理2次；张伯苓出席7次，黄钰生（子坚）代理35次。可见，在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及开学期间，梅贻琦与蒋梦麟起实际领导作用。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回顾这段历史：
我到达长沙时，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已经先到那里。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我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又为战区里或沦陷区里的亲戚朋友担心，我的身体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头痛”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是真正的胃病可使我的精神和体力大受影响。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人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三、创造奇迹
1937年9月初，清华在长沙成立办事处。9月11日，梅贻琦自南京抵达长沙，参加筹备临时大学工作。9月13日，第一次筹备会举行，梅贻琦、杨振声、朱经农、顾毓琇、皮宗石、黄子坚（代张伯苓）、樊际昌（代蒋梦麟）出席，梅贻琦主持。会议通过四项决议，奠定了联合大学的基础：（一）联合大学经费由三校提供原有经费七成之三成五。（二）电令三校重要职员，克日南下。（三）通知三校师生在长沙复学。（四）斟酌三校过去情形，院系课程之分配。
学校通过天津、南京、上海、汉口等四地清华同学会，办理通知清华师生职员到长沙开学等事宜。
清华南迁的决策，固然是国民政府的决定，清华校内也早有共识。冯友兰回忆：
北京不守，本来早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应变的计划，清华早已有了准备，几年之前，已经着手在长沙设立分校，并动工在长沙岳麓山建筑校舍，图书馆的图书，已经陆续运到长沙，已经决定在新校舍建成后，把几个研究所先行搬去。所以此时对于全校南迁没有多的讨论、争执就决定了。实际上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正是因为此前几年清华大学秘密预备，才能在“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内，长沙临时大学便筹备完毕，三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赶赴长沙。临时大学原定1937年10月10日开学，因时间过于促迫，遂迁延至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上课。即使如此，仍有很多师生未能按时赶到长沙。11月17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向教育部工作报告书统计：临时大学理、法商、工学院租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文学院租用南岳圣经学院，同时分别租用四十九标、涵德女校作为男、女生宿舍。临时大学自始即用归并办法，三校共有院系、一校内性质相近院系均予以归并以节省开支，提高效率，归并后设4个学院17个学系。教员148人，其中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截止到11月20日，三校原有学生到校1120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全校学生总计1452人。此外，经费、建筑设备、行政组织、教学设施也都初步到位。
由于事起仓促，长沙临时大学虽粗具规模，但秩序还比较混乱，临时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余道南回忆：
见到“临大”的启事后，立刻赶往长沙报到。这年各校都没有招收新生，三校原有学生约四五千人，由于地区沦陷，交通阻隔，及其他种种原因，来长报到者不足千人（据档案名册为1200余人），教师也多数未到。课程既不能开足，上课又无书籍讲义，更谈不上仪器设备，只凭教师凑合讲授。加以前线战事日紧，国土不断沦陷，师生情绪不佳，有些教师、同学来而复去，教学秩序无法保障。12月中旬南京失守，不少教师携眷不辞而去，同学也多离校他往，全校限于半瘫痪状态。
由于师资、设备等缺乏，有些课还要学生去在湘高校借读。例如机械系三年级“被分配到湖南大学借读，借读了半年。一部分课程去旁听，一部分课程由清华教师去上课”。
需要指出的是，临时大学创建初期，情况复杂多变。总体而言，由于信息不畅、交通阻塞、地区沦陷等，教师和学生陆续赶到长沙，长沙师生数目总在变化之中。因此，梅贻琦根据实际需要协调教师来长沙。
1937年9月及10月，在浙江省象山县的机械工程学系助教陈公硕两次致函学校，询问教师是否必须到长沙。11月5日，梅贻琦批示：“函告暂时长沙需人不多，南昌方面已可应付将来。如有任务，再当通知。”根据梅贻琦批示，清华大学长沙办事处于11月7日拟信回复了陈公硕。
梅贻琦曾说：“自北平沦陷，战祸延长，我政府教育当局，爰于八月中命本校与北大、南开合组临时大学于湖南省会之长沙，琦于八月底赴湘筹备……烽火连天，弦歌未辍，虽校舍局促，设备缺乏，然仓卒得此，亦属幸事。”实际上，从开始筹备到开学不足两月，这已不仅是“幸事”，而是奇迹了。正如陈雪屏评价：
长沙临大真是名副其实的“临时”大学，一切都是草创急就，由于中央和地方教育当局的指导和协助，再加上三大学负责人的努力，竟能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创立规模，奠定基础，像其他尚未直接罹难的学校一样，按照通例，准时开学上课。简直可说是一个“奇迹”。其间经历的困苦和艰辛，是难以文字叙述的。
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前，梅贻琦提议、冯友兰主持修建了西南联大纪念碑。冯友兰撰写的碑文中写到：“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立碑之时，“虚愿”已还。但九年前南迁时，事起仓促之间，很多师生来不及“深悲”。闻一多回忆：“最初，师生们陆续由北平跑出，到长沙聚集，住在圣经学校里，大家的情绪只是兴奋而已”，“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争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最后战事如何结局的问题”。
筹备过程中，既有梅贻琦等领导殚精竭虑、高效筹备创造奇迹于前，也有三校能否联合、能维持多久等疑虑存在于后。疑虑首先来自内部，很多人对历史、传统均不相同的三校能真正合作没有信心。陈序经回忆：
我到长沙的时候，因为筹备“临大”的负责人还尚未到长沙，我因为在旅馆住的不便，乃到湖南教育厅问朱经农先生，我能否搬入长沙圣经学校居住。朱先生告诉我道：“圣经学校虽已商定为‘临大’校址，可是‘临大’能否成立，还是一个问题。”我得到这个回答之后，只好先迁到青年会居住。
我要指出，在那个时候，不只朱先生不能预料临大能否成立，就是一般的教育界的人士，以至北京、清华与南开这三个大学的同人，也很怀疑“临大”的能够成立。因为这三个大学，不只因为历史、环境、学风都有不同之处，而且因为经费上的支配，课程上的分配，以及其他的好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南京失守以后，长沙人心恐惶，这个时候，教育部的主管当局也有更动。外间传说“临大”就要解散，然而事实上，所谓临时大学的“临时”性质，反而改为比较永久的学府。我们从湖南迁到云南，我们的长沙临时大学，遂改为西南联合大学。
稍后于10月4日到达长沙的朱自清也在当天日记中担忧：“联合大学太复杂，很难取得成功。”其次是对分校建在长沙的疑虑。早在清华筹备在长沙设立分校时，政治学系教授浦薛凤即表示反对，力主设在川滇。待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筹组长沙临时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萧公权也认为长沙不妥，成都更为合适。他对陈岱孙说：“长沙自古是兵战必争之地。日本侵华，其目的恐怕不只在占据沿海各省，而有深入内地的企图。万一不幸，长沙撤守，学校不免再度播迁，损失必更重大。似乎可以考虑迁往成都。远在西边，敌人不易攻达。四川人士向来看重文人，当地的军阀也非例外。不妨与省政府一洽，我想他们会表示欢迎。”经济学系教授赵守愚和萧公权意见一致，他对萧公权说：“杭立武也约过我。我对于长沙之行也不感兴趣，我们一同去成都罢。”
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后，浦薛凤仍持前议。“临时大学地址，过近车站，实不妥当。予力主设法迁移，唱高调者或背后加以讥笑。然予对于滥唱高调，只顾面子不负责任，一任局势之自然推移，而宁准备鸟兽散而不愿事前未雨绸缪，或有此意而因怕人讥笑，而不敢作声之人，殊报鄙夷心理。予与人言，亦不留情面。予曾与桐荪先生等倡言早日决定迁滇，停课一二月，学生则予以相当津贴。”浦薛凤、郑之蕃、萧公权等人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
再次，社会上对教育政策有种种争论，依违摇摆于“读书”与“救国”之间，让学生矛盾、彷徨。临时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生董奋在1938年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现在都彷徨歧路。我们一点不知道我们该怎样走对。有二条路，即“读书”与“救国”
我们的当局给我们的
陈诚：你们应当好好读书，为未来的复兴。
张治中：你们这种不生不死的生活，多国家一点用处都没有。应当放下书本。
舆论所给我们的
大公报：应当实施战时非常教育。
中央日报（19日）：欧洲战时各国都以能上到“最后一课”为光荣，我们的教育（中等）不能废止（注：本日报载十八日中央严令中等学校不得停止课）。
教师所给与我们的
蒋梦麟：到云南去！
高崇熙：你们还来上课干吗？不论从什么地方得来的，都是矛盾，矛盾，矛盾！有些人判定救国对，于是大批的同学都上了战场（现在占全体5/12）。
还有许多觉得读书吧，于是决定了到云南去。
但是，一般昏昏噩噩的呢，他们和我一样，这一类的差不多很难确定主见的，在听某一人说话以后，觉得救国对，然而当与另一个人辩论以后，立刻改变了主见，于是觉得读书对了。他们比救国者好像多念了些书，然而却一点没心思在书本上，他们整日在彷徨着。
彷徨派多极了。
最后，战争的形势时刻影响着师生的情绪。数学系教授郑之蕃当时已经50岁，对局势非常悲观。“郑先生初到长沙，精神颇好，盖与园内仝人会晤，总期可以苟安一时，孰料竟有十一月廿四日无警有炸之空袭。此后局面日紧，遂萌去思。”
在学生方面，“同学们的心境，不用说是很激荡的，因为战事节节失利，很多同学们的家乡都沦陷了，因此经济接济断绝，不得不把已经很紧缩的生活，再加节约。有一部分同学中途去投军报国，环境的不安很影响留在校内同学的情绪。”
尽管学校校务、教务等存在慌乱，师生中和社会上也存在疑虑和彷徨，但梅贻琦知道，作为清华大学校长，在国难之际筹备联合大学，已经不只是一所学校的迁移，而关乎国家教育命脉延续，关乎文化、教育抗战，他只能往前，不能有丝毫犹疑和踌躇。他说：“吾人做事，手已把犁，义无反顾，在今日只有奋勉前进，成败听之将来可也。”
梅贻琦始终抱定教育不能中辍的信念。1938年4月15日，梅贻琦自长沙抵达昆明的当天晚上，他对记者说：“所谓战时教育，本不易概说，不过就现在之教育而论，吾人一方面应注重基本训练，同时照顾到临时训练，以应急需，而在大学尤应注重基本训练。”
1938年9月17日，梅贻琦在纪念北京大学建校40周年大会上讲话：“有人以当兹抗战时期，大学生应赴前线杀敌，此未免误解，须知赴前线杀敌，固为急需，而后方准备工作，亦更重要。不过教育事业，为有永久性的、非一时的，故大学教育效力，一时不易显现出来。吾人敢说，我国苟非过去有数十年之大学教育历史，则今日之抗战，也许不能如今日之坚强而持久。”他还指出：“吾人须准备四十年做雪耻工作，大学所负责任重大。”
1940年4月，他说：“吾人固知抗战期间经济之困难，吾人尤知建国事业需才之迫切，不及今储才备将来建国之用，后将有才难之感。”1941年，他又说：在敌人进占安南，滇境紧张之日，敌机更番来袭，校舍被炸之下，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辍，此皆因师生怵于非常时期教学事业即所以树建国之基，故对于个人职守不容稍懈也。
对学生，梅贻琦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他说，学校“绝不希望变成一个难民营。我们诚心地欢迎那些能够证明他自身值得在此国难当头受国家培植的学生。不过，要是谁当学校不过是一个有膳有宿的逆旅，要是谁老是在轻佻的行动里暴弃时间与精力，那么他可体会错了学校的主意了。我们准得把他摒诸门外”。
在三校精诚合作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与抗战相始终，打消各方疑虑，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
临时大学初期，清华计划利用原来在长沙岳麓山南为特种研究所修的建筑，做暂时驻扎的打算。讵料1937年12月13日南京即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学校何去何从，成为临时大学领导必须回答的问题。经过艰难决策，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中吟唱的“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在长沙，三校合组大学名称中有“临时”二字，反映了抗战爆发初期对日本估计不足。陈岱孙指出：
开始时，我们对胜利有过高的估计，对敌人的强大有过低的估计。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长沙时叫“临时大学”，不叫“联合大学”。这个名字是在南京确定的。三位校长在庐山开会后，来不及北上，在南京，由国民党教育部长召开会议定的名字。当时他们心里认为战争不会太久，也许三个月，一年半载。到了长沙半年之后，感到有信心是好的，但对情况低估了，对战争的长久性低估了，因此到了昆明改换校名叫“联合大学”。这有一个意思是，认为战争是长期的，大家在思想上有了准备，但信心仍是一样，师生对这一点毫不犹豫：胜利必属我们，但时间得长。
到昆明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6月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防”到校，7月1日正式启用。校名中不再出现“临时”，这表明政府意识到了抗战的长期性。
1938年12月21日，西南联大第98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规定：“自本学年起，本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定为一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按年轮值。本学年本会主席应请由梅贻琦先生担任。”但实际上并没有轮流主持，三校和衷共济，蒋梦麟、张伯苓谦逊克己，联大校务始终由梅贻琦主持。陈岱孙指出：
张、蒋二校长间似有一种默契，让三人中年龄最轻，为人谦仲（冲）、诚笃、公正的梅校长统管全部学校行政工作。他们公推梅校长为联大常委会主席。所以梅先生在昆明实际上既是清华大学校长又是联大校长。而梅先生确不负众望地把三校的兼容并包、坚韧自强、严格朴素的学风熔为一体。
陈雪屏指出，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前线军情紧急，后方日夜空袭，然后临大的师生艰苦卓绝，固守岗位，仍然是‘弦歌之声不绝’。对于镇定人心，增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起了极大的作用。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充分表现了中国学人的德性，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这种精神，一直贯穿于西南联大始终。“在长沙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在这几个月中创下了联大的精神，也奠定了联大这个战时学校的基础。”
1938年3月底，梅贻琦离开长沙赴昆明。在三校校长中，他是第一个到长沙、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浦薛凤指出，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此一段非常时期之教育工作，最为艰苦，最费心力”。在最艰苦、最费心力的时期和岗位上，梅贻琦继续其在清华谦逊、民主、务实的领导风范，深得西南联大师生衷心拥戴。他与蒋梦麟、张伯苓等一起带领西南联大走过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本文摘选自《骆驼船长：档案中的梅贻琦》（金富军 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