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启较早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国较早经受了传染病的威胁，如何应对传染性疾病，成为当时政府的重要责任和义务。对于这些国家的传染病防控策略与具体政策制定实施实践，历来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但将其统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目前学界尚不多见。鲍德温教授所著《传染病与欧洲国家（1830-1930）》通过非常广泛的一手材料为基础，引用了大量各国政府的官方报告、议会记录、医学期刊、舆论文章、回忆录和日记等一手资料，超越了针对某一国传染病防控举措的简单叙事，而是在详细考察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等多个欧洲主要国家传染病防控政策演进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性的比较分析，使每个国家的特点在对方的映照下变得格外清晰。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有效规避了人们对于传染病防控策略的共性认知，突出了各国相关政策的差异性，并最终令人信服地将预防策略的差异归因于传染病传播路线和地理环境因素。

《传染病与欧洲国家（1830-1930）》，彼得鲍德温著，兰教材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10月

关于传染病，一般民众都倾向于从医学或身体感知的角度对之进行考量，对于某些影响力较大的诸如天花、梅毒、肺结核和黑死病等疾病，长期以来都是公认的传染性疾病，可通过接触或距离不远的空气，以及近距离接触相关物体或动物，实现在人群中间的广泛传播。古埃及人和犹太人早已持有疾病可以在人之间直接传播的观点。《旧约全书》中的《利未记》就详细描述了隔离麻风病人的规则，随着《旧约全书》被基督教当作神圣经典，传染的观念也被古典和近代以来的西方拉丁世界所广泛接受。16世纪初，弗拉卡斯托罗（Fracastoro）就曾写过论著，详细说明了黑死病、天花、麻疹、肺结核、狂犬病和梅毒的传染性。

但这种观点之外，还有种思想倾向于将病因归于局部地区特殊环境，强调疾病不是从一个地方传染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而是在各地不同环境中独立地出现的。西方古典医学界权威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就曾构想出一个疾病的瘴气概念，认为传染病的形成，与特定气候、季节和天文影响所污染的空气环境密切相关。在17世纪，英国著名医学家西德纳姆（Sydenham）甚至还认为，传染病是源于地球内核或宇宙之外的发射物所造成的空气变化。这种抽象解读超出了人类理解的范畴，但随着18世纪中期以后工业革命的启动，环境污染因素作为一个切实可见的传染病爆发诱因，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源自沼泽和死水的瘴气，肮脏拥挤的居住条件和有机物的腐烂都被认为是产生热病的帮凶。

广义上讲，根据预防策略，不同的病因学有不同的含义。认为疾病通过传染而传播的观点，首先寻求的是切断传染链，用警戒线、检疫隔离和扣押等方法打断带菌者的流动。我们一般将这些实践行动称作为检疫隔离主义，其典型就是在防治麻风病领域的策略。在德语中，麻风病所对应的词“Aussatz”就暗含将感染者隔离禁闭的寓意。相比而言，如果将传染病病因归根于局部环境，那么防治疾病的最好方法是消除或改善它的环境因素。

所有欧洲国家中，英国是环境主义防疫策略及实践的典型，现代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1890）是该领域的杰出代表，他于1842年出版《大不列颠劳动者卫生状况报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在报告中，查德威克根据1836年英国政府颁布的人口出生、死亡与婚姻登记法实施后，民众身心健康数据的可视化契机，极为详细地调查并描述了英国劳工阶层拥挤的居住环境，糟糕的供水条件，不卫生的垃圾处理、街道清洁和排污系统瘫痪等恶劣的卫生状况，并结合当时民众的身心健康受损引致的国家救济支出增加、社会劳动生产力下降等后果，将之演绎到卫生经济学、卫生政治学等理论阐释的高度，指出这种情况会导致个人身体素质下降、社会生产力缩水、经济衰败、国力退化，还列举了许多案例和统计数据，强烈呼吁国家需要立即介入全民健康管理，切实保障民众身心健康。

在查德威克领导下，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创设中央卫生委员会，致力于大规模修建下水道排污系统，将人类与他们的排泄物和污物隔离开来，同时修建更好的住房，设计更卫生的城市，提供健康食品，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这种关注周边环境的做法与现代细菌学兴起后针对疾病的病原菌研究和清除路径大不相同，它强调自然环境尤其是洁净空气对人体健康塑造的重要作用。对于这种传染病防治策略，人们一般称之为环境卫生主义策略，即试图通过清洁民众生活环境，消除一切传染病爆发与扩散隐患。

根据该书，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19世纪30年代的霍乱首次大流行，还是19世纪中期广为盛行的接种天花牛痘疫苗，以及19世纪末关于梅毒的治疗策略选择，欧洲各国在传染病防控策略上的差异和分歧都非常明显。类似的策略差异甚至还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的艾滋病防治问题，英国自19世纪初以来，就确立了“气候和环境致病论”的传染病解释体系，这个体系不认为疾病和人为传染，所以不怎么支持隔离防疫，倡导尊重个人自由意志，尤其不限制商贸自由，为此不惜牺牲法律与政府权威；但与之不同的是，在传染病尤其是性病防治领域，瑞典延续了它开创的卫生国家集权主义管制策略，对个人自由进行压制；法国则在消极不作为以及尊重民众自由意志之间摇摆不定；在德国，除了巴伐利亚地区比较坚持压制个人自由的检疫隔离政策外，其他地区都倾向于执行较为尊重个体自由的防疫规划。

与英国相比，欧陆国家的集权主义则普遍表现得更为明显，在18世纪80年代，奥地利的J. P. 弗兰克（J. P. Frank）为更好控制传染病，提出了医务警察（Medical Police）理论，影响力遍及欧洲各国。他倡导国家立法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尤其是传染病防控负起全面责任。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们也发展出了类似的医务警察计划，并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开始实施。在英国，威廉佩第（William Petty）、尼希米格鲁（Nehemiah Grew）和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在18世纪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尽管当时还没有一个绝对的君主政体愿意制定出雄心勃勃的计划来实现这些意图。安德鲁邓肯（Andrew Duncan）和约翰罗伯顿（John Roberton）将德国的医务警察概念引入苏格兰时，著名的功利主义思想倡导者边沁参考这些想法，为国家设想制定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卫生管理规划，后来被查德威克运行实施，但最终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无论是查德威克领导下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传染病管控，还是约翰西蒙（John Simon, 1816-1904）领导下的医疗部传染病防控实践，都因其妨碍民众自由的集权性质被视为“卫生集权”与“医疗专制”，迫使英国政府尊重民众自由，设置地方政府委员会在尊重地方和个体自由意愿基础上实施传染病防控举措，后来英国政府又将传染病防控权限进一步下放到家庭，使得英国社会掀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家庭健康运动，促进了家政学和护理学等现代学科的发展，并随着殖民帝国的扩张影响了世界各国。

英国这种与欧陆国家截然不同的防疫理念是尤其独特的历史语境的，正如书中所言，在19世纪之前，欧洲国家处理传染性疾病的模式方法论大体上还是相似的。但是，正是在18世纪20年代黑死病流行期间，也就是英国迈向海洋霸主，确立殖民霸权，开启工业革命，倡导自由贸易的社会背景下，它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传染病防治策略分歧开始凸显了，这种分歧日益导致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分离。在1721年《检疫法》颁布后的第二年，这种过分集权的做法受到了英国民众的普遍反对，在英国普通民众看来，法国马赛所施行的那种隔离和警戒实践只适合专制政府，“英格兰的自由”对之则完全不能接受。虽然英国仍然会对船只进行检疫隔离，但政府撤销了被感染城市周围的警戒线划定、并不再强制患者转移，还终止对违规者的死刑处罚。对检疫隔离严厉措施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商人，尤其是土耳其商人，因为这会妨害自由贸易。作为殖民帝国，英国当时看重商贸自由，这就决定了他在传染病防治问题上的开放自由主义特性。

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的召开，英国正式成为世界工厂，为更加广泛地倾销商品，扩大世界市场，同时掠夺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原材料资源，英国政府进一步强化了自由贸易政策，对严格的传染病检疫隔离策略更为排斥了。在英国政府和主流科学界认知看来，传染病是具有天生的环境起源的，对其防控首先要打造清洁环境，并尽量不要干涉个人自由，防控策略应该坚持民众自愿主义原则。并为此不惜结束了曾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充分保障的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制度体系，废除了接种管理系统的诸多监管策略。

在英国全面倡导疫病防控自由主义理念的同时，它的竞争对手德国政府却在1900年通过了《传染病法》，对个人自由进行了限制和束缚。在接种天花疫苗的政府管理行动中，直到20世纪后半叶天花威胁基本消除后，德国政府才废除了相关疫苗监管政策。瑞典政府鉴于所在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对于检疫隔离主义的优势认同更为强烈，这种侵害平民自由的隔离检疫强制性举措在性病防控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相较而言，法国则彻底放弃了在19世纪初与英国类似的疫病环境主义自由防控倾向，变得日益倾向于强化检疫隔离，自上而下地倡导推行了一种较为严格的疫苗接种形式，展现出与英国不同的国家集权主义卫生管理原则。

预防传染病的策略需要确定个体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界线，欧洲大陆的做法倾向于将公共福利视为头等大事，将个体权益保护置于其次（无论是被检疫隔离的旅客、被隔离的感染者、接受疫苗者以及传染病行业关联职业群体等等），但英国则颠倒了这种顺序。正是在这种比较中，我们看到了工业化起步国家的传染病预防政策之不同，了解英美防疫文化与欧洲大陆国家防疫文化的不同之处。当然，这也涉及到复杂的流行病地理学因素。

在传染病的地理学因素层面，该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疾病史、医学史研究的崭新视角。作者在考察欧洲各国的防疫政策差异并提出缘由后，提出了一个反问：决定一个国家的防疫策略制定难道仅仅只是政治文化以及政府的行政管理传统吗,对于该问题，作者特别强调，国家采取何种公共卫生策略的最关键因素并不是传统文化与行政经验，而是该国在流行病传播路线上的位置，以及该国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这种看法其实将针对传染病的防控手段和管制策略置于一场关于“地理边界” 和“社会边界” 的思想辩论。隔离通常代表的是一种保障内陆安全的“外部”隔绝策略，即在国境线、城市边界设置壁垒，将传染病威胁尽可能挡在外面。这通常是欧洲大陆国家的选择。但英国这样做的意愿并不是很强烈，因为它是一个海洋国家，对世界贸易极为看重，所以它们不会轻易倡导隔离，更想通过通过公共卫生改革的方式清除传染病威胁，这其实是一种“内部”策略，即通过清理本国领土内的污秽，消除传染病爆发和扩散的隐患，进而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以及对抗疾病的体质素养。

鲍德温教授通过比较研究，得出各国传染病防治策略带有某种国家疆界的地理因素之结论至关重要，能给我们客观认知世界各国传染病防控策略与最终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新视角。它提醒我们，决定传染病防治策略与措施模式形成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传统及社会文化风俗，也与各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这种观点有助于拓展疾病史和医学史研究发展方向，让该领域研究从“伟大医生和重要医学发现”这种传统叙事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将相关话题深度融入到更为广阔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中，使传染病研究与国家构建和政策制定紧密联合，提升医学史和疾病史研究的人文关怀和现实主义关联。

该书的出版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著名的《外交》杂志认为：“这本耀眼夺目的书论证了传染病怎么样影响了欧洲的政治和公共政策，鲍德温悟性极高的阐释对医学史、政治思想和文化准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一本令人神魂颠倒的学术杰作。”《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也盛赞该书：“鲍德温既是一位严谨的调查员，也是一位文体家。该书许多段落文辞优美，用词精巧，充满了幽默、有趣且让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掌故。”《剑桥医学史》主编、英国维尔康医史研究所罗伊•波特对该书做出了这样的肯定：“这是一本让人目眩神迷的书，该书旁征博引，视野开阔，洞见深邃，富有创意。没有一本书像他那样能把欧洲范围内的医学和政治放在一起研究。读者将欣赏到鲍德温所描绘的全景式的疾病的‘战争与和平’、欧洲的命运和他对材料娴熟的驾驭。”《医学史公报》指出：“这是近来该领域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比较史学上的一本名著，当然也是当代公共卫生领域所有史家的必读书。”《国际史评论》对该书也做出极好的评价：“这是一本难得史学著作，完全用它自己的方式，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广阔的方向。”《美国医学会杂志》强调：“这本大胆之作具有惊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它百科全书般的视野使这本书成为研究者一个真正的宝藏，即使单凭这一点，公共卫生史学家在未来许多年都会受惠于鲍德温。”《经济史评论》认为：“这是一本开创性的研究，不仅整合了大量的材料，而且为从事比较分析的史家提供了一个样板，为未来研究传染病的史家提供了大量的灵感源。”《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也对这本书做出肯定：“这本书以非常广泛的材料为基础，鲍德温的这本书在讨论医学史和政治相互关联的问题上作出了独一无二的重要贡献。”《交叉学科史杂志》从跨学科视角出发，夸赞该书：“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虽然（这本书）没有放弃预防政策部分是由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塑造的观念，但与此前所有著作相比，他描绘出了一幅政策和利益集团之间更加复杂、更加细微的关系图景，这是以前所有著作都没达到的。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创办的《国外社会科学》杂志在评介这本书时，也根据事实，恰当引用了国外相关媒体报刊的权威性评价，认为该书是近年来最百科全书的、旁征博引的权威之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中文版于2023年10月一经面世之后，就立刻赢得了极好的评价和荣誉，在商务印书馆组织的十大好书评选中，该书的中文版译著从200多种好书中脱颖而出，入围2024年十大好书，是大众类入围图书中唯一的译著。

作为一名热衷于医学疾病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在我看来，该书之所以能在国内获得好评和认可，译者兰教材的贡献功不可没，在这本涉及到大量比较实例、关联欧洲各国政治文化风俗及地理环境差异、而且注释和典故频繁出现的原文书写中，即便是对于英文母语学者而言，对其内容进行全面把握也极为不易，而作为和英语世界文化有所差异的中文学者，要想准确翻译该书绝非易事。幸运的是，本书译者兰教材曾于2011-2012年期间赴美留学，当时联系的合作导师就是该书作者鲍德温教授，在此期间及之后漫长的工作和学术生涯中，作者一直都与鲍德温教授进行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学术对话交流始终未曾间断。所以，本书译者能很好地领会原文作者的意思和思想，在有疑问时也会及时找原作者予以核实请教，由原作者给予适当的解答和提示。在2017年开始启动该书翻译旅程的长达6年的时间中，译者一直与原书作者就翻译细节问题进行持续不断地互动交流，最终，译者用通畅流利以及较为符合国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词句准确地表达了原书作者的意图，并以作为中国学者自身的独特视野，出色地处理了书中那些寓意内涵比较复杂的概念，成功地在“忠实原文思想”和“中文流畅表达”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的学术严谨性和复杂性，又强化了它的逻辑性、故事性和可读性，用清新流畅的文字让中文世界的读者深入体味到欧洲现代国家建设与传染病防控实践之间的深刻关联。与此同时，就目前学界盛行的译著出版行业来说，该书的出版也为国内相关领域尤其是文史哲译著写作领域树立了一个榜样性示范：译者和原文作者可用密切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尽可能规避歧义误解，提升译著的思想性和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