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北京市历史学会主办的“城市史研究的方法与视界”学术工作坊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二十多名参会者，围绕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视界以及微观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推动城市史研究的对话，反思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问题，探讨城市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建伟教授首先介绍本次工作坊的缘起。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自2024年9月成立以来，致力于建设一个高水准的学术研究与现实转化的北京城市史综合平台，使专业的北京史研究能被更广泛地被社会各方面看见。同时，城市史研究需要更加开放与多元的视野，本次工作坊邀请了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学科与研究方向的学者，以期构建更加丰富立体的城市史研究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胡恒在致辞中阐述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乐观前景。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核心驱动。从外部来看，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引发了保护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的需求，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从内部来看，历史学方法的创新、数字人文时代的来临也要求城市史研究具有更为丰富的视野与关怀。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呼应这一需求，应以提升北京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为主要目标，不断提升服务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能力。
本次工作坊共设置四场小组讨论，共17篇论文报告依次进行。
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问题意识
高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关注北京学与首都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三点思考：第一，与古代首都学如长安学、洛阳学相比较，北京学难以找到明确的世界城市对照，如何能将首都比较与北京城市史研究相结合，定义作为首都的北京史在世界城市史上的地位？第二，北京史研究存在帝制时期与共和时期之间的张力，这影响对于北京史的理解。第三，通过对比古代的“长安—洛阳”双城结构与近代以来“北京—上海”的新双城结构，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把握北京史，将北京史研究提升到古今对话的水平。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指出以往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侧重政治史和社会史，而新文化史、微观史下的城市史研究则出现碎片化的问题，通过知识分子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史，能提供更为多元丰富的路径。唐小兵回顾了中国现代城市的发展与知识分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以北平、上海、天津三座城市为例，分析知识输入、创造和传播的三位一体及其与城市地理位置、政治经济生态的关系，探究知识群体与城市气质之间的相互影响。
张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以革命与实践、结构与认同、学人与学派等研究路径为线索，回顾了近代杭州文化史研究的关键要素和成就，展望今后研究的方向：去意识形态化、突破单向度思维，以多元视角阐释近代杭州的革命群体与事件；揭示近代杭州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结构与心态、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进一步认知近代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能动关系。运用整体视角综合事件、结构、学理，积极拓展史料与理论范式，深入发掘近代杭州文化的历史经验与内在脉络，为探索中国原理提供有效知识与思想资源。
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总结了当下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点不足：古代城市史与近现代城市史割裂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城市史关注度不够；缺乏自主的城市史研究理论；城市研究中历史学的学科作用发挥不足，对其他学科的启发较弱。他认为这些问题受到行政干预、学术成果焦虑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期望未来的城市史研究能够更充分回应城市化本身的进程、回应中国城市史是否能产生自主体系知识的时代叩问。
城市空间理论与结构演变
范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回顾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空间转向”过程和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空间研究，认为城市空间由城市史研究的对象逐渐演变为研究方法，突破之处在于揭示空间背后隐藏的共时性社会结构，跨越了多重学科视野的多重面向，这些多重面向始终处于相互碰撞、联系紧密的动态过程。她以近代成都皇城、华西坝和少城公园的案例，展示了城市空间处处显示出不同时代政治经济变迁的痕迹，也形塑了社会的行为方式、意识模式、情感结构。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认为空间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可以分为“形”和“神”，对于空间的研究需要将空间里有形和无形的内容统合起来，分层次系统展现出来，这有待于各位学者的持续努力。
李扬（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探究了民国初年的北京，北洋集团、逊清小朝廷、革命派三方政治势力利用空间与仪式宣示自身合法性与正统性的历史。北洋集团通过改大清门为中华门、展示清帝退位诏书、阅兵与祭天等仪式，力图宣示北洋政府获得的政权来自清廷的“禅让”而非革命派的努力；逊清朝廷仍具有一定影响力，溥仪仍居紫禁城支撑了北洋政府的正统性；革命派则对北洋势力既妥协又抗争，在各种仪式场合争夺话语权，但仪式空间选择和仪式造成的风波说明革命派的群众基础仍然薄弱。1924年孙中山北上、驱逐溥仪出宫标志着旧的政治仪式空间完全解体。王建伟认为，从城市空间角度对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的问题进行了推进，把北京史研究提升到更高的、更具有对话意义的层面，能够通过北京史展现中国历史的脉络。李在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该研究将北京城市空间布局的研究从帝制时期延伸到了共和民国时期，关注到城市空间在新的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又保留了什么样的元素。针对该研究中革命派的部分，他指出，1924年前革命派在北京的影响力并不高，孙中山北上后国、共两党联手宣传三民主义才使这一问题得到改变，他还认为不能忽视北洋集团从第一代到第二、三代，对于逊清朝廷态度的动态变化过程。
王长松（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借鉴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采用空间分析法，运用GIS技术，分析处理民国北京寺庙登记数据和古地图，展现民国北京庙宇的分布等物理空间秩序和慈善、办学、办公等社会空间秩序，指出民国北京庙市庙会延续了清代传统并继续发展，民国北京庙宇历史转型的过程体现了北京城市发展特有的延续性与包容性。李在全认为，运用的地理信息技术值得城市史学者学习，在寺庙的空间和规模大小问题上还可以进一步深挖。王建伟认为，研究展现了北京密集的寺庙分布以及这些寺庙与市民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
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的互动
李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探讨城市与洋务之间的关系，她研究上海第一份双语报纸《新报》，分析其办报背景：由上海道台冯焌光创办、应对中英吴淞铁路交涉的舆论被动局面、洋务派对新闻报纸的重视。《新报》具有中英双语、重视上海地方事务、鼓吹洋务的特点，有助于了解上海开埠以后上海地方官员在办理中外交涉、经营地方市政等问题上意识与举措。唐小兵认为，研究要进一步厘清“双语报纸”的概念，挖掘报纸中内容的形成、论证、报道过程，探究其背后的媒体关系、资金来源等动因，以解释为什么《新报》与其他报刊相比更注重事实的报道。也要关注西人这一阅读群体对于《新报》的感受、理解以及产生的影响。周东华认为，研究要更体现“冲突性”，对于吴淞铁路交涉部分的内容要将当时的台湾问题也加以考察。
丁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研究1920-1924年间江苏省教育会和北京政府交通部之间围绕沪宁长途电话工程的交涉，展现央地纠葛与近代电信发展的困局。他指出，江苏省教育会有效运用民族主义话语、舆论媒介、社会组织网络，联合各方势力，塑造北京政府交通部的卖国形象。北京政府也利用江苏省教育会的逻辑漏洞，与其据理力争，坚持到底。这场围绕国家主权、地方权利与经济利益的权力斗争，折射出弱势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权力整合的结构性困境。评议人高波回顾了明清以来东南区域存在的“非中央”政治传统，认为该研究反映了近十年来兴起的强调东南区域主体性的学术思潮。他也指出，以“央地关系”这一西方概念形容北京政府交通部和江苏省教育会有进一步考量的空间，“省”这一级政权能否代表地方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他还对“民族主义的地方主义”提出疑问：江苏省教育会运用全国性的民族主义话语达到地方利益的诉求，这种表达方式与它作为省一级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贺江枫认为，北京政府交通部与江苏省教育会的冲突，实际反映了直系和交通系之间的竞争，背后是美日围绕中国的利益争夺，将冲突简单归因于民族主义不利于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士绅阶层使用民族主义话语背后存在利益考量，如何运用民族主义话语达成利益的过程更值得研究。
李在全通过研究国民革命期间奔赴广州的知识青年群体，揭示了他们存在“革命”和“革命之外”的多重面向，并以李默庵、张隐韬、徐向前、王凡西等知识青年的具体案例，分析他们对广州这座“革命之城”感到幻灭之后的情感状态及后续选择。唐小兵认为，近代中国存在革命圣地转移的现象，在研究“广州”“上海”或“延安”的过程中，都会面临革命年代下一般知识青年如何思考的问题，他好奇这种个案如何反映一般性的时代特质，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形成的情感结构又如何影响政治，期待该研究后续能在个案之上提出一种一般性的解释。周东华认为，知识青年对于一座城市的去留都很正常，更应关注到去留背后的原因，深挖“常态”中的“变态”现象。
徐涛关注城市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他对孙中山生平中的城市经验进行探讨，以孙中山港大演讲、《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等为例，认为孙中山革命思想来自于城市经验。他还回顾了学界对于辛亥革命与城市关系的研究，辛亥革命不仅奠基于城市，还反过来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各地的“中山路”、“中山公园”就是这种影响的见证。高波认为，以城市为角度，为孙中山思想的生成提出了一种新解释。他以胡适与傅斯年谈论孙中山“西方化”的故事为例，指出可以将城市与世界主义联系起来思考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生成过程。贺江枫认为，国民党在1927年后统治基础偏重城市，这与孙中山革命思想中的城市经验有密切关系。
郭书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民初四川存古书局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存古书局古籍的典藏、刷印与流通情况，指出存古书局印售典籍均采用传统雕版木刻，在保证印刷质量的同时降低成本，通过“普通”与“提高”并重的营销策略，加之依托教学实体的多元化流通渠道，提升了大众通过阅读提升自身文化修养的可能性。民国四川国学馆（院）乃至后来的四川大学，皆通过存古书局在动荡时局中实现“以书养书、以书助学”的办学愿景。体现存古书局对于促进文教事业和阅读风气，打造成都城市文化空间的作用。高波认为，文章在蜀学的脉络展开，蜀学脉络中感受不到传统的压迫感。他好奇，四川如何能在近代政治高度动荡的同时保持文化连续性，这与四川的军阀、士绅阶层、区域文化之间有哪些关系？贺江枫认为，以存古书局作为切入口，将四川的文化史和消费史联系起来考察，体现了研究者的宏大关怀。他还以1910年代四川本省军阀与外省军阀之间的关系为例，指出四川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也可以从政治环境因素加以讨论。
城市与抗战
陈言（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以1937-1945年日本占领下的北京（北平）为研究对象，运用“华北交通写真档案”及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旗下《北支画刊》《北支》、不动健治《北京与相机》、《北京景观》《北京的展望》及北支写真作家集团《大陆的风貌》等影像史料，认为日方通过系统性的写真统制、对皇家园林/战迹/女性/“知性场所”等主题的反复视觉呈现，刻意塑造了一个“和平”、“友好”、“文化深厚”的“新生北京”形象，以此淡化战争暴力，合法化殖民统治。同时，通过剖析“不许可写真”与摄影师个体的矛盾实践，揭示被遮蔽的战争创伤与抵抗痕迹，并对比北京与“满洲国”写真在风格与叙事上的差异，反思殖民现代性的复杂面相。最终指出，这些影像既反映了殖民权力的三重特性：视觉表征、知识生产、情感动员，也是后世进行历史批判与记忆反思的重要媒介。
贺江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通过广泛收集档案文献、私人记载以及二十九军将领的口述会议、史料汇编等中文史料和日方档案文献、今井武夫日记、田中新一日记等私人记述等日文史料，分析史料的形成过程，指出日军在宣称不扩大方针、指示《对华折冲方针》的同时加紧军事动员；平津日军通过战争形势不断对冀察当局提高和谈价码，直至《停战协定细则》完全落实希望事项，都表明卢沟桥事变日军有计划、有预谋制造的军事行动。此外，在军国主义体制影响下，日本各方政治军事力量竞相采取激进措施，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成为必然。
李在全肯定了两位学者均使用了图像史料、外文史料等不易见的史料，认为抗战史研究中对于域外因素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也提示研究者在使用日记、影像资料等史料时需谨慎甄别，要关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这些资料的生成机制。王建伟认为，两篇报告形成了很好呼应，针对陈言的研究，他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大量日本人聚集在北京，开了大量照相馆，但这些影像资料中大多数是典雅、宁静、庄重、和谐的形象，这些形象在陈言的研究中都被解构了，这样的研究在纪念抗战胜利的现实背景下更具有意义。王建伟还对女性为何回避拍照提出了疑问。对此，陈言表示该问题难有确切答案，但史料足以证明许多照片存在刻意摆拍的事实。针对贺江枫的研究，王建伟指出1936年北京朝阳门也曾发生一场与卢沟桥事变性质相似的事件，通过对比二次事变的不同结局可以更好理解“被制造的偶然”。
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借鉴徐国琦教授“共有的历史”这一概念，以沦陷前后杭州城市史为例，通过梳理海外档案中30位在杭州的外侨的故事，展现了抗战时期在杭州的外国人同中国人一道保卫杭州城的共有历史，以赓续民族国家记忆。评议人高波认为，抗战记忆仍在进行时，挖掘抗战共有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研究抗战必须回到民族主义立场，但西方人保卫杭州城的出发点与中国人保卫国家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不一定相同，他还对都市主义是否能被视为一种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提出了疑问。贺江枫指出，近代列强在华大量存在利益，日本侵华也是打破西方列强主导的华盛顿体系的行为，西方对日政策与中国有共通，也有差异，中国和西方在抗战上存在众多“共有的历史”。
城市史研究中浮现的小镇与乡村
本次工作坊重点讨论了城市史研究如何跳出纯粹的城市史视野的局限，将研究对象拓展至中小城镇乃至边疆地区，探索城市史研究的新路径。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重点探讨了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城乡是理解中国革命问题的关键一环，革命话语“塑乡”使城乡的“多元一体”并进，中国的城乡问题必须放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去考虑。具体到个案的城市史研究中，上海的革命者利用了城市“霓虹灯内”便利的制度性传播媒介，但更有“霓虹灯外”的非城市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他们力图松动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瞿骏还以王朔和老舍“京味小说”的差异、边疆文明有无“博物馆化”等议题为例，对本质的文明论和流动的文明论展开讨论。王建伟指出，乡村是城市的腹地，城市史研究不能将乡村排除在外。城市革命在中共革命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过分强调“农村包围城市”的话语与当时党内的政治斗争有关。针对王朔与老舍“京味小说”之间的差异，王建伟以北京阜成门东西两侧的城市景观差异举例，回应北京“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之间的不同。
李恭忠认为，城市史研究需要转换视野，眼光向下，将更多的小城市、小城镇纳入研究视野，寻找历史的多种可能。他以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墟为例，指出淡水墟具有江海联动的优越商业区位，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等级较低，这两种因素引发了当地发家致富的客家人自我保护的需求，因此客家围屋应运而生，分布广泛。这种城市是自发生长的，从“市”到“屋”再到“城”，背后是地方、市场、民间、政治的相互作用。观察淡水墟这类边缘墟市的成长故事，有助于自下而上地思考中国城市史的一系列基本关系：城市与城池，民与官；市场与政府，地方与中央；内生动力与国际背景；大都市、城市群与小城镇。
张临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关注蒙古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指出，蒙古地区有统一强大政权时期，促进城市体系发展；处在分散状态时，城市体系退化。宗教、商市结合的城市体系形成比较像摊大饼型扩张，多是无墙之城；治所、宗教、商市结合的城市，往往在有墙之城外摊大饼；治所、商市结合的城市，城墙范围较为稳固，商业也不如有宗教的城市繁盛。清中期，归化城以及周边厅治，形成首位治所—卫星城的模式，但模式没有向蒙古其他地区扩展，蒙古东西部仍不平衡。直到清末这个规律被打破，单一的治所型城市急速建立，并附带周边形成卫星城，逐渐在民国形成城市体系，如内蒙古东部的通辽就是典型例子。这种体系建立，有利于共和国建立之初，将蒙古地区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工业化城市更彻底改变蒙古地区的城市形态，促进首位城市—卫星城的城市体系发展。
周东华认为，从小地方、边疆视角切入是对以往城市史研究方法的一种修正。然而，边缘与中心的关系是相对的，会随着具体位置和视角的改变而改变。他提出疑问，通过边缘重构城市发展叙事能否超越施坚雅有关城市发展模式的论述？唐小兵认为，我们需要反思小城市、反思边缘性，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边疆地区的运作体系。他也提出疑问：蒙古边疆地区的游牧民在进入城市定居的过程中，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影响他们的情感结构和文化表述？蒙古地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形成像内地一样的熟人社会。他还建议，有关宗教如何发挥联结城市的枢纽的论述可以进一步展开。
本次工作坊在一个固定的主题之下涉及多个议题，节奏紧凑，气氛热烈，思想碰撞不断，引发在场学子的感触。城市史研究在议题上包罗万象，问题意识延伸较广。在工作坊的最后，在场三位同学们围绕理论与史料如何平衡、城与人的关系、如何将不同区域的城市史串联起来等问题深入阐发了自己的深入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黄兴涛教授对会议进行总结。他认为，与会学者研究领域多元、视角丰富，为城市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启发。许多学者在深入挖掘城市具体问题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更为自觉的城市史研究意识。提交的报告充分展现了城市史研究的 多元维度与复杂层次 ，启示我们需将城市置于 宏阔的历史脉络 、 动态的中外文明互动 ，以及 丰富的人类活动联结 之中加以考察，由此才能把握其发展的深层逻辑。他衷心感谢各位学者对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心的持续支持，并期盼未来能够不断推进此类高水平的学术交流。
本次“城市史研究的方法与视界”学术工作坊，不仅展现出城市史研究的学术活力，更在方法论与理论视域上提出了未来的可能方向，不仅在于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更在于构建起一个跨学科、跨时段、跨区域的对话平台，既呼应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关怀，也体现出从本土经验中提炼理论话语的自觉意识，为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的城市史研究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探索。未来，城市史研究可进一步拓宽史料边界、加强比较视野、注重理论反思，在回应时代命题的同时，持续推动人文研究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