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精彩纷呈的“Citywalk”，但不是“LondonWalks”（伦敦漫步），而是“巴比伦”柏林和维也纳的Walks；准确来说也不是“漫步”，没有那么闲适，而是在穿越历史的惊魂中探险与奔突，收获的是荡人心魄的体验和思考。美国历史学家斯科特斯佩克特（Scott Spector）引领着读者穿行在一条世纪时光的甬道上，甬道的一边是维也纳和柏林的大学、科学实验室、公共图书馆、出版社大楼……另一边是黑暗的街道、危险的夜店、废弃的货仓、荒凉的墓地……也是在维也纳和柏林。行走在这条甬道中，时常会遇到一条天桥连接两边，这些天桥总是贴着“法庭”或“监狱”的标签。
斯佩克特背负着沉重的背囊，里面塞满了他从甬道两边收集来的一手文献资料：用法庭档案、精神病院的病例、最新的医学和法学著作、警察局的口供记录、新闻周刊、黄色小报、私人日记和大众小说等等干货。就这样，他灵活矫健地引领着读者穿行在启蒙、科学、理性与颓废、堕落、犯罪之间。一边是日趋规范的、理性的新兴学科，如精神病学、性别心理学、犯罪社会学、性医学、法学……另一边是危险的性堕落、狂野的暴力幻想、名流的丑闻、四处蔓延的阴谋消息、莫名其妙的仪式杀人指控……。
让读者穿行在十九世纪末欧洲大都市的光明与黑暗、中心与边缘、上升与堕落之间，这就是斯科特斯佩克特的《启蒙与颓废：世纪末时期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下世界》（Violent Sensations: Sex, Crime, and Utopia in Vienna and Berlin, 1860-1914，2016；沈辰成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8月），原书名直译是“暴力感官：维也纳与柏林的性、犯罪与乌托邦，1860-1914”。在这里要顺便提到的是，在该译本中常见的是把violent sensations译作“暴力猛料”（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页），准确来说是指violentas sensations（作为猛料的暴力）。但是作者马上明确地说violent sensations“这一术语最直接的指代对象是诸多文化幻想。……同时，这意味一种新型的忧虑，一种内在而无意识的自我，这种自我受暴力冲动的支配——这是一种隐秘、强大，甚至难以克制的性冲动或者犯罪冲动”（2-3页）。在这里强调的是与暴力相关的幻想与忧虑，虽然也提到这些幻想的载体是审判、丑闻和故事；另外书中把sensations译作“感官猛料”，用来描述各种丑闻事件，放在书中征引繁密的丑闻事件案例的语境中，以“猛料”翻译在sensation本义中就有的轰动性事件的意思，当然是合适的。因此，在原书名中的violent sensations应该包涵有与暴力相关的感官幻想、忧虑和丑闻事件等比较丰富和复杂的涵义。看来，从翻译violent sensations这个角度来说，已经能够精准把握到这场穿越“巴比伦”柏林和维也纳的“Citywalk”的真实氛围。
从该书的内容来看，隐藏在文明深处并且骤然喷发的暴力与性的幻想及行为是贯穿全书的主线。流浪汉、杀人犯、精神病患者、性倒错者、强奸犯、警察、法官、科学专家、记者、专栏作者、报纸主编、出版人等等是出场的主角。就如作者所言：“在本书开篇，我们勾画了大都市的矛盾，在后续章节中，大都市的矛盾在性幻想和暴力幻想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人们质疑文明本身就是堕落之源，堕落不但滋生了肉欲和暴力。而且使得性欲和暴力成为人们的避难所，让人们得以排遣对于日常生活的既成事实的厌倦。”（383—384页）在该书中，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欧洲都市文化现象中的文明与颓废，地下世界中的罪与罚，现代性心灵中的幻想与堕落，边缘与中心的身份互塑与利益博弈……，所有这些都围绕着暴力与性的具体案例而展开。
“启蒙”与“颓废”则是对这些世纪末现象进行表述和剖析的理论话语，是一种历史判断与评价。所谓“启蒙”在这里不是指启蒙运动谱系的延续，而是指此期以柏林和维也纳为代表的欧洲大都市作为科学理性和各门类知识和新兴学科发展的中心所产生的氛围；而“颓废”则是指在大都市充斥着堕落、犯罪和暴力，两者之间构成了现代文明的矛盾图景，揭示了现代性发展的两个方面。作者对“世纪末”和“颓废”在此书中的使用语境有这样的解释：“当我们把1900年前后的时代称为‘世纪末’(fin de siecle）或者用‘颓废’形容当时的文化思潮时，我们就是在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大都市做出一种苛刻但令人着迷的评价。”（导言，1页）“世纪末”与“颓废”是一种“评价”，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与道德的判断。斯佩克特以苛刻和迷人来形容这种判断的性质以及所激发的情绪，因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危险的美女、轰动的故事、贫困的城市、危险的街道、暴力的犯罪以及泛滥的色情。但这仅是此时欧洲大都市社会与文化图景中的一方面，同时存在的另一面是科学理性的胜利、专业知识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进步”的自信甚至自负的态度。假如作者的描述止步于此，这也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叙事，再深入下去也是属于叙事史学的方向。但是作者的研究主旨显然另有所图：“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图景相互勾连，成为当时人们看待世界、看待自身在世上所处位置的途径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是如何实现的呢？现代性有着许多的层面，它们时而彼此共存，时而相互矛盾，除此以外，整体而言，这些层面和这些层面之间的张力普遍具有一种神话特质：这是看待他者和自身的一种方式，通过装载符号的图像和叙事系统，揭示起源、本质以及命运。”（同上）这就是在叙事之中更具有文化人类学分析和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性质，科学理性与进步主义的叙事究竟是如何与颓废、犯罪和惩罚交织在一起，共同建构着欧洲都市的现代性形象？以“现代性”的概念谱系可以对此做出有成效的分析，因为在前所未有的大都市文化现象中产生的生产与消费、功利与美感、肉体与精神、欲望与惩罚等对立状态中的冲突就是现代性观念的内在冲突的多种表征。
作者在“导言”中对全书内容作了概述。第一章“黑暗的城市，光明的未来”探索在世纪之交时期人们围绕城市和犯罪的讨论，找出这些讨论中预先设置的有关现代性的焦虑与乐观的二元语境，解释为何在各种文本中的大都市现代性体验大幅增加，以及在所关注的犯罪争论中揭示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问题：犯罪起源这个问题本身、特别是有罪或者无罪的概念本身是如何产生的。第二章“相同的起源”通过论述一场早期的同性恋运动和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初步建构的复杂关系，探索边缘性的身份认同的起源及其与暴力的关系的议题。第三章“感官和感情”通过研究世纪之交的同性恋活动、解放运动和公众人物涉足其中的一系列著名性丑闻，梳理三个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男性同性恋者体验的性身份认同——医生、法官和警察对于性别错乱的定义——同性恋阴谋论的文化幻想。第四章“乌托邦式的尸体”讨论“性感女人和性欲杀手”，介绍几位奥地利女性主义活动家的思想和一些医学著作、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新闻报道作品，并对新闻报道、警察档案以及法庭记录中涉及奸杀卖淫者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结合这些案件，解读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和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的一些文本，从而探索人们如何把刺激感官、耸人听闻的暴力幻想同针对欧洲文明的批判联系起来。第五章“血腥的谎言”把对犹太民族杀人献祭的指控和相关案例与其他议题联系起来，那些议题包括：现代化和启蒙运动、颓废堕落和社会进步、种族和性别，它们也贯穿在前面章节的围绕性和暴力的讨论中。最后谈到了人们在解释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时，关于文化想象中的“内在他者”的自我反思往往遭到了忽视。（5—8页）
应该强调的是，作者在“启蒙与颓废”之间最为关注的焦点是性问题，性是“暴力感官/猛料”的美学与犯罪学的起点和终端。斯佩克特揭示了欧洲新兴大都市给当时人们带来的最新、最强烈刺激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体验，而性体验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也是把维也纳与柏林作为并列考察对象的重要理由——“虽然这两座城市截然不同，但它们均既是现代社会有关性与性别的思想观念发展演变的关键地点。也是激发这些有关性与性别的思想观念的政治运动、解放运动发生、发展的关键地点。”（2页）接着列举了一些以性问题为中心的标志性事件和思潮：性学研究的诞生、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初次实践、反对迫害性少数群体的运动以及世纪之交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另外，关于维也纳和柏林成为所谓边缘的和极限的暴力幻想的温床的例子，也是与性紧密相关：红颜祸水的人物形象、色情谋杀的报道、地下卖淫小说、有同性恋取向的公众人物的种种丑闻……。“当时，色情幻想出人意料地在许多领域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包括：高雅文化（包括文学和哲学)、学术研究（特别是性学、城市社会学以及犯罪学）以及大众文化（包括小说和大众媒体对离奇案件的新闻报道)。在本著作，笔者试图归纳分析上述貌似分散实则相关的文本。”（同上）对于研究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研究者来说，在“启蒙与颓废”的历史叙事中是否对于与性观念、性行为和性别文化的维度、文本有足够的重视，斯佩克特的研究很有启发性。实际上在我们亲历过的历史语境中，思想文化的“拨乱反正”与“地下世界”的sensations（感官、猛料）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存在，我记得几十年前的一些非虚构作品（当时比较普遍称作报告文学）实际上就是相关的文本，然而在研究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斯佩克特很明确地指出他的研究工作和该书的目的绝不是要为“边缘化理论”（marginalization thesis）增添什么论证的材料，不是要通过给涉及性问题的他者（例如同性恋者、妓女以及犹太人）贴上边缘人物的标签，从而让那些正常的、值得尊敬的、有用的和遵守纪律的人得到验证和授权他们取得“中心地位”的身份认同。他说“我们需要更加清晰明确地描述、分析和论证上述现象与当时的启蒙式的社会进程之间的紧密纽带”，这是该书的核心议题。也就是说，要打破在文明与堕落、启蒙与颓废之间贴标签的划分方法，不是简单地歌颂启蒙或批判颓废，而是要揭示在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塑造的真实联系——这才是隐藏在“世纪末时期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下世界”中最核心的秘密。如果说到身份认同的问题，斯佩克特要揭示的正是内在于启蒙与文明所自我建构的高大形象之中的violent sensations——有关暴力的感官刺激、丑闻事件和边缘堕落真相，它们同样就是现代性身份认同中无法割离的一部分。
关于“启蒙与颓废”，在斯佩克特的论述中是这样引进来的：“在本书中，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双重的分析具有重要作用：它涉及中欧社会的现代性的自我印象，它涵盖了那些‘启蒙的’(enlightened)与‘颓废的’(decadent)的实践和表征。此等分析的前提是对迥然不同的文本类型的深层信息进行比较研究，这些文本包括：法学、医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学术文献和其他文本；警察、法官以及侦探的专门记录和专业手册，乃至法庭记录；哲学和文学等以受过教育的群众为受众的高雅文化文本；低俗小说和讽刺杂文等大众文化作品；报刊报道和新兴的犯罪和侦探小说等寻求感官刺激的罪案报道；政治解放运动的文献和档案；最后，一些罕见的记载了性犯罪者个人经历的档案，例如法庭审判记录、警方审讯笔录、私人笔记文件以及给友人、医生或者报刊编辑的书信等。”（4页）这里相当详细地列举了作者的研究所依据的第一手史料，对于不太熟悉产生这些史料文本的历史语境的读者来说，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读进去；同时还会遇到理解的困难——斯佩克特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和研究把叙事与评述、考证与思辨、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需要读者在阅读中细心分辨和领悟。
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在阅读中还会发现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所谓作为方法的“文本细读”还存在不少文本类型的盲区。比如说关于性丑闻的文本，我们往往由于各种语境的限制而难以“细读”，更无法“重述”。当我们读到斯佩克特关于性丑闻文本的这段论述之后，应该会有所触动：“在很大程度上，性丑闻是一座桥梁……确实，丑闻是一个不同的知识语域（register）……丑闻本身也是再现的阵列中的一股积极力量……1907年，哈登—奥伊伦堡事件（Harden-Eulenburg Affair）是同性恋性丑闻达到高潮的标志。皇帝的亲信顾问的小圈子涉嫌同性恋，这起丑闻引发了德意志帝国政权的震动。20世纪的头十年里。报纸报道的这一系列的丑闻的特点是文化幻想，这些文化幻想的主要内容不是可怕的行径或极端的暴力，而是外国渗透、阴谋诡计、颠覆政权和贪污腐败。这些感官猛料暴露出一种隐秘的反社会暴力，在它背后还潜藏着一种秘密的反常现象。”（177—178页）毫无疑问，这的确是猛料（sensations），是暴露帝国政权的秘密和反常现象的有力文本。能够把性丑闻与“外国渗透、阴谋诡计、颠覆政权和贪污腐败”联系在一起的文本，无论在何种历史语境中都值得“细读”和“重述”。“由此，我们可以另辟蹊径地揭示目前人们尚未深究过的历史背景。”（5页）——把导言中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也很合适。
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话语分析是作者的重要工具。在那些纷繁的“猛料”中考察那些尚未得到探究的知识的基本模式以及各种模式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考察各种以身份认同作为解放平台的运动，都必将引入有关话语机制的研究。作者指出，“这里研究的每个案例的一致特点是，存在一种强烈而矛盾的认同那些权威话语——无论这种权威话语是医学话语、法学话语、新闻媒体话语还是刑事调查话语——控制下的边缘人物和暴力场景的冲动”。（12页）这就是对话语暴力机制的反抗，在我们的成长经验中也可以找到性质类似的记忆，我们在青少年时代同样有过反抗话语暴力机制的冲动，那些被贴上“坏孩子”标签的小伙伴会成为街头巷尾的小英雄。
另外，在对边界人物、暴力幻想、性和犯罪的文本研究中，米歇尔福柯在这些议题中的理论观念当然对斯佩克特有重要影响。他指出福柯在《性经验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中坚持主张在性主体或者自我理解、解放运动以及具有潜在压迫性和权威性的医学话语和法学话语之间存在联系，但是福柯的实际分析的重点几乎只是关于权威性的话语。（22页）因此，“本书将大众文化中那些刺激感官的猛料文本置于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哲学话语的对立面，这样也许能让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认识横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那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执念，并如此看待这种复杂的机制：它作为一种文化项目或一种关于现代性的、属于现代性的自我批判话语发挥作用”。（23页）
正是在这样的视角和研究进路之中，斯佩克特提出了对于当前文化史研究的重点转移——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范式转移——的看法：其研究对象已经不再限于高雅文化的文本，而是涉及高雅文化的话语（哲学的、批判的、美学的、文学的、科学的或社会科学的各方面的话语）和发生“在地面上”的主体的理论化进程之间的历史联系。所谓“地面上的理论化进程”包括：警察的实践、激进分子的实践、罪犯的实践和“普通人“的实践。“为了复原这一饱和的历史时刻，人们需要理解各种线索和其他事物之间的共谋关系——换句话说。启蒙运动同内在于它自身的那种灾难性的对立面共舞，人们不可能‘选边站’在理性的启蒙运动一边，清除这种危险的关系。即使我们门小心翼翼地讲述这段历史，也可能会唤醒这头野兽。……人们只能希望自己在面对下文将要谈到的那些刺激感官的暴力幻想的诱人景象时，能够保持足够的警觉，从而维持分析层面的精确。”（24页）
也就是说，与启蒙话语共舞的不仅是对未来的乐观想象，同时还有在地下世界中奔涌的“暴力感官”和“暴力猛料”。在这样的视角中解读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揭示其真正的故事背景是世纪末时期的维也纳，他所讲述的故事与本书所要阐述的论题紧密相关，那就是：我们对世纪末的人们的幻想的观察穿过魏玛共和国时代和紧随其后的纳粹德国时代的透镜产生了折射，在此情况下阅读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人们的幻想的深层结构。”（14页）既然谈到了魏玛时期和纳粹德国时代，对于在“启蒙与颓废”之间与狼共舞的历史追问就涉及到一个有关一次大战的重要议题：根据传统说法，走入战争的各国欧洲人从来没有预见到大战的灾难性暴力，因此暴力幻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血腥产物。但是斯佩克特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灾难性、报复性和潜伏性的暴力幻想已经出现，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因果关系的轨迹？”（21页）他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现代人暴力幻想的起因，而是其暴力幻想的症状甚至后果呢？”（22页）如果是的话，那么根据作者对于世纪末时期柏林和维也纳的“启蒙与颓废”的研究，正是那些接受启蒙思想并且积极发展科学事业的思想家、科学家和那些在边缘地带争取身份认同的地下世界群体的“共舞”而使暴力幻想成为形塑战争暴力的文化根源。在我看来这也只是在都市研究中的文化心理分析与历史社会学之间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涉及到战争史的问题还需要回到战争史叙事中接受检验，那些在战壕中产生的士兵日记、作战实录、从前线飞向后方的家书等文本才是揭示最后答案的依据。
这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暴力史的重构、重述，而且更是对世界的今天与未来发展的前瞻和深刻警醒。作者在最后指出：“众所周知，20世纪初的时代戛然而止，人们没有迎来乌托邦式的未来，而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暴力。在这些幻想中，世界末日一般的暴力比比皆是，指向极端暴力的强烈冲动体现出当时中欧社会的一种想象，人们认为，与这种想象联系密切的不是历史上的围绕宗教和幸福的审美花园，而是间战时期德国社会的右翼男性幻想。如果说这条联系体现出一条从19世纪的自我感知出发，到20世纪的血腥暴力结束的道路，那么一种对人们有所帮助的思路则是促使人们认识到，这条道路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轨道。”（385页）这当然是很有帮助的思路，也可以完全同意作者的结论：通向20世纪所有那些极端残忍、血腥的暴力事件的绝不是只有唯一的道路，各种话语、身份认同和群体意识都有可能带着魔鬼的面具吞噬无辜的生命。我们对于这样的历史叙事也早已有所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