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伦莫斯特（Glenn Most），古典学泰斗，其研究广涉古希腊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宗教史，古典学理论与翻译等领域，目前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哲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比萨高等师范学校希腊语文学荣休教授，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常任客座教授，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外部科学成员。 应《上海书评》之邀，密歇根大学古典学系博士研究生李晨煜专访了莫斯特教授。

格伦莫斯特（Glenn Most）

会通文化与学术传统

您的学术生涯横跨美国、德国与意大利，富于传奇色彩，所历经的每一个环境都有着自己深厚而独特的学术传统。您能否从哈佛时期开始，先谈谈您早期的经历?

格伦莫斯特：我在1968年进入哈佛大学，最初计划主修生物物理学。我的父母都是科学家，一位是医生，另一位则是生物化学家，他们在工作之余热衷于文学和艺术，但在科学事业中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并相信我理所应当会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然而，人们在1968年开始质疑一切，因此我在大学的第一年决定转而攻读现代文学和哲学：我不愿为业界或政府生产与积累事实，而宁愿通过与学术同行的批判性讨论来探索价值。我开始研习德语和法语文学（在高中时，我已学过法语，但大二才开始学习德语），然而，我发现倘若自己对文学的早期源泉和滥觞一无所知，便无法完全理解现代作品。因此，我决定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以探究现代世界如何从其最早的根源发展而来。我在大二自学了拉丁语，并在大三前的暑期学习了古希腊语，随后再一次转而专注于古典学（拉丁方向）。毕业后，我在牛津大学继续学习了一年古典学，掌握了足够的学科基础后便结束了这段“迂回”的求学经历，返回美国，在耶鲁大学开始攻读现代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

一些读者可能会惊叹于您持有两个博士学位，即耶鲁大学的比较文学与图宾根大学的古希腊文学，这两个博士研究项目各具特色，同时又展现了您早期对于（诗歌）“真理”的浓厚兴趣。您在几年间分别在美国与德国攻读了一个博士，是如何设想与付诸实践的呢？是什么驱使着您这样去做呢？

格伦莫斯特：在耶鲁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期间，我主要研究现代法语、英语和德语文学与哲学。三年后，我前往图宾根大学继续博士研究，专注于研究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性真理”（poetic truth）观念。我希望探究19世纪初欧洲诗人如何宣称自己作为诗人能够触及他人无法企及的真理，并将其传递给他人。我的博士论文原本拟以品达为首章，藉此探讨另一种独特的、存在于古代诗歌中的“真理”观念。在图宾根期间，我发现自己更倾向于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授交流，而非哲学或德语研究的教授，因为前者能教授我认为真正需要了解的知识，例如德国古典学术中的语文学传统。若想真正理解这一传统，我必须全身心投入数年时间。因此，我将原本构想为第一章的品达研究从耶鲁博士论文中删除，扩展为另一部完整的博士论文以申请图宾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其主题为品达诗歌中的诗性真理。

您曾在美国的大学、德国的大学与意大利的高等师范学院任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您现在仍在柏林的马普所科学史研究所任职。您是否愿意结合自己经历，分享一下这些不同的院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差异，特别是某一体系的优势与短板？您又是如何在不同的学术环境中塑造自己的学术风格与身份的呢？

格伦莫斯特：我非常幸运能在多个品质卓越的机构中工作，但这些机构的学术文化、结构和氛围各不相同。冒着过于简化的风险，我认为美国顶尖大学的特点在于教授团队和学生之间的动态协作，知识在相对流动的权力体系中产生，而传统欧洲大学则以个人教授为核心，知识和权力自上而下传递。以芝加哥大学为例，院系虽主要承担薪资与招生等事务，而真正富于生产力的研究与教学，却往往发生在跨院系、跨学科的合作之中。欧洲大学，特别是在德国，受研究资助机构的压力，试图建立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结构，但成效有限。我个人更倾向于美国高等教育模式，我认为其最佳状态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体系。

我始终被那些我认为最聪明、最具创造力的教授和学生所吸引，无论他们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我都会努力学习以在他们的兴趣和优势领域内进行交流。尽管我的出版物涉及多个领域，但实际上，从最早的学习开始，我一直围绕一组有限但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探索：社会与个人、理性与情感、科学与诗歌、传统与诠释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足够普遍且相互关联，使我能够在不同领域和学科中保持兴趣和愿景的一致性（或许只有我自己能看到这种一致性）。

您在古典学领域已经浸淫了半个世纪有余，或许对于您求学以来（八十年代以降）的古典学学术发展有一些自己独到的看法？这一领域的学科边界、研究方法、问题领域有哪些显著的变迁呢？

格伦莫斯特：古典学的发展一直是文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常常处于领先地位。自二战以来，古典学在人文学科整体萎缩的背景下，面临着诸多困难，试图应对挑战，但成效有限。许多古典学家试图保留传统方法和问题，可能是为了应对或因为这个变化中的世界；而其他人则尝试将古典学与其他更流行的方法结合，例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性别研究、酷儿研究和后殖民研究。这些结合无疑拓宽了古典学研究的问题范围和方法，但并未能使该领域恢复其曾经的权威和声望。

从比较文学到语文学

您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研究聚焦于比较文学和古典接受，到了九十年代，您转向了语文学，致力于推动古典学方法论的革新。这是我通过阅读您的著作目录得出的个人观察。您在耶鲁的博士导师保罗德曼（Paul de Man）发表于1982年的著名文章《回归语文学》（The Return to Philology）或1988年在哈佛举办的语文学专题研讨会对这一转变有何影响呢？

格伦莫斯特：我并未察觉到德曼1982年的文章或1988年的会议对我产生任何影响，我是在多年后才得知这些事件。我对语文学的浓厚兴趣始于七十年代中期在图宾根的经历，当时我与美国的学术圈联系寥寥。虽然我曾在1973年左右在耶鲁与德曼有过交流，但我不记得讨论过语文学；尽管我尊敬德曼，但我从未认为他是语文学家，他的相关论述在我看来浅显无趣。我认为这一转变源于自己在图宾根接触到一流的德国古典语文学研究，这使我意识到，不仅应关注诗人与哲学家对古典文本的接受，还要特别关注语文学家，因为他们构建了所有其他作家和思想家依赖的古典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理论比耶鲁的解构主义对我的转变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1985年，您与古典学术史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和拉丁语文学家詹姆斯泽策尔（James Zetzel）合作，出版了沃尔夫的《荷马绪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的新译本-评注本。这一项目是否展现了您当时的一种雄心壮志，即试图将古典学与文学批评重新整合起来，正如亚历山大里亚的荷马学者所做的工作？您能否谈谈这一项目的动机和学术意义？

格伦莫斯特：我与格拉夫顿和泽策尔的合作始于1980年我就职普林斯顿后不久，但直至1985年才出版。我们希望将这部古典学史上的核心文本引入更多人的视野之内，不仅是古典学家，还有科学史家和其他历史学家。这部作品拉丁语行文艰涩，且随后的古典学研究进展被认为已将其取代，从而遭受忽视。我们并非试图从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研究模式中寻求灵感，也无意连接古典学与文学批评。我们的动机是共同完成一个项目，各自发挥专长，并凸显沃尔夫作品的内容和历史意义。这种团队合作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特点（可能源于我的自然科学背景），格拉夫顿和泽策尔至今仍是我的密友和常年合作伙伴。

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您将语文学定义为“专家在现有机构内对具备权威性的口头与书面文本上所进行的专业研究”。考虑到当下的学术现状，我想这是一个尤为贴切的定义。不过，我同时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历史上曾赋予语文学的更深层次的价值——甚至是某种“精神”？

格伦莫斯特：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在19世纪的德国，语文学与“教化”相关联，这是一种融合学术修养与道德、文化理想的人文教育。中国早期的古典文本研究也承载了类似的伦理与政治意义。维拉莫维茨将“古典语文学”视同整个古典学，而尼采则大胆提出语文学必须转化为哲学。这一时期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语文学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与怀持古典精神理想的人文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直至奥尔巴赫的《摹仿论》（Mimesis）与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等作品为其划上句号。战后，萨义德等理论家批评语文学与机构权威和欧洲中心主义叙事的共谋——您无疑十分熟悉这段历史。

这些例子表明，语文学或许从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实践模式，而是在不同的学术价值观竞争之中，乃至词语与世界互动之中塑造自己。您认为语文学应被理解为一种专业学科，还是一个历史演变的价值观与诠释实践的集合？如何平衡这两者？

格伦莫斯特：我不认为将语文学理解为专业学科与将其视为历史演变的价值观和诠释实践的集合之间存在根本对立。在我看来，语文学两者兼具，具体取决于其语境化和诠释方式。作为专业学科，语文学强调其社会学面向：谁是语文学家，他们如何接受训练，哪些机构保护和约束他们，他们获得何种奖励与惩诫，职业模式和与其他专家及机构的关系如何。作为价值观和诠释实践，语文学则强调其方法论和诠释策略：语文学家捍卫或批判的价值观、他们教授学生的内容、留给后人的遗产，以及围绕竞争性价值观和方法的冲突。我始终尝试同时运用这两种视角，相互补充并加以完善。

“疑难录”系列与海德堡岁月

让我们谈谈不那么争议性的学术话题吧。1994年，您成为第一位获得莱布尼茨奖的古典学家。两年前，我在海德堡期间接触到您在九十年代后期主编的几卷“疑难录”（Aporemata）系列作品，深受震撼；这些作品涵盖了古典学研究中关于蒐集、编校、注疏、历史语境化和学科化的重要方法论探讨，似乎在您的海德堡时期也显得尤为重要。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您能否分享当时策划这些作品的初衷，回顾其影响？

格伦莫斯特：1994年，我还相对年轻，刚开始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不久，便获得了著名的莱布尼茨奖，这使我十分惊喜。后来我才发现，德国研究基金会（DFG）将此奖授予那些很可能获得资助且申请会被批准的教授，以节省逐一审批的麻烦。这一奖项使我有机会推动古典学领域朝我认为较重要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古典学接受与科学史视角下的古典学史之间的关联。我用部分奖金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古典学及其他语文学历史与方法论的研讨会，促成了“疑难录”系列的出版。每场研讨会聚焦于一种构成古典学核心的学术实践，汇集了该领域的实践专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语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学者，提供实践、历史和比较三种视角。讨论严格聚焦于核心问题，气氛热烈，成果斐然。这些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未如我所愿改变整个领域：它们常被引述，但少被深入运用。我自身的知识和机构联系有限，其比较研究更多是一种理想而非决定因素。这些作品或许有些超前于时代，预示了古典学及其他领域的重大发展，但并未实质性地促成这些发展。

学术实践与技术文本

您在与格拉夫顿2016年合编的《经典文本与学术实践》（Canonical Texts and Scholarly Practices）中提出的“学术实践”概念，或许会与希腊化时期将语文学与宗教、艺术等学科结合的学者产生共鸣。然而，古典学研究常涉及“非文学性”的技术类著作，例如卡托、瓦罗和科路梅拉的农业著作、阿剌图斯的天文学著作，或阿基米德和托勒密的数学论著。鉴于古代文学文本与技术文本的界限较为模糊，现代学者应如何处理这些作品，尤其是面对着多语言和多学科知识的挑战，正如您在2023年参与合编的《传统欧亚学术中的多语种研究》（Plurilingualism in Traditional Eurasian Scholarship）中所涉及的问题？

《经典文本与学术实践》

格伦莫斯特：我始终秉持一种古老而宽泛的文学定义，即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以文字书写的严肃作品，而非狭义的现代“纯文学”概念。古希腊学者关注荷马、赫西奥德、抒情诗人和戏剧诗人，并非因为诗歌与技术散文在性质上截然不同，而是因为这些文本是学校早期教育的重点，研究它们能影响最广泛的受众。事实上，应用于荷马等诗人的语文学技术同样适用于古代技术文本；而古代的文本研究本身也属于一种技术性的文本。显然，一个人无法掌握全部的语言和学科知识来解答所有问题。这正是与志同道合但专长不同的学者合作的重要原因。例如，我对数学文本的注疏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影响感兴趣，但我的数学知识有限，对中文、阿卡德语和梵语的了解也有限。因此，我与研究早期中国数学的世界级专家林力娜（Karine Chemla）合作组织了一个项目，汇集相关领域的专家，出版了一部相关著作，即《全球视角下的古代数学注疏》（Mathematical Commentaries in the Ancient World: A Global Perspective）。结果表明，数学注疏在若干方面与其他文类的注疏相通，在某些方面则独具特色，这些异同皆颇具意义，且不同语言的传统和方法各异。不了解某个问题是向懂行的人请教的绝佳理由。

《全球视角下的古代数学注疏》

比较古典学

除了在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现任职位，您还多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古典学委员会的成员。比较的概念对您似乎很重要。在我们柏林的第一次交谈中，您提到自己“与其说是古典学家，不如说是比较学家”。您能否阐释比较古典学的定义，特别是其主要关切和方法论？它与历史上的“古代学”（Altertumswissenschaft）和新兴的“全球古典学”有何关联？

格伦莫斯特：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尽力研究古希腊的比较学家。我坚信，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理解事物；例如，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学的比较，才能理解古希腊文学，这种比较包括影响关系（其他早期文学对其产生影响）、原因关系（其影响了后来的文学）、相似性（其源于相似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本质）以及差异性（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社会结构或人类个体）。因此，我认为将希腊罗马古典学纳入比较古典学或全球古典学是件好事，且在未来可能实现，尤其考虑到该领域和更多学科面临着经济与机构萎缩的时代背景。

请原谅我之前过于关注方法论问题，这只是您广泛学术研究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许多中国学者主要通过您在早期希腊哲学和文学方面的研究著述认识您，这部分作品也有不少已译为中文，包括2021年出版的《从荷马到古希腊抒情诗: 格兰莫斯特古典学论文选》。事实上，除了文本诠释，您还为传统文本批评做出了诸多贡献，例如编校“比代”和“洛布”文本丛书。您是出于方法论兴趣，抑或出于对文本完整理解的热情而从事这一古老的实践吗？您如何平衡这些编校项目与更广泛的研究议题？

《从荷马到古希腊抒情诗: 格兰莫斯特古典学论文选》

格伦莫斯特：我或许有些老派，相信只有亲身实践语文学，才能最适宜地谈论其历史和理论。此外，我也并不认为仅靠语文学实践经验便足以进行理论探讨；在“疑难录”系列研讨会中，我遇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语文学专家，他们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却对理论探讨表现出强烈的抗拒，甚至似乎无法理解理论。我希望自己对文本校订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对我的编校工作有所裨益；当然，我的编校经验也为自己对校订的理论和历史理解提供了帮助。在柏林，我多年来每月主持关于编校实践和科学史中的语文学的专题研讨会，与学生和资深学者一起探讨理论、历史以及具体的编校和语文学项目。

宽泛而言，文本批评和古典学在当今的学术就业市场（尤其在美国和中国）被视为一条艰难的职业道路，关于“传统衰落”的担忧常被提及。从您的角度看，您对那些从学生时代就对这些领域充满热情的年轻学者有何建议？

格伦莫斯特：我明白学生常因纯语文学项目被认为枯燥、传统且就业前景不佳而受挫。我的经验是，语文学无需通过标榜时髦来增加吸引力，只要以友好的、开放的态度探索其比较和理论维度，就能真正变得引人入胜、激发兴趣。因此，我建议年轻人找到能激发他们最强烈热情、满足其最根本需求的课题——无论是什么，无需顾虑语文学研究在其中发挥着多大作用——然后在最能启发他们的语境中深入研究。引用一句E.M.福斯特的话：“只需连接（无需考虑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