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助理教授John Alekna（雷震）与两位年轻学人一同讨论其新著Seeking News, Making China（《探寻新闻，塑造中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本文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杨恩超写作的书评。
1929年9月，苏氏兄弟设计并试制成一套50瓦特功率的广播电台，于12月23日正式广播营业。
Seeking News, Making China在标题上即呈现鲜明的研究中国色彩，言简意赅地点出新闻传播与塑造现代中国之间隐然有着错综复杂或许还出人意表的关系。作者显然熟稔相关主题已久，加上长时期在中国工作，对中国社会、语言、材料、问题的思考深入且自有体会，读者仅从标题的拟定即可感知。作者主副标题范围涵盖极广，其中5个名词可分为两组，一组是News，Information，Technology等STS感浓厚的字群，至于China和Mass Society则是典型的传统中国研究议题。作者研究问题聚焦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新出现的无线电或收音机（Radio）等新式媒介工具，探究新工具带来的现代新闻以及传播效应，这些新事物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纠缠，以及最终共同重塑中国社会、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格局和政治运作的动因。在不足400页的篇幅内探讨如此宏大的议题，足见作者雄心，但问题之复杂性也不免对作者形成巨大的挑战。
作者搜集大量报刊杂志、回忆录、纪念文章、时人著述等文献，结合有限开放的档案材料，对文本、照片、图画等进行大时间跨度的整理和分析，勾勒出Radio等无线传播机制和中国社会、政治间的耦合关系。在方法论方面，作者选择科技社会学（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STS）路径分析、解释Radio与中国社会、政治之间的关联与作用，不仅契合晚近研究潮流，更为1919年以来信息、通信、传播、媒介、数据等研究，在新素材的基础上，拓展了博人关注的领域，亦贡献了新颖之视角。由于本书涉及多重领域与复数议题，故在学术史脉络下进行分析和评述更有助于对全书的理解。因此，拙文将在简介各章内容后，由分析作者著述的学术史背景入手，进而深入探讨作者的研究方法；最后点明本书对相关领域的引领价值。有鉴于作者进行的科技社会学研究，本身即横跨历史学和科技史两个传统研究领域，而News、Information更是与多个概念相近或相关。因此同时期中英文不同之语境、文化、历史背景下，不同名词如何对应、翻译显为解读时的挑战。正是此等研究材料本身的复杂性，作者必然需面对研究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判定和翻译语词的选择等问题。
《无线电》杂志
主要内容
本书对听众收听行为的追索，正是为了回答一个政治史的关键问题：中国的社会动员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完善此一政治动员之效率的？中国社会在20世纪出现了巨大变化，最显著特征之一即是由“一盘散沙”，变而为“竹幕”后万众一心的神秘国度。中国社会组织紧密度得以提高，政治动员能力变化巨大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此前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动员的研究，往往因时段、地域、事件之研究目标，而有差异颇大的论点。如划定时段，考察抗战时期国统区军事动员（《抗战时期福建兵员动员研究》《青年学生与社会动员——抗战相持阶段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者，或选取某一地区研究民众动员情况（《华东解放区支前民工的组织动员研究》《沂蒙山区民众组织与革命动员研究》《太行抗日根据地群众动员机制》）之类，或研究某一政治运动中动员情况，将运动视为动员的重要推动力量（《土地改革运动史》《“四清”运动研究》）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关注动员的法条、指导思想等，重点在发动动员的组织架构、手段、行动细节、成果等。这类研究多数注意报刊、戏剧、演讲、集会在动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中《晋东南抗战歌谣社会功能研究》更是收集了许多抗战期间流传的歌谣，通过对这些文本进行分析，发掘流行歌谣在动员民众过程中的角色。
而本书作者的研究，则在这些研究上向前推展不少。首先，作者通过对Radio的研究，第一次关注到广播技术在动员中的作用，弥补了相关课题研究的空白。其次，作者打破传统研究时间界限，从技术延续的角度，不以政权更替为界，将20世纪中国历史连贯起来分析。在Radio的历史研究视角中，这种技术连贯感尤为重要，因当时中国无线电技术、通信科技发展较为落后，多数无线电设备、广播台站、人员等尤其珍贵，在政权更迭和政治局势的动荡中受到影响较小，造成Radio技术领域连续性大于断裂性。无疑地，作者的研究更贴合这种真实历史状况。最后，如上文所述，作者关注整个中国民众的广播收听体验，大大拓宽了社会组织和政治动员中的研究范围。动员地域不限于城市或乡村，晋东南或沂蒙山，动员波及的民众也不仅仅是青年学生或地主贫农，广播理论上可触达到每一个中国人，甚至东亚地域内的所有人，其动员力量因此可能影响每一个收听者。作者的论述正是竭力证实这点；如此一来使得中国20世纪组织、动员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维度与高度，全书结论亦因此补充了此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作者在绪论中定义了关键概念——“Newsscape”，涵盖街谈巷议、报刊、广播等新闻传递的手段，突破了研究某种特定传递手段或技术的局限性。过去很多广播史著作，对广播播报的新闻内容、传达范围研究充分，却忽视了信息，尤其是时效性很强的新闻信息在社会中具有高度流动性。即某人收听到新闻后，往往会通过交谈甚至宣传将刚刚听到的信息传递出去。在“Newsscape”的概念引导下，读者便更能理解五四运动后声援北京学生的各地青年，使用传单、小册子、演讲等将最新收到的北京新闻传播出去，希望唤起民众的全国性动员力为何（37页）。类似地，各时期的广播员通过墙报、油印小报等方式，即时向周围传递最新消息（101页）。由于无线电新闻和报刊新闻、墙报新闻、口传新闻之间并不存在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Newsscape”自也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新闻媒介，因此更加符合社会现实和历史情境。以此概念拾级而上，第一章介绍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社会新闻仍极大依赖有线电报、信件等传递，信息虽能够在社会中流通但限制很多。第二章介绍1920年代初期无线电广播在中国早期的发展。孙中山注意到无线电在民众宣传方面的巨大作用，因此对当时这种新科技青眼有加，而北洋军阀则极力限制无线电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但由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北京政府控制力很弱，租界里电台、广播仍蓬勃发展。第三章则将目光转向东北，考察张氏父子在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的东北大地，吸收各国技术经营东北无线电广播系统，藉此动员东北民众，引导全国舆论，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第四章讨论“南京十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大力发展中国无线电广播事业。尽管中国的无线电科技较为落后，电台、发射机等几乎无法在国内生产，民众整体收音机保有率很低，但城市和乡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线电收听设备，广播在中国的覆盖率不断上升，其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第五章分析抗战期间，沦陷区、国统区分别使用广播作为武器，传播利于自己的信息，争取整个中国民众的支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广播的效力，各地政权都尽力普及收音机，并加强对收音机的管控，以确保收音机持有者听到特定类型的信息。第六章则研究解放区综合利用壁报、油印小报、报刊、无线电广播等多种手段，形成当时技术条件下尽可能覆盖更多民众的“Newsscape”。其中，无线电广播亦在抗战期间的延安逐步发展，并成为中共宣传其思想、政策的重要工具。而女性播音员群体，亦在这一过程中出力甚多。第七章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年间，一方面中国政府继承了抗战以来中国已经形成的无线电播音设备、网络、技术和人员，另一方面，新的有线播音网络、播音体制也在快速发展。这一阶段，广播覆盖面空前扩大，而且更加深入到群众生活中，一些交通不便的地区，广播的即时传递特性甚至让其成为当地官员、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而报纸则成为事后确认的辅助手段。这就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新闻传播模式，广播在社会中的巨大作用真正体现了出来。第八章通过对“文革”早期历史的分析，指出广播在发动各地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方面更加论证了作者建立的“广播技术—社会组织—政治动员”的逻辑脉络，另一方面也说明，广播巨大的动员能力同时暗含着强大的破坏力，对这一技术的错误使用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进而反噬政治稳定。
总的来说，全书时间脉络清晰、论证颇为周延。围绕着1919年以来中国无线电、广播在社会中的作用、角色等，研究了政治人物（孙中山、张作霖等）对无线电广播的态度，科学家Ernest George Haywood Osborn、Geo. T. W. Fong等，对无线电技术和应用的贡献。民国年间众多无线电爱好者自制矿石收音机收听无线电台，租界里华洋人等对无线电广播的反应，城市富裕市民和乡村农民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收听广播的活动。更提出女性播音员这一独特的群体，与数不清的收音员将收音机中信息写在墙报、小报上传递给更多的中国民众。虽然作者在不同章节中侧重描写某一群体与广播的关系，统观全书，作者研究几乎涉及到漫长的20世纪中国所有与广播相关的社会群体、阶层、身份。而且作者并不仅对这些群体浮光掠影泛泛而谈，而是在大量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群体对广播的态度，使用广播的场景，收听广播的反应，以及最重要的，广播对这些群体组成的中国的影响。这一动态的、灵活的分析方法，有力论证了作者观点，也让全书充满历史细节和温度。
《无线电》杂志
筚路蓝缕：整合通信科技与社会
作者的叙述、分析和论证，整体上流畅合理，而且作者大量征引中文材料，尽力完善本书的逻辑。每位研究者研究的重点自然不同，关注的问题也各有差异，因此造成在著作中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些细小的问题尚值得进一步讨论。先从本书题目入手，作者讨论主体是News和Information，这两个单词指涉中文的新闻和信息并无疑义。但书中主要讨论的Radio，根据作者研究其指涉内容便显得复杂丰富许多。就科技字面意义上来说，英文的Radio可以指麦克斯韦方程组（Maxwell's Equations）提出后，无线电技术逐步发展成熟，通过设立地面站发射特定频率和振幅的电磁波，将信息调制到高频载波上，实现信息的远距离传输。无线电波本身传递特性决定了其可在空间中同时向多个方向传输，故于接收机（receiver）设置好参数后，不同位置的多个接收机可同时收到无线电信号，并将信号解调，从而实现信息的接收。本书探讨的Radio其实主要指的正是这个信息传递过程。再者，作者也注意到1919-1968年之间的中国，接收机在技术上大致分为矿石收音机（crystal radios）和电子管收音机（或称真空管收音机，书中多仅称radios）（49页，96页）。同时期的中国社会，大规模采用了有线广播系统，这一系统在原理上不同于无线电传输，但在社会功用上当与Radio无异，因此作者亦将其归入Radio范畴一并研究（220页）。
基于前述这类Radio的技术特性，这一信息传递手段与报纸、电报等有极大的不同。报纸传递新闻在技术上相对简单却也限制最多，只能依赖交通网络将报纸运送到目的地，并待分发到读者手中时才能实现新闻传达。电报往往依赖有线传输技术，在传输速度上较报纸更有优势，但传输信息量较少，传达的人群范围也远小于报纸。Radio可说结合了电报和报纸在新闻传送上的优点，传播速度和电报一样快，传播范围则可与报纸媲美；随着无线电技术的改进，传达的信息量亦与报纸不相上下。作者选取Radio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形成与政治动员之间的关系，可谓独具慧眼之作。但亦须说明的是，尽管技术特性决定了不同传播手段传播能力的边界，实际上的历史情境却也更加复杂。报纸虽然传播成本相对较低，报纸新闻的有效传播却需取决于社会上较高的识字率。20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识字率不高当会影响报纸新闻传播效率。无线电广播则可播送音频，对传播者语言文字要求最低，却需要收听者拥有无线电接收设备。中国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中，相关设备价格高昂无疑地构成无线电广播传播新闻時的高大壁垒。相较于此，有线广播系统总体成本较低，却需要大范围布设线的固定成本，更需要在安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达致实用的局面，这也是20世纪中国多数时间无法应用此技术的主因。
从上述对Radio的简略分析，可看出若欲进行Radio相关研究至少须涉及科技、新闻、广播、媒介、信息诸史等多个维度，如何在方兴未艾的新史学浪潮中进行研究定位，继而明晰本书的研究内容，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项挑战。据此，为求指明本书论旨与相关研究领域的关联，拟将本书论点置入史学脉络中深入探究。近代以来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科技都是新闻传播、信息流通的重要推动力量，就实务面来看如电报、电话、无线电广播、有线广播网等蓬勃发展，相应对这些现代科技的史学著作也不断涌现。例如，《晚清西方电报技术向中国的转移》《电报通信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局》《编码与传播：19世纪电报的编码技术及对新闻信息传播的影响》《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等著作均花费大量笔墨，介绍西方通信技术、图片印刷技术、音视频录制技术等种种与信息、新闻传递相关的科技成果历史，及中国社会在其影响下之流变。多数新闻史将“新闻”的范围限定在报纸这一载体上，如《中国新闻传播史》《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等，从这角度来看，新闻史研究范围几与报刊史重叠。此外也有《北京新闻史（1421-1949）》等著述重点讨论报刊，然已兼顾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介。至于广播史领域，除《近代天津广播史》《抗战八年广播记》等聚焦于广播研究外，还有《中国广播电视编年史》《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等将广播和电视並列分析的一批著作。由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同属媒介，遂有《媒介史》《西方媒介史》《电子媒介发展史》《中国新闻媒介史（1949年前）》等探究口语、文字、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媒体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乃至于这些媒介对社会大众新闻传播的影响。不管何种媒介，传递的都是一种信息形式，只是人类社会的信息不仅限于新闻或媒介方式，因此信息史的具体研究内容仍可待界定和讨论。
统观上举诸研究，可根据研究背景大体分为两类。科技史或历史专业研究者，往往关注电报、电话等技术的历史及其与社会关系，进行“通信科技史”、“通信与社会”论证；新闻、传播工作者较常聚焦于印刷、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手段的演进历史与社会影响，兼及这些事物所涉科技史的分析。不难看出，两种取径在研究范围上并无明显界限，相反在“通信科技史”“通信/传播手段与社会”等关切上有很多重叠之处，研究方法也颇有互鉴价值。本书研究横亘多个维度，研究问题可归为历史学之中国社会变化、中国政治动员能力强化等经典议题，研究方法则借鉴传播史与部分通信史内容，以广播为载体分析传统史学问题，令人耳目一新亦不失说服力。当下新闻、Radio等研究方兴未艾，虽没到《百年孤独》所云“这块天地如此之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须用手指指点点”的地步，但实际上对于进行该研究所述及领域、名词之定义讨论仍少，若以“约定俗成”之概念便投入研究，且与通信史界、传播学者较少交流，如此研究或有再做深思之必要。以笔者愚见，似可借鉴作者撰述本书思路，在“通信史-传播史”架构下展开协同研究。中文语境里，“通信”一词与科技关联紧密，因此通信中涉及科技的部分，以及“传播”中与科技有关的现象，都可在“通信科技史”框架下展开。而印刷、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各种技术，其主要作用是信息传递，因此新闻史、广播史、媒介史、信息史等都可纳入通信史范畴。唯一的问题是，中文语境下的通信似乎更偏向点对点、个人之间、几人之间小规模的信息传递，大规模的信息流传往往以“传播”指称，就此“通信史”和“传播史”只有研究对象范围、规模的区分，以及由此衍生的研究方法的些微不同，二者之间似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不同学科取径中研究重点自有差异，但既然信息与相关科技本质上颇多相通之处，若能进行学科交叉视角下研究应利于整合多种专业，进而提出更加全面之诠释。就实务言之，中文“通信”和“传播”均可用“communication”涵射，是以“通信史”“传播史”均可译为“History of Communication”。待略述当下学科及研究划分后，读者便不难察觉，本书主要研究对象是Radio，不过对于Radio通信科技方面的特质关注不多，不免有时会影响到作者叙述、分析的精确性。下文对矿石收音机收听能力和收听效果的讨论中，将显示技术分析与史料分析之间的复杂性与互动关系。
书中对Radio的研究更偏向于传播面，然而本书论证又不同于中文的“广播史”。多数关于“广播”的中文著述，如《中国广播史考》《大陆对台广播史研究》等，侧重广播电台本身及电台播报内容的研究，作者除了对这些台站相关基本内容略加关注外，亦会追踪广播与中国社会之间紧密的互动，聚焦中国人对广播的收听。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研究则有“阅读史”的风格，比较重视受者的感受及效用。阅读史研究关注文本阅读的空间、地点、场合、性别，对阅读内容的接受，以及出版物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流通、传播等问题。一个有趣的巧合是，阅读史中常会涉及口传文化和书写文化的形成，乃至于朗读和默读等不同阅读方式对讯息接受行为的影响。一般认为口传文化先于书写文化，默读模式逐渐取代朗读模式。而广播的出现，形式上正好逆阅读行为而行——广播重新把信息接收方式从静默接收改变到朗读接收，只不过朗读者由读者本人变为了接收机器。除了这点巧合，阅读史和广播史研究亦有许多共通之处，如都关注读者/听者对所读/所听内容的接收及接受程度。也都关注某种内容在地域或社会阶层中的流行、传播范围。两者均需考虑研究对象本身的限制，如阅读史必须考察社会识字率，广播史则需要听众拥有或能接触一台接收设备——收音机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普及率，恐怕也不比识字率来得令人放心。据此，以广播史研究听众群体和听众反应时，难度无疑很大。因为就阅读史而言，即便是精英群体的阅读可以通过日记、笔记、书信等追索，一般大众的阅读留下的历史痕迹太少，一直是中国阅读史研究的一大问题。但阅读毕竟与书籍高度相关，分析留存的书籍、书籍上的痕迹、书籍不同版本等，至少还可窥见阅读过程。但以声音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广播，极少有听众会详细记录播音内容，甚至播送内容在广播台站内也没有留存，声音介质比纸张介质更难储存和保存。为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大量搜集了当时人的日记、回忆等资料，尽可能利用听众来信等材料，重现20世纪前半中国人广播收听经历。但材料的匮乏无疑大大增加了作者研究难度，终究造成作者论证部分的过度推论。
矿石收音机问题商榷
例如，作者意识到20世纪中国广播传递信息最大的阻碍，是当时高昂的电子管收音机价格让许多普通家庭买不起收音机，更无法及时收听新闻。抗战期间，国际贸易受阻，甚至收音机配件、元器件都非常稀缺，价格飞涨且普通人尤其难以接触。作者一方面论证中国社会收音机保有量仍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直接从收音机得到消息；同时，作者也敏锐发现城镇商人会将收音机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因此闹市街道旁总会有收音机不断播放，路过的民众自然可以从商家这些收音机中收听消息，保持与中国社会的连接。其它广播员、广播站等设置，也帮助广袤中国的城乡居民及时了解收音机中的新闻。这些综合的作用，促使中国社会在微弱但传播范围广泛的声音中组织起来，一步步走过历史的危机，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洪流。这一论证过程中，矿石收音机以其价格低廉、制作简单、使用方便得到了作者的关注，作者试图论证，在相对贫穷的农村地区，农民们可以借助矿石收音机同样收听信息，因此收音机在广大农村的影响力，虽不像城市那么巨大，但仍能够发挥相当的作用。
电影《童年的收音机》里1960年代的山西孩子制作出矿石收音机
作者叙述虽有一定道理，但需结合矿石收音机的原理和历史情境来考察。广播站天线发射的无线电信号会随传输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信号中的能量逐渐减小。电子管收音机在接收到无线电信号后，可借由电池等电源作为能量来源，同时利用收音机本身的放大电路，将微弱的无线电信号放大。在听众来说，就是收音机发出洪亮的声音，可供很多人收听。然而，矿石收音机不外接电源电路，仅依靠一个振荡回路将环境中的无线电信号筛选出来，再通过耳机发出声音。这一原理一方面使得矿石收音机相较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大大简化且价格极其低廉。另一方面，矿石收音机的操作实际却比电子管收音机更为复杂、精细。1930年代收音机爱好者、小学教员可能有知识和耐心调节矿石收音机的矿石方向和电路参数，接收到干净无线电环境下的广播信号，但广大农村中的一般民众，能否有此技术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另一个技术问题是矿石收音机的音量，由于整个收音机的能量来源是无线电波，因此矿石收音机能够播放的音量大小取决于无线电波的信号强度，信号越强音量越大，信号越弱音量越小。这也是为什么距离无线电发射台近的地区矿石收音机一般能够播放更为清晰响亮的声音，毕竟离发射天线近的地区无线电信号最强。但总体而言，无线电波能量有限，决定了矿石收音机能够播放音量的上限，这种情况下，即便农村地区有很多人愿意围坐在矿石收音机旁边收听信息，也很难说收音机的音量能否让所有人听到。因此，作者希望通过1930年代农村地区矿石收音机数量较多，以及收听收音机的人数较多来说明广播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证实农民们确实接受到了收音机中播报的信息。
然而，作者收集的材料中记载了大量中国农村安装、使用、集体收听矿石收音机的案例，这些自是技术分析无法否定的，因此又应如何合理诠释这些历史记述？一般而言，1930年代中国广袤的农村中，务实勤恳的农民们不见得会为台难以操作且收听效果不好的矿石收音机花费精力和金钱，除非这台机器提供了其它的价值。写于那个时期的《林家铺子》《多收了三五斗》等小说里，1930年代科技的威力和作用已在中国社会显露无遗，洋伞、洋布、洋米、洋火、洋油等洋货，正全方位冲击着中国农村生活和经济。农民们一方面为东西洋强大的生产力所冲击，日常生活日渐凋敝，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东西洋货物的繁多和实用，对这些货物背后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手中掌握的科技有所感受。因此，当乡村中的“能人”（如学校教员、某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利用简单的器件，通过一系列搭建，组装出一台能够自己发出声音的机器时。农民们或可能将这机器视为洋科技化身，拥有或使用这种机器，能在心理上给农民们接近或掌握科技的感觉。因此在第一台矿石收音机出现后，临近乡村可能会争相效仿，纷纷利用收集来的材料搭建自己的“话匣子”。对乡村民众而言，矿石收音机最重要的作用恐怕不是收听最新的消息，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科技的好奇和渴望。收音机里播报的内容或许不重要，收音机里隐隐约约传出的人声才是广大民众关注的重点。这种对科技猎奇的、看热闹的心态，促使农村有能力的家庭纷纷架设天线，以在家中厅堂摆上一台矿石收音机为荣耀和风尚。也能够吸引周围友邻聚集在收音机旁，屏气凝神、侧耳倾听收音机里传来的低微模糊的戏剧或新闻。至于这些听众收听到多少有用的信息，以及相应信息是否对他们的心态、认识、社会活动、政治觉悟起到正面的影响，恐怕是一个很难准确回答的问题。只是行走在中国大地的西方记录者，抱着对中国的美好祝福和期望，看到广大乡村也有了“现代化”的收音机，即便是矿石收音机，即将农民的收听行为等同于对广播内容的接受。时过境迁，西方旅人的祝愿已成为现实，可在历史回溯中，或可描绘出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困窘。
当然，上述意见并不影响作者全书结论的合理性。总体而言，作者综合利用多种来源的史料，将Radio这一技术手段，放入20世纪中国社会中考察。注意到Radio在大众传播，尤其是战争、政治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将20世纪中国的科技变革和同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变动联系起来，扩展了史学研究范围，也为后续更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接续作者研究，此处谨讨论一些可能继续研究的议题，不揣冒昧，狗尾续貂。
作者的研究止于1968年，正是“文革”大潮逐渐高涨之时，此处收束清晰描摹了广播在社会动员中的巨大力量。循着作者指引的方向，后续研究1968年之后广播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时，基于更丰富的材料、多样之案例，更为重要的是广播与社会之间耦合作用愈加明晰，一些议题和节点尤其适合此框架下讨论。各个政权都期望将广播打造成为宣传自己思想的工具，但广播的被动接收特性注定政府对广播的控制力有限。作者书中讨论了实施干扰、售卖特定频率的收音机、加强收音机注册监管等手段限制听众收听敌方频道。这场政府与社会之间对收听内容的博弈自然可以继续研究下去，毕竟随着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多样化，政府对控制信息的追求和民众对更多信息的渴求似乎愈发冲突，不同国家、地区都在探索解决这一矛盾冲突的方案。对这一冲突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或能启发出更包容和可行的信息流动和管理模式。通信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新闻、信息的威力越来越大，继续研究新闻、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或许能够加深我们对信息和社会的理解。
另外，作者应当也注意到，中国地域广袤，20世纪又出现过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地区差异是传播史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作者已经注意到了方言在广播节目传播效果中的影响，认识到女广播员在中国广播事业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她们成为播音的主体与她们的声音更容易为听众听懂有关。更进一步的研究或可通过GIS方法，将广播台站、各地接收站点、民众拥有各类收音机等信息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如有可能，还可估算各种功率的台站播放半径，以及各地方广播站信息传达范围。信息传达需要时间，信息覆盖涉及空间，GIS方法非常适合探讨信息传播问题。利用GIS手段研究通信网络问题已较为成熟，相关成果丰富。如天津大学张玉坤团队正在建设的“明长城防御体系时空数据库”，将明代九边长城的卫、所、堡、台等地理信息测绘、记录并呈现在现代地图中。驿站、急递铺等通信相关设施作为长城防御体系重要一环，在这一数据库中亦有体现，并形成众多成果。张玉坤团队利用长城沿线实物遗存、历史上测绘数据并结合最新测量手段，将明代驿传网络呈现在GIS中；而复旦大学王哲团队，则利用近代以来丰富的邮政地图，将邮政站点、线路等信息通过GIS处理后，形成《近代中国邮政网络与信息可达性（1907—1936）》等一些研究。王哲团队在研究中，将近代以来邮政网络视为国家“基础设施”，并借GIS手段探讨邮政网络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显示出GIS分析的有效性。
对驿传、邮政等网络进行GIS分析，主要描摹出这些通信系统的基本面貌和影响范围，在此基础上，关于传播、动员的讨论可更加坚实。《重塑媒介网络：近代上海报纸的“全国化”——以<申报>为中心（1895-1926）》讨论了《申报》借由铁路、邮局等发行全国，逐渐成为“全国性报纸”的历程。未来应可延续类似研究，探讨新闻传播与电台、无线电网络等多种通信手段之间关联，丰富近代社会研究。当然，由于大量历史数据的缺失不全，精确的研究仍旧非常困难，如何利用现有材料，宏观描摹出20世纪中国“Newsscape”中信息流动模式，以及各种不同媒介如何相互作用、配合，不断扩大新闻在中国的影响力，进而帮助形成当下的中国以及世界。数据分析可能更加有说服力，论证也能提供有趣的技术支撑。当然，上述设想须以能够获取足量数据为前提。这番期待除须突破材料缺乏等技术上的难题，还要仰仗传播史研究者集思广益，在理论模型建构上有所突破，方能真正让通信-科技史成为跨学科研究。新的研究问题需要新的研究范式，作者已经为传播史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推开门后是一片更加广袤的天地，未来必能看到更多精彩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