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陆地版图中有30%的面积属于干旱区，涵盖河西走廊、宁夏平原、天山南北路、阿拉善高原与柴达木盆地等重要区域。水资源开发是干旱区社会经济存在发展的前提，水利史因之在干旱区整体历史中具有纲纽意义，与环境演化路径、边疆治理模式、区域社会特质等课题关系密切。干旱区水利史研究曾长期游离于中国水利史的主流关切之外，近年来学术界的相关讨论渐趋活跃，发现干旱区水利史的独特问题是重要进展。“理水龙荒”栏目的作者，都是正在或曾经作为兰州大学张景平教授团队成员从事干旱区水利史研究的青年学人，他们将从不同方面围绕河西走廊、宁夏等地的关键水利史课题呈现自己的思考。
201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海拔1910米的天山天池边，发掘出“建修博克达山庙记”石碑。这方由甘肃新疆布政使魏光焘撰写的碑文，记录着新疆建省后在天山建庙立碑、祭祀山川的事迹，也象征着新疆从战乱之中复兴。鉴于博格达山在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从古代到近代，当地不惜成本地在天池营建景观，使这座被古人视为畏途的雪峰绝域，成为水利的渊源与信仰的圣地，最终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晚近以来天山天池所经历的变化，是西北内陆水利史中独特的样本。
图1 天山天池景区 董俊霖摄
博格达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南部东天山的主峰，天池原为山下冰川堰塞湖，二者构成了天山天池风景区（5A）的核心景观。博格达，清代多作博克达（boda aula），为蒙古语“神圣”的意思，清代又称作灵山，史料中记载西域民族有时也将清朝皇帝称作博格达汗。阜康，原名特讷格尔（teneger），为蒙古语平地之意，乾隆四十一年（1776）被改为物阜民康这个充满农业意味的地名，阜康境内的河流均发源于博格达山。如果以天山天池为观察视角，元代以来新疆所经历的不仅仅是地名的更改，更是社会经济与文化景观的深层变革。从丘处机与纪晓岚感慨天山人力难至，到如今天池游人如织；从乌鲁木齐都统明亮土坝木槽的设计，到苏联专家“火炮炸药”的现代工程；从朝廷红山望祀的仪典，到地区蒙汉官民朝山庙祭，这处边陲的雪山与湖泊能够进入公众视野，最终跃升为5A级风景名胜，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绿洲农业的持续开发以及交通路线的优势密不可分。
一、遥不可及：被远观的天山天池
自张骞凿空西域，正史记录下的丝绸之路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宏大场面。然而这种盛况掩盖了行路者的艰难。东晋的法显与唐代的玄奘，他们是循前人的遗骸作为路标西行，无数先行者倒在了旅途上。“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是戈壁滩，后是鬼门关”——这首清代流传甚广的俗语，同样道出了西行之路的凶险与艰辛。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西北地区并非如今日般风光旖旎、物产丰饶的旅游目的地，而是可能危机四伏、甚至常有性命之虞的险途，所以在清代发配伊犁才成为一种处罚重犯的方式。
博格达山是如何进入中原人士视野呢？天池景区的入口矗立着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塑像，但这毕竟只是渺远的传说。最早记录下博格达山天池的是长春真人丘处机。公元1219年，丘处机前往西域面见成吉思汗，当抵达轮台时，遥见巍峨的雪山，丘处机即兴作诗赠予书生李伯祥：
三峰并起插云寒，四壁横陈绕涧盘。
雪岭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难观。
岩深可避刀兵害，水众能滋稼穑轧。
名镇北方为第一，无人写向画图看。
当丘处机远望三峰并立的博格达山时，他不禁感慨雪山高耸连天，人力无法抵达。清代的西行者大都与丘处机同感，也未登临天池只能远观。乾隆间遣戍乌鲁木齐的纪晓岚感慨“缥缈灵山行不到。”一直到光绪年间的萧雄，仍然认为“博格达山之正峰，自古不通人迹”。中国古代文人登高而赋，但雪山长期以来只是作为远观的对象。博格达山是少见的可以从不同方向看到的雪山，这也使得清代西域诗文中，出现了数量庞大的“望博格达山”这类题材。其中一些名句被天池景区也摘取，镌刻在天池边的石头上，使得巍峨壮丽的自然景观展示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似乎与内地的人文传统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图2 远望博格达峰 董俊霖摄
从交通路线与行人的角度，可更好理解博格达山为何被反复“看见”。汉唐时期从敦煌直达和田的丝路南道早已荒废，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哈密为中心的交通网络：一路经天山南道从吐鲁番、喀什到达和田，一路翻越天山沿乌鲁木齐往西到达伊犁，还有一路经吐鲁番，西北经过达坂城至乌鲁木齐。博格达山已足够高峻，这三条路线经博格达山周边而行，使南北两侧绿洲的旅行者，从不同角度都能看到博格达山。清代新疆官员和宁曾写道“开门见南山，南山雪压顶。”直至今日，天气晴好时，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的居民，仍能在市区望见晶莹的博格达雪峰。如果说“窗含西岭千秋雪”是川西雪山赋予成都平原的诗意，那么博格达山则是天山给南北两路居民的赠礼，雪山给新疆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绝佳的风光，还提供了灌溉绿洲的生命之源。
图3 吐鲁番视角的博格达山 董俊霖摄
自然地理与交通路线的限制，对景观的呈现与书写产生深远影响。翻读明清时代旅行者的日记与纪行诗文，河西官道两山夹逼的走廊性质，使得记录的路线与景观有极大的相似性，以驿站作为记录里程日程的关键。进入新疆之后虽然土地平坦开阔，但由于水泉、绿洲的线状分布，同样使得旅行者的记录与书写的对象、方式高度集中。“环博格达山”道路的形成，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山与触目可及的戈壁黄沙形成鲜明对比，强烈的景观变化带来极大的视觉震撼，使得博克达以三峰并峙的轮廓、晶莹雪白的色彩，反复出现在文人笔下，进一步强化了天山不可攀援的气势。旅行者的视角，被限制在固定的路线上，却也因这种限制而形成了共同的视觉体验与文化记忆。
二、理水之难：近三百年天池水利开发
如果古人始终只是远观天山，或许天山天池也可能会成为以地质为主的自然胜地。但正是农业开发与文化塑造的双重作用，使天池完成了从秘境向名胜的转变。
元人虞集曾如此描述西北雪山的重要性：“四郡受雪水之溉，美草木，善稼穑，繁畜牧。”河西走廊及内陆地区，雪山融水是农牧业的生命线，甚至形成依照积雪厚薄推测来年丰歉的农业经验，这是西北干旱区显著区别于季风区的地理特色。在清朝统一新疆初期，天山北路地广人稀，在满洲旗人七十一的笔下是“千里空虚，渺无人烟”的荒芜之地。随着清朝多次招民屯田垦种，北路地区人烟辐辏，俨然内地，但西北干旱区缺水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新疆屯田与聚落规模的扩大。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明亮出任乌鲁木齐都统，他很快发现了阜康地区土地肥沃，但渠水缺乏，导致灌溉不均、兵民纠纷。为此，明亮决定亲自踏查天池水利情况，明亮发现了天池虽然水量充沛，但北口山石过高，阻碍池水下流。明亮令下属负责天池工程，开凿五十余丈渠道，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奏报渠成水通，明亮刻石纪功，告祭山川。然而明亮自矜的“万年之功”仅维持了一年。不久因天池水位下降，水渠无法引水灌溉。继任都统海禄参奏明亮开渠无益农事，最终乾隆帝下谕，令明亮赔还修渠费用，开发天池水利的首次尝试便以失败告终。
清末新疆巡抚袁大化推行新政时，才再次将目光投向天池水利。历经咸同间的动乱，阜康人口已不及乾嘉盛时的七分之一，渠道大多荒废。袁大化在巡抚新疆途中，阜康民众向他呈报缺水之苦，使他深感水利建设的迫切性。后来袁大化任命朱清华主持农垦总局，查勘天池情况。朱清华是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知识分子，加入过同盟会，参与编纂《新疆图志》。不同于以前的文人只是遥望天山，朱清华受命实地察看天池水利之后，以无比的热情一气呵成，创作了这首一万六千字的纪实长诗——《天山博岳冰峰五日游歌》，并详加注释，记录此次勘察经过，堪称古诗单篇长度之最。
图4 朱清华像 国家图书馆藏
朱清华诗中写道：“乾隆中叶明都统，曾凿此海成一川。继起无人泉不流，千百沟渠成徒捐。”经实地考察，朱清华认为明亮开渠处应在西北照壁山口。与明亮直接开闸放水的思路不同，朱清华建议购置汲水机，利用天池周围的松木造渡槽引水。据其推算，若建成四百马力的引水机，三日所汲水量可灌溉54万亩土地。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爆发，朱清华关于屯田水利、农作物种、铁路修筑等一系列边疆开发的思想与计划，都未能实施。
图5 阜康县属六运湖渠道图 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时期，天池水利建设进入新阶段。杨增新主政新疆时，将开垦与官员考成挂钩，认为阜康垦荒之难，不难于无地，而难于无水，因此训令阜康县长：“该县每年至少新招垦六十户，以定知事考成。”此时期主要开发阜康北部的六运湖地区，通过疏浚下游渠道引天池水灌溉，但这种方式没有渠水在源头修筑调蓄工程，因而无法解决渠道缺水及季节分配不均的问题。1940年，盛世才政府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启动天池水库建设工程。盛世才在阜康县设置六运湖机械化农场，并训令省府建设厅厅长李孝同和苏联专家联合解决水利问题，最后敲定在天池修建蓄水库，成立天池海子工程处，并列入新疆三年规划之中。工程处负责人再次回顾了明亮的失败教训，决定采用现代水利技术。工程包括在海子北部低洼处开挖闸门基槽，用钢筋混凝土加固，建设引水渠隧洞及节水闸等。至1943年，天池水库完工，灌溉阜康六运湖八千亩土地，同时安置来自河南花园口的灾民，并解决了劳动力问题。1946年新疆耗资八千多万重修修理水利工程，但由于阜康县管理维护不善，工程损毁较为严重。
天池作为阜康绿洲重要的灌溉水源，俨然如巨大的天然蓄水池，古人开发天池水利的过程充满曲折，但相对于游人遥望雪景的吟风弄月，当地官民为开发边疆、垦地开渠的努力、试错，仍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些实心任事者，或许比西王母更值得矗立在天池景区。
三、祀典与景观：天山天池名胜的塑造
天山横亘新疆中部，高耸的博格达山屹立东路，自乾隆朝平定西域起，博格达山就被纳入国家山川祭祀体系，并逐步由临时性祭祀发展为制度化的岁祭。这一国家行为，深刻改变了博格达山与天池的景观面貌，寺庙、碑刻、水利、农田相继营建，成为彰显王朝文治武功的象征。
图6 冬季云雾缭绕博格达山天池 董俊霖摄
博格达山是多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共同尊奉的神山，这也影响了天池的景观塑造。乾隆朝在与准噶尔部交战期间，清军曾多次临时祭祀博格达山。乾隆二十四年后，博格达山被列入清朝官方祀典，由礼部颁发祭文布帛，提供专门经费并制定了仪式规范，最开始由护军统领努三在乌鲁木齐红山举行望祀，纪晓岚的“缥缈灵山行不到，年年只拜虎头峰”所指即以红山望祀代替登山祭祀。道光十一年（1831年），遣戍伊犁的方士淦途经阜康时，获知当地每年五月，由阜康县令率民众致祭天山，香火极为旺盛，这时期的博格达山已经更进一步，由红山望祀发展到天山庙祭。纪晓岚遣戍乌鲁木齐时，便发现游牧民族十分尊重博格达山，“行人只作蚕丛看，却是西蕃下马陵。（番人过之，必肃然下马，如见所尊，未喻其故。或曰畏博格达山之神也。）”纪晓岚对少数民族遇到天山下马的现象非常困惑，其实这与当时蒙古族、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自然崇拜、礼敬山神的传统相关。清末朱清华的诗文留下一条极为重要的民俗记载“玉峰下有达摩座，蒙人八月来礼圣。……朝山千里来汉蒙，八月正逢开寺日。（每年八月初一日至十日，为汉蒙人朝山最盛之时）。”由此来看，博格达山的祭祀与庙会是周边民族共同的文化活动，这也奠定了今日博格达山的地位。
图7 《天山博岳冰峰五日游歌》寺庙分布图 国家图书馆藏
正是由于博格达山的特殊意义，新疆官民在天山天池周围陆陆续续新建了不少佛道寺院，包括山神庙、福寿寺、五岳庙、王母宫、龙神祠、铁瓦寺等寺庙，将古代西王母、达摩、丘处机纳入信仰体系之中。可见，汉族的传统神话与历史人物，已经融入天池的佛道祠庙之中。朱清华游历天池时重点记述了福寿寺与五岳祠。“福寿寺门触眼前。（福寿寺乾隆时敕建，为祀博岳神所建）此寺创自乾隆时，为祀博岳施皇钱。三清大殿冲霄起，（前殿祀博岳神，正殿祀三清真人）汉式庙堂称第一，（新疆各地中国式庙宇，建筑工程此为第一）雄工伟建镇西边。”福寿寺是清末新疆最大的汉式寺庙，乾隆年间修建，祭祀的神祇有博岳山神、三清、丘祖（处机），这都是前所未知的细节，体现出北路阜康民众信仰世界的丰富。
新疆筹备建省时，博格达山成为重建秩序的文化象征。光绪七年（1881年），刘锦棠等建议在天池周围建庙、请匾、立碑，要求除常祀外，令阜康县令带领民众登山举行庙祭。魏光焘进行新疆善后时，特别强调信仰重建的重要性：“其山川方镇如阜康之博格达山……春秋致祭，一遵旧制。而博格达山尤幽邃，祷雨无不应。复添建博岳庙以顺民望，礼灵祇。”
光绪八年（1882年），乌鲁木齐都统恭镗因博格达山“屡现灵应”，奏请在山麓修建山神庙并请颁匾额。此后因新疆遭遇旱灾，旧庙倾颓，刘锦棠等捐资在山顶另修新庙，并在大龙潭附近修建龙神祠。新出土的《建修博克达山庙记》详细记载了山神庙的建造过程：“经始光绪十四年六月迄十五年五月，土工、金工、木工、石工、漆者祝司常供，饬有司岁修。”魏光焘撰写碑文的时间为光绪十六年。清廷为山神庙题赐“覆帱遐陬”匾额，为天池龙神祠赐“岩疆被泽”匾额，这两块匾额都体现了清廷期许天山天池润泽边疆的寓意。
图8 《建修博格达山庙记》昌吉博物馆收藏
天山天池因其历史文化传统，在近代便已成为西北地区的名胜。后来又有不少名人登临天池，如受云龙、于右任、林继庸、谢彬等社会名流对天池风光的书写，继续增添了天池的文化内涵。于右任新疆之行备受媒体关注，其“我与天山共白头”一句也广为流传，近代报刊发行的天池照片，扩大了天池的知名度。随着飞机的普及，航拍视角下，博格达山的南北分野意义更加突出，民国报纸时常刊登新疆航行所见的博格达山。然而天池的景观建筑在近代动乱中却屡遭破坏，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徐旭生等人登上博格达山时，福寿寺与匾额尚存。然而1933年马仲英部下焚烧了福寿寺。据1936年旅游者王裳所见，天山道士仅剩三十多人，龙王庙已毁。铁瓦寺的铁瓦也日渐被周边居民拾取而去。不过到1944年倪超视察新疆水利时，登临天池又见到了达摩殿、观音祠、福寿寺，可见在战乱之后天池的庙宇很快已经恢复。如今天池之上重新修筑了西王母庙、达摩庵等建筑，不论是出于文化传统还是旅游开发的需要，当地都有动力与意愿继续维持与塑造天池的景观。
四、技术与专家：天池水利技术的个案
从天池水利工程的演变过程中，似乎也可以看到西北水利发展的历史轨迹。清乾隆年间的乌鲁木齐都统明亮，采用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水利技术一脉相承；清末留日归来的朱清华，提出了基于西方工业技术的解决方案； 1940年代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天池水库建设，则标志着现代水利工程的正式引入。
明亮在天池使用的水利技术，完全来自古代的传统。天池三面环山、北口出水的地形，形成天然水库，明亮直接在山水涌出处“建闸设坝，开渠五十余里”。工程材料以木头和土石为主，渠道修建采用新疆常见的“排桩镶砌”之法。清代新疆的水利工程几乎都是土石结构，常用柳条卷梢，以木桩排钉，以埽工固岸固坝。“加修闸座，亦照内地式”的记载表明，内地水利技术是新疆的重要技术源头，同时结合当地常见材料，形成了西北内陆的地方特色。
清末民初是新旧技术交替的时期。袁大化作为旧式官僚，他的天池水渠方案与百年前的明亮如出一辙。而朱清华作为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同盟会成员，是较早接受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他提出的机器汲水方案，在当时相当超前。但砍伐天池松木作为引水渡槽等方法，又与《农政全书》以来的内地传统的差别不大，应该是考虑到了当时的技术与财力水平。杨增新主政新疆时，已建立起专门的水利事务管理机构——新疆水利会，具备初步的现代管理体系。然而具体技术上，仍与前清高度相似。《新疆水利会报告》中显示，柴草卷梢的木石材料，依旧是护渠护坝的主要材料，传统水利技术仍具强大生命力。
图9 《新疆水利会第一期报告书》国家图书馆藏
上世纪四十年代重修天池水利时，新疆省建设厅汲取了明亮的失败教训，工程包括“开掘博格达山之湖水并建设蓄水池、调整三工河流扩充水渠网”。工程技术显著进步，包括：引水道沿旧有渗水河床修建，以炸药炸开巨石，引导天池水从木管水洞流出；出水洞上游岩石内建筑绞车铁闸，下游设木制水闸；在水闸前建土坝，块石砌面防治水浪侵蚀等。1943年，留美化工专家林继庸出任新疆建设厅厅长，他曾盛赞天池水利工程。苏联专家引入的炸药爆破、水文测量、混凝土等现代工程技术，较之清代直接从天池引水的土木工程有了巨大进步。正如水利专家倪超所评论：“工程渐入现代化途径”。
结语
如今的天山天池已成为西北地区最著名的景区之一，高峰期时单日接待超两万人次。天池从绝域走向名胜的历程之中，离不开现代的交通建设与景区开发，但也不能忽视清代以来，新疆地方开发建设天池水利的历史脉络，以及对天池的文化书写与信仰建构。自乾隆朝平定天山南北后，清廷便致力于新疆的开发建设，招徕陕甘民户开屯布种。正如史料所载，“自山以外诸渠，皆准噶尔平后、乾隆嘉道以来屯垦人力疏凿。”由于天池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文化传统，西王母瑶池、达摩面壁、丘处机西游为天池增添了神秘色彩，文人墨客参与天池的文化书写，清人又在天山天池营建庙宇、经营寺观，将天山天池纳入祀典，使之成为周边多民族共同的信仰空间，也成为润泽边陲的水利之源。这不仅是自然风光被发现的历史，更是边疆地区被逐步整合入国家体系的过程。天山天池从绝域到名胜的转变，既源于天山风景的独特魅力，更得益于对这片土地的持续开发、书写与塑造。天山天池的故事，正是边疆开发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水利史上的生动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