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阐明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为理解现代经济繁荣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如何理解本次诺奖得主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在国内经济学界引发热烈讨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张军领衔的“国家理论”课题组组织线上讨论，邀请陈硕教授、奚锡灿副教授、张延人助理研究员、石烁助理研究员以及博士研究生高世镐等课题组成员围绕三位获奖者的理论贡献与思想价值展开交流。
澎湃研究所经授权，摘录部分谈话实录，以期为理解诺奖获奖成果及其对发展理论的启示提供参考。
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从左至右）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莫基尔的欧洲视角与学术启示
张军：到目前为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者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表明内生性增长的思想已得到充分肯定。1993年的诺斯强调制度在西方崛起中的关键作用；2018年的罗默通过模型揭示思想与知识在增长中的核心地位；去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获奖，今年又轮到莫基尔、阿吉翁和豪伊特，他们的研究都与这一思想密切相关。
历史上的欧洲崛起、国家兴衰、东西大分流这样的话题确实一直是西方顶流经济学家的兴趣所在，也应了卢卡斯当年讲的那句话：“一旦你去思考跟经济增长有关的研究，你几乎不再可能去做别的事了。”
我上世纪80年代在复旦读书时也对这个话题颇感兴趣。那时听人讲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后来《走向未来》丛书出来，又读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何成功》以及金观涛提出的“超稳定结构”理论。这在当时那可是相当有冲击力的想法。
应该说这个话题一直还在吸引着我，但跟过去不同的一点是场景变换了，时代不同了。日本和东亚的经济获得成功崛起，中国现在又进入全面崛起的时期。这些重大现象跟早期的欧洲是非常不同的。今天我们免不了会问自己，西方经济学家那些关于欧洲领先的知识对今天的中国有多大帮助？事实上，主流的经济学家并未真正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倒是历史学家汤因比1958年在波士顿曾说过“中国将重回世界的中心”，而这一预言如今正在应验，非常了不起。
有意思的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是一往情深地关注和研究早期欧洲率先工业化的现象，特别是欧洲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分流。今年的诺奖得主莫基尔也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和欧洲科技史专家。他也同样试图从欧洲历史中寻找解释工业革命驱动经济增长的线索，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经济发展的终极原因或先决条件。在他看来，既有的解释大多数只是近因而不是终极原因。
然而，我认为他们基于欧洲经验和历史的理论视野还是相当局限的，面对时代的变化，至少存在两个基本问题：其一，他们只是试图解释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其他地区先行进入工业化，但这样的知识对于世界的其他地区和后来者的借鉴意义是有局限的；其二，他们的解释单元往往过于微观，线条单一，缺乏结构和宏观框架。如果去阅读西方经济学家的这类著作或文献，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理论确实是非常线性和单一的，似乎告诉了我们哪些具体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比如英国的私产制度、光荣革命、观念的转变、思想市场和有用知识的积累等对欧洲崛起的重要影响。但从大历史视野角度看，这些东西对于理解后来者的经济发展就未必那么关键。虽然分裂的欧洲在早期催生的这些制度对经济增长有相对优势，但当今欧洲也由于无法像美国和中国那样拥有高度整合的市场规模而显示了其劣势的那一面。而他们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
奚锡灿： 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的一大贡献在于将“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数理化、模型化，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新的政策含义。如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难以从新产品中获得相应的利润，也就会缺乏创新和研发的动力。因此，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了创新和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下中国企业在创新中面临的困境有帮助。
莫基尔则是一位重视制度和技术细节的思想家。他对英国工业革命前社会、文化和制度变迁的研究，体现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细节的丰富性，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相比之下，很多经济学家对发展和历史问题的分析过于线性化和“切片化”——这种方法虽然在逻辑推演和理论构建上更“顺手”，一个模型似乎可以解释大多数现象，但其弊端是忽略了复杂的细节与现实的张力。中国经济学界在总结自身发展模式时，同样应警惕这种过度线性化的倾向。
在众多经济增长理论家和经济史学家中，莫基尔旗帜鲜明地强调文化和观念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他从丰富的历史细节出发，挖掘出欧洲工业革命的文化驱动力。例如16至18世纪的荷兰和英国，虽然并没有通过“有用的知识”大规模推动经济增长，但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已经奠定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从人类漫长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并不是常态，“通过积累知识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观念的出现、传播和扩散至关重要。
莫基尔对文化和观念的强调启发了我们的思考，值得借鉴。最近，我的一篇文章试图解释东亚生育率为什么大幅下跌。尽管东亚的人均收入尚未超过欧美，但生育率已经低于欧美。切入的角度正是技术进步与社会规范（观念）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具体而言，东亚的工业化是在“压缩的时间”内走完的，大概在40年左右完成了欧美用100多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这就没有给（尤其是家庭分工的）社会规范留下充足的调整时间。结果是，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工作时间相比四十年前大幅增加，但在家庭内部却依然需要承担大量家务劳动，导致许多女性选择延迟结婚或者不结婚，进而导致生育率下降。
张军：莫基尔认为，要回答“为什么欧洲率先发生工业革命”，首先就要回答“为什么是欧洲率先发生了启蒙运动”，近代科学首先在欧洲发育，知识开始快速积累，而这是科技创新的先决条件。
莫基尔的研究强调知识的积累、知识分子的交流和传播对欧洲16世纪之后涌现的科技创新现象具有主要影响。在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科研活动通常源于对自然界的兴趣而自发进行，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热情主要来自好奇心，而非其他利益驱动。这意味着知识的积累与传播本身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从历史角度看，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只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但并非其直接原因。
奚锡灿：根据我有限的了解，欧洲当时可能只有少部分的知识分子预见到了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价值，但大部分人更多是出于兴趣在进行科研活动。
值得提及的是，莫基尔认为中国和欧洲在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结构存在极大差异，对于之后的“东西大分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而言，中国以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作为主要的组织形式，而西方很早就出现了核心家庭，并更多依靠大学、行会等以职业联系为纽带的组织。相比之下，基于血缘进行组织，会导致知识只在封闭的小圈子内传递，而且失传的概率更高。大学和行会等组织的优势在于具有相对开放的知识结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16-17世纪以后西方知识积累快于中国。
另外值得指出的一点是，莫基尔的研究解释了增长的文化、工业革命是如何出现的。但这些东西如何出现，与它们如何扩散到全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用源头出现的条件去指导知识传播与扩散的政策。
张军：这让我想到黄亚生前几年在著作《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东亚的兴衰：科举、专制、稳定与技术如何成就中国，以及为何可能导致衰落》）中提供的类似思路。
他认为，中国古代王朝在分裂时期知识分子思想往往比较活跃、创新较多，比如南北朝。其次，他认为中国古代王朝是大一统国家，对国家稳定的追求优先性更高，因此需要将社会人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并吸纳进官僚体系，且由于治国的能力和制度逐渐成熟，中国古代王朝得以保持长期稳定，却在技术创新上被欧洲后来居上。他的整体看法与大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观点是类似的。
奚锡灿：斯蒂芬帕伦特（Stephen L. Parente ）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在著作《Barriers to Riches》（《通向财富的障碍》）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与工业革命之前相比，现在的后发国家是很幸运的，可以直接利用全人类过去两百年间积累的海量知识来实现经济快速追赶。然而，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国家实现了经济奇迹？一个简单的比喻是，知识与技术就像一笔摆在桌上的钱，为什么有些国家能拿走而有些国家拿不走？他们的解释是，引进新技术往往会冲击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租金和政治权力，这些内部阻力构成了发展中最隐蔽却最强大的“壁垒”。
陈硕：这三位学者其实都在探索同一个问题——技术进步。技术从来不只是提高生产率，它改变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
回顾历史，人类大概经历了四次特别重大的技术革命。第一次是农业革命，也叫新石器革命，大约发生在一万两千年前，最早出现在中东的“肥沃新月地带”。这场革命推进得很慢，持续了约三千年。人类在漫长的试错过程中学会了种地、驯化动植物，也逐渐定居下来。一旦定居，就产生了剩余；有了剩余，就得有人来分配资源。于是，组织出现了，也出现了不平等。再往后，分工、产权、国家、文明、文化——这些我们今天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都是在那一时期一点点形成的。可以说，农业革命让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去积累知识、建立制度，也让社会变得可持续，但同时也变得更复杂。
第二次大的技术进步是工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历时约五十年。最早出现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煤铁工业区，随后扩散到威尔士、英格兰南部，再穿过英吉利海峡，逐步蔓延到法国北部和欧洲的低地国家。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体力革命，机器开始替代人力。人类第一次得以把能量和生产脱钩，不再依赖双手和体能。更重要的是，工业革命让人类首次跳出了马尔萨斯的陷阱：人口增加的同时，人均生产值也在提高。其背后的机制是技术冲击下的生育转型。
第三次是电力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历时三十多年。电力改变了能源体系，使生产不再受制于煤矿，能量可以被传输、储存和转化。生产因此去中心化，分布式工业体系开始出现。像城市化、照明、消费社会和现代工厂等我们今天熟悉的生活方式，多在那个阶段形成。
第四次也是最近的一次技术革命，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人工智能革命。这次改造的对象不是物理世界，而是认知世界。人工智能介入我们的判断、分析甚至创造。这是一个新问题，机器不只是帮我们做事，也开始“思考”。其冲击的力量更大，也更难预测。
结合这四次技术革命的历史和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我有几点体会：
第一，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从最早以千年为单位的积累，到工业革命的半个世纪，再到如今以数十年、甚至以月为周期。我们的学习曲线被不断压缩，被迫以更快的节奏去理解、适应和迭代。同时，技术进步力量的释放由于涉及人类行为和路径依赖，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例如，在十九世纪率先工业化的国家积累了优势，落后的地区被甩在后面。这种地缘政治张力至今未消失。旧的张力和新的冲击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世界格局。
第二，技术进步不仅仅是器物改良，也涉及组织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的改变。对于如此重大的且全方位的冲击，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三位诺奖得主都强调社会要有足够的制度弹性与学习能力，既能识别新技术的潜力，也能提防和缓冲技术冲击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制度设计不仅要鼓励创新，更要具备吸收创新的韧性，让技术释放出的能量被合理利用，而不是撕裂原有结构。
最后，必须清醒认识到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技术能提高生产率，同时也会放大差距。纵观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有明暗两面：农业革命带来了粮食剩余，却也催生了社会等级。工业革命让财富迅速积累，同时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分化。信息革命拓展了知识的边界，却也让数据与权力的集中成为新的不平等来源。技术推动了人类的繁荣，也不断重塑着人与人之间、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这一点，或许才是真正进入一个技术时代所需要的清醒。
整体来看，技术进步的发生和扩散都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我的判断是技术进步的发生与扩散，依赖于社会的结构性。而它的影响，也需要被有意识地塑造。所以，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问题，顶层设计或政府作用不可或缺。它不仅要在识别、采纳和引导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更要在技术扩散的各个阶段保持平衡。政府既要推动创新的传播，让技术红利惠及更广泛的人群，又要防止财富、数据和权力过度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
历史反复证明，技术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包容性增长，它需要被制度化地引导。只有在前瞻性和包容性制度设计下，技术进步才能同时服务于增长与公平，而不是成为新的分化机制。
中国语境下的“真问题”：规模、国家作用与后发追赶策略
张军：我刚才说了，回答那些历史现象的研究所得到的知识其实有它的局限性。历史在快速演进，时代在变化。18-19世纪的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兴起，北美的崛起，在经济方面，这些都是重要的现象。同样在19世纪中叶之后，东方的日本崛起，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剧烈变化。
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文明古国，在面对西方通商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开始拥抱现代性，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这些系统性变革往往是在受到外部和内部各种冲击之后在较短时间内发生的，跟欧洲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中，特别是战后，东亚开始进入世界经济舞台，在经济实力上快速积累。再后来是资本和贸易驱动的全球化，它给予中国全面崛起的历史机遇。
对当代中国经济学家而言，最重要的观察是，在时代变迁中，国家能力和市场的高度整合始终得以维系，这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经济发展理论的合适场景和出发点。跟西方学者研究早期欧洲崛起的历史现象不一样，我们需要超越在分裂状态下单一国家的经济学研究传统，高度关注整合的市场规模和国家能力在后进国家经济发展中不断提高的重要性。
张延人：莫基尔的理论指出，近代欧洲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众多小国并存，但在文化上却呈现出某种“统一”，比如拉丁文的通用和知识界的跨国交流。这种“既分又合”的格局催生出一个高度活跃的“知识市场”——思想家与科学家能够自由流动，选择待遇更好、氛围更宽松的环境。良性竞争推动技术创新，最终使欧洲走在了前列。这一分析既严谨又深刻，令人钦佩。
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莫基尔这种主要解释“历史为何如此”的理论，是否能够直接用于回答“中国未来应如何行动”？恐怕未必。因为莫基尔回答的问题是科技革命的起跑线为何由欧洲率先冲出。这是一个历史命题。而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在别人已经领先多圈的情况下，如何以最短时间、最高效的方式实现追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是裁判，是教练，还是亲自下场参赛？
回顾历史，不乏“后来居上”的案例。美国、德国、日本，乃至曾经的苏联，都未能赶上文艺复兴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早机遇，属于后发国家。但它们何以能迅速崛起，甚至在若干科技领域成为引领者？它们依赖的往往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知识市场”，而是另外两种力量：要么是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快速吸收并迭代新技术；要么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借助产业政策与国家计划集中全国资源，朝关键的技术方向重点突破。
这揭示了一个现实逻辑：在“追赶阶段”，一个具备强大动员能力的体制往往比纯粹依赖市场自发的探索更有效率。它能够快速调配资源，减少内部消耗，避免重复投入，从而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实现关键性突破。简言之，在攀登技术学习这条陡峭曲线的前期与中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展现出更为显著的效果。
如果再进一步思考，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一个习以为常的观念：在人类漫长的科技发展史中，“创新”或许并非一直扮演主角，“模仿与学习”才是推动进步更常见的方式。
在古代，东西方被山海阻隔，知识传播成本极高，因此哪个文明能持续“创新”，哪个文明就占据优势。然而，近两百年来，交通与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的壁垒被大幅削弱。知识的传播与复制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中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从晚清开始系统学习西方科技，到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前后不过百年时间。这说明，西方历经几百年市场创新所积累的科技优势，完全有可能被一个善于学习的后发国家在数十年到一百年内迅速追平。
这就引出一个矛盾：从全人类的立场看，创新无疑是终极引擎。但从单个国家的竞争逻辑看，在他人已指明技术路径的发展阶段，投入巨资进行原创性创新，可能并不“划算”——因为投入高、风险大，而成果却容易被他人学习借鉴。这好比武术修炼。闭关自修、苦练内功，固然是成为宗师的途径，但进程缓慢而艰辛，而另一种路径，则如金庸笔下的“吸星大法”吸纳他人功力，化为己用，从而大幅提升功力。
置于国家竞争的语境中，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国家如同宇宙中的“黑洞”，本身未必发光，但其强大引力能整合吸收周围资源，最终形成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胜利不在于成为第一个光源，而在于整合与吸收能力及规模效应。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值得深思的推论：在人类文明的漫长“马拉松”中，与其局部激发创新，不如构建并维持一个高效整合资源的“大一统”体系。分裂而小规模的政治实体，确实是思想自由的温床，更容易点燃原创的星星之火。然而，当竞争进入下半场——决胜关键变为谁更能高效汇聚全球的知识火花，并将其转化为社会范围内的燎原之势——这种“大一统”的整合模式，是否更占优势？这仍是一个开放且未有定论的问题。
高世镐：从莫基尔的理论来看，文化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从中国的历史看，文化与国家的关系往往优先于它对经济的影响。比如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文化起初并不是主流的文化。但后来，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 使其成为主要文化并广泛传播。
这引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文化和国家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国家会不会有意识去选择和培育他想要的一种文化，而这又会如何影响国家发展？二是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曾经有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会阻碍国家经济发展。但是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很多文献都讨论儒家文化反而是在很多方面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所以其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三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今天，儒家文化会产生促进还是抑制的作用？
从过去千年的中国历史看，国家更加重视稳定，所以培育的主流文化有助于维护秩序。与此同时，这样的国家不太容易接受大幅度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所以会有意识地抑制除主流文化之外的意识形态变量。但是，当国家面临新变局，必须应对综合国力的竞争以及交通通讯改善带来的复杂国际关系时，国家也会主动培育鼓励创新的文化。令人惊讶的是，无论面对何种选择，儒家文化似乎总能体现符合国家需要的属性。换言之，中国可以在维持文化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同时选择不同的文化内涵去驱动经济发展，文化由此成为了一种长周期的国家战略。
在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下，儒家文化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以前，人们会更关注儒家文化里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伦理。但也有可能这种纲常伦理本质上是在引导人们利用规则以最高效的方式处理系统性的复杂问题。这有点像一个提早的适应性训练，让儒家文化圈的社会更能够适应人工智能提供的规则理性。一些研究表明，在某些严格可比的领域，中国和韩国比其他东亚经济体更能够接受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改进。因此，儒家文化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可能仍是国家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证据。
石烁：我想谈谈不同国家对经济发展存在的认知差异。2025年9月份，我接待了秘鲁国民议会的工程师代表团。在交流中，秘鲁方面强调，本国有20多万注册工程师，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当时想到，中国每年有几百万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工程师存量大概为2000万，规模上远超秘鲁。因此，我建议他们，与中国可以发展全门类工业的模式不同，秘鲁在发展上需要选择细分赛道和有潜力的产业，与中国的产业链形成互补。
由此可见，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实难以充分理解大国、规模和基于规模的开放等概念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这也导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讨论中常常存在认知障碍。
再看西方经济学家的欧洲技术进步叙事，不难发现他们始终在寻找欧洲与中国出现历史大分流的原因。他们在尝试论证欧洲凭借当时一次性领先的制度或者文化规范就能永远保持领先，并给这种制度优越感赋予“学理的深刻性”。虽然从启蒙运动开始至今，欧洲的技术优势持续了三百多年，但从人类大周期历史的时间跨度看，欧洲的领先仍是相对短暂的。如今，中国的创新能力已经追赶上欧洲，与美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因此欧洲乃至西方的领先不应当被理所当然地视作经过历史检验的长期现象。
其次，中国历史上国家体系的持续构建是不是一种创新？按照欧洲的标准，国家体系的完善相对技术创新而言并不重要，产权、文化等社会层面的制度创新反而更为重要。这导致西方经济学界普遍低估了国家体系创新的重要意义。从中国角度看，“欧洲技术进步优越论”并不能产生成熟的国家观，他们往往会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剔除“国家”这个要素。然后，基于“破碎国家”的世界观去讨论创新。
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是大一统国家，并且具备通过变革国家体系来实现创新的能力。在近代百年的冲击下，中国不断调整国家的制度、体制，以快速吸收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在当前的大国竞争理论构建中，鉴于欧美学界难以看到大一统国家在创新上的优势，由此派生的国家观很可能存在误导，“欧洲技术进步优越论”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减弱。
当然，大一统国家会面临一个“不可能三角”： 即“规模、秩序、创新”三者不可兼得，总要进行取舍。然而，大一统国家有可能在保持规模与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舒适区”来实现合适的创新能力。这也足以保证大国在获得稳定持续的创新收益的同时兼顾风险。
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大国必须有意识地维护多元、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环境，并主动激励友好国家的创新潜能。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的是宗藩关系，但这种关系不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如今，通过“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多边合作，中国能够保持国家群体的创新活力。因此，我认为国家理论中应该加入对国家群体结构的思考，既有助于维护多元的创新能力，也有助于学界理解新时代大国创新的真实机制。
陈硕：从学术角度看，三位诺奖学者的贡献回应了技术进步这一经济学经典议题，实至名归。阿吉翁和豪伊特教授的研究揭示了创新不仅是提高生产率的手段，更是一种结构性力量。技术通过竞争、破坏旧的生产关系、促进资源重新配置从而形成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莫基尔教授的关键贡献在于他将这套机制置入长期经济增长框架，强调知识积累、技术应用与开放互动才是经济增长的深层决定因素。总之，三位教授的观点都非常具有启发性。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做技术进步相关的研究，以北美作物在前现代中国的引种和拓展为研究对象，检验马尔萨斯经济体中技术进步的潜在影响。基于地方志的信息，我发现新作物的引种带来了人口的显著增长，但并未带来人均生活水平上的改善，不管是城市化水平还是人均工资水平。原因在于当时社会尚未出现“从数量到质量（Q-Q）”的人口生育转型，技术进步带来的盈余很快被新增人口抵消，社会被锁在低水平均衡中。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发挥作用需要满足诸多前提，否则仅会带来量的繁荣，而非质的跃升。
张军：无论如何，中国的快速经济崛起提醒我们需要在理论中整合一些新的元素以捕捉我们在中国和全球经济中观察到的重要现象。特别是，在什么条件下，大一统的国家在历史上的弱项在今天有可能变成强项？技术发展的方向是否有利于这样的转变？整合的市场规模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思考经济发展理论所绕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