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 " 生育津贴直发 " 正加速落地。

国家医保局消息显示，自 11 月 1 日起，全国有 25 个省份生育津贴将直发个人，其中江西、安徽、陕西等省已先行实施。

而越来越多的城市正持续加大力度，推动生育率的提升。

2021 年，四川攀枝花率先探路，给二孩家庭每月发 500 元；今年 3 月，湖北天门把三孩 " 全包 " 补贴抬到 35.59 万元。此后，京沪等一线城市也发布生育补贴措施。

各个城市发放 " 育儿补贴 " 的背后，是各地对出生率下滑的积极应对——生育率的下降不仅影响着城市未来发展潜力，也冲击着城市当前的经济活力。

如湖北省社科院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叶学平就指出，从提振消费角度看，生育带动了母婴产品、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行业需求上升，形成 " 生育刺激消费—消费拉动经济—经济反哺生育 " 的良性循环。

不过，虽然育儿补贴能在短期内刺激生育率提升，但生育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决策。在生育补贴之外，还应该注重更为完善的托育服务、更为有力的职场妈妈支持环境、更为均衡的教育资源等。

早在四年前，一些三四线城市就已经启动育儿补贴。

2021 年，四川攀枝花率先出手，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本市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 500 元育儿补贴金，一直发到孩子 3 岁；2022 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跟进，对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年给 5000 元、三孩每年给 10000 元，同样发到 3 岁；最广为人知的是湖北天门市，从 2023 年开始育儿补贴 " 一路加码 "，目前对三孩的补贴合计可高达 35.59 万元，其计划 2024 年至 2026 年投入 3 亿多元用于鼓励生育。

三四线城市率先开始发放生育补贴的因素之一，是应对人口减少带来的直接冲击。以天门为例，2017 年天门出生人口 1.8 万人，随后连年下滑。到 2023 年，天门全年出生人口仅有 6004 人，缩水近三分之二。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连续多年出生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给天门带来一连串变化：城区医院产科缩减、乡镇医院产科关停、幼儿园关门、招工难、消费不振，人口老龄化程度也持续加剧。

不仅是如天门这样的三四线城市，一些省会城市、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也加强了对生育政策的支持力度。

2025 年 1 月，上海出台政策，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宣布女职工产假及生育假期间，单位缴纳的社保费可按 50% 比例向财政申请补贴；3 月，呼和浩特推出 " 大手笔 " 补贴新政：一孩补贴 1 万元，二孩 5 万元，三孩及以上 10 万元；7 月，北京发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 15 条措施，公租房、公积金、汽车上牌等均向多孩家庭倾斜。截至目前，天津、广州、武汉、杭州、长沙、郑州、合肥、无锡、东莞等城市均已出台育儿补贴政策。

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城市意识到，生育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也能刺激消费，其经济效益不仅具有长期性，还能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

今年 7 月，天门市市委书记纪道清在《中国人口报》上撰文指出，从社会发展维度看，人口是城市活力的源泉。从经济发展维度看，一个孩子可拉动未来 80 年左右的消费。

泽平宏观《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4 版》数据也显示，中国家庭 0 — 17 岁孩子养育成本平均为 53.8 万元。这就意味着，每个新生儿的落地，都会带来托幼、教育、购房、保险等链式需求。

克而瑞地产研究也显示，人口出生率与商品住宅成交规模呈正相关。

一个强有力的印证是，很多地方的促生育政策都配套了购房补贴，提升生育率的同时还能带动房地产消费。

天门的育儿政策就配套了购房补贴：二孩一张购房认购券 6 万元，三孩一张购房认购券 12 万元。这一政策极大地激活了楼市。消息称，2024 年，天门促生育政策就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长 5.9%，财政收入增长 14.1%。

2025 年，更多城市出台相关政策。

今年 4 月，攀枝花继续在育儿政策上加码，对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购房补贴，二孩家庭补贴 1.5 万元，三孩家庭 2 万元；同月，武汉出台 " 汉九条 " 楼市政策，对二孩、三孩家庭分别给予 6 万元、12 万元购房补贴，还对 " 卖旧买新 " 的家庭给予契税补贴；6 月，浙江衢州新政更 " 大手笔 "，二孩购房最高可申请补贴 8 万元，三孩家庭最高可申请补贴 20 万元。

2024 年，天门市出生 7217 人，止住连续 7 年出生人口下滑的势头，8 年来首次 " 由降转增 "。较 2023 年历史低点出生 6004 人，增长了 1000 余人，同比增幅 17%。

随着生育率同步提升的，还有常住人口数量。2024 年，约有 8 万在外务工的天门人返乡。天门顺应沿海地区服装产业转移趋势，大力发展服装电商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配合同步实施的城镇产业 " 双集中 " 政策，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

虽然，目前各地进行了诸多探索，短期内也收获了一定成效，但从政策设计与落地实效来看，部分举措仍存在短期化倾向与覆盖片面等问题，尚未形成支撑生育意愿的长效、系统解决方案。

譬如，近两年来，很多城市提供了大量 " 妈妈岗 " 岗位，但普遍薪资较低，且缺乏晋升通道，不利于女性长期职业发展。

因为 " 妈妈岗 " 不仅是养家糊口的岗位，更应成为母亲实现职业价值的工作。上海最近推出的 " 科妍回归计划 " 是一个较好的探索，今年将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开展试点，面向 40 岁以下、生育后 2 年内的博士或副高职称女性科研人员，遴选 20 人，每人资助 2 万元补贴和 3 万元科研经费。

在托育服务方面，虽然托位数不断增长，质量却参差不齐。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实有托位数达到 580 万个，千人口托位数约为 4.08 个，较 2020 年增长了约 2.3 倍。但与此相对的是一面增长，一面亏损。

2024 年 9 月，国家卫健委相关报告指出，当前推进托育服务存在诸多问题，如地方重视程度不高；运营成本难降，普惠程度不高；支持措施落地慢，短板弱项多；综合监管不完善，存在安全隐患。

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托位总数达 6.7 万余个，其中普惠托位为 3.2 万余个，不到一半，非普惠托育价格在 6000 元至 8000 元不等，价格仍然偏高，部分家庭负担较重。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育儿政策还出现了 " 重户籍，轻流动 " 的制度安排。许多城市在制定育儿补贴政策时，申请条件通常要求部分家庭成员必须为本市户籍居民，然而，很多城市户口还与房产挂钩，没有房产就无法入户，这进一步加剧了家庭负担。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靠一次性补贴只能 " 救急 "，唯有把住房成本、职场歧视、托育短板、教育焦虑等系统性痛点逐项拆解、同步改革，才能持续释放生育意愿，让 " 想生 " 真正变成 " 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