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一直留在这里，这里说到底也不是我们的家。”
像许多背井离乡来到东莞的老人一样，六十多岁的老陈和妻子四年前成了“老漂族”，为了减轻儿女的育儿负担，他们离开了乡村，暂时落脚在城市。如今，他们决定要回老家。
类似的返乡故事并不少见。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一种“城市融入的失败”，或者解读为“老年幸福感不足”的表现。于是，在公共讨论中，我们习惯性地强调：要提升“老漂族”的幸福感，就需要帮助他们融入城市，例如在医保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让社区活动更丰富，重建邻里之间的“附近感”，以及依靠数字技术帮助他们与家乡亲友保持情感连接。
这些努力当然重要，但也许我们忽略了一个更简单却更本质的可能性：对一些老人而言，真正能带来幸福的，不是继续寻找在城市的立足点，而是能心安理得地回到家乡，不再做“老漂”。
《父母的城市生活》剧照
要理解这种返乡的逻辑，我们需要从“老漂族”自我叙事中去倾听。在我们接触到的多个案例中，老人们的返乡故事清晰地展现了家庭责任与个人愿望之间的反复权衡。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困境。在他们的讲述里，最常见、也最强大的，是一种家庭中心的话语。
为家而来，也为家所困
“没办法，是一定要过来帮他们的。儿子媳妇他们两个都上班，如果不来帮的话，小孩就没人带。”——吴叔这样描述他选择留在东莞的原因。
对于大多数“老漂族”而言，为子女提供婴幼儿照料与家务支持，使其能更集中精力从事社会劳动，是他们“漂”入大城市的主要动因，也是他们返乡时的重要考量。
确实，年轻家庭完全可以通过请保姆、托幼机构来解决育儿工作，但高昂的费用与对社会托育资源的有限信任，让很多家庭觉得“请父母来帮忙”是最划算、甚至唯一可行的方案。在这种理性计算背后，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家庭的稳定，尤其是子女能在城市里扎下根，是需要全家人合力去完成的大事。于是，在权衡利弊之后，父母进城照料孙辈，成了很多家庭的“最优解”。
仅仅把这事算成一笔“家务账”还不够。当理性的权衡被日常话语化之后，它往往会被裹上一层道德的外衣。也就是说，家庭里那场看似务实的选择，常常会被转述成一种“应该”的命令：父母来帮忙，不只是方便了年轻人，更是在履行一种被期待的道德角色。时间一长，理性的安排就变成了必须承担的义务，哪怕当事人心里并不完全甘愿。
这种道德压力，一部分来自长辈自身的自觉：有些老人把照顾下一代看成生命的一部分，是“当了父母就该做的事”。李姨就这样说：“对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就是来这里照顾这两个小的，大的照顾完照顾小的，小的大了我们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任务了。”另一面是来自外部的声音：亲戚、邻里甚至子女偶尔无心的一句“要不就是你太自私”，都能把原本可以协商的安排变成难以开口的负担。陈姨就坦言：“我们是没有义务说一定要帮他们带孩子的，我跟其他老人讲过。但这个话我不敢跟我儿子说，不带的话，他就说你自私，说你一点忙都不帮。”这不是个别情绪，而是许多家庭里反复上演的场景。
于是，带孙辈的行为从一项实用安排，悄悄变成了一个衡量人格与情感的尺子：谁愿意无怨无悔，就被冠以“好父母”；谁敢说“不”，就可能被贴上“自私”的标签。学者李永萍就总结过，当代农村家庭的伦理逻辑是：父母必须不断地为子女付出，把资源一代代往下传。否则，就会被村庄舆论指责为“不会做父母，不会做老人”[1]。
这种道德化的衡量在影视文化中也被放大并具体化。在热播剧《小舍得》中，夏君山因家中没人照顾孩子而向母亲寻求帮助，不料遭遇了母亲的明确拒绝——她说这辈子伺候人伺候得够够的了，下半辈子再也不想伺候人。母亲的这番“说不”令家庭成员感到措手不及，并迅速引发谁该承担责任的争论，恰恰说明当老人拒绝介入时，这一选择往往被解读为越轨或冷漠，而非一种合理的边界设定。
想回家，也想做回自己
“老漂族”在为家庭整体利益奔波的同时，也会在心底反复权衡自己的感受 [2]。
首先，是对经济依附的担忧与对挺直腰杆的追求。离开家乡进入子女所在的城市之后，“老漂族”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经济来源，这在城乡流动的老漂中表现尤甚：大城市高昂的物价水平与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形成显著差异，大多数“老漂族”的日常生活所需都依靠子女供给，整体呈现出一个“只出不进”的状态[3]。即使有少数老人设法找到一份工作，比如做清洁、看门，甚至靠捡废品补贴家用，但与青壮年流动人口相比，他们的体力和技能早已不占优势，经济活动始终处于边缘[4] 。
相信每个小区都会有那么一位“爱捡垃圾”的老人，毛叔就是其中之一。他一边帮忙带孙子，一边在当地做清洁工，顺便捡些废品。虽然在老家他只是普通农民，但他仍觉得“捡废品”不太体面。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干这份“不体面”的活儿，因为能有一些收入。用“老漂族”的话来说，经济独立意味着“腰杆挺直了”，“人活着才有尊严”。
其次，是对家庭空间中的话语权侵蚀的不快与对重获自主权的渴望。对许多老人而言，“子女的家”和“自己的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子女的家中，他们常常缺乏决策权和优先使用权，哪怕是最日常的生活空间也未必由自己掌控。陈姨就曾向笔者诉苦：“她（孙女）妈妈天天在客厅刷抖音，声音放得特别大，我电视的声音都听不见了，跟她说也没用，我就走了，早点去床上睡觉算了。”在她看来，房子是儿子和媳妇的，她只是“临时借住”，即便不满也只能忍下。返乡，意味着再也不用忍受这种“临时借住”的位置，可以重新把生活的小事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些“微小的决定权”本身，就是自由的一部分。
返乡话术：想回家，也要说成“为了家”
抖音上有个段子很有意思：女儿说“妈，您回老家歇歇吧”，母亲嘴上说着“没事没事，我不累”，下一秒却眉眼带笑地开始收拾行李。镜头虽然轻松，但背后点出了一个普遍的现实——许多老人不愿把“我想回家”直说出口，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给这句话贴上“为自己”的标签。
面对家庭责任与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大多数选择返乡的“老漂”并不会直接否认家庭的重要性，也不会明白地说“我要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晚年”。他们更常见的做法，是在“家庭中心”的话语框架下，为自己的返乡寻找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把返乡包装成“对家庭有好处”，才能让这个选择被子女和外界接受。
常见的一种策略，是把返乡的前提设定为“家庭责任已经完成”。比如，很多老人会说：“等孙子大一些，再回去。”在他们的逻辑里，只有当孙子长大、自己的“带娃任务”告一段落时，个人的自由与理想晚年生活才有被追求的正当性。
另一种策略，是强调返乡后的“持续性支持”。即便人不再留在城里，他们也会承诺继续为家庭提供贡献。正如毛叔所说：“我回到农村种地赚钱了，我给我老伴给我儿子他们生活费。”在他的设想里，自己等孙子大一些后回乡务农，把收成变现，再把钱寄给在城里的家人。这样一来，返乡就不再是“为自己图轻松”，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为家里付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老人并不打算“彻底”返乡，而是想短暂回家休息几个月。但即使是这种暂时性的离开，他们也往往需要以“家”的名义来包装心愿。比如，有人会说是为了照料年迈的母亲，有人会强调“大家族那边也需要自己”，也有人以“照顾另一半”为由来合理化返乡的选择。借助这些理由，他们才能在家庭话语的框架下，为自己的短暂休憩争取到正当性。
不可否认，一些“老漂族”在照顾子孙的过程中确实能获得幸福感与成就感，但这种体验可能与他们心中理想的晚年生活存在落差。更为重要的是，当照料孙辈逐渐被社会文化视为一种道德义务时[5][6]，老漂族的自我需求往往难以被主流文化所认可。因此，他们通过“继续履行家庭义务”的方式合理化自己的返乡决策，以避免道德谴责。
返乡？“这很正常”
在“老漂”返乡叙事的背后，我们需要看到：主流文化尚未充分承认老漂族为家庭付出的自我牺牲，反而对这种付出有一种理所当然式的期待。这让“老漂族”不仅在家庭内部缺乏话语权，也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中面临“失语”困境。
如何回应这一困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公共议题。这不仅需要政策和社会制度的支持，例如建设更普惠的托育与养老体系，减少家庭对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过度依赖；也需要倡导家庭成员能够理解与承认“老漂族”的个人需求，对其给予更多尊重与空间。
更为关键的是，应当让“老漂族”们在文化生产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让真实需求被听见，而不是被家庭理性或道德化的叙事掩盖。影视剧、新闻报道和公共讨论都应展现多元化的老年生活选择，而不是简单地把父母不帮忙带孩子描绘为家庭关系紧张、老人自私或能力不足的“异常行为”。通过这样的文化表达，社会才能理解老漂族的委曲求全，停止“以家之名”来压抑他们对尊严与自主的追求。
当“老漂”说“我想回家”，这并非一句简单的乡愁，更是一代人对家庭责任与个人自由的艰难权衡，是在矛盾中争取到的一点点主动。它提醒我们：老年生活，不应只是牺牲，更应包含选择。真正的社会进步，不是让老人无条件地“为家操劳”，而是当他们说“我想为自己活一活”时，社会和家庭能真诚地说一句：“这很正常。”
每个人都会变老。给老漂族一个可以说出自己心声的空间，不只是为了他们，更是为了自己。
参考文献：
李永萍.“学会做老人”：家庭转型视野下的农村老年人危机——基于北方农村的分析[D].武汉:武汉大学,2017.
陈英姿，赵玉港，胡亚琪.社会融合视角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22(1):97-112.
黄丽芬.进城还是返乡?——社会空间与“老漂族”的自我实现[J].北京社会科学,2019(11):4-14.
梁宏.户籍、代际及年龄层差异视角下的务工经商型流动人口[J].南方人口,2019(2):1-15.
Yan Y. Familial Affections Vis--Vis Filial Piety: The Ethical Challenges Facing Eldercare Under Neo-Fami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J].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2023(1): 5.
澎湃新闻.专访丨阎云翔：从新家庭主义到中国个体化的2.0版本[N].(2021-08-03)[2024-04-0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438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