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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过去的二十年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和强烈的张力，一方面生活变得更富裕便利，另一方面社会精神不再像过去朝气蓬勃，不再有各种敞开的可能性，失去了更自由的精神和心灵。”回溯过去二十年所发生让人最惊奇的变化时，哲学家陈嘉映这样给出自己的答案。
在剧变的时代，人们普遍生活在问题中。诗人西川指出，当下的困境在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很多人不愿意被启蒙。互联网文化让人们满足于既有的认知，甚至开始批判启蒙思想。
在第十一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活动现场，哲学家陈嘉映、诗人西川与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展开了一次对谈，围绕“就要在问题中生活”的主题，三人从过去二十年的变化聊起，从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说到眼下正席卷一切的AI技术，追问哲学与文学是否依然能为当下的生活提供一种更深的理解，重建思考与写作的价值。
我们在进步，却不知为何进步
在陈嘉映看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极其独特的时期。“全社会性的不定型使得当时青年的心智追求自然而然地指向高处。因为近处没有东西可追求。而现在，年轻人无论有什么追求，眼前都能想到一条具体的道路。”
许知远则认为，当下人们对未来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八九十年代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在过去几年里，未来成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它可能意味着我在一个新秩序里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西川援引数学家哥德尔所说“生活的事与愿违”，表示生活本身就是在不断的事与愿违中走过。
面对当下的剧变，西川引用了一个让他惊讶却认同的观点：“进步始终还在进行着，但是我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进步了。”陈嘉映补充，进步其实是近代的观念。如今，物质文明的进步毋庸置疑，但在人心、道德与社会形态上，我们是否在进步，却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就认为，从人的自由度上看，人类是在退步。
西川从一个“被启蒙者”的角度点出当下的困境，作为一个受益于八十年代启蒙思想的人，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觉得自己无知、缺乏理性才会被启蒙，而当下很多人是不愿意被启蒙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文化中，一种排斥理性讨论、拒绝被照亮的心态广泛存在。陈嘉映指出，互联网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新的连接，同时也打破了一些旧有的连接。
许知远提出了他更现实的困惑：在追求平等对话、消解权威的今天，思想与艺术本身固有的秩序或品质还重要吗？当一切变得扁平，深刻的思考是否会失去价值，甚至沦为一种孤芳自赏的姿态？
陈嘉映无法接受这种价值的消解，尽管存在思想无高下之分的说法，对他而言，思想依然存在不同的品质和等级。“如果思想、艺术不再讲求品质，生活还有什么盼头。”他强调，关键在于这种品质应在一个“自生自发的秩序”中被认可。在他看来，分清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以及不需要知道的内容，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隔离信息已成为当代的基本生存需求。”
西川则引用英国作家朱利安贝尔的观点：在其他领域可以讲民主，但在审美领域必须有等级。“好的艺术家就是好的，不好的艺术家就是糟糕的。这种对“更好”的追求，构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贪婪”。西川坦言，“我在物质生活中没有贪婪，但在精神生活当中，我依然还愿意往前推动一下我的工作。我依然愿意看到这个世界上出现好的艺术与文学。
开始接触AI后，诗歌圈的人都快疯了
三人同样聊到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文学，以语言作为根基的文学艺术，它的命运和价值将被如何安放。在西川看来，大模型的进步同时也可能让人的语言降到更平庸的水平。“国内开始接触AI后，诗歌圈的人都快疯了。”——AI能轻易模仿林徽因的风格写诗，让不写诗的朋友调侃“诗人还能做些什么”。他以照相机的发明作类比解释，照相机出现后，整个美术史都改写了——从前，写实是绘画的重要使命；此后的画家依然可以坚持写实，但一批艺术家开始转向印象派、抽象主义等全新的道路。“相机出现后，美术史改道了。AI之后，文学史会不会改道？”西川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指向一种可能，技术的冲击可能迫使艺术改变其形态和方向。“当然你可以选择坚持，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无法改变技术已经降临的事实。”
西川的思考并不止停留在技术带来的冲击本身，令他更为忧虑的是AI所呈现的权力结构。“下一个问题不是AI的问题，而是中文占有的全球信息有多少？”他指出，AI并非一项纯净的技术存在，它的养成依赖于被投喂的语料。“用中文投喂给AI的东西，和用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投喂的东西不一样。”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关键问题：不同语言世界所训练的AI，将生活在不同的信息宇宙中。如果一个语言体系只能占有全球信息的4%，而另一个占有60%，那么通过AI生成的视野、观点和世界图景将天差地别。“占有60%信息的人只能跟占有60%信息的人聊，占有4%信息的人只能跟占有4%信息的人聊。”这意味着，AI的到来非但没有天然地创造一个平等的世界，反而可能加剧和固化既有的信息鸿沟与文化壁垒。无论通过互联网或是直接对话，我们都难以跳出自身所处的信息层级。
当许知远提出，AI的出现是否会对人的存在本身产生威胁，陈嘉映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更大的改变在于，没有意识的AI，却比有意识的人做出的内容更好。”技术的威胁并不在于它是否拥有意识，而在于它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非人方式，达成了更优效果。
在难辨创作是否为真人的当下，可能使得文学活动从关注结果转向注重过程。“我们的确可以不重结果，只重耕耘，但是如果没有结果的话，大多数人是不会耕耘的。”人类的创作动力，始终与某种可流传的结果紧密相连。如果AI的创作结果在表面上已难以区分，甚至更符合大众口味，那么依赖过程的文学创作，将面临动力衰竭的巨大风险。
对谈并未给出任何确定的答案。它更像是一次在困惑中的共同思索。从对过去的追忆到对AI的审视，两位“老练而天真”的导师与他们的提问者，共同勾勒了一幅当代知识人在巨变年代的内心图景。西川以诗对抗遗忘，陈嘉映则以思辨探寻意义的边界，许知远困惑于“二十年前，许多标准似乎还清晰可见，二十年后，曾经确信的某些东西正在动摇消散。”在这种动摇中，文学、哲学与诗，这些看似无用之物的价值才愈发凸显。
（文中图片均由主办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