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之道”： 英国的殖民情报系统及其在亚洲的扩张》，[美]何伟亚著，徐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24年10月版，380页，79.00元
时隔近十七年后，美国汉学家何伟亚（James Hevia）的一部代表性著作终于有了新的中译本。这部名为《安国之道：英国的殖民情报系统及其在亚洲的扩张》的著作，原于201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标题为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British Colonial Knowledge and Empire-building in Asia。如今借助中译本面世，那位在世纪之交曾于中美学界引发激烈争议、此后又颇显沉寂的学者何伟亚，再次回到了学界的视野之中。
美国汉学自费正清以降，经历了由“冲击-反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论”的范式转移，这已是无需赘述的老生常谈。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六零一代”学生运动的精英分子将激进左翼思潮从街头带进学院，在学术的“象牙塔”中继续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谓的“对高级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刻意反动”。（Fredric Jameson, The Cultural Tur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1983-1998, London: Verso, 1998.）在福柯与德里达等批判理论的启发下，源自英语文学的后殖民主义与源自建筑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共同汇聚为一股解构主义浪潮，挑战了各领域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尽管许多后殖民研究因沉溺于冗长繁琐的文本分析或玩弄炫耀新奇概念而被扣上“脱离语境”或“非历史”的帽子，但是其设置的诸如文化批评、知识生产与性别政治等议题，确实为包括汉学研究在内的历史与地区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因与多元化转型的可能性。何伟亚即是此浪潮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剑走偏锋”式学者之一。
自1995年在《帝制晚期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发表“一位帝国游民与大博弈：威妥玛在中国”起【James Hevia, “An Imperial Nomad and the Great Game: Thomas Francis Wade i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6 No. 2 (1995), pp. 1-22.】，何伟亚就将英帝国与亚洲间的互动，确立为其学术生涯的核心关切。何伟亚以威妥玛（Thomas F. Wade）作为研究切入点，不仅因为其在汉学与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地位，更在于试图将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引入外交史研究的独特问题意识。何伟亚在研究中援引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工具，其对于史料又多有独到的运用与诠释，这使他的结论常语出惊人，甚至引发巨大的争议。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版。421页，78.00元
他的第一本专著《怀柔远人》，在荣获1997年度列文森奖的同时，却因其在史料解读上的疏漏与对马嘎尔尼使团颠覆性的阐述，引起了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的强烈质疑。双方的论战从太平洋彼岸延烧至中文学界，成为一桩学术公案【Joseph Esherick, “Cherishing Sources from Afar”, Modern China, Vol. 24, No. 2 (1998), pp. 135-161. 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第105-117页；艾尔曼，胡志德，“马嘎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第118-130页；张隆溪，“什么是‘怀柔远人’？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式史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第56-63页；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01），第103-119页】。何伟亚在《怀柔远人》中将清帝国维系的多元共主的天下体制，与英帝国在全球建立的殖民帝国网络视作对等的博弈者。乾隆在“礼宾”过程中展示出的灵活手腕，显示出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的清帝国仍具有应对变化局势的能力，而非因嘉道时代以降的国家衰弱而被建构为停滞而僵化、等待欧洲启蒙的“客体”。清朝与英国在马嘎尔尼使团事件中胜负难分的博弈，意味着历史走向开放性的存在，换言之，在他看来，英国所代表的“现代”国际秩序并非注定胜出的历史宿命。英国实际上需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用尽各类手段，才于十九世纪末最终“制服”了清帝国，而这正是何伟亚的下一部专著《英国的课业》的主题。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美]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风译，刘海岩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356页，69.00元
所谓“英国的课业”，实际上就是欧洲秩序“驯化”清帝国过程的一种隐喻性表述。何伟亚借用德勒兹的“解域”（deterritorializing）与“再结域”（reterritorializing），描绘了帝国主义如何利用暴力与话语的结合，在“解码”清帝国后再按照西方所熟悉与期望的方式将其“重新编码”。在此过程中，何伟亚总结出四种特别重要的技术手段：鸦片贸易、先进军事技术、将中国纳入全球交流圈的翻译工程，以及把欧洲主权观念灌输到清朝政体之中的各种手段(James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0)。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英帝国在各类外交交涉与象征性暴力（如掠夺与战利品拍卖）中反复运用上述手段，最终完成了对清帝国的“规训”与“祛魅”。
然而，这四项手段在论述中呈现出明显的轻重失衡，翻译工程与主权观念受到大量关注，而军事技术则未获应有的深入探讨。此外，在有关“大博弈”的论述中，尽管他意识到清帝国的积极介入，却未能细致描绘英、俄、中三方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布局。因此，沿着这条未完成的路径，何伟亚开始了《安国之道》的写作，继续探究军事技术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
1877年德里帝国集会。维多利亚女王于1877年1月1日被宣布为印度女皇。印度总督利顿勋爵、英国军官和殖民官员以及众多大君和王子出席了仪式。视觉中国 图
《安国之道》的核心议题，是探讨发源于欧洲的军事-情报革命如何在亚洲传播，并对国家建构与地缘政治格局造成深远影响。与此前专注东亚的研究相比，此书显著拓展了地理视野，将分析重心转向中亚、阿富汗及印度西北边疆，考察该地区在英帝国亚洲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并揭示其与远东利益之间的联动机制；同时，作者将焦点进一步集中于军事-情报技术体系，探讨其如何塑造政策制定、战略判断乃至帝国治理背后的认知结构与文化心态。可以说，《安国之道》在拓展空间场域的同时，也标志着何伟亚的帝国史研究从象征政治，向知识-技术-权力三者交织维度的进一步推进。
十九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发端于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普鲁士，由职业化的军官团所组成的总参谋部是最具象征性的产物。作为军事技术与情报的收集、整理，以及对于战史的“记忆”与未来战争计划制定的核心部门，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在十九世纪中叶成为其军事力量的“神经中枢”，并很快得到了俄罗斯与法国的效仿。相较之下，英国在采纳这场军事改革中反应迟缓，主要因以剑桥公爵为首的保守派长期把持军政高层，顽固抵制制度性革新。直到爱德华卡德韦尔出任陆军大臣之后，英国才于1870年开始了陆军改革，废除了传统的军职买卖而引入考试遴选和职业化培训系统，为英军走向职业化铺平了道路。军队的职业化进程不仅大大强化了以炮兵、工兵为代表的技术兵种的技能与地位，并且“重塑了帝国男子气概”，将过去重视由战场上的勇敢无私、阶级特权和责任感构成的贵族式价值观，转变为强调在高压环境下学习并掌握复杂军事技术的能力（《安国之道》，57-60页）。以这些技术人员为核心建立的情报单位，成为展现这种新的“帝国气质”的主要场所。
在此背景下，英国本土与印度的军事情报机构几乎同时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成形，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建立档案体系，其中尤为重要的两类成果是路线书（Route Book）与军事报告（Military Report）。依托经纬仪等工具所开展的三角测绘，为“规范化”空间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考察队提交的报告不再是零散的经验之谈，而是经专业训练的“眼睛”与“头脑”记录下的高度结构化的时间-距离片段，用以保障部队调度并尽量减少“摩擦”（86页）。军事报告则是涵盖了包括目标地防御工事、气候、资源、历史、民族学、行政和政治局势等信息的标准化文献，用于评估潜在战争对手的实力，制定战略，并使情报部门占据控制和管理亚洲事实性材料的“特权制高点”（127页）。何伟亚对军事-情报技术在亚洲的扩展所作的描绘无疑颇具说服力。他指出，这些标准化资料将亚洲以统一的表述结构呈现，“有效地将复杂的文化、语言和政治差异转化为可适用于整个亚洲的一套可比较的类别”，以至于“任何受过充分训练的情报官只需最低限度地变动填充内容，便可为具备军事素养的军官所理解”。这一论断展现了技术官僚理性如何塑造帝国治理的认知结构。（154页）
德保罗大学学者拉杰特马兹莫德（Rajit Mazumder）对此予以积极评价，认为何伟亚成功去除了吉卜林笔下“大博弈”所附着的浪漫主义色彩，将其还原为技术官僚主导的严肃过程【Rajit Mazumder, “Book Review of 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British Colonial Knowledge and Empire Building in Asia”,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52, No. 4 (Oct. 2013), pp. 1097-1099】。然而，伦道夫库伯（Randolf Cooper）批评何伟亚武断地以1857年英国政府接管印度为界，忽视了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情报收集方面做出的贡献【Randolf G. S. Cooper, “Book Review of 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British Colonial Knowledge and Empire Building in Asi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8, No. 3 (Jun. 2013), pp. 935-936】。此外，马兹莫德与库伯均批评其未能充分揭示亚洲本地居民在英帝国情报系统中的关键角色。
这些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何伟亚在分析中几乎将“军事情报”视为“由官方职业军官搜集的陆军情报”，从而忽略了三方面的重要来源。其一，他未触及皇家海军对亚洲海域的测绘与侦察，而事实上，英俄在远东的海上对峙亦属“大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1885年巨文岛事件，即是英国试图在海上遏制俄国扩张的显例。
其二，何氏忽略了本地情报中介的存在与作用。正如C. A. Bayly 在关于印度的研究中所示，英帝国在印度的情报工作高度依赖本土合作者的协助。由于莫卧儿帝国的衰落与瓦解，这些被称之为“哈尔卡拉”（Harkaras）或“曼希”（Munshis）的情报代理人，以及以“巴布”（Babu）之名著称的孟加拉公务员失去了传统的工作机会，因此转而为东印度公司和英印政府效劳。他们为英国人提供本土知识并充当翻译，成为英国人战胜其他列强与土邦军阀，最终获得次大陆霸权的重要助力（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这一群体甚至为印度培养了一批本土自然科学学者（Rajesh Kochhar, Science and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类似的情况不仅在印度出现，在中国，范发迪也指出，19世纪的西方博物学家在田野调查中高度依赖本地向导、助手与搬运工。孤身进入内地的欧洲人难以用惯用的暴力手段迫使本地人就范，因此不得不为了获得情报而与当地人讨价还价（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可见，那些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谓的“帝国之眼”，也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欧洲人，实际上不得不借助“本土眼镜”，才能清晰地聚焦注视之物，而帝国主义正是在此发现其权力施展的软性边界。
第三，何伟亚忽视了来自军方以外的组织所提供的情报。例如传教士、领事、海关人员乃至个体探险家所留下的文献，常被纳入军事情报汇编，尤其在疾病、气候等热带医学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本土的贸易委员会早在18世纪就已经建立起有关印度的系统性档案（Asheesh Kapur Siddique, The Archive of Empire: Knowledge, Conquest, and the Making of the Early Modern British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4）。这些非军职渠道所积累的材料，不仅构成英印政府决策的知识基底，也延续了东印度公司所遗留的经验系统，直接影响了对英军对缅甸、阿富汗等地展开的军事行动。
在后续章节中，何伟亚转向分析军事情报的实际运用及其政治与战略层面的影响。在英属印度的防御构想与对俄战略评估中，那些看似以数据与图表支撑的“客观知识”，并非如实呈现现实，而是被有意用于放大俄国威胁，从而为英印当局在阿富汗推行前进政策争取本土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英军在阿富汗边境积累的战争经验，被固化为一套关于山地作战与“小型战争”的“记忆遗产”，成为日后殖民军事训练的重要参考资源。这类殖民地常态化的武装摩擦，往往被重新编码为“文明”对抗“野蛮”的正义之战，从而使英国对边疆的统治脱离制度法理的基础，转而依赖军事部署以维持对“潜在叛乱”的压制性控制（251-252页）。这一转变反映了帝国在全球权力竞争加剧背景下的战略调整，也反过来塑造了英国本土的政治文化与殖民舆论结构。“大博弈”的浪漫叙事，恰恰源于这一由边疆暴力经验转化而成的帝国文化机制。
何伟亚进一步指出，英国所构建的安全体系及其伴随的军事—技术扩散，并未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亚洲稳定。中国与日本在吸收西方军事技术后均陷入持续冲突，而战后美苏两国则延续十九世纪“大博弈”的地缘思维，在亚洲展开长期对峙与代理战争，其遗产至今仍影响地区秩序与安全结构。【Colin Newbury认为，真正的继承者是印、巴而非美、苏。Colin Newbury, “Book Review of 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British Colonial Knowledge and Empire Building in Asia”,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32 (Apr. 2017), pp. 440-442】
英国及其他列强在亚洲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一方面确实缘于欧洲军事-技术革命的广泛扩散，另一方面却因遭遇不同政治文化环境而产生了“错置”效应。在欧洲，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军事革命所依托的是一种特定的多国体系：战争被视为主权国家之间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其合理性不来自道德裁断，而植根于彼此承认的法权地位。这种被卡尔施米特称为“战争的形式化”的机制，确保了交战各方虽为敌人，仍被视作合法对手，而非需彻底剿灭的“罪犯”。正是这种“形式化”构造，为欧洲内部冲突设置了明确的界限，限制战争手段的无限升级。至少在“一战”以前，这一制度性框架仍对军事理性的滥用构成有效遏制。然而在欧洲法权之外的帝国空间，如阿富汗边境地区，战争却始终以“文明”与“野蛮”的对峙为叙事基调。殖民统治者将敌人构造为不具备完整主权资格的“他者”，从而赋予战争以道德使命，抹消了原有战争形式中所蕴含的限制逻辑。在这样的语境下，“文明”所标榜的自限原则不再成立，帝国军队所采取的暴力手段遂不断越出既定伦理边界。这也是为何类似集中营式的极端暴力，往往首先出现在布尔战争等殖民地冲突中，而非欧洲内部的常规战争之中。殖民战争的“例外状态”不仅使帝国军事技术在法律真空中运行，也促使欧洲内部关于合法性与秩序的信念，开始向外部暴力实践让位。
最后，技术对于政策的形塑终究离不开对执行主体的关注。正如英印政府与白厅在“大博弈”策略上屡生歧见，所谓军事情报与国家安全之间始终潜藏一个关键问题：究竟是谁的安全？尽管在宏观层面，英印政府的确从属于英国全球战略的一环，然在实际操作中，双方利益、风险与责任的边界却从未泾渭分明。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的权力共谋与责任互推之间，“国家”成为了一个可以被随时折叠、重构、转译的浮动单位。于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便愈显尖锐：安国之道所安之“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回望何伟亚自《怀柔远人》以来的研究路径，可以说，他深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范式转向的影响，长期聚焦于知识生产、技术实践与制度暴力之间的缠绕关系，为传统的政治-外交史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与研究可能性。在何伟亚笔下，从远东到中亚的“大博弈”被拆解为一组由地图、档案、测绘仪器与标准化报表共同支撑的管理结构。在此意义上，何伟亚的贡献不在于为“大博弈”提供新的地缘战略解释，而在于揭示“大博弈”作为一种由知识与技术共同构筑的历史想象，是如何在实践中被制造出来的。由此，他的研究不仅对十九世纪的地缘政治研究具有启发性，当今“国家安全”的话语同样以技术理性为名，并依赖信息系统、数据档案与专家知识的持续生产来维系其正当性。然而，技术理性终究无法为“谁的安全”这一根本性政治命题提供可持续的答案。尽管殖民帝国已经解体，但创造心理认同与地缘边界的重合的共同体仍是许多亚洲国家未竟的事业，并且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仍将伴随着无数形式各异的“大博弈”。
舞台既在，已“谢幕”的“演员”所遗留下的“趁手工具”，自然没有弃用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