哔哩哔哩:数字福卡回收-各省普涨最低工资，能让打工人的日子更宽裕么？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或许有一定的 " 风向标 " 作用，但是对打工人实际薪酬增长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

打工人最想听的好消息，莫过于 " 涨工资 "。

今年以来，国家文件频繁提及 " 涨工资 "、" 增加收入 "，各省市也纷纷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网上给出了各省的数据：

那么，提高最低工资能让打工人的日子更宽裕吗？这个问题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

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能否给打工人 " 涨工资 "，是入门级的经济学应用。各门各派的基本结论都差不多：直接作用有限。

如果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市场真实水平，并不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这很容易理解，无需多做解释。

当法定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市场真实水平时，" 涨工资 " 就有盼头了。" 法定 " 意味着强制，只要严格执行，企业就必须遵守。然而，这样的 " 强制涨工资 " 并非没有代价。代价就是 " 降本增效 "。

" 有形之手 " 能强制企业涨工资，却不能强制增加企业利润。工资标准的 " 人头费 " 增加了，企业就会减 " 人头 "，减少招聘、增加裁员，此乃 " 降本 "。" 增效 " 则是用足 " 人头 "，增加在岗员工的工作量。

也就是说，结果是在职者的名义收入提高了，但是收入的 " 性价比 " 下降了。求职者则要付出就业岗位机会成本上涨，失业期延长、求职门槛提高，等等。如果 " 降本增效 " 还不能让企业盈利，那么企业就会 " 跑路 "、关门。

" 有形之手 " 也不能强制企业经营。2004 年推行最低工资制时，就因标准过高，很多企业难以承受，选择了退出市场。

显然，用提高法定最低收入的方式强制涨工资，即便能够做到，结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因此，这次各省市提高最低工资是很谨慎的。中西部地区的增加幅度相对较大，是因为多年没调整的 " 补课 " 因素。东部地区的调整幅度更小，则是因为此前都是 " 小步快跑 "，上调的空间有限。

尽管各省的调准幅度存在地区差异，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偏低，低于市场真实水平。

而且，" 纸面作业 " 给出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市场实际工资水平相差甚远，连市场参考价值都没有。比如，2024 年各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限在 8.5 万元以上，下限为 3 万元左右，相差 2.8 倍。

而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下限青海省为每月 1880 元，最高的是上海市为 2690 元，相差 1.43 倍。上海和青海的收入差距就这么点吗？上海企业开价每月 2690 元，能招到正式员工吗？

当然，也不能说这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一定是 " 无用功 "。有经济学理论认为，即便法定最低工资的标准低于市场实际水平，提高标准还是会产生 " 灯塔效应 " 的心理作用。提升大众的涨薪预期，总归会对消费有一定的促进。这一理论的有效性，有待现实的检验。至少目前看来，预期有限，效果并不明显。

其实，对消费意愿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并不是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 " 纸面标准 "，而是可支配收入。落袋为安的收入才是消费的底气。如何提高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工资收入的 " 可支配 " 部分偏低，才是中国打工人薪资体系的症结所在。

名义上，中国打工人的收入并不算低。国际劳工组织（ILO）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者报酬 GDP 占比为 52%，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仅比日本低 2%，与欧盟的 57.2%、美国的 56.2% 也没有断崖式的差距。

但是，可支配收入是另一回事了。2024 年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11 万美元，占人均 GDP 的 59.6%。而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13 万元，仅占人均 GDP 的 43.2%。差距高达 16.4%。

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GDP 的占比高于劳动报酬在 GDP 的占比，是因为还有占比颇高的投资性收入。2023 年数据显示，62% 的美国家庭持有股票，美国家庭财富中约 41.6% 的金融资产与股市挂钩。

而中国家庭财产的结构是房产为主，占比约 70%，其次是存款。房产更多地对应了债务支出，而不是收入。存款的利息 …… 不提也罢。

美国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除了工资，还有投资收益。而中国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只有工资。此消彼长，就差了一截。

中国打工人没有投资收益的 " 偏财 " 也就罢了，名义收入的劳动报酬和实际的可支配收入还差了一大截。前者占 GDP 的比重为 52%，后者仅为 43.2，相差近 10%。这消失的 "10%" 去了哪儿？去了社保。

社保缴纳金额年年涨，雷打不动。社保缴纳基数不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的，也不是按照实际收入增长计算的，而是按照当地上一年人均工资计算的。以深圳为例，2024 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为每月 4492 元，2025 年调整为每月 4775 元，涨了 283 元。

这个算法很有意思。由于社保缴费基数雷打不动每年上涨，所以全口径的劳动报酬也是每年都涨，保证了劳动报酬在 GDP 中的占比数据。但是，劳动报酬的名义收入上涨，大头甚至全部进了社保缴费，可支配收入原地踏步，甚至下降。

这也造成了企业和员工 " 两头怨 "，企业的人力成本年年涨，企业赚不赚钱都要涨。员工看自家的工资单，如看发际线，看自己老板的心情能好到哪儿去？

企业人力成本刚性上涨，钱是出了。但是员工拿不到，能不怨吗？那么企业社保缴费的刚性支出去了哪儿？

每年退休金上涨，就是从这块社保增来的。2025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涨幅为 2%，现在的养老金是全国统筹、即收即支的。这个 2% 的涨幅，是羊毛出在狗身上，在职员工的社保金给退休人员加工资。

也就是说，企业增加的人力成本，并没有用于激励在职员工，而是拿去 " 激励 " 退休老人。这是激励打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还是激励打工人早日退休呢？

与养老金每年 2% 以上的稳定增长相比，最低工资标准年均不到 1% 的不稳定增长，多少显得有些荒谬而苦涩。再看劳动报酬和可支配收入在 GDP 中占比 10% 的落差，心情很难美好。

综上所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或许有一定的 " 风向标 " 作用，但是对打工人实际薪酬增长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劳动者的收入 " 体感 " 不佳，问题出在了收入结构，和最低工资标准真的没啥关系。

名义收入的劳动报酬因社保缴费基数的刚性增加每年都在涨，同样水涨船高的还有企业的人力成本。然而，这种名义收入的刚性上涨，并没有增加可支配收入。

与此同时，中国打工人除了 " 死工资 " 外，缺少投资性收入，也影响了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这也不难理解，人工成本是企业主要成本支出之一，每年的 " 刚性增加 "，挤占了利润增长，无疑会影响投资收益。这就造成了市场初次分配的 " 死循环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即便对打破这一困境有所帮助，作用也不会很大。

要让打工人的日子过得宽裕，还是得另想办法。对社保的缴纳标准、养老金缺口的来源，都要作出符合实际的结构性调整。为企业解套，为打工人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