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泾里到长泾市
长泾市，属明代常州府江阴县。宋代此地名为“东城里”，到明代更名为“东顺乡”。这里地处江阴县东鄙，“南对胶山为案，北枕砂山为靠，东瞰顾山，西连八字河口，乃江邑达苏水陆交通之境”，地处冲要。
江阴县境以及长泾镇的位置（据光绪《江阴县志》，清光绪四年刻本）
江阴县东西部的风俗多有不同，“东南之民多厚殖，喜饰裘马，结交游，重阀阅。西乡最为纤啬”。东南殖业，乡民“皆纺花为布，率三日成一匹，抱粥于市”。从明代中期开始，江阴就是重要的棉布业生产中心。最著名的棉布品种称“苎布”：“缉苎为之，其不假染练者谓之真色布，幅狭而铁色颇高丽者，他处重之，名江阴布。”江阴布匹与松江布并称，所谓“棉布，以木棉为之，虽在处皆有，然举其最盛则概天下莫如松江与江阴，细密称松江，粗壮称江阴”。
地处江阴县东南的长泾市也以棉布为业，市民“俗务耕织”。当地人认为，虽然长泾地处东乡，风俗与“东南之民”更为接近，但“敦礼让，风气视西北诸乡为雅驯，视东南等处则较朴愿”，不过“间不无浮嚣儇利”。
长泾成市之前，这一带被称作“三泾里”，源于这一大块区域内，有东泾河、西泾河和长泾三条河流。早期，长泾河浅狭，仅是一条不能通舟楫的小渠，沿岸人迹罕至，田地荒芜。元代前期，开始有人筑屋居住在长泾河边。元末，有从江西携家避难而来的姜姓士人到此地，打算垦荒自给。但因地势高亢，河道低狭，无法蓄水，饱受干旱之苦，无力开垦。据传，这位姜姓士人为此专门奔赴南京，请求凿池蓄水。这时已是明王朝初立。在新朝鼓励垦荒、屯田的政策下，姜姓士人的要求得到批准。地方政府截断西泾河，建了三座水坝用以蓄水，土地逐渐得以开垦。此后，长泾一地才慢慢有了人群积聚。
到嘉靖年间，长泾的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长泾市”已经与其南北两侧的南角市、北角市和附近的顾山市，并列于江阴县志的诸市镇中。长泾市从自然聚落升格为商业市镇的过程中，当地夏氏父子在成化、正德年间的投资、兴建活动，具有开创之功。
鉴于目前所见江南市镇的史料中，极少能够看到关于市镇具体如何兴建的内容，而长泾市在这方面有相对详细的记载，兹录如下：
至明成化，有富民夏希明者，伊祖万十公，字石卿，本贯汴梁人，宋靖康时来此，赘于习礼村唐氏，家本素封。九世至希明父孟承，富而好义，始析居。希明于泾里，性倜傥尚义、勇敢有为。既至泾里，见地瘠民鲜，四境荒凉，于是作室居，造器用，集众开市，居民麇至。又以河流浅狭，不堪舟至，乃慨然曰：“是何不凿成深渠，以通往来行旅?”遂捐金由东泾河凿至七房坝，而河流始通。河既成，乃更东泾曰东新，今讹为东青。建一市桥过河，遏河以通南北，名曰兴顺，即今石环大桥是也。自是南北以河为界，稍稍成市。其后，希明嗣子良惠，援例授镇江卫指挥，增其式廓，胥宇西泾河东，造庐舍若干，自西达东，连亘数里，直拒凤凰浜，聚族而居。……又建一桥于市，在石环大桥之东，名兴福，即今木桥是也。……兴福桥上盖一小亭，亭悬匾额曰“良惠世居此”，亭匾至康熙时尚存。丁巳，里人程赞公重修，其后撤去矣。而市中民居亦多系夏氏建置，良惠之名至今赫焉。总之，希明经始于前，良惠恢扩于后，而泾镇遂由之以始。事在成化及正德年间，然尔时四方之人犹但称东顺乡，而不知所谓长泾云。
经过明初的垦荒，三泾里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到明成化年间，富民夏希明，从东南不远的习礼村携赀而来，聚众开市。其一项重要工作即将原本狭窄不通舟楫的长泾河，开凿深挖，以便交通往来。同时，佐以“作室居、造器用”和建桥等基础建设，长泾的市场便在长泾河两岸形成。长泾市，即以此河为界，分为南北两街，俗称河南、河北。此后，夏希明儿子良惠，继续沿河商铺房屋的建设。这时的市场规模已号称“自西达东，连亘数里”。此外，市中的民居也多由夏氏所建，想必是出租给市民，供贸易、生活之用。总而言之，“希明经始于前，良惠恢扩于后，而长泾镇遂由之以始”。
长泾镇图 （据乾隆《江阴县志》卷五《乡镇全图》，清乾隆九年刻本）
万历年间，里中乡绅袁一骥继续市场建设，促进长泾市进一步发展：
建市时，事多草创，民房皆系茅茨，鲜民盖者。至万历时，袁中丞一骥始捐金，尽易民房为瓦，而收其租。自此以后，规模大定，民益庶繁，俨成江邑东南一大市镇矣。
袁一骥，字德良，号晞我。万历十年举人，十一年中进士。做过湖广按察使、福建巡抚佥都御史、福闽巡抚。袁氏亦很早即在长泾里一带定居，明中期开始家族科举渐起。袁一骥将草创时期的民居，更新为坚固的瓦房，继续出租给市中的居民居住和使用。长泾市于是“民居辐辏，两涯烟火星罗；商旅缤纷，百货贸迁云集”。明末崇祯年间，长泾与华墅、青旸、祝塘三地，并称江阴县乡间的“大集”。
明清易代之后，长泾镇遭遇两次大规模的盗匪抢掠，“一劫于南角巨盗段威，再劫于高山巨盗吴匏山（吴劫在顺治四年三月十四日），合境遂为之一空。长泾之民贫，实缘于此”。因此，入清之后，长泾市衰落，到康熙年间仍然市况凋敝。不过这时的科教文化还算兴旺，所谓“缙绅踵接，科甲相延，凡敦诗书而习礼乐者二三巨族外，指不胜屈，彬彬乎有富教之道”，世风延续，所以时有“小苏州”之称。至初次编纂《泾里镇》的雍正时期，长泾市的经济规模略有恢复，“市中民居不下数百户，士民错处”。乾隆年间，江阴县排列了三十六镇，长泾位列其中，“廛肆淆列，颇称繁庶”，其周边的顾山市，也发展成一个富庶的市镇，南角市则没落为乡村小集，也表明了长泾市的发展对周围地区商业活动的吸引。延续至道光年间，县志载长泾镇市“濒河，南北俱有街，河北较盛”，镇况繁庶情形不得而知。再至光绪年间，县志仅陈述了“长泾镇，水道往常熟所必经”，亦没有言及市镇的规模、经济发展。实际上，乾隆年间的三十六个镇中，规模和经济状况最好的是华墅镇和青旸镇。长泾镇的发展并不突出，应该仅为江阴县的一般小镇而已。
“主姓”的兴衰
夏氏，本居长泾附近的习礼村，故称习礼夏氏。据夏氏族谱《习礼夏氏宗谱》言，夏氏“其先河南陈州人，宋时七世祖万十府君从思陵南渡，卜居江阴”。这是明清江南士民追溯先世的常见表达，真实与否暂予搁置。
长泾市市主夏希明父子一支，在元代时，有族人夏祖禹，此后经过仲宾—善信—义愚三代布衣，这一支的夏氏家族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即夏蒙。
习礼夏氏长泾支世系图（部分）（据夏炳等编纂：《习礼夏氏宗谱》，民国十三年纂修；夏树芳：《消暍集》，明崇祯元年江阴夏氏原刊本）
夏蒙，生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卒于成化十年，字孟承，号云溪，“自幼有志操，涉猎经史，能通大义”，壮年后，干练有才，大大增加了家族的财富，从此“赀累厚富，几甲一邑”。于是，夏氏在乡村社会中开始崭露头角。夏蒙对“族人之弗给者，每春发粟三百斛，发麦二百斛，资其播种，率以为常。乡邻中贫乏弗存孤寡无依者，赒之。婚不能成，丧不能举者，助之。道路之损者修之，桥梁之圮者葺之。设义学以训蒙，立义庄以赡众”。同时，夏蒙也开始与官府打交道。如“郡堂邑厅学宫之建，必捐资作倡，以相其成”，以及在灾年出粟惠民。在明代早期，这样有雄厚财力的富户，一般都会被编为粮长，夏蒙也不例外，被“选督乡赋”。景泰元年元月，因北方战事需要，朝廷下诏令“命舍人、军民有输米豆二百五十石，或谷草二千束，或秋青草三千束，或鞍马十匹，于大同宣府助官者，悉赐冠带以荣其身”，三月再次下诏，“南北直隶、河南、山西、山东富实人民有继出满梗米四百石，或粟米五百石，或料豆一千五百石，或谷草四千束，或禾草六千束，或堪中鞍马一十五匹，或堪中走递驴连鞍三千头，或牛三十五头，送赴保定府及易州并各驿站缺用去处，愿旌异者请敕旌异为义民，愿冠带者给以冠带”。夏蒙应诏出鞍马、草料，为祖父赢得义民的旌奖，自己也获授冠带。
夏蒙有三子，分别为希年、希明、希溢。仲子希明，讳昶，少年时本打算走科举之路，专习《春秋》经，后来不得不接替父亲做粮长的职务，遂放弃了举业。夏氏家业在希明的主持下，又继续扩大。当兄弟三人析产时，希明从祖居的习礼村向西北迁居到附近的长泾居住。其时，长泾土地贫瘠，人烟鲜少，希明凭借自身的财力，“建桥梁以通行，作室居以集众，造器用以募耕，平权量以贸易，减息钱以称贷，给服食、施棺槥以资夫贫无告而老无归者”，成为开创长泾之祖。成化初年，希明通过输粟赈饥，捐纳了一个承事郎的功名。生活中，希明也开始向文人雅致风气靠拢，晚年“筑别业于绮山之阳，构亭榭莳花卉以招延宾友”。
夏希明无子，过继兄长希年的一个儿子为嗣子，嗣子讳顺，字良惠，号易轩。夏良惠“才识精敏”，“理家政井然有条，凡所在经画，多出任意表”。可以说，夏氏一家的全盛时期，即在良惠主持家政的时期。跟父辈相似，良惠依然是通过捐纳获得功名，“赈饥输粟千石，例当旌，力辞”，后来又输金助边，最终接受了镇江卫指挥使的头衔。江阴县官府也常委任夏氏提供“筑城垣、建水关，以至院署学舍桥梁闸坝之费”。长泾的市场规模在良惠手中也进一步扩展。
良惠有四子，长子讳仲仁，字元夫，先号西涯，晚年更号为后溪。少年习《易》经，捐资入国子监读书。嗣后，为支撑家业，回乡经营，继续承担粮长一职。宗党中常有逋赋者，“逋至数岁，岁至百斛”，连累身为粮长的夏仲仁代为补纳。仲仁生于成化七年，当他接任粮长时，当在弘治到正德年间，这时粮长制度已逐渐崩坏，赔累负担日重，为家族的没落埋下了隐患。此外，官府征派的“筑城垣，创石闸，建公院”等工程，耗费颇大，仲仁也“罔敢乞免”。这一代的夏氏，文人的生活习气更加明显，仲仁平日生活俭约，唯独喜欢园亭之乐，故“叠石为山，凿池泛艇，竹溪花径，亭榭之构，虽不事奇胜，而皆出自意匠，暇或载酒与二三知己陶然乐饮，醉则援笔赋诗，以寄兴时，出警语清脱有致”，颇得林泉诗酒之趣。
仲仁之后，长泾夏氏明显开始了衰落的进程。仲仁有四子，长子容堂，平生“设财任侠，自喜蝉翼千金，又以盛年厌世，多逋遗”。除个人挥霍之外，逋遗主要缘于赋役的征派。嘉靖、隆庆年间，江阴出现库子、斗级的重役，应役者往往破家。夏氏作为县中的大户，被迫承役，所谓“以故饶往役”。仲仁的第三子夏辅（字子宜，号晴川），晚年困扰于频繁的赋役，终致家道中落、“先业废坠”，加之对倭寇的担忧，于嘉靖三十四年郁郁而终。夏氏家世一度到了“几不能举火”的地步。
再下一代的族人夏谦吉，面对县中的重役，虽竭力维持，“倾橐偿之，不足则割督亢田以售”，最终不得不“悉废先世箸，以输贱更”。一年之内，夏氏从“田连阡陌，雄跨江表”，变得“家若洗，独余五亩宅，池水绕其上，种鱼、树菱芡、植茭菁、灌蔬菜、栽蓏以当仓庾。野冠褐衣、食蔬饭糗以当膏粱，文绣深居简出以当安车”。谦吉自己也从“生长膏粱，出入华屋”的富家子，一落千丈，不得不以“未及半价”的代价，鬻产维生。
谦吉的儿子树芳（字茂卿，号习池），无心亦无力重走祖先们发迹的旧路，而是专攻举业，兼做塾师贴补生活，终于在考中秀才之后有能力“勉拓故业”。万历十三年，树芳考中举人，此后三番会试均落第，遂“绝意荣途，与东南诸贤，扬扢邹鲁之学术”，在江阴、无锡一带授徒著书。他才高博学，名震一时。著名的东林党人，同时也生活在长泾的缪昌期就出自他的门下。夏树芳著有《冰莲集》《玉麒麟》《词林海错》《奇姓通谱》《女镜》《琴苑》《茶董》《香林牍》等书数十种，全部与文人的休闲与艺术生活相关。此外还有文集《消暍集》传世。但这些并未能恢复夏氏长泾市“市主”的地位。
天启初年，夏氏在与里人的争斗中宅第惨被毁，作为长泾创市嫡支的夏树芳搬离长泾市，隐居于毗山东麓，再未返回。事实上，夏氏的式微，不是一房一支的情况，而是蔓延了整个宗族。嘉、万年间，“夏氏之业已中微”的认识在江阴士人的意识中已经普遍存在。
从天顺、成化间，夏希明移居长泾，开始开发长泾，促成长泾市的形成，再到天启年间，百余年的历程中，夏氏由创市者、“市主”，演变到被迫迁离长泾，离开了祖辈苦心经营了几代的家族故地，其间不仅有兴衰更迭、世事无常的唏嘘，也有明代社会发展“时移世易”的某种必然。
从长泾夏氏历代传主的资料来看，家族的衰落，最直接的原因，是被迫承担嘉靖、隆庆年间府、县的库子、斗级和筑城的徭役。夏树芳即言：“邑故起大徭，有均徭、库子、斗级、造城诸役，役者若倾金穴铜山应之，江南大户无不以此坐削。”
所谓均徭，即丁田之役：“以黄白册籍，按丁田多者为上户编重差，次者为中户编中差，少者为下户编下差，或一户编一差或数差或数十差，或数户朋一差。”按照这样的佥派原则，江阴县均徭有三大类：第一类是京役，包括直堂皂隶、差薪皂隶、都察院禁子、操江水手、光禄寺厨役、马司弓兵等；第二类是府役，其中的太平仓斗级、丰积库子，为重役。此外府役还包括司狱司禁子、马夫、水夫、民壮、儒学库子、膳夫等；第三类为县役，其中亦有丰仓斗级、库子两役为极重。
库子、斗级，乃负责看守官府各类仓库的职役，明代中期江阴县主要有丰积库子、儒学库子、丰仓库子、太平仓斗级、丰仓斗级、儒学斗级等。因职务之便，在仓库税粮的收缴和分发过程中，库子、斗级侵盗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地方州县行政中的弊端之一。嘉、万年间的名臣赵用贤即指出“斗级看守不免有盘折之赔”。且职位常常被人长期霸占，影响很坏：“各处司府州县卫所等衙门主文、书算、快手、皂隶、总甲、门禁、库子人等，久恋衙门，说事过钱，把持官府，飞诡税粮，起灭词讼，陷害良善，及卖放强盗，诬执平民。”但更多时候，库子、斗级也是被需索的对象，常常与运粮解户并称重役：“今之杂役，亦惟纳户解户、斗级为难，此二役者必须家道殷实、丁口众多、平日有行检者充之，然后上不亏于官，下不破其家也。”晚明南直隶句容县预备仓“原编斗级二名，包赔折耗，吏胥复索，使用查盘时，复遭罪罟”，最终被革去。
嘉靖十一年，江阴县原本只负责看守仓库的“库子”，开始被责以供应：
县库贮赎纸等项银两物件，每岁于均徭人户内审编，库子收掌。其意不过欲杜架阁库吏侵欺之弊也，不知既以富厚者克之，凡内衙买办、公堂赀用，无不责其承当。遇苛求无厌者，竟至莫可程量，于是有万金之家，不能当数月差。一岁之差，累至数年不清者。嘉靖二十九年，巡抚舒汀，深怜其苦，通行革去，仍追原派役银，供应公堂之费，凡支放等项，仍令库吏经收。乃未几，巡按周如斗入贿，又复佥殷实克当，虽云内衙供应毋得仍责库子，然陋规既设，虐取滋多。
一旦将“内衙买办、公堂赀用”的供应加诸承役人身上，官府的需索便常常没有尽头，即使家藏千金，也难以承受赔累之苦。斗级，亦是如此。原本只是“以大户看仓”，后来“渐与库子，同罹差役之害”，且直到万历初年才被通行革除。
至于“造城诸役”，在嘉靖一朝，江阴县城频繁地增修。如嘉靖十二年，知县李元阳增建城楼八座，“各当空缺瞭望相属”。二十八年，知县毛鹏经始改建砖城。三十一年，为防御倭寇，知县钱“亟甃城，完北隅之缺”。三十三年，知县金柱继续完善砖城的建设。江阴县此时有城门四座，水门三座，城四周长一千三百九十六丈一尺，计九里十三步，三千五百十六垛。还有子城四座，城铺三座，敌台窝铺二十二座。作为县中的大户，夏氏不免被征派。
除了上述重役，正德以后，粮长赔累日增，成为富户破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明初以来，夏氏以富户的身份，历代均被佥派为粮长。在弘治、正德间，仲仁接任粮长之前，看不到粮长一职给夏氏带来的负担。然而，正德之后有无赖者借机强索而发财，老实的粮长唯有卖产补纳：
成、弘以前，里甲催征，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粮长不敢多收斛面，粮户不敢掺杂水谷糠秕，兑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公私两便。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征。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于棰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
正像嘉靖初年任浙江左布政使的许赞所作的《浙民歌》所言：“弘治人人营着役，正德人人营脱役，今年着役势如死，富家家业几倾圮，串名四五犹未已!”江阴县亦是如此：“弘治间民应是役率以为常，间有营充者，私规为利，旋亦取败，大抵利害之数，害者常寡也。正德以来渐不同矣，最上大户轮役既频，加以他故，其家鲜有不亡。”夏仲仁恰好于正德年间担任着粮长，故如前所述，常常要替宗党交纳亏欠的税粮，赔累日益加重，其子容堂“多逋遗”，想必也是这个原因。接着嘉靖年间的夏谦吉，正逢库子、斗级和筑城的重役摊派，加快了夏氏破家的过程。
夏树芳所撰其父亲的行状（据夏树芳：《消暍集》卷十一，明崇祯元年江阴夏氏原刊本）
此外，夏树芳一支的族人，此前一直科举不兴。仅有夏良惠的兄长夏彝（字良贵），曾中成化七年举人，做过泰宁县的县令，于正德八年去世。仲仁只是“以例入国学，充上舍生”，他的儿子们也只是有太学生、郡庠生的身份。接下来生活在嘉、万年间的谦吉，更是一介布衣。另一支系中，有族人夏从寿（字如山，号裕轩），是弘治六年进士，历官工部主事，以及湖广、福建、河南参议布政等职，于嘉靖十年前后去世。但族众日广，不是一个支系，难以庇护，且又去世较早，因此，在嘉靖年间的徭役摊派中，树芳一支中并没有足够强大的缙绅族人来保护家业和推卸重役。夏希明、良惠两代通过捐纳换得的虚衔，其影响力和对家族的保护作用，远远逊于正途出身的士绅。正是在这样的身份下，夏氏才不断被摊派各种赋役。除了粮长和库子的重役，历代夏氏族人都有助捐城池、县治、学宫、桥梁等行为，与其说是夏氏的“义举”，不如说是官府对富户的要求，而没有缙绅身份保护的夏氏，不敢亦没有实力去向官府“乞免”。
新“市主”的崛起与纷争
就在夏氏走向衰落的同时，在长泾市中，另一崛起的家族，还对夏氏造成极大的威胁，甚至直接致使了夏氏“家毁”。这一家族即顾氏。
万历十六年，顾氏族人顾言中举人，二十年高中进士。其字尚实，号中瑜，先任慈溪县令，后以刑部郎出守南昌，又左迁汝州，复起为浙江按察使司副使，最终在赴任四川参政的途中病卒，时为天启七年。顾氏此前并非大族。顾言的曾祖，叫顾清，字守城，只是一个在常州府大户人家做事谋生的读书人。顾言的父亲，顾儒，字成宪，号云竹，工诗，善于弹琴，且精于医道，是个好心肠的儒医。就一般情况而言，明清两代普通行医者的收入不高，但维生基本没有问题。譬如“吴人以病谒者，每制一方，率银五两”。顾儒作为一个乡村的普通医者，收入不见得有如此之高，相信应该到顾言进士及第、做官之后，顾家才真正强盛起来。
顾氏因居住在长泾河北岸，称为河北顾氏。夏氏居长泾南岸，称河南夏氏。天启初年，夏、顾二氏产生了一场争斗，争斗到达了大动干戈的地步。两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矛盾，限于资料，难以得知。争斗的结果，是长泾市中与夏氏有关的东新桥、周桥在这个过程中被顾氏摧毁。夏氏宅第亦被捣毁，这直接导致了夏树芳搬离长泾市：“以家毁，居外家，终身不返，遂终于锡邑。”
顾氏在顾言入仕之后，迅速地扩张。长泾市东半里许，有村落称顾巷，乃顾言的宅基，建有堂堂九所宅院，分授给子侄居住。财力丰厚可见一斑。长泾市公共空间中也逐渐出现顾氏活动的身影。如捐地数十亩为义冢，建漏泽园。倡建镇东的南角桥，改善当地的交通困境，当然也可方便主要居住在镇东的顾氏族人的生活。建双林庙，东曰财成，西曰辅相，其中辅相庙是为了纪念顾言父亲曾经施药救人的善行。
顾巷在市东，夏氏的宅基也在市东，如：“前九房巷，镇南三里，属在字号，系夏氏之基。”“墙东巷，镇东南四里，属在字号。系夏良惠基墙之东，故名。”夏氏早期由孟承所建的东新桥，在“镇东里许”，与上述顾巷的位置十分接近。桥北有一座别业，是夏从寿致仕归老时所建；而桥南，原是顾氏的宅基。如前所述，这座桥在启年间两姓的争斗中被损毁。不仅如此，桥南原有一座城隍庙，万历三十五年被顾言改建到长泾市的东北处，从此称为北城隍庙。改建源自顾言的一段传奇经历：
明时参政顾中瑜未第时，应试金陵，八月十五出三场后，至水西门搭船，见一舟将拔棹，所悬之灯有江阴字，遂附之以归，一宿即到黄田港边。登岸再乘小船，下午至家。父云竹怪而诘之曰：“昨日三场方毕，今日何以到家，想未终场。”中瑜亦不自解。次日，谒庙进香，见庙中所悬神船，宛如昨晚所附之舟，细视之，舟底尚湿，视之船尾，见昨日所忘雨具在焉。遂大惊异。因焚香默祝曰：“倘能获隽，当新庙宇。”其年果捷。后乃于万历丁未捐银五十两，倡众卜地，改建于北。
灵异传说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顾言以此为由，迁城隍庙而重建。可以想象得到，这一举动应当与与夏氏的矛盾有关，而且也表明了这时的顾言已经有能力来控制市中的城隍庙这一重要信仰庙宇。
万历年间接掌长泾市的袁氏，与顾氏一样，是科第之家。不仅有官至福建巡抚的袁一骥，还有舜臣、尧臣兄弟二人分别中嘉靖四十三年和万历四十七年举人。因此袁一骥在长泾市的势力颇大。市西北边，有袁一骥的宅第，名“四本堂”。屋凡九进，每进九间，高大壮丽。被乡人目为“皇居”。袁氏以“勤俭、读书、循礼、和顺”为根本，立为家训，所以称宅第为“四本堂”。但民间乡老传说，夏氏建此宅第时，因为规制庞大，担心被揭发举报，所以连续上疏四本陈情，最终得允，故才称“四本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袁氏的财富与权势。
袁一骥是夏树芳的妹夫，二人有着姻亲的关系，联系紧密。夏树芳在与外地做官的袁一骥的信件中，提及“不佞树芳仰荷大芘，守拙山中”。自然，袁氏与夏氏是为休戚相关的一派。在长泾市中，不仅夏、顾两家争斗得厉害，袁氏与顾氏，亦有矛盾。从一则流传的轶事中，可以了解一二：
袁晞我欲得马孟襄宅。万历四十一年正月，亲诣马门觌言，孟襄不肯，遂致口角。袁归，阴谋择于二月初八日，将命仆拆之。归。马知之，言于顾。顾曰：盍往告周宜兴?从之。周曰：无妨，我准于二月初六日到长泾，自有处分。里中人咸以为届期必有胜观。岂知正月十八日，适有常熟督粮道某，系袁同年，来拜。设席款之。而府中苦无大灯可娱客。乃命家人至城隍庙取大珠灯来燃之。酒半，袁忽腹痛，起如厕。膳夫以砂仁汤一盏进。饮毕遂卒。督粮道犹在席，闻内哀声，询之，则报主人死矣。乃推桌起唾曰：许久乃与鬼饮酒耶。遂去。是时，市东里人见二人拥袁入庙，尽骇，少倾知其已死，乃宣传为城隍所谴云。或又语曰：一碗砂仁汤药，杀袁中堂。或云中丞死于膳夫之汤，系仇家顾刁郎所阴使云。按，城隍庙此时尚未有大珠灯，所传或有误耳。
明末的内阁重臣周延儒，年幼时曾寄居在马月洲家读书，与马家的儿子孟襄是总角契友，关系甚好。当袁一骥企图抢夺自家宅第时，马孟襄找顾氏商议，决定向周延儒求援。这段轶事并不见得十分可靠，除结尾有关城隍庙有大珠灯的时间不符合以外，万历四十一年正月，周延儒还仅仅是个举人，距他高中会元、状元，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袁一骥此时已经做官三十年，所以周延儒即使真的前往长泾市，也并没有实力“自有处分”。事情不够真实，但轶事传说中反映出来的长泾市内各大家族的关系，与历史的真实当相去不远。顾氏与袁氏、马氏亦是“仇家”。
初稿作于清朝雍正年间的长泾市志《泾里志》，就明代至清初市镇内的巨室、缙绅情况概括道：“长泾数称富庶，前朝夏良惠、马月洲、刘贻荆先后相继，皆称为一时之巨室。……缙绅若夏，若袁，若缪，若顾，若朱，俱一时之盛。”除了上述已经介绍过的夏氏、顾氏、袁氏，这里的刘氏家族的情况已不得其详。缙绅朱氏，指顺治年间的进士朱选的家族，朱选历官保定府理刑、汶上县教授。缙绅缪氏，指缪昌期家族。缪是万历四十一年的进士，东林党著名人物，因得罪权阉魏忠贤，于天启六年被逮入狱，“慷慨对簿，词气不挠”，最终惨死狱中。
尽管夏氏、袁氏与顾氏不和，但缪昌期与三者均有交往，与夏氏关系尤其密切。缪昌期年少时曾从业于夏树芳，对夏颇有尊重，曾在信中自称：“不肖三载铃索，日碌碌酬应，读书实无所得，以此上惭恩造，下愧头胪。”此外，缪昌期还招树芳的儿子夏宝忠为婿。夏宝忠，字孝珍，万历十三年与父亲同科中举人，后由廪贡例授文华殿中书，慷慨有文名，交游吴中士子。而缪昌期自己的母亲，也是习礼夏氏的女子，只不过并非夏树芳一支而已。袁一骥也在缪昌期的交游圈中。同时，缪昌期与顾言也有交往，为其父亲作传，称“顾太公者，予友户部郎中顾伯子言之父”。并且，缪昌期原本不住在长泾，后买下顾氏在市东的一处宅院，才算作长泾人。
在长泾市这个小小的地域内，明中叶以来，权势家族迭出，各家族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从创市的夏氏，到挑战夏氏的顾氏，再到使长泾市“规模大定”的袁氏，伴随了基层市镇形成、创市家族由盛而衰，以及后续主导家族兴起的完整过程。显然，科举入仕成为夺取“市主”地位的关键前提。
（本文摘自杨茜著《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