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载风云激荡，联合国承载着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不懈追求；半世纪休戚与共，新中国重返联合国舞台后始终与发展中国家携手砥砺前行。当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考验之际，南南合作以其强大的内生动力和日益显著的“聚合效应”，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动能，开辟着“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新境界。

制度基石：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支柱作用

南南合作的深化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制度保障。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简称UNOSSC）作为联合国系统内协调和支持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的核心机构，自1974年成立以来，始终是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支柱。其设立标志着南南合作从历史性的自发行动，迈向系统化、制度化的新阶段，呼应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打破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实现自主发展的强烈愿望。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核心使命聚焦于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经验共享与能力建设，直接服务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通过政策协调、知识共享、资源整合与三方合作推进这四大职能，办公室在全球层面构建起南南合作的协同网络。从纽约总部到曼谷、内罗毕等区域办公室，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形成了“全球统筹-区域落地”的高效运行机制，秉持“需求导向、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原则，与130多个发展中国家政府、200多个国际组织及民间机构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

回溯南南合作的源头，其是历史潮流催生的集体智慧结晶。1955年，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等发展中国家领袖共同倡导这一合作理念。

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贡献卓著，他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为南南合作奠定坚实理论基础——该理论指出世界经济体系由“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构成，中心国家对周边国家的剥削导致后者发展困境，因此外围国家必须加强合作，减少对中心国家的依赖。

196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简称贸发会议）成立，77个发展中国家组成“七十七国集团”（G77），成为南南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制度性代表。

这一系列发展的背后，是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冷战对峙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寻求摆脱依附、实现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

在具体实践中，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通过打造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全球南南发展学院等旗舰平台，为各国分享成功经验、对接合作需求提供了国际舞台。更值得关注的是，办公室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创新推出“南南合作大星空”人工智能平台，组建“全球南南思想者”智库网络，极大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传播与技术转移。在项目落地层面，从中国的减贫模式到印度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众多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实践通过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网络得以推广，切实改善了各国民生。

中国贡献：南南合作的坚定实践者与赋能者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伟大创举，是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合作典范”。这一理念引领着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方向，推动合作模式从传统的经济援助向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全面升级。

在中美经贸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南方市场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空间与合作伙伴。目前，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出口额已达1.6万亿美元，超过对美国和西欧出口额的总和。2024年，中国对东南亚和南亚出口总额达7590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超一倍；对拉丁美洲和中东出口额也分别达到2640亿美元和2190亿美元。这一数据充分表明，全球南方国家市场不仅为中国提供了新的出口增长点，更是实现市场多元化、降低对传统市场依赖的战略选择。

在贸易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在中国产业转型与供应链优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企业可将部分高关税商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全球南方国家，利用当地享有的贸易优惠待遇，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国提供了稳定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保障，而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更为中国产业升级拓展了新的空间。

作为南南合作的坚定倡导者和重要贡献者，中国始终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视为外交政策的基石。

在顶层设计层面，中国将南南合作深度融入国家对外战略体系，写入《“十四五”对外援助规划》等重要政策文件，提出并践行“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南南合作新格局。

在行动支持方面，中国为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提供了全方位的赋能。资金上，中国是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最大的出资国之一，通过“中国-联合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累计捐款超过10亿美元，支持实施了180多个惠民项目，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能力建设上，中国设立的“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已为160多个国家培养了4000余名政府官员和技术人才，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人才培育的重要摇篮。经验共享上，中国在非洲建设了130多个农业示范中心，在东南亚开展乡村医疗培训，推广了一系列“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让合作成果真正惠及普通民众。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重点领域高度契合，形成了强大的协同效应。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中，中国与UNOSSC合作建立的“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知识共享平台”，为小岛屿国家等脆弱群体提供了亟需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支持，彰显了南南合作在应对全球挑战中的独特价值。

聚合之力：重塑全球治理未来优化路径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占比已达84%，但其话语权与影响力仍待进一步提升。南南合作的“力量聚合”，本质上是通过机制化、系统化的方式，将发展中国家的分散优势转化为集体行动能力，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新路径。

首先是机制化聚合。推动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兴多边机制深度对接，探索建立“南南合作融资平台”，有效破解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面临的资金瓶颈。这种机制联动将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整体议价能力。

其次是技术赋能聚合。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南南合作提供了全新可能。通过构建“南南合作云平台”，实现农业技术、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领域的实时经验共享与能力共建。中国的“数字乡村”模式已通过此类平台成功推广至12个非洲国家，为当地农村转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种技术赋能不仅缩短了发展距离，更创造了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

再则是理念价值聚合。南南合作不仅是资源与技术的合作，更是发展理念与价值的共鸣。以“共同发展”“公平正义”为核心，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等中国方案融入联合国发展议程，有助于重塑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演进。

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团结全球南方。这一立场源于中国自身作为全球南方一员的历史经历与发展实践。我们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将全球南方国家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路人、好伙伴，坚定支持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从战略高度审视，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4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80%，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中国将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将其作为应对外部挑战、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战略伙伴，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整体利益。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通过多维度务实行动，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一是在贸易投资领域，继续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往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规模。鼓励中国企业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制造业等关键领域，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在平台建设方面，深耕共建“一带一路”市场，将其打造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外贸增长新引擎。同时，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机制建设，依托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加强在全球治理改革等重大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

三是在挑战应对层面，面对西方国家的干扰和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利益分化，中国将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协调，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和共同利益。同时，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和投资保护主义等问题，为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创造更加稳定、透明的环境。

作为南南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中国将继续与联合国机构、各国伙伴通力合作，以“聚合之力”应对“变局之困”，为构建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南南合作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振兴的必由之路，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洪涌清，外交部南南合作促进会上海代表处创办主任，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原馆党委委员、参赞。此文系作者于2025年10月18日在“新中国与联合国——纪念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专题研讨会上的专题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