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202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战略任务之首并作出系统部署。
从国际层面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也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各国无一不追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天，在人类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候，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间的竞争焦点。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内部社会政治问题，但很多问题的根源是经济问题，尤其是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尽管一些发达国家就产业的现代性而言，拥有前沿技术和前沿经济，但却呈现出产业不系统、不全面、不协调的特征。而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体系则呈现出更多的问题，包括没有能力发展产业，或产业不完备，或产业技术长期处于低端状态。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影响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失衡往往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最终可能导致政治失衡。今天，无论是美国面临的问题还是欧洲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产业体系失调造成的。
无论是各国受新冠疫情冲击而遭遇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问题，还是俄乌冲突所导致的国家间的互相制裁问题，都指向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问题。就本质而言，今天国家间的竞争，尤其大国之间的竞争，核心在于经济韧性的竞争。
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作为大国，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如何建设这样一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作为大国需要怎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说，要实现这些目标，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当体现出“全、大、多、密、强”五大特征。
第一，“全”就是要具备一个完整完备系统的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大的经济体和小的经济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所有经济体都需要产业的现代性，但小的经济体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构建一个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也因为这样，一个小的经济体往往会依附一个较大的经济体，甚至小的经济体的产业嵌入在一个较大经济体中。也就是说，小的经济体的安全往往需要通过外部的关系得到保障，表现为依附性。但大的经济体则不同，它需要一个完整、自主、可控和先进的产业体系，这样一个产业体系保障其不受外在环境的制约而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保障其国家安全。
第二，“大”就是产量要大。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并且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30%左右。改革开放前，中国很多产业产量不足，表现为“短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策的完善和技术的进步，中国的大多数产业，尤其是基于中低端技术之上的产业，已经实现了量产。从长远看，一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特别是要避免“产能短缺”。例如，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但因为其放弃了基于中低端技术之上的产业，就出现了“产能短缺”的现象。这也是其“再工业化”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多”就是经济活动必须多样化。尽管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种类是最多的。出现“产能过剩”现象或者经济“内卷”局面，主要是因为缺少足够的新经济活动种类造成的，所谓的“内卷”就是对存量经济活动的过度竞争所致。经济活动种类越少，竞争就越激烈，就越“内卷”。这几年，一些地方对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的重复建设和竞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如果有更多种类的经济活动被释放出来，那么竞争的激烈度必然减少。在很多的领域，因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存在监管过度的情况，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城市的“美观”，减少了非常生活化的经济活动，还有些高科技领域的经济活动因为相关政策未能跟上而不被许可、落不了地。只有经济活动走向多样化，才能有力推进现代化产业的体系化。
第四，“密”就是经济活动的密度。“密”和“多”不一样，“多”指的是经济活动的多样化，而“密”则指同一经济活动的细分领域。一种经济活动越是细分，密度就越高，这和劳动分工有关。在企业层面，我国企业经济活动的“密度”有待提升。部分企业仍采用“什么都自己生产”的方式，几乎不涉及供应链和产业链。从长远看，因为缺乏竞争，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就会趋于落后。在社会层面，“密”也体现为是否可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偏好。例如，一些人喜欢到高档餐厅消费，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到路边摊消费；一些人喜欢鞋子旧了就购买新的，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对旧鞋修修补补。一个有密度的产业应当能够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
第五，“强”就是产业系统的先进程度。这往往以技术发展水平来衡量，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对外，为避免“卡脖子”和“脱钩断链”等威胁，我们必须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内，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和关键。
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从思想认识层面来说，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战略概念。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经济体现代性的最核心体现，没有新质生产力作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把新质生产力视为一个关系国家发展的战略概念，而非指一些具体的技术和产业。尽管新质生产力需要具体的技术和产业部门来表现或者代表，但是把新质生产力等同于这些具体的部门，无疑使得这一概念失去了其应当有的战略涵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是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所需要处理好的一些重要关系的科学论述，包括前沿经济和赶超经济之间的关系、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可以分为前沿经济和赶超经济；相应地，技术也可以分为前沿技术和赶超技术。因为科技进步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新质生产力也必然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未来技术塑造未来产业。正因如此，所有经济体，凡是有能力的，都会追求技术进步。
尤为关键的是，要处理好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传统生产力视为是落后的，也不能认为新质生产力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如果各级政府有这样的观念，一旦看到一种被认为是新质生产力的东西就一哄而上，那么就会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所强调的是产业的现代性，而非只有现代或者未来技术才代表现代性。简单地说，即使是传统的农林牧副渔业也可以具备现代性，因此如果认为工业才具有现代性，而忽视了农林牧副渔业，那么一个经济体肯定会出大问题。
在这方面，西方一些国家是有深刻的教训的。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下的英国和美国为例，英国“撒切尔革命”开始之后，金融业被视为是最具现代性并且是主导未来经济的产业，英国政府因此放弃了制造业而把发展重心转向金融业。尽管这一产业政策塑造了日后的伦敦金融城，但英国也从此告别了制造业。英国本来存在一个比较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但这一政策使得英国制造业大量流失。这一判断错误导致传统产业消失、新制造业与英国无缘。今天英国的产业结构畸形、就业不足、地方税收减少、中产阶层萎缩、社会高度分化等几乎所有病状都与此有关。
美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类似。二战之后，美国形成了一个系统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但“里根革命”之后，美国也放松了金融管制，导致美国资本带着技术离开了美国本土，流向全球各地。这造成了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去工业化”局面。尽管美国一直牢牢占据着世界的前沿技术，但没有能力生产中低端产品，日常商品市场充斥着外国产品。“去工业化”一直被视为是美国经济的致命伤，技术、就业和税收流失，中产阶层规模迅速缩小。中低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而高科技出口又被视为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而受到限制。这样，中低端产品进口所产生的贸易逆差不能得到高科技出口的平衡，自然就导致贸易不平衡。但一旦使用关税来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就导致国内的通胀，影响人民的生活。
因此，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对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作科学的理解。
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既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也需要巩固传统生产力。产业升级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举例说明：其一，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子产品；其二，始终生产鞋帽，但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第一种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即从传统产业升级到现代产业；第二种是在同一种产业范畴内的升级。这两种升级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对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科学理解应当是：一方面，通过追求新的技术进步来塑造未来产业；另一方面，通过新的技术来赋能老的产业，促进其升级和现代化。
就政策执行而言，这也要求注意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基于新质生产力之上的新产业；第二，对每一种新的技术，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新产业上而忽视老的产业，在发展新技术的同时需要思考如何通过新技术来赋能老的产业，促成老的产业的升级。
三、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方向和方法论。
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要素的重要性是不断递增的。从低度发展到中等发展水平的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在发展早期，经济要素成本低廉，包括劳动力和土地，人们对环保的要求也不那么高；此外，发展早期存在着大量的经济增长空间，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现有技术应用而产生的制造业等。只要找到启动发展的资本，配置有效的政策，增长就可以实现。在这个阶段，对企业来说，做什么都可以赚钱。
但是，从中等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的过程要困难得多。一是生产要素成本提高，二是新经济增长空间匮乏。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因此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原因主要是实现了可持续的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这些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大量投入科技创新，几乎每十年实现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不仅促成了传统产业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新的经济活动。对社会来说，新增经济活动扩大了就业，使劳动者增加收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对政府来说，可增加税收，使其有能力扩大对科研的投入，并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有驱动科技创新的“三驾马车”，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总结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可见，这三者缺一不可。
一般地说，基础科研的主体是大学和研究机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活动一般都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大都发生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国家需要为科研群体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其追求科研兴趣。政府在基础科研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需要资助大学和科研机构，更需要创建基础科研所需要的实验室等。也应当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大公司也承担起基础科研的任务。如果说大学的基础科研多是兴趣导向的，那么企业的基础科研多是问题导向的。从大学的基础科研到应用技术转化需要一个比较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企业的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往往是无缝对接。应当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大学的基础科研不重要了，并不是所有的基础科研都可以由企业来承担，兴趣导向的基础科研的重要性会是永恒的。
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市场竞争机制是驱动企业主动参与转化、优化转化路径的动力。市场竞争通过价格信号、需求反馈等机制，推动企业对应用技术转化方向进行动态调整。企业为在同类技术转化成果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需持续优化转化流程、控制转化成本。这不仅体现为同类产品的竞争，更体现为优胜劣汰技术路径的竞争。要完善相关竞争机制，以竞争驱动企业持续投入技术迭代，对已转化的技术进行优化升级。同时，为增强应用技术转化的积极性，政府需通过出台政策等进行引导，并为应用技术转化设定合理规则，适时整治“内卷式”竞争等无序竞争，规范市场秩序，确保应用技术转化朝着效益最优的方向进行。
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一般是金融机构。政府通过财政系统支持基础科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当然，在发达国家，很多私营企业也以不同方式从事基础科研或支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科研。但政府很难支持应用技术转化，因其风险极高。同理，传统银行也很难去做那么高风险的事情。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风险投资作为适配应用技术转化高风险特征的金融工具应运而生。从实践来看，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诸多制造业及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都得到了风险投资的关键推动，其在衔接金融资本与应用技术转化间的桥梁作用已得到充分验证。
二战以来，大多数原创性技术都来自基础科研，再从基础科研转化成为应用技术，而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转化都需要充足有效的金融服务。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发达经济体，金融也是促成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有效对接或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最有力抓手。
因此，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这“三驾马车”，通过一体化推进理顺了科技创新的整体逻辑，也可以称之为建设“大科研体系”。
四、以“大科研体系”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层面已经非常清楚，但要把理论转化成为现实依然需要诸多努力，尤其是体制机制的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表明对“大科研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
从“大科研体系”的要求出发，很多制度、要素方面还存在短板，或还没有理顺关系，科研管理方面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影响了科研经费的分配，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了对“科研”的定义。在学界和业界，很多人对科研和发表论文之间的关系有错误的认知，把发表论文与搞科研等同起来。因此，尽管我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增，但转化率依然较低。就科研的工具来看，部分科技实验室互不关联、互不开放。尽管国家实验室越来越多，但一些实验室使用不足，造成浪费。把实验室的“多而不强”转为“又多又强”，需要系统性的体制机制改革。在技术转化端也存在问题。如对产学研过程缺乏科学的理解，过度要求做基础科研的人也要去做技术转化，不利于基础科研本身的发展。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机制也有待完善。从理论上说，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种重视尚缺乏转化机制。职业学校因此很难产生工匠，更难有工匠精神。
在创新领域，有些关系还没有理顺，尚需完善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制度，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创新的金融支持尚有待发展。严格说来，我们还缺乏能够支撑科技创新的金融系统。一些新技术因为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而被外国资本所收购，或者不得不流落到海外。一般来说，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城市层面，凡是技术创新投资最终都可能会孵化出新技术和基于新技术之上的新经济活动。如何发展能够为未来技术提供足够金融服务的金融业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任务。连接产学研的应是一整套体制机制，这方面的改革也亟待加快。今天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出现大量的原创性技术，但因为监管不够科学，使得有些技术难以落地。
类似这样问题怎么解决？有以下几个关键点需要考量。
第一，需要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改革。很多重大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系统推动，如产学研一体化体系建设、支撑耐心资本的体制机制建设、国家实验室的开放和协调使用、科创体系的全国布局等。
第二，需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对企业的技术落地进行适度监管，在环保和劳动权益方面，监管要划底线和红线。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加强科研跨境协作和风险防范。
第三，需要在试验区进行试点改革。在条块管理的体制内，很难通过“条条”发生有效的改革。因为改革涉及太多部门，很多改革都容易导向碎片化和分割化。因此，有效的改革可从“块块”进行，给予“块块”充分和完全的授权。因为这种授权往往是一揽子的“政策包”，改革可产生系统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总结可复制的经验，再向其他地方扩散和推广。应当指出的是，“块块”既可以体现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也可以体现为一个功能领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很多城市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可以设立“科创特区”的“块块”。在这些“块块”，可赋予真正实现基于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这“三驾马车”之上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各项政策，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科创成果，在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同时赋能现有产业。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