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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
文|胡玉玮 冯天泽
2025年多项经济指标显示，总量上国内经济增长稳健，结构上呈现高质量发展。政策端，聚焦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反内卷优供给，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并进，民生保障继续强化等。展望2026年，宏观政策层面关注三个方面：（1）增长动力：GDP增长目标5%左右，科技产业红利逐步释放，消费显著拉动经济增长，房地产有望结构性见底企稳。（2）政策脉络：“十五五”规划纲要预计将公布定量指标和重大工程项目。财政政策强调可持续性，稳健积极，货币政策以支持为主、稳中有松，产业政策优化实现结构性调整。（3）外部风险：美联储降息进程、美国中期选举、中美战略博弈与全球地缘风险可能带来扰动。建议关注：科技创新、基建顺周期、服务消费、公用事业四大主线投资机遇。
2025年经济形势回顾与分析：经济增长强劲，结构上高质量发展，失业率平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制造业景气度提升。企业利润加快恢复，高技术制造业带动作用明显。消费领域价格保持稳定，生产领域价格降幅有所收窄，M2-M1剪刀差明显收敛，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降。外贸增速加快，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均提速，股市普涨后趋稳，债市慢牛。
展望2026年宏观经济：预计GDP增长目标5%左右；产业结构优化，壮大科技新动能；消费平均增速约为5%；CPI有望回正、PPI处于负值区间；房地产有望见底企稳；财政赤字率延续扩张态势，维持4%左右，广义财政赤字率增至8.3%左右。
展望2026年重点政策：“十五五”规划落地形成顺周期刺激，财政政策稳健中偏向积极，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基调，产业政策持续优化实现结构性调整。需求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供给端构建科技创新、产业应用、金融支撑协同发展格局。外部风险包括：美联储降息、美国中期选举、贸易博弈、地缘冲突等。
2026年大类资产配置建议：预计黄金价格将走高，原油价格略升，A股建议超配，债市谨慎乐观。美股保持谨慎，美债有望走牛。人民币可能迎来上行空间。
2026年潜在投资机遇：建议关注科技创新、基建顺周期、服务消费、公用事业红利四大主线。
一、当前经济形势回顾与分析
（一）实体部门
今年经济增长强劲，结构上呈现高质量发展。前三季度我国GDP累计同比增长5.2%，其中，一季度增长5.4%，二季度增长5.2%，三季度增长4.8%。四季度经济增长压力下降，平均增速达到4.6%左右即可完成全年5%的增长目标。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0.5%，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增长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09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2%。
失业率走势平稳，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1-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上年同期上升0.03个百分点。各月失业率保持在5.0%至5.3%之间，波动幅度为0.27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减少0.08个百分点，月度失业率走势较平稳，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总体就业稳定。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09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2%。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991元，实际增长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86元，实际增长6.0%，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
PMI近期有所回升，制造业景气度回暖。9月中国综合采购经理指数（PMI）产出指数为50.6%，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扩展部分步伐加快。制造业PMI为49.8%，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受益于新订单带动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大、小型企业利好，PMI分别为51.0%和48.9%，比上月上升0.2和1.6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建筑业指数为49.3%，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略有回暖但仍在荣枯线之下；商务活动PMI下降至50.0%，服务业PMI下降至50.1%，均在荣枯线之上。预计年底前PMI将运行在荣枯线之上，持续改善经济增长动能。
企业利润加快恢复，企业营收增长加快，高技术制造业带动作用明显。1-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3732亿元，同比增长3.2%，为去年8月份以来各月累计最高增速。1-9月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4%，增速较1至8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企业成本增速快于营收增速，导致毛利下降，利润增长乏力。从细分领域看，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7%，较1—8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6个百分点。其中，在航空航天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利润增长11.3%；智能化、自动化领域创新持续推进，带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等行业利润分别增长81.6%、39.7%、25.5%；精密仪器制造高质量发展效果显现，光学仪器制造、专用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利润分别增长45.2%、17.5%。
（二）货币部门
消费领域价格保持平稳，生产领域价格降幅有所收窄。前三季度，消费领域价格运行总体平稳，CPI比上年同期下降0.1%，降幅与上半年及一季度相同。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自春节后持续回升，3月份同比上涨0.5%，9月份涨幅回升至1%；前三季度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半年扩大0.2个百分点。前三季度，PPI比上年同期下降2.8%，其中三季度下降2.9%，降幅比二季度收窄0.3个百分点。分月看，1—7月份，受部分行业需求偏弱、外部输入性价格传导及国际贸易不确定不稳定性等因素影响，PPI环比持续为负，同比降幅由1月份的2.3%扩大至7月份的3.6%；8、9月份，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国内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部分行业供需结构改善，PPI环比连续两个月持平，同比降幅分别收窄至2.9%和2.3%。
M2-M1剪刀差明显收敛，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降。截至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35.38万亿元，同比增长8.4%。狭义货币（M1）余额113.15万亿元，同比增长7.2%，M2-M1剪刀差1.2%，刷新年内低值。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7619亿元。截至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37.08万亿元，同比增长8.7%。从结构上看，企业债券余额占比7.7%，同比低0.3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比21.2%，同比高2.1个百分点。9月金融数据整体平稳，亮点在于资金活化程度的改善，或与财政资金的下发或化债有关。
（三）对外部门
进出口增速逐季加快，出口产品向新向优，进口运行逐步回升。进出口方面，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3.6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其中，出口19.95万亿元，增长7.1%；进口13.66万亿元，下降0.2%。9月当月，进出口4.04万亿元，增长8%。今年一、二季度我国进出口分别增长1.3%和4.5%，三季度增长6%，已连续8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品类方面，前三季度，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2.07万亿元，增长9.6%，占出口总值的60.5%，提升了1.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仪器仪表等高技术产品分别增长8.1%、22.4%和15.2%；“新三样”产品、铁道电力机车等绿色产品增速均达到两位数。
外贸主体积极活跃。前三季度，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70万家，同比增加了5.2万家。其中，民营企业61.3万家，进出口19.16万亿元，增长7.8%；外商投资企业8万家，进出口9.82万亿元，增长3.1%。
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37万亿元，增长6.2%，占进出口总值的51.7%，比重提升了1.1个百分点。对东盟、拉美、非洲、中亚等进出口分别增长9.6%、3.9%、19.5%和16.7%。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
（四）财政部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均提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3876亿元，同比增长0.5%。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32664亿元，增长0.7%；非税收入31212亿元，下降0.4%。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837亿元，下降1.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3039亿元，增长1.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方面，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8064亿元，同比增长3.1%。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31008亿元，增长7.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7056亿元，增长2.4%。
（五）资本市场
股市普涨后趋稳，债市慢牛格局渐显。一季度，A股市场震荡走高，以Deepseek概念为首的人工智能板块成为一季度市场主线之一，提振A股科技股大行情，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A股主要股指多数呈上涨态势，北证50指数表现最强，中证1000、科创50、万得全A、深证成指均录得上涨，机械、有色金属、汽车与零配件涨幅位列行业前三，其中，机械行业以10.74%的涨幅居首。上半年，A股市场震荡走高，主要股指均呈上涨态势，北证50指数表现最强，累计涨幅达39.45%，中证1000、万得全A指数均累计上涨超5%，在全球贵金属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2025年上半年有色金属以17.93%的涨幅位居行业涨幅榜榜首，企业服务、家庭用品、银行业涨幅均超15%，此外，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货币等概念轮番表现，成为2025年上半年市场热点。前三季度A股市场强势运行，主要股指累计涨幅均超10%，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双双领涨，累计涨幅均达51.2%，北证50指数累计上涨47.29%。有色金属累计涨幅达65.52%，位居行业涨幅榜榜首，硬件设备、半导体涨幅均超50%。此外，人工智能、有色稀土、机器人等概念持续活跃，成为前三季度资本市场焦点。
二、2025年度重要政策回顾与分析
（一）扩内需促消费
2025年宏观政策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其中“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抓手。从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到3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的出台，再到“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谋篇布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政策贯穿全年。政策层面，2025年上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密集出台了消费促进系列政策。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等七大专项行动，标志着提振消费从宏观部署走向系统施策。同月，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并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之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并强调“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从制度层面为扩大内需提供长期保障。
在实施方面，政府推出了包括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旧换新、文化旅游促销、线上线下融合促销等一系列具体措施。2025年上半年我国零售额同比增长约5%，其中家电、体育户外、健康消费板块增速为两位数。尽管整体消费信心仍处低位，但耐用消费品、服务消费等领域的消费结构已现恢复迹象。同时，消费金融政策与收入政策形成合力，央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支持增强消费能力、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挖掘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提升消费供给效能；财政部加大个税优惠、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切实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各地纷纷推出促消费活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发放合计超200亿元消费券，带动夜间经济和节庆经济快速恢复。展望未来，随着居民就业和收入稳定性提升，以及消费信贷政策持续优化，预计2026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高，消费主导型增长格局有望逐步巩固。
（二）反内卷、优供给
“反内卷、优供给”贯穿2025年全年宏观调控，通过遏制低价倾销和地方保护性补贴，维护市场秩序，为先进产能腾挪空间，避免资源消耗在无效竞争中。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恶性竞争’，标志着相关政策从舆论倡导转向制度实施。2025年3月，“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5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整治“内卷式”竞争十项措施》，7月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进一步要求“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反内卷”政策的政策抓手分为两类，一是“反内卷”监管，全年聚焦清理地方歧视性补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条款，规范低价倾销行为；二是“优供给”激励，财政部推出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贴息比例1.5个百分点，期限2年。央行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至8000亿元，利率由1.75%下调至1.5%，专项支持企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展望未来，随着光伏、水泥、汽车、储能等重点行业产能治理方案陆续落地，政策将保持“反内卷”高压态势，同时加大优质供给财政金融倾斜，绿色、智能、品牌化的先进供给体系加速成型。
（三）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并进
2025年是“新质生产力”体系深化与制度全面落地的关键一年。自2024年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以来，2025年各地开始进入政策执行与产业升级阶段。科技创新支撑体系持续完善。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科学技术支出同比增长11.3%，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突破45万家。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24年高新技术企业减税降费超2.6万亿元。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与金融体系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扮演更积极角色，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期规模达800亿元。从区域层面看，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科技创新高地持续加快布局。AI算力中心、智能芯片制造基地、量子通信网络建设等项目进入集中落地期，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景气度显著上升。
（四）强化民生保障与就业优先政策
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全年的民生与就业工作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明确提出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并强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2025年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民生政策成为稳增长、促消费、防风险的重要支撑。在就业方面，报告设定了 “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 的预期目标，这体现了政府在复杂经济环境下稳定就业大局的决心和信心。社保保障方面增加居民安全感，提升对未来预期和信心，被视为敢消费、能消费。随着这一底层逻辑成为共识，财政投入方向转向于“投资于人”将财政资金更多投向人而非传统基建，建立起制度性、普惠性、发展性政策体系。
就业方面，针对2025届高校毕业生1222万人的历史新高，人社部等9部门同步启动“春暖农民工”两大行动，根据人社部2025年10月29日发布的信息，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057万人，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为企业减少用工成本1384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96亿元，向14万户企业发放扩岗补助9亿元。育儿方面，202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中，财政部提到国家财政安排1000亿元发放育儿补贴、200 亿元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重点用于一次性扩岗补助、社保补贴和公益性岗位安置，覆盖范围首次扩大到社会组织。此外，养老金实现第21年连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月增20元，全国平均替代率升至48%。医保方面，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再增30元，达到670元。
（五）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
面临内部总需求不足、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双重压力，202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超常规”是相较于常规逆周期调节，意味着政策工具会更加多元和主动，政策实施更具前瞻性、针对性与有效性，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的坚定决心。
2025年，为落实“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要求，财政与货币政策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组合拳，协同发力，共同支撑经济稳定增长。财政政策方面，基调从“积极”转为“更加积极”，赤字率有望明显上调。同时，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也有望进一步提升，资金将投向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等关键领域，并加大对消费和房地产领域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方面，总基调时隔十余年由“稳健”转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将显著加大。
地方政府债务方面，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2024年11月表示，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并正在积极谋划下一步的财政政策。回顾2024年，中央政府打出12万亿元化债“组合拳”，2025年新增专项债额度3.9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其中5000亿元用于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8000亿元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建设。展望未来，中国中央财政在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上仍然能够发力。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政府债务水平，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仍处于相对健康的区间，这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六）稳住楼市股市
202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处于深度调整期，政策的核心目标从过去的“调控”转向“稳定”，致力于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与以往侧重于短期刺激需求不同，2025年的房地产政策更加注重标本兼治，密集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的政策举措，其力度和广度均前所未有。在需求端，政策的核心是降低购房门槛和成本。全国范围内不再区分首套房和二套房，统一了15%的最低首付比例；同时，引导商业银行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平均降幅大约0.5个百分点。在供给端，政策重点关注“去库存”和“保交楼”，通过货币化安置方式，计划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直接创造增量需求 。同时，延长房地产金融政策的实施期限至2026年底，以缓解房企的资金压力。从市场成交数据看，主要城市的一二手房成交量出现大幅回升，上半年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连续多月同比增长，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实现“九连增”，申万一级房地产行业指数涨幅超20%。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房地产市场，为市场筑底企稳提供了有力支撑。
展望未来，房地产市场有望实现筑底企稳与分化修复，专项债资金的精准投放将成为稳投资、稳增长的关键抓手。
三、展望2026年的宏观经济和政策
（一）增长动力
1.GDP将设定5%左右的稳定增长目标
预计2026年GDP增长目标将设定在5%左右。目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将更多依赖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创新驱动、绿色转型等关键战略方向，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释放潜力。然而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可能导致出口增速下降；房地产企业债务处置滞后或拖累投资增速；地方政府化债与基建投资的平衡难度可能制约财政效能释放。“十五五”规划的核心任务是稳预期、强信心、促转型。根据2035年人均GDP较2020年实际翻一番的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时期预计年均增长5.25%的基础上，在增长中枢缓慢下移的规律约束下，“十五五”规划时期需保持4.75%的年均增长速度较为稳妥，以顺利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长远战略目标，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年需奠定增长惯性。由于超预期的外贸支持和内部AI等科技突破催化产业机遇，2025年GDP实现原定5%左右的目标并无太大难度。考虑到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时期的开局之年，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聚焦新质生产力等关键方向的基础上，需奠定增长惯性；同时，更需通过设定一个相对较高的目标来稳定市场信心、引导资源投向，为五年周期增长筑牢预期基础，因此预计2026年GDP目标或将设定在5%左右。
2026年GDP增速可能将呈现出“前低后高”格局。一季度受基数效应及内需疲软压制，二季度起随财政发力、出口改善逐步筑底，三四季度依托政策发力见效与核心城市房地产企稳趋于稳定。
外需方面，2025年10月底，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协议，美方同意降低对华商品的关税，并暂停进一步升级芯片和矿产出口管制，中国则暂停了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并恢复购买美国大豆，为关税风险按下了“暂停键”。美方将取消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10%“芬太尼关税”，并对24%的“对等关税”暂停一年，中方相应调整反制措施，双方同意延长部分关税排除措施。将短暂利好2025年底及2026年一季度出口。然而，考虑到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团队或在一、二季度加码关税以造势，外部贸易压力仍将是影响2026年经济的关键变量。2026年下半年，随着供应链适应性调整的深化及基数压力的缓解，出口表现有望优于上半年，但仍将受到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制约。内需方面，尽管2025年一季度GDP增速预计将达到约5.2%，高于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但2025年GDP前高后低的基数特征，以及四季度增量政策偏保守，可能导致2026年一季度面临显著基数压力。尽管内需在2025年有所回暖，但消费、投资、房地产仍处下行趋势，且外需冲击尚未充分释放，预计2026年一季度内需大概率延续承压态势。下半年内需改善动力将逐步增强：财政层面，提前下达的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虽支持一季度项目资金需求，但实物工作量集中释放预计始于二季度及以后；产业层面，“两新”政策加码与“两重”投资扩张将持续发力，基建与制造业投资形成结构性支撑，但“两新”政策的边际效果将会显著减弱；房地产领域，核心城市新房与二手房市场有望在三四季度逐步企稳，三、四线城市虽仍滞后，但整体市场拖累效应将边际减弱。政策层面，2025年四季度增量政策的保守取向，使得2026年政策发力更侧重“后半程见效”：尽管货币与财政工具（如降准、专项债、结构性再贷款）存在年初发力的可能性，但受项目储备、传导时滞（短期政策需3-6个月显效）等因素影响，实际提振效果将集中体现于下半年。
综合来看，2026年GDP增速将呈现“前低后高”格局：一季度受基数与内需疲软压制，增速承压；二季度起随财政实物工作量释放、出口边际改善，经济逐步筑底；三四季度在政策效果集中显现与房地产企稳带动下，增速趋于稳定。
2．产业结构优化，壮大科技新动能
我国工业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占比不断提高。2025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于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7%）。高技术制造业PMI为51.04，行业扩张态势相对稳定。2025年7月28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强调重点抓好八个方面工作。一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全力巩固工业经济基本盘。二是加力推进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积极稳妥应对风险挑战。三是更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四是深化数字技术赋能应用，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五是坚持绿色发展，提升工业能效与绿色发展水平。六是促进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七是健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加强和改进企业服务。八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
在科技产业布局方面，2026年将加速技术融合，聚焦前沿领域突破。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聚焦人工智能、5G与物联网协同发展，截至6月底，5G基站达455万个，在用算力标准机架达1043万架。GSMA《中国移动经济》报告显示，移动技术和服务在2024年为中国经济贡献了1.2万亿美元，占GDP的6.2%。2024年，5G连接数超过10亿，目前占移动连接总数的55%，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5G普及率将达到88%，年经济影响将达到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3%。“十五五” 明确实施 “人工智能 +” 行动，要求 2026 年实现 AI 与制造业、医疗、金融等 10 大领域深度融合。这意味着2026年将进一步推进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质生产力体系，在回应技术革命这一时代需求的同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科技产业投入方面，将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关键枢纽作用。2025年5月，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发布《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聚焦服务于国家重大科技战略部署，着力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以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6月18日，证监会推出深化科创板改革“1+6”政策措施，内容包括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对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企业，试点引入资深专业机构投资者制度；面向优质科技企业试点IPO预先审阅机制；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等，说明中国正通过系统性金融改革加速科技与资本的高效对接，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最为优先的两个政策支持领域，凸显了政策方面对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重视。《建议》明确了四类产业目录清单，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从未来产业到卡脖子产业，清晰明确地为后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指明了发展重点和演进方向。2026年作为“十五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必将在相关领域提前谋划、提早布局，重点对相关产业进行政策支持。
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拉动作用显著提升
预计到2026年，消费增速将呈现稳步且持续上升的态势，平均增速约为5%，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显著增强。这一预测的核心逻辑在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转型，即从过去的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内需和消费驱动。一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就业市场的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健增长为消费提供坚实基础。二是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将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意愿，从而释放更多的即期消费能力。三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将推动服务型和品质型消费的结构性升级，且政府预计会继续出台鼓励消费的政策，共同营造有利的消费环境。
2026年，中国通胀形势预计呈现CPI有望回正、PPI较长时间处于负值区间的分化态势，且整体价格上行动能普遍偏弱。一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有望逐步摆脱低位实现回正，但受制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社会保障支出挤压消费需求等结构性因素，回正后的CPI中枢可能仍处于1%之下，大幅上涨动力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尽管工业领域通过“反内卷”政策推进产能治理、避免恶性竞争，且国内稳增长政策对基建板块形成一定支撑，但此轮PPI负增长源于地产深度调整带来的需求不足，且下行压力已传导至中游制造与下游消费领域，行业覆盖广泛性远超以往周期，叠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中枢虽有支撑但难改工业领域供需失衡格局，预计PPI仍将在负值区间持续运行。然而，全球高通胀、高债务、高不确定性与低增长的“三高一低”环境，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大宗商品供给波动等外部输入性风险，仍可能对物价稳定构成阶段性扰动。综合而言，政策目标重在推动CPI稳步回正、缓解PPI通缩压力，并建立长效监测机制以防范通缩预期固化。
4．房地产有望见底企稳
当前，房地产行业表现为新房价高量少，二手房以价换量。房地产市场商品房销售面积呈下降趋势，成交金额存在波动。二手房趋势表现为出售挂牌量价双下行，说明二手房行业进入“去库存”周期。预计房地产市场企稳呈现“新房先于二手房、核心城市先于三、四线”的分化节奏，且均遵循“成交量先企稳、价格后巩固”的规律，关键时间节点或呈现为：核心城市新房成交量有望在2026年Q2率先稳住，随后，在改善需求持续释放与供应结构优化的支撑下，核心城市新房与二手房价格有望在2026年下半年逐步进入稳定区间，而三、四线城市因高库存、人口外流及产业支撑薄弱，企稳进程显著滞后，其整体企稳过程可能延迟至2027—2028年。不同城市需根据自身基本面制定差异化策略，核心城市聚焦品质升级与需求释放以巩固企稳成果，三、四线城市则需通过产业协同和人口导入先推动成交回暖、再实现市场出清。未来，“总量趋稳、结构分化”将成为新常态，房地产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二三、四线城市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凭借高人口基数和政策敏感度率先企稳，核心区域已出现二手房带看量回升和新房去化周期缩短等积极信号。根据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统计，2024年12月北京二手房网签量达21556套，环比上涨约14.89%，同比大幅上涨约66.29%。强二线城市（如杭州、武汉）呈现分化态势，核心区域量价结构性回暖，而非核心区域仍面临压力；三、四线城市则深度调整，量价双弱，市场需求相对疲软，尤其是那些经济基础较弱、人口外流严重的城市，市场活跃度进一步下降。整体来看，城市能级越高，量价企稳的节奏越快，核心区域的需求韧性是关键支撑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强三线城市（如佛山）因产业基础扎实，可能跟随二线城市同步企稳，形成“中间梯队”复苏格局。
在短期政策支撑下，房地产消费空间得到拓展，潜在发力方向较为明确。当前政策主基调从早期的“房住不炒、稳地价、促刚需”逐步转向“防风险、去库存、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2024年5月，多部门优化多项需求端政策，包括但不限于降低首套首付比例至15%，取消全国层面首套、二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等。2024年起，以苏州、长沙、成都、杭州为代表的核心二线城市全面取消限购，广州成为首个取消限购的一线城市；2025年，北京、上海、深圳跟进优化限购政策（如上海外环外放开限购、深圳分区调整购房条件等），并配套房产税减免（上海对非户籍家庭首套房免税）。截至目前，除北京、上海等地核心区购房限购外，其余城市已基本全面取消限购，叠加融资支持政策、成本优化政策、闲置土地收回再供应政策等，有望形成更完善的房地产政策“组合拳”。与此同时，我国正积极推动存量商品房收储政策的实施，逐步形成“中央统筹、地方落实、金融支持”的协同推进机制。截至2024年12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响应中央政策开展商品房收储工作，其中贵阳、长春、保定等10多个城市率先完成项目落地，累计筹集保障性住房超15万套。这一创新模式既有效化解了商品房库存压力，又快速扩充了保障房供给，展现出一举多得的政策效果。随着各地实施细则的不断完善和金融工具的持续创新，预计2026年收储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二）政策脉络
1．“十五五”规划落地形成顺周期刺激
根据“十五五”规划的建议，预计2026年将通过一系列增量政策来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这些政策将着重于促进“收入—消费—投资”三重循环，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居民增收领域，规划明确“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目标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支持，并通过工资增长刚性机制覆盖制造业、服务业重点行业。同时，政府正致力于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以实现劳动报酬比重的实质性提高。在消费刺激领域，政策突出“精准分层”，对中低收入群体发放定向消费券，同步减免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补贴；对高收入群体则优化奢侈品进口关税及高端文旅消费供给。在投资拉动领域，“两重”“两新”仍是核心载体，政策导向转向技术融合。例如，5G基站、数据中心建设需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特高压电网升级需兼容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并网；传统“铁公基”项目占比将降至30%以下。
2026年供给侧政策的核心在于打破技术约束与资本错配，构建科技创新、产业应用、金融支撑协同发展格局。产业政策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纲领，一方面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学研协同机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动企业与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聚焦国家战略需求领域实现“从0到1”的突破。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场景创新与技术商业化落地，以进一步加速制造业的“数智绿色”转型进程。通过持续实施“智改数转”补贴政策，为B2B系统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提供设备购置、系统集成、研发费用及示范项目等多方面的补贴支持；建立钢铁、化工等高碳行业“碳足迹追溯体系”，倒逼低碳技术改造。金融供给侧改革聚焦三大突破点：其一，提升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与适应性。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以深化科创板、创业板改革为契机，大力拓展多元股权融资方式，全面提升对实体企业的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二是构建“自主可控人民币跨境支付网络”，扩大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三是强化市场内在稳定机制，在融资结构、公司治理、专业服务、监管执法等方面协同发力，助力上市公司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探索杠杆资金的逆周期调节机制，避免过度的追涨杀跌。
2．财政赤字率延续扩张态势
作为“十五五”开局关键年，2026年我国财政赤字率将延续扩张态势，其中狭义财政赤字率维持4%左右，广义财政赤字率则有望小幅扩张至8.3%左右，整体呈现“中央财政扩张力度大于地方”的核心特征。这一安排既契合“十五五”时期“赤字适度扩张”的长期导向，更针对2026年经济修复与战略投入的现实需求。
从政策逻辑层面分析，2026年财政赤字扩张是“收支承压下的必然之选”。在财政收入端，2026年传统税源弱化、新兴税基尚未成型的格局仍将延续。2024年，土地出让金为4.8万亿元，同比下降16.0%；资源税为2964亿元，同比下降3.5%，这种弱势表现预计在2026年仍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而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的税基虽处于培育阶段，但短期内难以完全填补传统税源的缺口；在财政支出端，2026年民生刚性支出与战略投入的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凸显。2024年，社保、教育、医疗这三类核心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达36.7%。2026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预计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突破21%），养老金、医疗保障支出规模会持续扩大，叠加“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科技研发（如“新质生产力”培育）、绿色低碳转型（如新能源基建）等方面的强制性投入需求，财政支出的弹性空间持续收窄，收支缺口需通过适度扩大赤字予以弥补。
从举债空间看，2026年赤字扩张具备可行性。当前，我国政府负债率为68.7%，显著低于G20国家118.2%的平均水平。并且，2026年国债实际利率预计仍将低于经济增速，债务可持续性较强，这为赤字扩张提供了安全缓冲。此外，2026年中央财政将更主动承担扩张责任，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地方收支矛盾，避免地方因“财力不足”制约政策效果，进一步强化“中央主导、地方协同”的财政发力格局。
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中央政府预计将成为加杠杆的主要力量。近年来，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展现出更强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其政策实施已成为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支撑。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发行常规国债与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加杠杆，为经济增长奠定稳定基础，既保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也为宏观经济运行增添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为地方财政提供精准的流动性支持，此举不仅能有效缓解地方财政收支压力，还能通过资源统筹，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动力，助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财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2026年作为“十五五”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开局之年，改革将聚焦破解地方财政结构性矛盾、构建适配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财税体系，年度重点预计围绕三方面推进：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2026年或将率先启动教育、医疗领域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试点，明确中央与地方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中的分担比例；二是以消费税改革落地为地方税体系建设的核心突破点，2026年同步启动附加税整合试点与新业态税制框架搭建；三是推进个税改革“小步快跑”，2026年重点实现经营所得与部分财产性所得的综合征收试点，同时强化新经济领域个税征管，逐步提升收入分配调节效能。
“十五五”时期地方税体系建设将以消费税改革为核心抓手，同步推进附加税整合与新业态税制完善，2026年作为改革开局关键年，有望启动初步落地动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作为间接税，与所得税等直接税相比，消费税征管相对简便，在财政收入筹集中具有相对较强的弹性优势。预计“十五五”期间，地方税体系建设将聚焦以下方面，其中多项举措有望于2026年率先启动并初步落地：一是优先对重点消费品实施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优先针对摩托车、高档手表等征管难度较低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成品油等在消费税收入中占比高、与民生保障和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消费品，实施消费税征收环节从生产端后移至零售端，直接增加地方税收分成。二是加快完善绿色业态配套税制，平衡新能源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从现实影响来看，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达44.3%，其快速普及持续压缩占消费税收入约1/3的成品油消费税规模，直接削弱了地方传统税源的支撑力度；与此同时，当前新能源汽车在购置环节（如车辆购置税减免）和保有环节（如车船税优惠）仍享受多维度税收优惠政策，从长期看需统筹产业发展与财政平衡。三是构建数字经济适配税制，拓展地方新型税源。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呈现高速发展态势，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2.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45%。，在催生大量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的同时，也对现有税收制度提出适配需求，亟需构建与数字经济特征相匹配的税制体系，既为地方拓展稳定税源、增强财政汲取能力，也为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提供可持续财力支撑。
个税改革通过合并简化税目、完善税前扣除制度、优化税率结构、引入家庭支出申报制度以及完善涉税信息系统和征管机制，旨在通过范围扩容与征管强化，提升收入分配调节效能。。当前，我国个税主要聚焦于工资薪金等劳动性所得，此类所得占税收比重仅8%左右，而对经营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的覆盖不足，导致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十五五”期间，预计个税改革将重点从两个方向突破：一方面，逐步将经营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纳入综合征收范围，先实现全部劳动性所得的统一征税，再逐步迈向全面综合征收制，以解决当前“工资税”与个体经营所得计税规则差异所引发的公平性问题；另一方面，在维持个税免征额稳定的基础上，适度降低综合所得最高边际税率，同时强化对直播等新经济活动以及娱乐明星等畸高收入群体的征管力度，建立专项征管机制，通过数据穿透式监管堵塞避税漏洞。征管层面将依托“以数治税”技术，搭建个税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的联动管控系统，确保综合征收政策落地见效。预计到2030年，个税占税收比重将提升至12%，更好发挥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3．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或将继续维持适度宽松基调，呈现“稳慎降息、积极降准、结构性工具深化”的特征。2026年，我国货币政策将延续适度宽松主基调，这一判断既源于外部环境的支撑，也深深根植于内部经济运行的现实需求，政策操作将更注重总量调控与结构引导的协同发力。从外部环境看，全球货币政策周期的调整为国内政策腾挪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历史经验，美联储开启降息通道并暂停缩表进程，通常会引发经济和就业市场的惯性下行，且在首次降息后的几个月内，美国经济和就业有可能继续走弱。尽管美元指数的走势与降息之间没有绝对的关联，但降息周期开启后，美元指数有望进入阶段性走弱周期。叠加我国经济基本面韧性逐步显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市场分析人士预测人民币汇率有望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并逐步实现一定程度的升值，中长期有望突破7的关键点位，重回6字头区间。汇率预期的稳定将显著缓解资本流动压力，减少外部均衡对货币政策的约束，使国内政策能更聚焦于服务实体经济，增强自主性与灵活性。从内部需求看，经济运行仍面临多重压力，凸显货币政策宽松的必要性。中美贸易领域的对抗性态势尚未根本转变，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内需层面，居民消费恢复节奏偏缓、民间投资意愿低迷，叠加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持续影响，实体经济对降低融资成本的诉求尤为迫切。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需通过适度宽松对冲经济下行风险，为产业结构转型和内需潜力释放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基于上述内外因素，2026年利率调整将兼顾实体经济减负与金融体系稳定，避免过度降息对银行净息差的冲击；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力度可能加大，以释放长期流动性、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进一步扩容创新，精准引导资金流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实现“总量稳、结构优”的调控目标。
以7天逆回购利率为代表的政策利率或将累计下调20bp。2026年以7天逆回购利率为代表的政策利率或将累计下调20bp。“十四五”期间我国主要政策利率中，7天逆回购利率、1年期LPR利率、5年期LPR利率分别下调80bp、85bp、115bp；考虑到“十五五”期间GDP中速增长下资本边际报酬率仍处低位、长期通缩压力需通过低利率缓解实际融资成本、地方债务可持续性维护对低利率环境的依赖，以及外部降息周期提供的政策协调空间，2026年我国政策利率中枢仍将进一步下行。不过需注意的是，央行政策利率调整也面临现实约束：当前银行业净息差已处于较低水平，2025年6月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2%，已无法覆盖商业银行1.49%的不良贷款率，持续降息可能加剧银行盈利压力、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且政策利率逐渐逼近零利率下限，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不断压缩，这意味着“十五五”期间央行或将放缓政策利率下调速度，同时更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因此，2026年或将稳慎降息，预计以7天逆回购利率为代表的政策利率将分两次进行下调，每次下调10bp，全年累计下调幅度达20bp。
“十五五”期间存款准备金率或将进一步下调，突破5%的隐形下限，降至3%~4%区间，且配套结构性准备金率改革，2026年或将有50bp的下降空间。根据近年降准公告均明确的“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当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许存在5%的“隐形下限”。从当前实际执行情况看，准备金率呈现显著的机构分档差异：今年5月央行降准后，金融机构加权存款准备金率已降至6.2%，其中大型银行、中型银行、小型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为7.5%、5.5%、5.0%，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机构更是阶段性下调至0%。从国际经验借鉴与近期央行货币政策报告表述导向来看，相关信号已为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改革筑牢铺垫。近年来，全球多数经济体已逐步形成共识，逐渐调降甚至取消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货币供给量转移到利率。2025年2月13日，我国央行发布《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出，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金融市场发展情况，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好存款准备金工具的政策调控功能。这一表述引发热议，或传递出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信号。由此可见，“十五五”期间我国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或将进一步突破5%下限，逐步降至3%~4%区间，具体到2026年或将有50bp的下降空间，同时配套阶段性、结构性改革举措引导金融机构准备金率逐步下行，具体方向可概括为四方面：第一，探索建立存款准备金免缴额度机制，重点向中小银行倾斜，通过为中小银行设定差异化免缴额度，缓解其流动性压力。第二，允许部分库存现金计入法定准备金。借鉴美联储的实践经验，将银行持有的部分库存现金纳入法定准备金计算范围，减少资金闲置，提升整体资金使用效率。第三，优化定向降准考核标准。以往定向降准多以金融机构“三农”、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规模为核心考核指标，未来或进一步将“五篇大文章”推进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相关业务开展情况纳入考核体系，以此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第四，推进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简明化改革。一方面，提升政策操作透明度，定期公开各类银行及存款类机构的准备金率适用标准与计算方法，强化政策预期管理；另一方面，优化准备金考核机制，在完善双平均考核法的基础上，研究将准备金考核周期从当前10天延长至1个月，进一步提升银行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降低短期流动性波动压力。
2026年，人民银行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将进一步深化，着重强化‘精准性’与‘有效性’的协同效应。一方面，将综合运用定向降准、专项再贷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多元工具组合，通过差异化利率引导、额度定向分配等机制，推动资金优先流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中小微企业及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避免资金“脱实向虚”；另一方面，将同步推进结构性工具的创新扩容，以强化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的统筹发力。
4． 产业政策优化实现结构性调整
基于当前产业痛点与政策导向，2026年结构性调整的关键在于通过反内卷政策修复价格传导链条，需求端配套措施的力度将决定其成效。反内卷政策正以“供给侧约束+需求侧激活”双轨并行推进，以光伏与新能源汽车领域为例，工信部《行业规范条件》修订案拟淘汰落后产能，同时国资委推动央企优先采购N型高效组件，以引导头部企业产能利用率回升。此举已初显成效，多晶硅价格结束连续18个月下跌，2025年10月企稳于5.2万元/吨。不过上游价格修复向中下游的传导仍面临阻滞，组件价格虽同比降幅收窄，但终端电站因配储成本高企压制装机意愿，组件厂商毛利率仍被挤压在8%以下。
因此，需求端政策工具箱存在显著的扩容空间，2026年或将重点破解“企业不敢投、居民不愿买”的难题。当前，《大规模设备更新补贴细则》等政策仅覆盖工业技改领域，对消费端的拉动作用有限。更具突破性的方向在于：其一，消费税抵扣机制改革，引导产业升级。我国消费税抵扣机制从无到有、从单一行业到有限扩展，核心功能是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但受限于其“特定调节税”定位，始终未形成如增值税般的完整抵扣链。随着2026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与数字征管深化，消费税的“调节功能”与“抵扣需求”将进一步平衡。对生产企业而言，消费税抵扣通过降低深加工企业的税负成本，鼓励其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推动资源向精细化加工领域集中，减少低端产能的重复投入。其二，沿产业链设置反内卷配套政策，以政府之手打破价格传导的堵点。例如建立分布式光伏消纳保障机制，要求电网企业按统一电价全额收购户用光伏余电，从而提升家庭电站的投资收益预期。其三，搭配非财政手段刺激需求增量，以新增市场抵消产品冗余导致的无序竞争。例如扩大新能源汽车的路权优待范围，包括允许新能源车免费使用公交车道、免除限行措施，以此激励消费者通过“以旧换新”拓展置换空间。
政策协同效能将决定价格传导的深度，需警惕“供给收缩单兵突进”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若仅依靠产能出清而无需求配合，上游涨价反而加剧中游亏损。理想路径在于：通过供给侧规范竞争修复毛利水平，同时借助需求端政策将购买力转化为实际订单。形成“政策淘汰低端产能，推动价格分层，实现优质优价”的正向循环。
（三）外部风险
1．美联储降息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扰动
2025年美联储已实施两次关键降息：9月17日首次降息25个基点至4.00%~4.25%，随后10月再次降息25个基点。至3.75%–4.00%。虽然本次美联储降息符合预期，但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通胀短期仍有上行压力”，并指出12月再次降息“并非板上钉钉”，传递出偏鹰派信号，降低了市场对12月再次降息的预期。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缓解、就业市场波动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共同构成降息决策的基础，目前美联储内部对未来路径的分歧显著扩大，激进派认为当前政策“仍过于紧缩”，需加速宽松；而鹰派担忧通胀反弹，主张维持利率。美联储内部声音的不统一，增加了市场预期风险。而当前美国政府的“停摆”，使一系列关键经济数据延迟发布，进一步影响了市场对美联储降息周期的预期。
根据最新分析，如果美联储在2025年底持续降息，这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降息将缩小中美利差，这有助于缓解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此外，中国经济的复苏力度，特别是消费与基建投资的增长，将为人民币提供支撑。综合这些因素，预计2026年人民币汇率有望回升至6时代。资本流动方面，历史数据显示美联储降息周期往往伴随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增加，中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可能继续迎来外资增持。同时，中资企业美元债务融资成本将显著下降，特别是房地产和航空等美元债存量较大的行业，企业财务费用可降低。但另一方面，全球流动性宽松态势可能推动CRB商品指数上扬，致使中国PPI面临上行压力，尤其会推高石油、铁矿石等进口依赖度超70%的大宗商品价格，进而增加制造业成本。但是，如果美联储暂停降息，或降息幅度低于市场预期，中国或将面临复杂的政策环境。譬如，中美利差反弹，可能引发季度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或将扩大至7.1-7.3。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将被迫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常规降息空间受限，可能需要更多依赖定向工具如支农支小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将愈发显著。例如，航空业因美元负债占比高达60%，汇率每贬值1%，将影响行业净利润约3亿元。此外，人民币贬值虽短期利好出口，但在贸易博弈的背景下，可能引发更多反倾销调查，2026年贸易摩擦案件数量或将增加。
2．美国中期选举强化“中国议题”
2026年11月将举行美国中期选举，改选全部435个众议院席位、35个参议院席位及39个州长职位。选举将直接决定未来两年美国立法议程的推进效率，并对2028年总统大选产生深远影响。当前美国政治极化严重，选举结果可能深刻重构美国政治生态。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打破2018年年底至2019年年初“停摆”35天的历史纪录，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直指民航、食品、医疗等领域并持续扩大，民生与经济双重承压。此次“停摆”凸显美国党争加剧的现实，共和、民主两党利用“停摆”相互指责并服务自身政治目的，且未见妥协迹象。中期选举特有的动员效应或将放大社会矛盾，为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提供政治舞台。
本次中期选举，共和党有可能小幅扩大优势。与常规的十年一次重划不同，2025-2026周期出现了罕见的“十年中期重划”现象，主要由共和党主导，意图最大化其结构优势。通过中期重划，共和党已净增加7个席位，而民主党则净减少4个席位。这为共和党在2026年的选战中奠定了显著的“起跑线优势”。截至2025年10月初，尽管民主党在普选票上以约3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于共和党，但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有望取得显著胜利，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在换届中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并保留众议院的控制权。然而，由于共和党在选区重划中获得的结构性优势，以及民主党选票在深蓝选区过于集中造成的“浪费”，共和党可能在全国总得票率略低的情况下，依然赢得更多的众议院席位。
本次中期选举不论哪党获得胜利，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的根本共识不会改变。相较于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两党为争夺选票而强化“中国议题”的举动，将为2026年带来更大风险。尤其是在经贸领域，特朗普为兑现“美国优先”承诺，若2026年关键摇摆州失业率回升，共和党可能再次重启对华关税措施，重点打击新能源、钢铁等战略行业。在技术领域，国会两党更易达成共识，届时美国企业与中国实体的合作将受到日趋严格的审视与限制。2026年，美国有可能出台更多立法和政策，中美相关领域企业以任何形式共享技术或培养人才，都将受到更严格的审视，甚至遭到严格限制。在地缘博弈方面，美国可能借选举窗口强化“印太北约”，联合日韩、菲律宾加大在南海的联合行动，并推动多边机构边缘化中国。2026年，中国需警惕美国将对华强硬作为两党转嫁矛盾的低成本工具，防范选举周期引发的战略波动风险。
3．中美战略博弈长期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中美贸易关系历经多年激烈博弈后，于2025年呈现出较为显著的阶段性缓和态势，这一变化主要通过双边磋商机制的实质推进以及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得以实现。具体而言，2025年5月达成的《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成为关键转折点：双方同意实施关税互减，美国将中国商品关税从最高145%降至30%，中国对美关税则从125%降至10%，覆盖91%的加征商品类别。这一成果得益于全球经济减缓压力下两国经济代价倒逼的妥协，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在供应链韧性和高端制造领域的博弈筹码。此后，6月伦敦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进一步落实元首共识，双方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围绕投资准入、技术管制等结构性议题开展务实磋商。至2025年10月，阶段性缓和迎来深化发展。吉隆坡经贸磋商达成包括取消美方“芬太尼关税”、暂停出口管制穿透性规则、中止海事调查措施等三项核心成果，并通过延长关税排除清单有效期稳定企业预期。双方在农产品采购、稀土出口管制等敏感领域也形成临时性安排，尤其是TikTok个案解决方案的推进，体现了分歧管控的灵活性。这些成果为10月30日釜山中美元首会晤奠定基础——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会晤中共同强调“为中美关系大船把舵定向”的战略共识，明确将经贸合作列为稳定双边关系的支柱，并承诺加强能源、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协同。2025年下半年中美贸易额波动收窄，中国对美出口部分品类回升，显示出关税减压对产业链的修复作用。
然而，这种阶段性缓和并未消解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技术冷战与规则博弈持续深化，美国在半导体、AI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仅以‘暂停一年’的形式暂缓实施，而中国正加速推动从‘产品输出’向‘体系输出’的战略转型，这凸显了双方在科技主导权竞争上的根本性分歧。磋商机制和元首会晤通过关税回调、个案处置等务实措施，为冲突按下了暂停键，但全球供应链重塑、技术标准争夺等深层博弈仍将持续，这使得阶段性成果的可持续性面临考验。预计2026年，除美国政治周期将加剧中美贸易摩擦风险外，科技规则博弈的白热化可能引发美国实施更严厉的技术封锁。当前，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的核心目标，正在从单纯的技术限制扩散，转向维护技术生态和标准体系的主导权。在拜登时期，出口管制强调硬性阻断，力图在技术代际差中维持自身优势。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则将H20芯片等特定技术释放纳入谈判筹码，在保留核心封锁的同时，增加对非尖端产品的适度输出，以此延缓中国在替代技术路径上的发展进程。其根本逻辑在于，通过维持中国市场对美国产品（尤其是生态系统）的依赖，确保美国在技术标准与产业规则上的持续主导地位。英伟达等跨国企业的‘平衡策略’，可视为中美战略博弈转型的体现。然而，现阶段非尖端科技产品恢复贸易的前提是，美国技术保持优势且中国技术尚未实现突破。在‘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的目标背景下，中国高精尖技术的突破随时可能打破现有技术生态格局。
4．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升级
有关军事安全与领土争端，美国的“印太战略”通过政治军事战线和经济科技战线的双重推进，正显著加剧中国周边的冲突风险。在南海方向，菲律宾依托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加速岛礁军事化，2025年4月21日至5月9日，美菲在亚太地区海域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参演兵力达到1.4万至1.8万人，包括9000至12000名美军和5000至6000名菲律宾军人。演习范围覆盖吕宋岛北部至巴士海峡，直接针对南海争议海域。越南同期强化南海军事部署，加速推进填海造岛行动，域外国家介入导致争端多边化趋势不可逆转。更严峻的是，美国通过AUKUS联盟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此举可能加剧南海地区的安全困境，同时与日本和菲律宾构建的三边海上联演机制，可能使南海常态化巡航面临核威慑升级和意外冲突的双重压力。台海局势方面，美国对台军售在质量上均呈现增长态势，预计2026年或将突破“防御性武器”的范畴，加之美军航母战斗群在东海地区高频度抵近侦察，战术误判极有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在陆域边界上，印度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增兵超过5万，并部署了布拉莫斯导弹，依托山地打击军实施“拒止战略”，使得边境摩擦呈现出“低烈度常态化”的特征。
地缘政治冲突正在深度重构全球供应链的规则体系，对中国实体经济支柱构成直接冲击。欧盟将于2026年实施的碳边境税（CBAM）要求对全链路碳足迹进行追溯，中国制造业可能因此面临最高达25%的关税惩罚。美国同步推进“友岸外包”，强迫三星、台积电等关键企业迁离中国，将技术脱钩延伸至生物制造、量子计算等新兴领域。在能源安全方面，若马六甲海峡因美澳联合封锁而导致航运中断，将使中国72%的石油进口受到限制；加之俄乌冲突推高全球粮价，将使民生保障面临更大压力。
四、大类资产配置建议
（一）黄金与大宗商品：黄金走高，油价微升
预计2026年黄金价格有望攀升至4500美元/盎司及以上，这一预测基于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货币政策的调整以及美元信誉的变化。首先，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国中期选举带来可预见的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中长期看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需求将延续2025的增长趋势。此外，2025年底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2026年初黄金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假如美联储维持降息政策路径，这将减少持有现金的吸引力并增强通胀预期，从而为黄金价格提供支撑。再者，特朗普政府对外加征关税和对内减税的财政政策主张未变，可能会导致财政赤字持续扩大，进而导致利息偿付压力加剧，美元信用透支，推动黄金价格维持上涨的趋势。
2026年国际油价中枢可能呈现阶段性企稳微升特征，但供应宽松格局制约上行空间。一方面，OPEC+策略调整或为油价提供底部支撑。尽管该联盟延续市场份额优先战略，且三大机构（IEA、EIA、OPEC）预测2026年全球原油供应增量将达110万–190万桶/日，但OPEC+已明确2026年第一季度暂停增产以应对季节性需求疲软。此举虽无法逆转非OPEC国家的增产趋势，却释放了避免价格战的信号，缓和供应扩张对油价的压制强度。另一方面，美国页岩油增产面临边际递减压力。尽管2025年7月美国通过“大而美法案”降低页岩油生产成本，但2025年产量增幅已明显收窄，基础设施扩建与技术升级对2026年产量的实际推动作用可能低于预期。花旗银行指出，页岩油边际成本对60美元/桶以下油价形成刚性支撑。最后，需求端复苏或贡献边际上行动力。若全球经济软着陆概率上升，叠加新兴市场炼能扩张，或部分对冲供应增量，推动油价实现温和回升。
（二）国内风险资产：A股超配，债市震荡
基于当前及预期的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导向以及市场情绪，我们认为2026年A股延续超配策略，同时对债市调整为谨慎乐观下的防守策略。对于A股来说，首先，从宏观经济环境来看，中国将继续实施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政策，叠加“十五五”开局，2026年财政发力力度或为近年峰值，重点支持基建、科技和消费领域。中美关税摩擦可能缓解，外需对出口的拖累减弱，叠加国内消费温和回升，企业盈利增速预计达3%~6%。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技术落地加速，为A股成长板块提供长期驱动力。其次，从流动性角度来看，货币政策维持“灵活适度”，预计央行全年降准50BP、MLF利率下调10-20BP，银行间流动性保持充裕。与此同时，资本市场改革深化推动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增配A股，预计增量规模超万亿元；理财资金“搬家”趋势延续，从存款转向“固收+”及权益类资产。再者，从市场情绪和估值水平来看，目前A股整体估值虽处于历史中位数附近，但结构差异显著。科技、消费板块估值修复空间较大，金融地产则受政策托底支撑。市场情绪已步入“谨慎乐观”阶段，预计2026年上半年A股或迎来牛市主升浪，但下半年需警惕盈利兑现压力及政策边际收紧带来的风险。
就债市而言，当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降至1.747%附近，接近历史低位水平。2026年CPI预计将维持温和回升态势，PPI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推动或回升至2.0%以上水平，尽管当前通胀压力较小，但仍可能抑制利率下行空间。若经济复苏超预期，债市或面临阶段性调整压力。当前美联储降息周期仍在延续，中国货币政策亦保持同步宽松，但银行间流动性进一步宽松的空间较为有限。“资产荒”格局下，债市主要依赖配置需求支撑，需警惕财政发力导致的利率债供给放量冲击。
（三）美股美债：美股谨慎，美债超配
在2026年的大类资产配置中，建议对美股保持谨慎态度，而对美债市场则持牛市看法。对于美股市场，建议保持谨慎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Bloomberg一致预期MAG7资本开支增速预计从2025年的48.8%大幅降至2026年的18.8%，2027年进一步降至6.0%，反映增长动能减弱，若AI应用落地或技术突破不及预期，高估值难以维持，可能触发深度回调。此外，中美关税摩擦反复及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引发监管政策变动，供应链扰动风险或推高企业成本，压制盈利空间。尽管2025年美股受益于美联储降息和“软着陆”，但2026年实体经济增速放缓预期增强，叠加通胀黏性，企业利润率或受挤压。综上，2026年对美股维持低配建议，侧重消费、医疗等防御性板块，规避高估值科技股。对于美债市场，预计2026年利率下行仍有空间，牛市格局大概率延续。一方面，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抬升避险情绪，在股市波动加剧阶段，美债作为核心避险资产需求依然旺盛。另一方面，美债规模突破38万亿美元，财政支出中利息支付占比攀升，挤出生产性投资并抑制经济增长，形成“低通胀-低利率”循环。综上，建议超配中长期美债，以利率债为核心持仓，侧重拉长久期，博弈降息周期下曲线陡峭化机会，适度进行信用下沉以增强收益。
（四）汇率：人民币迎来升值空间
2026年人民币汇率或呈现“先升后稳”格局，全年中枢有望温和上移。一方面，政策红利与外部压力缓解构成双重支撑。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存在反复风险，但根据2025年5月14日的联合声明，中美双方就经贸关系达成了阶段性共识，包括对部分商品关税的调整，其中美国暂停实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24%关税90天，并保留10%的关税，同时取消了额外的91%关税。中国方面也做出了对等的关税调整，并暂停或取消了相应的非关税措施。同时，中国正加速产业升级，推动出口结构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削弱新兴市场低端制造份额增长带来的冲击。央行“动态调控”策略更侧重于汇率的双向波动，而非单边贬值，离岸央票增发等举措已彰显其维稳决心。另一方面，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体现美元弱势基调。根据市场分析，2025年美联储降息周期的开启预计会导致美元指数下跌，从而使得非美货币普遍受益。2026年虽存在降息幅度不及预期的风险，但2026年美联储主席更迭可能强化鸽派立场，叠加美国劳动力市场放缓，美元波动中枢或将进一步下移，利好人民币升值。2026年初，中国经济数据回暖与美联储降息预期高峰共振，推动人民币快速走强，乐观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有望重回“6时代”。年中，人民币可能因美国中期选举政策扰动而承压，但中国新质生产力成效的释放以及美联储宽松政策的深化，可支撑汇率重回升值通道。
五、投资主线建议
（一）科技创新板块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政策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对于2026年的宏观经济来说，科技创新能否实现产业化切实落地，能否释放增量经济价值，能否跑通价值创造的闭环，能否将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成为2026年稳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2026年需着重关注科技创新板块的投资机遇。科技创新板块重点可关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计算、生物制造和光伏储能等。在此，我们对其中的光伏储能板块着重分析。
2026年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的最后五年攻坚期，光伏储能行业正经历规模扩张与技术升级的双重驱动。装机规模方面，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同比暴涨，全口径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2 ．2TW（太瓦），中国占比超40%，远超传统行业20%的平均水平。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政策强推力，各国强化碳市场规则和补贴机制推动风光储一体化项目成为新基建核心领域。技术层面，组件价格持续下降，2024年底n型单晶硅组件价格降至0.078美元/瓦，创历史新低。系统造价也同步下降，大型地面电站最低达到0.33美元/瓦。目前行业风险主要集中在上游产能结构性过剩和下游需求传导受阻。行业上游多晶硅、锂电材料产能结构性过剩导致价格竞争加剧，行业利润向高效组件和长时储能集中。并网消纳压力增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使光伏企业面临双重风险。
在碳达峰最后五年的攻坚背景下，光伏储能行业的投资逻辑需围绕政策红利与技术护城河构建攻守兼备策略。政策强支撑领域是首要核心。一方面，中国取消强制配储政策，纠正储能资源错配问题，在新能源全面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背景下，电力现货市场的开启为储能提供了灵活的盈利模式，新能源发电占比的提升为储能这一“稳定器”提供了更大的需求市场。另一方面，碳交易衍生机会成为利润放大器，光伏运营商通过绿电凭证交易和碳配额变现，可提升项目IRR。例如，甘肃已试点新型储能容量电价，其他省份也跟进类似机制，为收益提供政策托底。技术护城河的构建中，技术突破型的聚焦效率与智能化，高效N型硅片组件逐步替代低效PERC产能，成为光伏反内卷的关键抓手。储能领域需重点关注固态电池、氢储能技术的产业化临界点，其商业化应用将重塑成本结构。光伏储能行业的投资关键悖论在于政策与技术的动态平衡。碳达峰末期政策收紧将加速落后产能出清，但技术迭代窗口可能催生结构性超额收益。投资者需在政策与技术之间灵活切换，重点关注同时具备政策适配性和技术话语权的头部企业。
（二）基建顺周期落实国家战略
当前基建行业正处于政策驱动与技术升级双重赋能的结构性扩张期。政策层面，国家将基建定位为“稳增长、惠民生”的核心引擎，2025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新型城镇化战略及“两重”建设持续推进。2024年基建行业投资规模突破21.27万亿元，同比增长6.5%，预计2025年有望达24.5万亿元，2026年或将再创新高。行业结构层面，“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协同发力，呈现 “新旧动能转换”特征。传统基建如交通、水利聚焦“补短板”，新基建则加速绿色与数字化转型，光伏高速公路成为光伏领域新的增量市场，氢能隧道施工设备从实验走向商用，雄安新区“绿色建造示范区”采用地源热泵、光伏幕墙等技术，实现建筑“近零排放”。在区域布局上，西部大开发与东部城市更新同步推进，通过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以及“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有效拉动了区域协同发展。挑战在于地方债务约束与盈利模式的革新。部分项目过度依赖政策性资金，而民间投资则需通过法治化的PPP模式来进一步激活。
基于2026年基建投资顺周期的背景，布局策略需紧密围绕“政策引导、景气分化、龙头受益”这三大核心逻辑展开。政策驱动层面，重点配置国家财政倾斜的新型城镇化和“两重”项目。新型城镇化领域（如保障房、智慧管廊）通过中央预算与专项债优先保障资金，例如水利专项投资规模达5万亿元，支撑重大水利工程落地；绿色基建则受“双碳”政策加持，光伏建筑一体化、特高压电网成为长期赛道。政策明确要求新增基建项目融合低碳技术，推动光伏集成、装配式建筑等细分领域爆发。景气赛道选择上聚焦能源基建与数字化出海。能源领域以雅鲁藏布江1.2万亿级水电站为核心，带动电力工程产业链订单放量，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等技术承包商显著受益；数字化基建如数据中心和5G基站需求刚性增长，叠加“一带一路”项目交付能力提升，使国央企出海毛利率较国内高3%~5%，形成业绩新增量。企业端筛选需优选现金流稳健的央国企及区域龙头：建筑央企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在地方化债周期中凭借融资成本优势加速市场份额整合，可重点关注中国交建、隧道股份等城市更新承包商，以及地铁设计等轨交技术服务商，其在智慧管廊、城市更新订单中占比提升。风险对冲策略方面，应强调规避债务高风险项目，优先选择专项债覆盖率高的民生工程，并通过ESG指标筛选绿色技术应用企业，以此避免政策合规风险及地方债务隐雷。
（二）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服务消费
当前，文化旅游行业已成为全球服务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尤其在2026年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政府将文旅产业视为扩大内需、推动消费升级的关键着力点。从需求端来看，随着中产阶级规模扩大、Z世代成为消费主力军，旅游消费呈现出个性化、体验化与数字化趋势。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观光模式，转而追求文化沉浸、生态康养、科技互动等多元体验，由此催生了非遗旅游、元宇宙文旅、乡村民宿等新兴业态。供给端面临结构性调整，具体而言，头部企业通过并购整合提升资源掌控能力，如迪士尼、携程等加速布局沉浸式娱乐与智慧旅游领域，而中小运营商受资金和技术短板制约，在内容创新和服务品质方面竞争力欠缺。目前，文化旅游行业的痛点集中体现在同质化竞争、供应链韧性不足以及可持续发展压力上，例如过度旅游引发的生态破坏与文化稀释问题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文旅产业亟须通过技术赋能和业态融合重构竞争力，同时依赖政策红利释放消费潜力。
在文旅行业作为服务消费重要引擎的定位下，2026年可关注文旅创新板块。在宏观政策层面，投资主线聚焦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和区域经济带规划。例如，中国“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特别强调了黄河、长江沿线文旅走廊的建设，旨在加强沿黄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打造标志性文化旅游项目。此外，东南亚国家推动的跨境旅游合作区也受到重视，这些区域预期将获得基础设施投资倾斜和税收优惠，以促进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行业技术层面，可以押注能提升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的解决方案，如AI个性化行程规划、区块链票务系统、智慧景区项目，同时元宇宙文旅，包括虚拟偶像演唱会、NFT数字藏品等，有望成为新增长极。需求细分赛道中，银发族的康养旅游、亲子家庭的研学旅行以及年轻群体的“小众秘境”探险需求尚未充分满足，可投资具备IP孵化能力的内容运营商或垂直平台。投资风险控制上，需警惕地缘政治和自然灾害对行业产品供应链的冲击，建议投资者通过分散地域和业态以对冲风险。长期来看，ESG指标或将成为估值关键，投资标的需证明其在文化遗产保护、社区共融和碳中和方面的实践能力，以契合可持续投资趋势。
（四）公用事业行业
公用事业行业正处于深度转型期，其发展核心逻辑已从单一的“保基本民生”转向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在政策层面，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放宽民营资本准入等方式缓解财政压力，同时引导行业向绿色化、智慧化方向升级，并通过强化反垄断监管规范自然垄断环节，为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在需求层面，随着城市化率持续提升，公用服务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但用户需求已从‘有无’转向‘质效’，这对服务精细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传统基建扩张难以匹配智慧城市发展需求，老旧管网改造滞后引发供水漏损、供热不均等问题，说明公用事业亟需与城市更新计划协同。2026年，公用事业行业将聚焦“城市融合”场景，形成“公用服务-城市功能”一体化生态。
在2026年公用事业深度融入城市发展的背景下，投资者需围绕智慧化、绿色化、区域分化及政策博弈四条主线优化投资布局。智慧化领域应重点关注市政基建先行企业，尤其是布局智慧水网漏损监测、数字电网智能配网及供热物联网技术的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清洁能源运营商，其中风光装机增速超过行业均值50%的企业及配套设备商成长性显著。垃圾焚烧发电和污水再生项目因契合“无废城市”政策，获得财政倾斜支持，且特许经营期限较长，适合长期稳健投资。需要注意的是，区域分化催生不同公用事业投资机会，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因财政实力与升级需求迫切，电力直接交易规模显著扩大，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凭借灵活电价机制，本地能源运营商议价能力更强，因此，针对不同地区的政策博弈需捕捉结构性机会，容量电价上浮直接利好火电调峰企业，售电公司需转向综合能源服务模式规避零售限价风险，水务领域关注水价改革试点城市，阶梯水价扩容或推动供水企业利润增厚。风险层面则需警惕反垄断监管加码导致限定交易等行为受限、技术迭代滞后引发智慧项目烂尾，以及地方财政压力延缓PPP项目付款周期。综上，建议以城市需求契合度为标尺，优先选择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高、智慧化收入年增快的企业，并关注财政稳健区域的政策红利项目，投资侧重技术壁垒高的智慧服务商及政策确定性强的绿色基建标的。
（1）既有政策落地效果及后续增量政策出台进展不及预期，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策的理解不透彻、落实不到位。（2）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基本面下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加剧。（3）近期房地产市场较为波动，市场情绪存在进一步转劣可能，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传染也有可能诱发国内资本市场动荡。（4）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上升。（5）地缘政治对抗升级风险，俄乌冲突不断，国际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