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蜚声海内外的先秦史研究专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首任馆长、上海大学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系原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原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原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谢维扬先生，因病于2025年11月5日22时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

谢维扬先生1947年6月出生于上海，199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8月至1978年9月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工作，1978至1984年就读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师承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是吉林大学培养的第一届历史学博士。1984年12月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室主任、所长。2001年到上海大学文学院工作，曾任历史系主任、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首任馆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谢维扬教授

谢维扬先生是我国先秦史领域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者。1978年他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史学家金景芳先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4年获博士学位，是吉林大学培养的第一届史学博士。他毕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与先秦历史研究，先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出版专著《周代家庭形态》《中国早期国家》《至高的哲理》和《结构人类学》等多种专著和译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王国维全集》（全二十卷）及《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等多种学术文集。谢维扬先生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涉及中国国家起源、周代家庭形态、古史文献学、先秦思想文化等研究领域，曾多次获得国家教育部及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谢维扬先生潜心治学，学问通达，贡献卓著，在周代家庭形态、中国早期国家及古史史料学研究等方面，推出了极有创见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他的古史研究，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底、深邃的理论思维、广阔的学科视野和鲜明的学术创新意识，对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及古代国家文明研究的不断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引领价值，在带动古史研究话语体系创新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凤瀚先生评价，谢维扬先生的古史研究“展现了对相关重要问题的深邃思考，眼界宏阔而又立论谨严，诚为惊才绝艳，深刻影响了几代学人”。

谢维扬先生的古史研究，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

一是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具有多学科交融的宽广视野。谢维扬先生的古史研究，在继承金门史学传承的基础上，注重多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突破了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壁垒，在推动中国古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方面，做出了重要推进，为理解早期中国社会、国家与文化，提供了极有学术价值的系统分析工具。

二是致力于本土话语构建与国际化对话的有机统一。他的代表作《周代家庭形态研究》和《中国早期国家》，立足扎实的文献学基石，以开放视野研究中国古史，展现了本土学术与国际对话的结合，通过对中国案例的深度研究修正西方理论，既避免了盲目套用西方范式，又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学问”与“世界性问题”的有机结合。他在著述中提出的“血缘政治”“早期国家多样性”等概念，成为了国际学界研究非西方文明的重要参考。

三是具有鲜明的方法论创新意识。谢维扬先生的古史研究，兼顾文献深度与理论高度，既扎根中国传统学问，又具备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极大地深化并拓展了古代中国社会与国家形态研究的学术视野，他注重以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创新推动古史研究的系统性理论重构，在“中西对话”中凸显出了中国历史的独特路径，为中国古史研究提供了范式转换的典范，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自主构建方面，作出了极有价值的典范性学术贡献。

谢维扬先生所著《周代家庭形态》，打破了传统古史研究的考据局限，将人类学（如氏族理论）、社会学与历史文献学结合起来，从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婚姻形态等角度切入，通过梳理商周金文与传世文献，重构了周代贵族与平民家庭的差异形态，揭示了周代社会基层组织的运作机理；他对“宗子”“分封”与“家庭权力”的分析，揭示了周代宗族不仅是血缘单位，更是资源分配与政治治理的核心载体；他强调周代宗法制度并非简单的血缘残留，而具有血缘组织与政治权力的交织性特征，是维系早期国家稳定的核心机制，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家国同构”格局，提供了实证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从制度描述向结构-功能分析转型，为构建本土化的中国早期社会演进理论提供了典范。

谢维扬先生所著《中国早期国家》，在系统梳理了西方学者克赖森（H. J. M. Claessen）“早期国家”理论、塞维斯等人“酋邦”理论的基础上，将西方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早期国家”及“酋邦”概念，系统引入中国古史研究领域，并坚持从中国史料出发，与之展开深度学术对话，打破了中国古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的相对孤立的隔绝状态。在书中，他通过系统的理论梳理，分析酋邦向国家社会的过渡性与非过渡性特征，进而从古史文献梳理与考古资料分析相结合的视角，梳理史前中国早期政治组织形成演化过程，并对夏、商、周三代早期国家的历史演进及其转型过程展开系统分析；他区分了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的“典型”与“非典型”的分型构想，强调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路径（如集权化、血缘组织的延续性等）的独特性，挑战了西方国家起源理论中的“血缘组织被地缘组织取代”的普适性话语，使得国际学术界得以正视基于古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所构建起来的中国早期国家的生成叙事，成为中国学者参与全球社会科学理论讨论的标志性成果。

谢维扬先生晚年提出了“古史史料学”概念，是其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升华。他的“古史史料学”研究，直面中国古史研究中的核心瓶颈，并尝试提供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体现了他的史料批判与方法论建构方面的高度学术自觉。他强调，古史文献学研究，要注重“史料分层”与“文本生成语境”的分析，提出了“古史建构的双重性”特征（即历史事实与后世意识形态的叠加），推动了学界对传统文献的去伪存真与合理运用。他所倡导的古史史料学研究，将问题意识与理论导向相结合，积极整合甲骨文、金文与战国简帛（如郭店楚简、上博简），强调“二重证据法”的深化应用，有效克服了古史研究的考据碎片化倾向，推动古史研究从“史料学”到“历史解释学”的升华，对当代年轻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未来推进相关研究做出了典范。

谢维扬先生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方法论自觉，是一种贯穿于理论、史料与话语三个维度的、清醒的、持续的自我审视与建构意识。他不仅是一位古史研究者，更是一位古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者与革新者。他的学术自觉意识，将古史研究的深度提升到了方法论意识和认识范式建构的维度，有效推动了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不断创新，为中国学界提供了“批判性吸收国际理论”和“基于本土材料建构分析概念”的双重示范。他晚年的“古史史料学”构想，更是为如何在大量新出土文献面前保持学术的严谨与创新，指明了方法论的方向。他在古史研究中所展现出的强烈的方法论自觉意识，以及为此付出的理论努力，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古史研究话语体系，必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