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徽商》，徐彬主编，方静、徐彬著，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当徐彬、方静编著的厚厚一摞《口述徽商》书稿放在我案头时，我真是又欣喜又惊讶。欣喜的是终于看到了有关徽商的口述资料了。早在十几年前，我拿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百年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后，就有一个愿望，在资料收集整理过程中一定要有相当分量的徽商及其后代的口述资料。可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未尝如愿，只收录了一些有关回忆徽商的文章，严格说还不是真正的口述史料，不能不说这是一大遗憾。想不到这一遗憾如今终于被弥补了，能不感到欣喜吗？
惊讶的是这部《口述徽商》耗费了他们多少时间和精力！据编者自称：
从2018年初至2022，我们进行了历时四年的线索搜集和实地田野采访，每选定一个口述对象，都会牵动多人，甚至几十人参与进来。四年来，团队成员不顾风雨、烈日与霜冷，行程七万公里，深入到绩溪、歙县、婺源、休宁、祁门、黟县的大山深处，跑遍了徽州村街里巷和水乡码头，做足了采访前的功课，行走在古道与山岭村谷，哪里有有价值的资料和口述对象，采访就延伸到哪里，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一次登门谢绝，二次周旋不行，三次登门敲定。先后采访了166位末代徽商或家族后裔，其中，绩溪47人，歙县59人，婺源27人，祁门12人，休宁屯溪10人，黟县11人，整理录入了127人口述，形成标准徽商个案口述史96份，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口述徽商史料。
平心而论，在如今浮躁的社会里，不为名利，专心致志只做一件事，只为获得徽商口述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只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请问几个人能够做到？所以，这部《口述徽商》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口述史就是利用录音、录像设备，通过访谈方法收集口述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科，同时它也可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自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兴起以来，受到学术界的日益重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徽学研究实际上非常需要这一方法，但几十年来鲜见利用，这是一件憾事。“东隅已失，桑榆未晚”，今天终于看到了徽商研究领域的这一成果。
《口述徽商》共分九辑：茶商、盐酱商、杂货商、布漆商、当铺银楼、药墨商、木纸商、其他商、码头商贸等，可见内容非常丰富。我翻阅了全书，有几点感想：
第一，首先想到本书的价值。无疑，本书抢救了大量珍贵的徽商资料，这是本书最大价值所在。几十年来，研究徽商大多依据家谱、方志、文集等文献资料，后来又扩张到碑刻、书信、账簿、报刊等，尤其是大批徽州文书问世后，给徽商研究带来了丰富的资料，但无论是上述哪种资料，都有它的局限性，要么是宏观概述，诸如“经营江湖”“东游吴淞，北寓临清”之类的描述，连经营什么行业都不清楚；要么只反映徽商的某个侧面、某个细节，难以窥探某个徽商及其家族全貌。而《口述徽商》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资料的不足，深化了我们对徽商的认识。
在徽商经营的行业上，过去研究较多的是盐、典、茶、木、粮食、布绸、餐饮等行业，而对酱商、漆商、当铺银楼、纸商、码头商贸等学界研究的不多，人们难睹其详。而这些口述资料使我们了解了这些行业的不少具体情况。尤其是茶商，我们虽然都知道徽州人做茶叶生意的很多，但具体情节不甚了了，而本书访问最多的恰是茶商，共35人，这些口述对象或本人就是徽商，或是徽商后代，对父祖辈经商的情况耳熟能详，甚至能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来。把他们说的综合起来，徽州茶商形象顿时鲜活起来了。
过去说到徽州的百年老店，由于资料较少，在印象中总感到不多。读了本书才知道，徽商创立的百年以上的商号真是所在多有。如徽商在北京开设怡和泰茶庄，经营了六七代之久；在南通经营的洪立大茶业延续五代人；歙县北岸吴氏从明代万历年间就开始到沈阳经营茶叶了，持续了几百年；徽商在上海经营汪福号南货茶叶店也有五六代；绩溪城内西关章氏五代经营盐酱生意；徽商在山东临清开设“汪济美酱园店”是临清唯一的一家经营二百多年不衰的老字号；婺源浙源虹关詹氏元秀公及其后代，薪火相传，从明末到民国，建立起一个长达三百多年的墨业世家。徽商这么多的百年企业完全超出了我们对近代徽商的认识。过去传统观点认为，近代徽商开始衰落，但读了这本书，这个观点要值得商榷了。
书中的每篇访谈均出自徽商后代，由于是自家的事，代代口耳相传，真实具体，可靠生动，加上一些物证，可大大深化了我们对徽商的认识。有了这批宝贵的资料，我们的徽商研究乃至徽学研究一定能上一个新台阶。
第二，我想到本书的另一方面的价值，就是作者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口述采访的成功榜样。首先是作者的高度历史责任感。方静已经退休，按说正是悠闲自得的时候，或含饴弄孙，或树荫垂钓，或老友手谈，等等，多少退休者正是这样生活着，享受着晚年的清闲，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作者怀着对徽商的深厚的感情和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毅然放弃悠闲的退休生活，走上了艰难的漫漫采访之路。如果没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谁能做到？这种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其次是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口述采访看似简单，其实极其麻烦，它是有一套科学的规范和严格要求的。作者正是本着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无论是采访对象的选定还是采访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是科学规范的。正如采访者所说：
徽商口述史采集方法力求做到三个结合，即口述与文书资料结合，口述与现场实物结合，口述与采访调查场景结合。以口述为主线，把家族记忆、资料调查、现场讲述与家藏资料串联，使得个体或家族经商历史的叙述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见物解读，见字阐述，确保了口述文字的实证性、逻辑性和严谨性。通过口述者记忆的合理联想与生活理解，把书证、物证与人证串联起来，置于家族背景之下，使实物特征、文书内容得以平铺展开，通过口述表达出来，形成有逻辑的证据链。
这样的采访无疑是科学的，获得的口述资料也是可靠的。
当然，尽管采访者做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也难保每次采访都能成功，如果口述者不能提供有价值的资料，那只好作废。而当口述者在某个关键问题上说得不甚清楚时，采访者就想办法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为了了解一个商人的世系（家谱挂线），采访者不厌其烦地寻找线索，登门拜访，直到看到确凿证据为止。有的通过采访发现证据，纠正了一些流传已广的错误。比如，晚清民国歙县汪氏在山东临清创办的“济美酱园”驰名遐迩，人们一直都认为是汪民富的先祖汪永权创办的。后来通过采访汪民富，尤其是拿到了家藏的《动先公祭祀簿》和《慎终追远簿》，理清了世系，发现汪民富的高祖是汪永权，而创办“济美酱园”的是汪永权的兄弟汪永椿，这就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认识。正因为采访者严谨科学的态度，才保证了这部书的学术质量。
总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采访者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尤其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并发扬光大。
第三，读完本书，掩卷长思，认识到口述资料真是蕴藏丰富的大宝库，我不得不发出一个强烈呼吁：就是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抢救“活资料”。现在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文书上，“上穷碧落下黄泉，东南西北找文书”。文书固然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抢救“活资料”。要知道这些“活资料”也多是耄耋老者，“活”不多久了，再不抢救也就永无可能了。我们不仅要看到徽州境内还有不少“活资料”等待我们去抢救，更要看到几百年来无数徽商迁徙到外地，尤其是今天的长三角地区，在那里定居发展，不少老人尚还健在，他们也是弥足珍贵的“活资料”，而且也是来日无多，亟待抢救。方静无论在口述方法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我呼吁更多的有心人能像方静那样，走上采访之路，抢救更多的“活资料”，那样我们的徽商研究乃至徽学研究，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任重道远，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啊！
由此我想到了徽学研究的基本力量，徽学研究当然需要大批的专家学者，其中高校和研究机构无疑是主力军，但千万不能忽视徽州本土学者这支生力军。几十年来，徽州本土学者利用他们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贡献了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高校学者难以做到的。就像这部《口述徽商》如果由高校学者独自去完成，那肯定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作为绩溪县徽学研究会会长的方静先生二十余年来历尽千辛万苦，主编了一至六卷、五百余万字的《绩溪徽学通讯》，保存了多少绩溪徽商等珍贵资料啊，其中很多撰稿者如今已经作古，没有方静的抢救，很多史料就永远湮没了，他真是为徽学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徽州本土学者的力量，也希望更多的徽州本土学者尽快行动起来，或独自为战，或与高校学者联合，把徽学研究推向新高潮。
最后我想说一句，除了本书以外，方静还有一本《口述徽商采访手记》，可以说是《口述徽商》的“副产品”，这“副产品”颇值得一读，不仅增加了口述采访的可信度，而且听他娓娓道来，确实津津有味。读来就好像身临其境，既可知他为了一条线索，如何穷追不舍，顺藤摸瓜的，更可知采访者的艰辛与苦乐，和他一道分担采访失败的沮丧和分享采访成功的欢乐，这也算是一种间接体验吧。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