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逛了不少县市级的博物馆。虽然一些县级博物馆也得到过官方宣传，但它们的资源还是肉眼可见的稀少。这些场馆往往坐落在街道狭窄的旧城区中心地带，或紧邻县政府办公楼，与图书馆、文化馆挤在同一栋老旧建筑内。走进展厅，展品排列在灯光暗淡、反光严重的玻璃柜中，复制品及一些近现代文物陈列得更加随意。十余年在当地出土的重要文物，往往难以得见。那些能够支撑区县考古学文化历史的、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发现，很少能在地方馆中被持续展出。这类文物往往会被借调到上一级单位，再有选择地出现在省级、国家级博物馆的展览中。

地方博物馆长期处于边缘位置：核心文物多被上调，展览叙事因此空洞；复杂的管理链条让其缺乏自主权；即便出土重大发现，本地观众也难以在“家门口”接触到属于自身的历史。在过去，这种集中保护的方式有其合理性；但近年来，博物馆越来越被要求承担在地叙事和公共文化的功能。多地遗址博物馆的实践正是对此的回应，将文物与发掘现场重新结合，强调历史与空间的统一，也让地方社会重新把握自身的记忆。

文物离开土地，离开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地层，也离开了地域与历史之间的纽带。如何让展览权实现真正的在地化，成为当下亟需回应的诉求。

制度逻辑与现实缺席

在现行的文物管理体制中，出土文物的流转路径高度集中化。按照规定，田野考古发掘由具有资质的科研机构或考古所承担。发掘完成后，所有出土器物首先由考古队进行清理、编号与记录，随后统一移交至主管文物管理部门进行备案与保管。通常，这一级为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或相应的文物管理所。其后，文物的去向根据行政层级和馆藏需求进一步分配：重要器物往往进入省级博物馆，具有突出历史、艺术或学术价值的发现则可能被调拨至国家博物馆等中央层级机构。

这种管理体系在制度层面上保证了文物的安全与研究条件。大型省馆与国家馆拥有较为完备的保存设施和修复力量，可以最大程度上保障文物不受损坏。其次，集中收藏被认为有利于整体性研究，尤其是在跨区域或跨文化背景下，能够通过系统的馆藏结构进行比较与阐释。这一逻辑在文保条件尚不均衡、地方设施水平差异显著的时期，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集中化的收藏与展示，在观众层面也满足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观众能够在一个博物馆里看到尽可能多的国之重器与重要遗物，从殷墟甲骨、秦汉兵甲到唐宋瓷器，在一次参观中形成跨越千年的纵深体验。文化的汇聚带来的视觉震撼与审美享受，回应了长期以来公众参观博物馆的核心期待——“看宝贝”。尤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人们第一次走进新落成的国家级综合性博物馆时，集中的展览实现了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的建构。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文物集中收藏与展出，不仅具有学术与保护层面的意义，也满足了社会公众对于文化凝聚力与历史象征的迫切需求。

然而，集中化的另一面是地方层级的缺位。县市级博物馆在行政体系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它们往往缺乏直接参与出土文物分配的渠道。即便遗址正在其所在辖区，地方博物馆通常只能获得一般文物部分、残器或复制件。除部分文物资源富集的县市外，其他地方博物馆往往难以构建完整且具体的历史叙事。展览中缺乏能够代表区域文明进程的关键实物，使其展陈更多停留在文物展示层面，无法承担文化阐释的功能。

以自20世纪初开始进行现代考古发掘的某著名遗址为例，其考古成果极为丰富，从考古工作队到考古研究所长期介入发掘与研究工作，形成系统的从田野发掘到研究归档的链条。其中出土的核心器物，现收藏于很高规格的博物馆，地方常设展陈往往只能展出复制或次级文物。尽管当地设有地方历史博物馆，这些机构的展陈在空间与叙事结构上力图体现其文化的重要性，但标志性藏品仍无法常设展出。类似情形在一众具有丰厚考古资源的省市仍多有发生，遑论其余地区。

这种缺席不仅是展陈层面的不足，更深刻地影响了地方公共文化的建构。县市博物馆失去了利用核心文物开展叙事的可能，地方居民也就失去了在熟悉的文化空间中直接体验自身历史的机会。“离开土地”的文物被上缴到更高层级，地方文化与考古成果之间出现了一道制度性的断裂。这种状况能够满足文物保存与学术研究的要求，但或许无法回应公众对文化认同与历史体验的需求。

今天，随着地方经济与文化基础设施的改善，有一些县市博物馆已经能够提供相对可靠的保存与展示条件。遗址博物馆与考古博物馆的兴建，也证明在地展览具备某种现实可行性。越来越多的观众希望在出原地、在原址之上，与地方记忆重新建立联系。当行政区划几经变更，唯有在地方性最强的小尺度空间中，土地的岁月史诗才能被具象地理解与传承。

由此可见，当前制度逻辑在现实中制造了明显的张力：它在保障文物安全与学术研究的同时，也造成了地方叙事的缺失与公共文化的断裂，这是文物第二次离开土地。

文化语境的转变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博物馆的功能已从物质遗存的保管库逐渐转变为意义与叙事实践的场域。回顾博物馆起源可见，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常被视作国家文化权力和现代化话语的展示容器。学者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指出，公共博物馆不仅是展览物件的场所，更是文化－政策关系的组织机制[1]。二十世纪以来，博物馆的定义经历了显著的语义转变。早期由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传统定义，将博物馆视为“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永久性的机构”，以征集、保存、研究与展示人类有形与无形遗产为宗旨（ICOM 2007；UNESCO 1972）。这一框架强调的是知识的集中化与专业化管理，其核心任务在于对文物进行科学保护与学术阐释。博物馆在此意义上是一个知识的储藏所，承担着文明记忆的物质保管职能。

进入二十一世纪，新的博物馆定义在多国的实践推动下被重新修订。根据2022年通过的ICOM最新版本，博物馆不仅应“征集、保存与展示”，更应成为“开放、包容、多元与可持续的社会空间”，以公众参与和社区共建为核心，促进知识共享与文化反思（ICOM 2022）。在新的语境中，博物馆从“展示之所”转向“对话之场”，其价值不再仅以藏品的稀缺性来衡量，而在于是否能让公众在文化经验中重新建立与土地、记忆及身份的关系。这一转变也为“展览权的在地化”提供了文化与制度上的正当性基础。

然而，这一逻辑在地方博物馆语境中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随着地方社会经济基础的稳固、文化设施条件的改善，县市级博物馆获得了较为可观的保存与展示能力。与此同时，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博物馆等“原址＋展览”模式在中国亦逐渐兴起，为在地展览提供了实践空间。这种变化反映的不仅是设施层面的提升，更体现了博物馆学讨论中的“从讲述对象到共建主体”转向。美国博物馆学家妮娜西蒙（Nina Simon）在其著作中强调，现代博物馆应当视观众为参与者、社会成员为共创者，而非被动的观看者[2]。通过这种视野，我们可以理解在地展览的诉求不仅是文物返归，更是文化话语权的在地化重构。

物理上的就地展出拉近了器物与其原生地的空间关系，使地方公众能够在其熟悉的地理与文化场域中看到自身历史的物质化成迹。叙事上的地方化使博物馆成为地方社会自身历史话语的生成场。地方社区由原先的展示对象变为展览的共构者，地方博物馆获得与考古研究机构、文物管理部门对话的主体地位。这种转变意味着知识生产的中枢从“国家-省级”体系向地方博物馆、社区参与、多元叙事开放。

在此背景下，展览权的在地化是一个文化政治过程：它质疑了传统文物流转的权力配置，呼唤地方社会在文化记忆生产中的主动性，而不是简单的展品返还地方。考古成果也应成为地方社会认同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出土文物的社会价值、展陈策略与公众触达机制，把近些年博物馆学真正在讨论的内容栽种在土壤中。

在地展览的实践与困境

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的考古工作与博物馆建设进入了同步发展的阶段。一方面，田野考古不断有新的重大发现；另一方面，以遗址为核心的在地博物馆不断兴建，逐渐形成了区别于省馆与国家馆的展览格局。它们试图突破传统文物流转体系所造成的断裂，将出土地与展览空间重新连接起来。

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自2001年被发掘以来，大量金器、玉器与象牙制品引起国内外关注。金沙遗址博物馆将展览空间与遗址环境结合，使观众能够在原址中直接体验这片古代聚落的文化内涵。类似的还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它以出土遗迹与文物并置的方式，呈现“考古现场—展览空间”的一体化叙事。这些尝试表明，在地展览不仅可行，而且能够更有效地激发公众对历史的兴趣与认同。

然而，实践的推进同时暴露出若干困境。首先是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遗址博物馆的兴建往往依赖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与政策支持，经济条件较弱的县市难以承担高额的建设与运营成本。结果是，能够建成高水平遗址博物馆的多为经济发达地区，而考古发现丰富但经济条件有限的地方，往往仍旧缺乏展示自身历史的能力。地方可以因资金不足而放弃展示责任，只能采用普通展出形式呈现遗产，这些县市区因为经济弱，一项弱项项弱。

其次，制度壁垒依然存在。出土文物的流转仍需遵循严格的层级审批，地方博物馆往往依赖复制品或临时借调来弥补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在地展览的真实性与吸引力。遗址博物馆与考古博物馆的建设，本身也是地方权力主体间在文化领域博弈的体现。地方考古院所单位通过建设考古博物馆与遗址博物馆（均在考古单位辖下）的方式来保留重点遗址出土物的研究权，在目前来看是一件好事。

第三个困境来自考古机构自身。考古所往往需要长期保存部分出土物，用于持续研究与比对。对于某些特殊材料研究周期可能长达数十年甚至更久。这导致考古所与博物馆之间的利益分配产生矛盾：前者强调学术需要，后者强调公共展示。两者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协调机制，最终结果往往是地方公共展览的让步。

这些困境揭示了在地展览的复杂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倡议的问题，更涉及财政、制度与学术的多重博弈。虽然遗址博物馆与考古博物馆的兴起，展示了在地展览的潜力，但要真正实现文物归于土地的理想，仍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与资源重组。

公众声音与未来走向

近年来，一些地方社会在重大考古成果出土后，几乎同步发起了留在本地的舆论诉求。当地舆论普遍希望核心文物能首先在本地展示，而不仅仅成为上级博物馆展览的亮点。这种呼声并不完全基于狭隘的地方情绪，而是出于对文化认同和历史归属的关切。对于生活在这些区域的人们而言，文物的在地展示不仅意味着便利的参观机会，更是一种确认自身历史与身份的过程。

学界内部也出现了关于在地展览的反思与尝试。部分考古研究机构开始尝试研究与展览并行的模式，将部分出土物在完成初步研究后交付给地方博物馆长期展出。也有一些地方博物馆通过数字化复原、复制品与原件并置等方式，努力缓解展品缺失带来的叙事断裂。这些做法虽然尚未彻底改变制度格局，但已经展现出新的可能性：文物的学术研究与公共展示，并非完全不可兼得。

在未来，关于展览在地化的讨论已经不再是文物归属的单一问题，而是制度与实践层面的多元化探索。遗址博物馆的建设、长期借展制度的完善、数字化与复制技术的应用，都可能成为缓解矛盾的途径。但在这一切方案背后，关键问题始终是如何理解文物的公共属性。倘若继续将其单纯置于文保与科研的逻辑之中，展览权的在地化诉求将很难得到回应。唯有承认文物属于社会整体，承认地方社会在文化认同中的合理诉求，才能推动制度与实践的真正转变。

参考文献

[1] Bennett, Tony.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 Simon, Nina. 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Santa Cruz (CA): Museum 2.0,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