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生活》周刊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传统的教育与生产相脱离的教育方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学生在学校所学知识在毕业后不能适用于社会。一些教育家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提出“职业教育”理念。“职业教育”认为“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故“职业教育，则专重实用，纯为生活”。1917年5月，黄炎培、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之初，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宗旨，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并为此改革中国教育。
1925年10月11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创办《生活》，王志莘任主编。《生活》创办之初主要旨在传播职业教育，反映职工生活。1926年10月，王志莘转入银行界任事，邹韬奋以职教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任《生活》主编。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之时，生活周刊社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兼职人员，每期出版两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邹韬奋接收之后对《生活》周刊进行改革，宗旨更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此外，从第2卷第1期起开辟“信箱”专栏，亲自解答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成为《生活》周刊的一大特色，内容也更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
《生活》创刊号
《生活》第2卷第1期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之后，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此后《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逐渐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生活》周刊曾积极组织全国人民为东北抗日的马占山部进行捐款，后在马占山部失败后，将余款移捐给东北义勇军，同时发起十九路军抗日捐款等，这些支持抗日的言行受到读者的热烈响应。
《生活》第7卷第4期
《生活》周刊抗日宣传的言论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相抵，1931年1月，国民党政府派胡宗南找邹韬奋谈话，向邹韬奋施压，试图使邹韬奋和《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邹韬奋断然拒绝。同年7月，国民党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邮递，后来又禁止在全国邮寄，甚至有学生因购买此刊而遭逮捕。
1933年7月，鉴于《生活》周刊随时可能被扼杀，胡愈之提议将《生活》周刊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而独立，此外改组为生活出版合作者（又称生活书店），将《生活》杂志作为生活书店的一部分，万一《生活》周刊被禁，生活书店仍可继续营业发行其他刊物。同月中旬，邹韬奋赴欧考察，《生活》周刊由胡愈之、艾松寒等接手。
1933年12月初，上海代派《生活》周刊总报贩接上海市政府情报处通知，不准销售《生活》周刊，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查封《生活》周刊。12月16日，《生活》周刊发行至第8卷第50期被迫停刊。
《生活》第8卷第50期
《生活》周刊发行时间长，发行量大，1932年底甚至达到十五万五千份。《生活》周刊自1925年10月11日创刊，至1933年12月16日被迫停刊，历时7年，共发刊8卷。前6卷，每卷52期，第7、8两卷，每卷50期。此外第7、8两卷还发行《生活画报》共37期。
《大众生活》
《大众生活》是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性综合周刊。编辑人、发行人为邹韬奋。杂志为16开40页，办刊地址为上海福州路复兴里。邹韬奋在题为《我们的灯塔》的发刊词中宣布“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该刊的三大目标。主要发表时事论文、学术论文、国内外通讯、随笔小品及漫画，形成了既浅显通俗，又严肃高雅的风格。
《大众生活》创刊号，1935年11月，第1页
为了配合“一二九”爱国热潮，《大众生活》从第1卷第6期起以绝大部分篇幅反映这场运动，并发表评论给予热烈的支持和充分肯定：“你们的呼号声，是全国大众心坎里所要大声疾呼的呼号声！你们的愤怒的表现，是全国大众所要表现的愤怒！你们紧挽着臂膊冲过大刀枪刺的英勇行为，是全国大众所要洒热血抛头颅为民族解放牺牲一切的象征。”这样的杂志，自然会受到全国大众读者的欢迎，一经发售销量就高达到15万份，后来达到20万份，打破了中国杂志发行史上的纪录。
《大众生活》的影响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注意和恐慌，1936年2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下令邮局停邮《大众生活》。在最后一期第1卷第16期上，发表了《韬奋紧要启事》。启事说：“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2月底，《大众生活》被迫停刊。
《华北问题》,《大众生活》第1卷第3期，第1页
《大众生活》虽然仅仅存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但由于与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相适应，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邹韬奋曾说过：“当时上海成为在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而在南京的当局，据说对于这个‘中心’地点，最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李公朴先生所办的拥有五千爱国青年学生的一个补习学校；还有一个便是被证实了每期有着二十万销路的《大众生活》周刊。”而《大众生活》不仅“限于上海一隅，是在海内外不胫而走”。刊登在14期上经销本刊的利益的启事也说道：“每期经销本刊五百份，全年可得利益四百二十余元，印有详章备索。大众生活社发行科。”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大众生活》当时的发行量之广。
1941年5月11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又在香港复刊，并很快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杂志，同年12月6日出至第30期，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