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音乐剧《悲惨世界》重返中国，在上海大剧院开启为期55天的驻演。该剧改编自法国作家、政治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1862年的同名小说。阿兰鲍伯利（Alain Boublil）作词，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Claude-Michel Schnberg）作曲，1980年首先以法语音乐剧形式上演，1985年推出英文版。此次在中国巡演的版本为音乐会版，演员们身着戏服演唱，不配以舞台布景与动作表演。小说《悲惨世界》不仅是对19世纪法国社会的细致描摹，也与雨果本人的生命轨迹紧密相连。本文将首先聚焦巴黎这一“革命之都”，介绍故事发生地法国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接着考察维克多雨果的生平以及小说中描写的众多具体事件，揭示其现实来源与灵感出处，并分析这些事件如何与小说的核心主题——苦难与救赎——相联系。最后，本文将探讨《悲惨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的接受历程。
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在上海驻演
一、“革命之都”巴黎
雨果创作《悲惨世界》之时，法国已经经历了一系列政权更迭，这些更迭伴随着长期而激烈的斗争，而这一切，正如小说的情节设定一样，大部分以首都巴黎为中心。1789年之后，法国的政体性质便成为不断争论和角力的焦点，革命、内战与政变此起彼伏。1789年法国大革命最初只是希望实现宪政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路易十六虽然继续保有王位，但其权力大大削弱，同时，一个拥有立法权的国民议会应运而生。1792年，君主立宪制被共和制所取代，路易十六被处决。在此期间，法兰西共和国赢得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年轻的将军拿破仑波拿巴于1799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最终称帝，将法兰西共和国转变为法兰西帝国。
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于1815年回到法国。其弟查理十世继位后，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最终于1830年再次爆发革命。这场革命修改了宪法，并将奥尔良家族的路易-菲利普推上王位，史称“七月革命”。“七月革命”在欧洲范围内引发了连锁反应，激起了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波兰等地的革命浪潮。正如拉法耶特将军1831年8月15日在国民议会上的演讲中所说：“七月革命的电击传遍了全世界。”
在1830年前后，巴黎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由于1830年革命，巴黎变成了毫无疑问的革命之都，成为暴力政治变革的熔炉。整个1830年代，巴黎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1832年，这座城市爆发了19世纪最严重的霍乱， 19000人在此次瘟疫中丧命。不同街区与社会阶层之间悬殊的死亡率差异，则赤裸裸地揭示出面对死亡时的社会不平等。这一危机激化了新的社会冲突，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便是1832年6月5日至6日发生在巴黎中央区域的暴动——这一事件正是《悲惨世界》故事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动荡频发、危机四伏的时期，至少发生了七次针对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刺杀。
《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现场
此外，在这一时期，大量移民涌入巴黎。他们或是来求学，或是来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巴黎的人口数量在这一时期大量增长。1789年，巴黎人口总数仅占全国的2%，1848年为2.8%，到1870年，人口比重上升至5.3%，如果将郊区人口计算入内，这一比重将接近7%。这股外省人前往巴黎的移民大潮，让当时的人倍感震惊：
英国人去了印度，德国人去了美洲，俄罗斯人忙于开垦广袤的土地，意大利人也前往蒙得维的亚和墨西哥进行殖民；只有法国，整个搬去了巴黎。
除了本国人，还有留学生、知识分子、流亡人士等，他们在各自的国家中受到专制制度的束缚，渴求自由。他们的到来尤其有助于传播巴黎是自由之都的形象。以德国作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为例，他就曾旅居巴黎，以德语创作，并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法语。海涅在抵达巴黎六周后的1831年6月27日，写信给朋友说：
这里发生的事情让我身处最前沿，世界的最前沿，巴黎……在这里，真的，我被淹没在事件的漩涡、新闻的浪潮及革命的风暴中。
1848年，通过革命上台的路易-菲利普在革命中再次被推翻。这一次，革命从法国蔓延至整个欧洲，多国君主制相继倒台。法国再次成为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但他随后在1851年发动政变，再次将法国变为帝国，自立为皇帝，即拿破仑三世。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宣告终结（虽然战争还持续了一年），法国在不到80年的时间里第三次成为共和国。
假装马德兰先生的冉阿让，古斯塔夫布里翁（1824年－1877年）所绘制的插图
这些以巴黎为中心的革命事件在当时的文学中引起了广泛共鸣，《悲惨世界》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巴尔扎克1833年出版的《十三人故事》（《人间喜剧》中《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的第一部作品）即是取材于当时巴黎社会的生活场景。故事说的是19世纪的法国曾出现过一个名为“十三人”的秘密组织，它是一个由衣冠楚楚的“上流社会”成员组成的摩登强盗集团。该组织内部纪律森严，成员间通过盟誓和兄弟情谊建立权力，凌驾于王国和法律之上。他们为了维护或夺取某种利益，常化身为江湖大盗。巴尔扎克通过《十三人故事》揭开了巴黎社会的内幕，着重刻画了人们强烈、狂暴乃至罪恶的激情。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雨果的创作无疑打上了作者个人经历的深深烙印。
在雨果的一生中，法国始终处于政治动荡和周期性危机之中。法国国家不仅长期分裂，而且每一个政权均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力量，伴随着暴力与革命。这期间不仅发生了三次成功的革命，还见证了许多革命的未遂。
二、雨果与故事中的苦难与救赎
《悲惨世界》小说篇幅宏大（全书逾2000页），故事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其中有三条主要的故事线：第一条关乎苦难与救赎。故事始于主人公冉阿让因偷窃一块面包而被判处20年监禁后获释。他原本打算向社会复仇，但一次善举促使他改过自新，最终成为富商，这期间他始终被坚守法律（因而主张惩罚）而非慈悲的警长沙威追捕。冉阿让遇到了芳汀，这位单亲母亲沦落风尘，被诬告袭击，最终在临终前将女儿托付给冉阿让。第二条故事线是政治性的，讲述了一群年轻共和党人为发动革命所做的努力与尝试。第三条主线是一个成长故事，马吕斯离开家乡前往巴黎，在探索自身政治信仰的同时，爱上了冉阿让的养女。
芳汀的女儿珂赛特，画像出自雨果1862年的原著，是由艾密尔贝亚德（1837年－1891年）所绘制的插图。
1985年伦敦初版及全球多个制作版本的海报，均使用上述珂赛特画像作为主要元素。
贯穿法国整个19世纪的政治紧张与对立，构成了《悲惨世界》的重要背景设定。小说中许多角色都是积极的革命者，他们走上街头，领导人民反抗现政权并取得胜利。他们唱着歌，筑起街垒，而这在19世纪的法国是革命的真实象征。《悲惨世界》中描绘的主要革命场景来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832年6月5日起义。这场起义发生在共和派将军让-马克西米连拉马克（1770-1832）的葬礼上（他在前文提及的霍乱疫情中去世）。1830年革命仅实现了宪政改革，法国仍维持着君主制。这种局面令共和派深感不满，他们密谋发动新的革命以推翻政权，使法国再次成为共和国。小说中起义领袖安灼拉（Enjolras）的原型即是当时共和派起义者。此次起义以失败告终，它只是1830年至1848年间多次起义中的一次——这些起义最终演变为革命，成功推翻了政权，使法国再度成为共和国。雨果本人曾亲眼目睹1832年起义的发生。当时他正走在街上，革命者与政府的军队在他面前的街道上交战，他被迫退到一个门廊里躲避。因为一出门就会进入交火线，他无法离开，只能在那里等待战斗结束。
唱着歌，筑起街垒，这在19世纪的法国是革命的真实象征。图为电影《悲惨世界》（2012）剧照。
小说中的许多其他事件也源于雨果的亲身见闻。这些细节的披露大都得益于他去世后出版的《随见录》（Choses Vues）一书。该书分为两辑，出版于1887年至1900年间，由雨果生前的生活笔记汇编而成。除1832年起义之外，他还曾目睹一名男子因偷窃一块面包而被捕，这一事件正是《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故事的核心情节（尽管它发生在小说开篇的20年前）。
雨果还曾在1841年1月为一位被诬告的年轻妓女辩护。在小说里，芳汀同样因被诬告而被带到警察局并面临监禁威胁。冉阿让作为目击者知道她是清白的，从而使她免于入狱。然而，正义终究还是来得太迟了，芳汀仍因饱受摧残而离开了人世。
电影《悲惨世界》中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芳汀。
与当时政治形势相关的另一个元素在音乐剧舞台版本中并不明显，但若想理解雨果的创作意图，这一点却至关重要，那就是马吕斯的政治思想演变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雨果本人政治立场的写照。他们最初都曾是正统主义者、保守的保王派，反对革命，在小说中以马吕斯的祖父（音乐剧英文版中未出现此角色）为代表。随后，他们又转向波拿巴主义，支持拿破仑——这一立场在小说中以马吕斯的父亲为代表，他曾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并被故事中的反派之一、客栈老板德纳第所救（此角色在音乐剧中戏份颇重）。马吕斯与父亲疏离多年，但在父亲临终前得以相见，并决定追随父亲的政治立场，摒弃祖父的保王派思想，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来到巴黎求学后，马吕斯开始与共和派人士往来，最终加入他们，成为起义队伍中的一员。因此，正如同样成为共和派人士的雨果一样，我们能在马吕斯的故事线中看到19世纪法国政治谱系的微妙改变。
雨果在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已经转向共和主义，他坚决反对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反对其镇压共和国，反对建立第二帝国。为此他不仅选择了流亡泽西岛，还撰写了一本反对帝制的重要政治文本——《小拿破仑》（1852年），可与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相提并论。在第二帝国倒台、第三共和国建立后，雨果作为伟大的共和英雄回到法国，成功当选法国参议院议员，且在其在世时就已被视为共和国的“伟人”之一。
《悲惨世界》中还有一段较长的对滑铁卢战役的描绘。德纳第在滑铁卢战场上与马吕斯的父亲相遇，德纳第打算像他在小说中下水道那一幕那样，从他认为是一具尸体的人身上偷东西。这一幕在音乐剧版本中也有所保留。结果他无意中救助了马吕斯的父亲，但并未获得任何报酬，后来对此十分懊恼。小说中的这段描写是关于这场著名战役最具影响力、最“浪漫化”的记录之一。
在下水道中的冉阿让和马吕斯，绘于1900年。
同样，这部小说中也有对巴黎这座城市的大段描写。其中包括对一些具体街区与街道以及它们所具有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特征的描述。小说描写了“巴黎的地下世界”——既包括犯罪与贫困的隐秘世界这一比喻意义上的“地下”，也包括字面意义上的地下，即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冉阿让正是通过穿越下水道，将受重伤的马吕斯从战斗现场带至安全之处并获得医疗救助。书中还呈现了当时法国底层阶级语言的丰富性。
在这一意义上，《悲惨世界》除了政治内容之外，还包含大量的社会批判。雨果的基本信念之一是：“苦难”是法国社会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贫困与不公正将许多穷人逼入绝境，他们中许多人根本没有摆脱这一命运的可能。芳汀的故事正是如此，整个世界仿佛都在与她为敌，她的悲惨命运引来无端的指控；无论她如何挣扎，都无法摆脱困境。在冉阿让出现之前，她和她的女儿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而冉阿让本人也是饱受苦难。他因不公正的判决入狱服刑多年，出狱后，又几乎因为贫困与绝望而再次陷入犯罪，只因一次“善举”（而非司法公正），他的人生才得以改写。然而即便如此，他之后仍必须在隐匿中度过，不断搬迁、改名，以躲避沙威的穷追不舍。沙威在“社会法律”与“道德法律”之间的挣扎，亦是小说与音乐剧中一个核心主题。
这些社会批判中也包含道德与宗教方面的思考。雨果并不特别支持作为机构的天主教会，但他的道德观却深受基督教影响。在这一意义上，那位对冉阿让施以善举的人被描绘成一位极其善良、圣洁的人。他的身份是主教，但其善良却来自个人品性。因此，雨果在小说中只是对主教本人这一个体，而非对作为机构的教会予以了正面的呈现。
最后，关于《悲惨世界》这部小说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它不仅是对现实的批判，其本身也积极参与到19世纪中叶法国的政治进程中。小说出版时，正是雨果积极推动法国社会、政治与法律变革的时期。他不仅努力争取恢复共和国，还积极倡导废除死刑等议题，而《悲惨世界》的出版部分正是为了推动并宣传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雨果在宣扬共和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在倡导一种在当时法国社会中各个对立群体之间的和解，包括君主派与共和派之间的和解，也包括天主教徒与世俗主义者之间的和解。
可以说，《悲惨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19世纪法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与政治的生动视角，它本身也是当时推动共和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小说一经出版便迅速享誉世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军队广泛阅读此书，甚至戏称其为“李的悲惨世界”（Lee's Miserables），借指他们的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众所周知，法国是一个文学大国，拥有深厚的文学传统与底蕴。而《悲惨世界》至今仍是法国最知名的文学作品之一，它被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读者阅读。除了当今正在中国巡演、极为成功的音乐剧版本外，这部作品还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涵盖多种语言，影响深远。
三、《悲惨世界》的全球回响
今天，《悲惨世界》的生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最初创作的历史语境。音乐剧《悲惨世界》通过塑造引人入胜的角色和扣人心弦的剧情，并配以戏剧性且优美的音乐，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吸引着大量的观众。英文版音乐剧更是在全球创下众多纪录，其中包括伦敦舞台上史上最长演出作品。尽管剧中的社会、政治与道德批评源自19世纪法国的具体情境，但其核心理念具有足够的普遍性，能够持续吸引并打动世界各地的读者与观众。
2002年，恰逢雨果诞辰二百周年，《悲惨世界》原著小说发表一百四十周年，同时也是音乐剧《悲惨世界》在百老汇上演十五周年纪念。这一年英文版音乐剧《悲惨世界》经过四年艰难的谈判，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登陆上海大剧院进行3周共21场的巡演。这次演出场场爆满，取得了巨大成功。毫不夸张地说，《悲惨世界》让更多的中国观众开始知晓并喜欢上了音乐剧这种表演艺术形式，对于市场和行业而言，那是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首演。此后上海大剧院先后引入了包括《猫》（2003）、《音乐之声》（2004）、《剧院魅影》（2004）在内的经典音乐剧剧目。《悲惨世界》在中国的成功引进，除了其本身巨大的艺术魅力，其兼具古典与现代的表达形式满足了新世纪中国观众的观剧需求之外，也许还与中国社会对这部文学作品，对其中所涉及的革命、苦难与救赎主题的偏爱不无关系。
1903年，《悲惨世界》的第一个中文节译本也诞生于上海。译者对原著进行了节选翻译和改写，突出了革命的主题。有学者指出，这本名为《惨世界》的小说可以视为近代中国革命党人的第一个“社会革命”方案。而这两名译者，一位是著名作家、翻译家苏曼殊，另一位则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事实上在清朝末戊戌变法至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中国的爱国志士对法国革命给予了最多的关注。
《惨世界》，苏子谷、陈由己（即陈独秀）译，上海镜今书局，1904年出版。
学界认为，中国对《悲惨世界》的翻译和研究，有三个关键时期。第一个关键时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翻译与介绍为主。体现了知识界与思想界的文学创新与政治改良的愿望。第二个关键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雨果诞生150周年前后，出现了大量纪念文章。严谨的译本也开始陆续出版。据统计，雨果作品中译本最多的是《悲惨世界》，从1903年第一个节译本算起,至少有25种译本（截至2015年）。但“文革”开始之后，《悲惨世界》被列入禁书。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动乱结束，政治气氛缓和，1978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将1958年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意大利联合摄制的第一部彩色版电影《悲惨世界》引进到中国上映，引发了全国性的《悲惨世界》热。与此同时，作为西方文学名著的《悲惨世界》也重新获得了其应有的关注。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阅读习惯也从纸质出版物向数字出版物和视觉图像转变。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音乐剧不像歌剧那般严肃，观影门槛稍低。演员精彩的表演、演唱、舞台装置的变化、灯光都可以抓住观众的眼球。而《悲惨世界》中恢弘的历史叙事，呈现出来的苦难与救赎、革命的浪漫主义更是能引发观众内心的共鸣。在观看过程中，中国观众甚至能用英语与法语和台上的演员们一起唱起剧中的著名唱段。截至2023年末，《悲惨世界》中代表人民群体性面孔的《人民之歌》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播放量超过200万。2018年法语版音乐剧《悲惨世界》来华首演时，指挥亚历桑德拉克拉维罗在告别观众之时，曾引用雨果的一句话：“音乐能表达那些我们无法言说且不会永远沉默的一切。”这是人性深处对平等、正义、人道主义的永恒追求，正如雨果当年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所说，“《悲惨世界》是为全世界读者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