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相，在唐玄宗时期任相达十九年，特别是在玄宗晚年，“悉委政事于林甫”，（《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可谓权势滔天，对盛唐政局影响颇大，但为人阴险狡诈，“口蜜腹剑”这一成语就是说他，加之他死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由盛而衰，他也负有责任，自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描述应该是我们大部分人对李林甫的印象，主要来自官方正史为主的记载，然正史之外的笔记小说却还有别样的内容，你会惊奇地发现李林甫居然还有神仙缘，在死后六百年成为仙人。李林甫之外，还有其他不少宰相也都有仙缘，此类故事背后的底层逻辑，值得细细思索。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李林甫剧照
正史：官方的史事
李林甫最重要的传记资料是两《唐书李林甫传》（下文引用两《唐书李林甫传》文字皆据中华书局点校本），较为详细却也不无偏颇地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另外也有少量其他文献给予补充。李林甫是皇室宗亲，出生时间未有明确记载，丁俊《李林甫研究》（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6页）推断在调露元年（679）左右，父亲李思诲，官至扬州参军。《旧唐书》称李林甫善音律，其实他还擅长绘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言：“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与林甫诗曰：‘兴中唯白云，身外即丹青。’余曾见其画迹，甚佳，山水小类李中舍也。”张彦远亲眼见过他的画作，能得其佳评，则李林甫的画艺当确实不俗，而这很大原因是家学渊源，他的伯父即人称大李将军的李思训，“国朝山水第一”，（《唐朝名画录》）“一家五人并善丹青思训弟思诲、思诲子林甫、林甫弟昭道、林甫侄凑，世咸重之，书画称一时之妙”。（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
《旧唐书》本传对李林甫的早期经历记载简略，仅提及千牛直长、太子中允两个职位，然后有一个具体事件是李林甫希望通过侍中源乾曜谋求司门郎中的官职，但被拒绝，于是任太子左/右谕德，还是属于东宫官员，此后“累迁国子司业”，《封氏闻见记》卷五《颂德》称李林甫在任国子司业期间“颇振纲纪”。李林甫虽因才望不高，未能如愿任郎官，但太子左右谕德也属于“清官”，国子司业则是“清望官”，（《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都是唐人升迁之途中的美差。开元十四年（726）起，李林甫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在吏部侍郎任上表现优异，《册府元龟》卷六三七《铨选部公望》：“李林甫为吏部侍郎，天下升平，每岁选人，填委林甫。修废举直，甄别流品，时议以为称职。”充分显示出他的吏干。此时李林甫已成为高级官僚，开始谋求宰相之位。《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了这一过程：当时武惠妃宠冠后宫，其二子（寿王、盛王）也以母爱见宠，太子则被玄宗疏远，李林甫通过宦官表达愿辅助寿王之意，惠妃感激。又李林甫与侍中裴光庭之妻（武三思女）有私，而高力士出自武家，因此裴去世后，武氏请托高力士，希望由李林甫接任裴光庭，但高未敢言。这两步都未有直接效果，但做好了铺垫。玄宗令萧嵩择相，萧以韩休对，玄宗首肯，于是高力士提前将消息透漏给武氏，武氏自然传给李林甫，李再告知韩，韩入相后对李自然感激而与萧不和，因之推荐李为宰相，武惠妃又暗中相助，李林甫如愿以偿。《新唐书》大致相同，《资治通鉴》则有异议，仅采用惠妃事，《考异》：“按：光庭妻，一寡妇耳，岂敢遽引所私代其夫为相！韩休正直，虽得林甫先报，必不至荐之为相。今不取。”这是司马光从情理出发做的推断，并没有文献根据。
李林甫为相后，朝中共有三宰相，另外两位是裴耀卿与张九龄，《新唐书李林甫传》描绘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趋，而林甫在中，轩骜无少让，喜津津出眉宇间。观者窃言：‘一雕挟两兔。’”（亦见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文字有异）此为《旧唐书》所无，可见李之倨傲与气焰。《旧唐书李林甫传》在李任相后，用大篇幅记叙了他与另一宰相张九龄之间的斗争，二人共有三次交锋，俱是李胜张败。第一次是太子瑛等三人因母失爱而有怨言，玄宗准备治罪，张九龄反对，致使玄宗不悦，李林甫本未发言，显然默许，因他本就与武惠妃暗结，废去太子后，寿王即有机会，则自己地位更加稳固，于是又对宦官说：“家事何须谋及于人。”这当然是要传给皇帝听的，表示对玄宗废太子的支持。第二次是玄宗欲为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加实赋，又遭张九龄反对，导致玄宗更加不悦，而李林甫则将张九龄之言告诉牛仙客，拉拢之意明显。《新唐书》本传多出一细节，即李、张进见前，已商议好要共同反对玄宗此举，但到现场后，张极论，而李则不言，结果是皇帝“善林甫不专也”。第三次是与张九龄相善的中书侍郎严挺之救免前妻之夫，玄宗怀疑其中有私，张九龄则对“不合有情”，又违逆了玄宗之意。终于，张九龄、裴耀卿皆被罢相，李林甫越发受到皇帝的倚重。之后的宰相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等，都不能与李林甫相敌，玄宗则“在位多载，倦于万机”，李林甫由此大权独揽。
《旧唐书李林甫传》在张九龄被贬后，还重点记载了李林甫倾危太子之事。太子瑛被废后，李林甫建议立寿王，但玄宗以忠王仁孝居长，立为太子（后来的唐肃宗），“自是林甫惧，巧求阴事以倾太子”。太子作为储君，自不能直接针对，所以李林甫采取的办法是从太子亲信入手。首先，表面上交好太子妃之兄韦坚，然后派御史中丞杨慎矜暗中监视，发现太子出游与韦坚见面，于是报告皇帝，“上大怒，以为不轨”，罢黜韦坚，免太子妃，李林甫又上奏牵连李适之、裴宽、韩朝宗等，既打压了太子，又清除了异己。此后又利用太子良娣杜氏之父杜有邻与女婿柳勣的矛盾，株连了裴敦复、李邕等，然“太子重慎无过，流言不入”，李林甫又生一计，令济阳别驾魏林诬告河东节度使王忠嗣，称王忠嗣“自云与忠王同养宫中，情意相得，欲拥兵以佐太子”。新旧《唐书李林甫传》都表示玄宗不信，《旧唐书》还记玄宗之言：“我儿在内，何路与外人交通？此妄也。”然查《旧唐书王忠嗣传》则可知，玄宗听闻后大怒，王忠嗣“几陷极刑”，因哥舒翰求情，方才贬为汉阳太守。几番操作未有效果，《新唐书李林甫传》又记载李林甫向玄宗进言，建议立庆王，最终也未得逞（此事不见于《旧唐书》）。李林甫倾危太子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权位，尽管更换太子未能实现，但众多异己者被排除，这一目的还是基本达到了。不过，李林甫尤不满足，又欲杜绝出将入相之源，所以上奏建议用寒族、番人为将，玄宗同意，其结果，《旧唐书》本传说：“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即在朝廷政策上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旧唐书李林甫传》还值得一提的是杨国忠。杨本来依附李，但在选拔王鉷与杨国忠谁为御史大夫时，李林甫推荐了王，引起杨的不满，两人遂有隙，而随着杨国忠得势，权倾朝列，李已经无法处置。李林甫病危之时，杨国忠恰从蜀地返回，床前拜谒，“林甫垂涕托以后事”。杨国忠继任后，马上开始清算李林甫，诬告他谋逆，结果“悉夺官爵，斫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槥，用庶人礼葬；诸子司储郎中㟧，太常少卿屿及岫等悉徙岭南、黔中，各给奴婢三人，籍其家；诸婿若张博济、郑平、杜位、元㧑，属子复道、光，皆贬官”。（《新唐书李林甫传》）曾经是尊贵至极的宰相，任命制书说“国钧紧赖，邦礼克清”，（《唐大诏令集》卷四五《裴耀卿侍中张九龄中书令李林甫同三品制》）下属赞扬“傅说明殷道，萧何律汉刑。钧衡持国柄，柱石总朝经”。（高适《留上李右相》）等到死后失势，诏书中的评价就变成了：“外表廉慎，内包凶险，筹谋不轨，觊觎非望。昵比庸细，谮害忠良，悖德反经，师心蕴慝。福祸生于喜怒，荣辱由其爱憎，使搢绅箝口，行路侧目。”（《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六《李林甫除削官秩诏》）
《旧唐书李林甫传》虽然在总体上批判李林甫祸国殃民，但个别地方也透漏出他的才干，如：“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对其死后被诬告，也明确记载“天下以为冤”，犹保存了一些客观认识，这应比较符合历史事实，赵璘《因话录》即言：“李林甫奸邪阴贼，妬嫉贤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体。当时虽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构害。而守寻常仕进者，各获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感之者乎？”而到《新唐书》，李林甫直接被归为“奸臣传”，《旧唐书》的上述记叙均被删去，又通过笔记小说补充了其他一些事例，将其奸佞形象塑造的更为充分。
《旧唐书李林甫传》历史叙事的核心是“权力”，展现了李林甫谋求权力、掌握权力、滥用权力、巩固权力和丧失权力的过程，此过程是在唐代盛衰转变的背景下进行，李林甫的所作所为被视为导致唐朝由盛而衰的原因，因果皆有，于是历史解释得以完成。显然，此解释中淡化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李隆基的作用，这无疑缘于中国古代为尊者讳的书写传统，不能直接贬斥皇帝，就只好让宰相来担责，哪怕是皇帝生活奢靡，“恣行宴乐，袵席无别”，也是“由林甫之赞成也”。但五代史臣也委婉地批评了李隆基，如李、张之争时，张被罢相，是玄宗听不进逆耳之言；李林甫能够专权，则是玄宗倦怠，一以委成，来满足个人私欲；李林甫杜出将入相之源，也是“帝以为然”。所有这些都是在皇帝的默许下进行的。因此，《旧唐书李林甫传》虽将国家衰亡的主要责任推给了李林甫，但我们仍能看到唐玄宗才是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
逸史：正史之外的“故事”
关于李林甫在正史叙事之外，还有“逸史”，即卢肇《逸史》所收的《李林甫》，（下文引用此文，皆据李剑国《唐五代传奇集》校录本，中华书局，2015年，第1487-1490页）叙述的重点变成了李林甫的神仙之缘。
《逸史》在《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中均为三卷，未言作者，仅称是大中时人撰，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则指出《逸史》作者为卢肇：“白乐天集自载李浙东言海上有仙馆待其来之说……顷读卢肇《逸史》，记此事差详。”卢肇，两《唐书》无传，周勋初作《卢肇考》考证其生平，并从《逸史》所载故事的年代推断成书时间在卢肇进士登科之前，（《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4页）但《说郛》卷二四有卢子自序：“卢子既作《史录》毕，乃集闻见之异者，目为《逸史》焉。其间神化交化，幽冥感通，前定升沉，先见祸福，皆摭其实、补其缺而已。凡纪四十五条，皆我唐之事。时大中元年八月。”所以《逸史》成书时间在大中元年（847），内容为作者“闻见之异者”。
大中元年距离李林甫去世的天宝十二载（753），已近百年，卢肇所记并非他师心自创，而是记录见闻，则《逸史李林甫》的故事当早已流传。故事从李林甫二十岁时开始，还是武则天时期，他在东都洛阳过着裘马轻狂的日子，却还“尚未读书”，符合《旧唐书李林甫传》所谓“自无学术，仅能秉笔”的特征。一日，骑驴击鞠，偶遇某道士，一番问答后，李林甫意识到对方可能是“异人”，对道士的告诫欣然接受，决定不再做此玩乐。道士因约他后三日五更再会，届时，李林甫前去，道士已在，于是出现了张良见黄石公的经典叙事模式，（见《史记留侯世家》）道士以“为约何后”为由，让李林甫三日后再来，李林甫和张良第三次一样夜半即往，果早到，与道士相谈甚欢。道士言：
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会于此。
“五百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段，《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记载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之说，将自己看作周以来能够平治天下的不二人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把五百年视作圣人出现的时间。《逸史》此处强调五百年显然即是在呼应这一历史意识，则李林甫在道士眼中就是五百年一出的圣贤，不仅如此，他还名列仙籍，于是道士让他在二十年宰相和白日升天成仙之间做出选择，并给他三天时间考虑。李林甫没有过多纠结，很快作出决定：“我是宗室，少豪侠，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计已决矣。”在他心里，白日升天根本不能和二十年宰相相提并论。李林甫如期前往，告知道士结果，“道士嗟叹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始见一人，可惜！可惜！’”显然出乎意料。李林甫见状后悔，但已不可挽回，临别时道士说：“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救拔人，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使入京。”原来还是可以飞升成仙，不过推后了三百年而已。
李林甫入京投奔任库部郎中的堂叔，经过叔父的一些考察，以荫入仕，不十年，遂为宰相，果如道士多言，“重权在己”，但却忘记了道士的告诫，“诛杀异己，冤死相继”，其行为和正史所记相同。忽一日，有道士求见李林甫，一见发现原来就是当年故人，李林甫也想起了道士之言，道士说：“当时之请，并不见从。遣相公行阴德，今枉杀人，上天甚明，谴谪可畏，如何？”李林甫无言以对。具体如何“谴谪”，道士未说，留下悬念，李林甫也未继续追问，倒也符合他城府极深的个性。至深夜，李林甫终于发问，但关心的不是谴谪，而是是否还有升天的机会，道士回答：“缘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窜责，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约矣。”还是能升仙，只不过又晚三百年。那中间这六百年，李林甫去向何处，又问道士，道士决定带他先去看看，但必须“安神静虑，万想俱遣，兀如枯株”后，方可出发，这一步类似道教的斋戒。道士与李林甫先是步行，但李林甫过惯了富贵生活，脚力很差，道士则给他一竹杖，让他骑乘，并告诫途中不得开眼。李林甫只觉身泛大海，只闻风水之声，很快便到达一处仙境。此过程在志怪小说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续玄怪录》记载淮海节度使李绅少年时遇一老叟，愿意带他参加罗浮山的南海群仙会，出发前也是要他“速闭目，慎勿偷视”，“但觉风涛汹涌，似泛江海，逡巡舟止”。（《太平广记》卷四八）说明这应该是一种模式化的写法。
李林甫与道士到后，见到一城，不同凡俗，有数百武士守卫，皆迎拜二人，行约一里，到一府署，大殿之中，帐榻华丽，李林甫恰好困乏，便欲卧倒休息，被道士牵起，说：“此是相公身后之所处也。”李林甫一听，表示如果真是如此，倒也无憾。两人原样返回，到相府后，见李林甫冥坐床上，被道士叫醒，可见和道士前去的是当为魂魄，肉身未动。第二日，李林甫以金帛相赠，道士不受而去，叮嘱六百年后再见。李林甫的身后处所，《逸史》未言，但从唐代神仙小说的一般情况推测，应为道教洞天一类的地方，就如李绅去的罗浮山一般。道教有神仙三品说，《抱朴子内篇论仙》：“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则李林甫可能被设定为尸解仙或地仙，六百年后飞升，则会成为天仙。
《逸史李林甫》最后一段游离于整体故事之外，讲的是安禄山自称他并不惧怕皇帝，“唯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求问他养的术士，术士不解，希望亲眼见到李林甫来观察。因此，安禄山在府中宴请李林甫，令术士暗中窥探。术士汇报说他见到李相进来时，身边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此时常在安禄山左右的铜头铁额之类的侍卫（所谓邪物，非真兵士），皆溃散而逃，他也不知何故，猜测李林甫应该是“仙官暂谪在人间”。此段内容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七六引《逸史》，原应是两篇，宋人见都与李林甫的仙缘有关，就拼贴在一起了。俞樾注意到此故事和康骈《剧谈录》所记“刘平见安禄山魑魅”相类，不同的是，《剧谈录》叙述的是叶法善身边跟随着青衣童子，由此推论《李林甫外传》（即《逸史李林甫》）当是附会此事（见《茶香室丛钞》卷一四）。但据《剧谈录》自序，该书撰成时间是乾宁二年（895），比大中元年（847）晚近五十年，自然不能被《逸史李林甫》附会。当然《剧谈录》的故事可能也流传许久，谁先谁后遽难断定。
唐代与神仙有缘的宰相不止李林甫，还可列举出以下几位。卢杞在德宗朝曾任相，官声极差，被目为奸邪，《新唐书》就将之列入“奸臣传”，与李林甫等并列。《逸史太阴夫人》记卢杞年轻时生病，被邻居麻婆救治，偶然在其门外见一绝色女子，愿娶其为妻，麻婆同意，斋戒三日后与女子相见，女子自述乃天人，并言卢杞有“仙相”，才令麻婆传意。清斋七日后，卢杞与麻婆各乘一大葫芦飞至某宫阙，再见女子，女子让他三选其一：“若欲长留此宫，寿与天毕；次为地仙，常居人间，时得至此；下为中国宰相。”卢杞选择留在此处，女子大喜，才告知此地是水晶宫，自己是太阴夫人，并告诫卢杞的选择必须坚定，于是启奏上帝。然而等上帝使者到达询问时，卢杞始终无言。太阴夫人贿赂使者，暂缓问询，当再次询问时，卢杞大呼：“人间宰相。”太阴夫人只得让卢杞又乘葫芦返回，后来卢杞果为宰相。故事情节要比《逸史李林甫》更加曲折，多了一个反悔的过程。德宗时另一宰相贾耽，《逸史》记载了他三件事：第一件是派人往山中送书信，收信者是两位道士，其中一位言：“传语相公早归，何故如此贪着富贵？”第二件是令兵卒入枯井取道书，刚抄写完毕，就被一道士追至夺回。第三件是遣使在郑州某寺中取一白鸦。卢肇在末尾说：“贾公谪仙事甚众，此三篇尤明显者也。”可见围绕贾耽的此类传说颇多，他也被看作是一位谪仙人。《逸史》还记载文宗朝宰相李石，未达时游览嵩山见一病鹤，鹤作人语，请他寻人血，助其痊愈，并说“君有仙骨，故以相讬”。李石不辱使命，在洛阳找到符合要求之人的血，返回嵩山，治愈了仙鹤，鹤说：“公即为明时宰相，后当轻举。相见非遥，慎勿堕志。”既预言他将当宰相，又点出后将成仙，当然也有不能堕志的告诫，和《逸史李林甫》中道士之言的要素相似，不过故事更为简单。此外，《北梦琐言》还记载了唐懿宗时宰相刘瞻（卷十）、杨收（卷十二）的神仙之缘，不再赘述。
逸史的背后：权力的魅惑
其实赵翼早已敏锐地注意到李林甫等宰相的神仙之缘，《陔余丛考》卷四二有一条“权奸有仙骨”即是总结此现象，唐代他列举了李林甫与卢杞，宋代列举了蔡京与安惇，最后说：“此数事，虽皆出于小说，然必非无稽，岂古来大奸大恶，必有仙骨者乃能为之耶？其理不可晓也。”如上文所述，有仙骨者不只是大奸大恶的人，如李石、刘瞻、杨收皆非奸佞，所以关键不在奸恶，而在他们的身份是百官之首的宰相，掌握着王朝极大的权力，赵翼难以理解的故事底层逻辑也需从“权力”入手来分析。
权力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宗教权力等类型，它们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重要性也不同，比如欧洲中世纪时教权明显更强，而古代中国的帝制时期则是政治权力超越其他，即所谓皇权（或王权）至上，期间恐怕只有东晋时期皇权衰落，出现了门阀政治，但这在历史学家看来却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中，刘泽华提出“王权主义”的概念，认为是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
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对应的观念体系。（《中国的王权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页）
王权即是一种政治权力，作为控制和运行机制，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观念意识，我认为这是宰相有仙骨故事背后的思想基层。
宰相李林甫的权力是皇权的延伸，但他最终对皇权的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所以在皇权主导下修撰的正史对其大加挞伐，此乃显而易见，但“逸史”对如此一位在官方话语系统中遭受批判的奸佞却十分宽容，把他设定为谪仙，即便在人间罪恶滔天也还许他六百年后飞升，似乎是民间对其“天下以为冤”的同情，然而这无法解释卢杞、李石、蔡京等人的例子。更好的解释或许是社会对李林甫等官至宰相之人有根深蒂固的崇拜，根本上还是对王权的崇拜，李林甫、蔡京尽管阴险奸诈、误国误民，但他们毕竟是宰相，代表着一般人所能拥有的最高权力（觊觎皇权就是叛贼了），在社会大众看来自然不是凡人。所以来自非官方的、道教化的宰相升仙故事，看似是对王权的质疑，实际上则是用另一种方式认可了官方权力，即便道教作为宗教，属于方外，但杨庆堃早就指出在中国“世俗政权已经完全支配了宗教”。（《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4页）福柯认为权力有一种弥散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毛细血管式的力量，政治权力自然也不例外。
罗素曾言：“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权力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页）本文即是从权力角度对宰相升仙故事的解释，但并不保证正确，尝试而已。
最后可以再模仿历史故事，假设一个场景：某天，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出现一位须发皆白、莫测高深的人，让你在高官、富豪和神仙之间做单选题，你会怎么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