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乡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制度创新、资源链接与空间协同。”近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成都市大邑县委党校举行。来自全国多所科研院校、政府部门及企业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超大城市创新生态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乡村业态创新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大邑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地方实践赋能：以社科力量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
成都市社科联（院）党组书记邵波表示，近年来成都市社科联（院）围绕超大城市治理、城乡融合发展、公园城市建设等重大议题开展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未来将进一步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一方面深化基础理论研究，系统总结成都在城乡融合、都市圈建设中的实践经验，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强化应用对策研究，针对要素流动梗阻、公共服务不均、乡村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与基层单位开展协同攻关，提出更具针对性、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他特别提到，大邑县、彭州市等地的乡村振兴案例，正是社科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创新的生动体现，未来需进一步加强此类案例研究，为成都乃至全国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成都经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廖祖君在研讨中强调，超大城市是现代化进程中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极核，都市圈则是其辐射带动的必然结果与区域功能组织的高级形态。当前成都都市圈正处于从成长期迈向提升期的关键阶段，建强以成都为核心的同城化共同体，既是都市圈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服务国家战略、牵引四川“五区共兴”的重大责任。
廖祖君认为，深化都市圈内部融合，关键在于破除行政壁垒，构建“联通网”与“协作环”。交通同城要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重点推进市域铁路S线建设，打通“断头路”，形成“一小时通勤圈”；产业协作要鼓励成都龙头企业通过产业链延伸、共建园区等方式带动周边城市，打造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带等“带状”集聚格局；服务共享要推进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一体化，探索电子民生档案互认、医院检验结果互认，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生态共保要建立跨区域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与生态补偿机制，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都市圈。同时，他还指出要通过通道辐射、产业辐射、功能辐射，将成都都市圈的开放优势、产业优势、服务优势转化为全省共享的发展优势，推动“极核引领、圈层支撑、区域协同”的“五区共兴”格局加速形成。
超大城市发展：创新生态与区域协同双轮驱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孟延春围绕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发表主旨演讲。他强调，超大城市竞争的本质是创新生态系统的竞争，而创新生态的根基在于“以人为本”。成都应通过城市更新塑造多元开放的创新场景，推动城市空间从传统功能区向“开放式实验室”转变，同时强化文化氛围与制度供给，以城市气质吸引高端人才集聚。
在创新体系建设上，孟延春提出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建设高水平科研平台，发挥链主企业带动效应优化产业链供应链，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市场应用的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空间布局方面，应推动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组团式发展转型，并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通过创新资源共享提升区域整体能级。他特别指出，数字经济为突破物理空间限制提供了新机遇，成都需加快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效、韧性、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
城乡融合新框架：要素、功能、治理三位一体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智团在研讨中提出，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需构建“要素流动为基础、功能融合为核心、治理协同为保障”的系统性框架。他指出，成都作为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超大城市，二元结构特征仍存，推进城乡融合是回应中央战略部署的政治责任。
在要素流动方面，邓智团建议实施“人才下乡+市民返乡+农民进城”三向流动工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创新，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同时构建“财政引导、金融支撑、社会参与”的多元资本投入体系。功能融合层面，应立足城乡比较优势，构建三级产业体系，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强化生态文化共建共享，实现“城市有乡村的生态底蕴，乡村有城市的现代品质”。治理协同上，需完善法治化治理体系、推进数字化治理赋能，并根据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实行差异化治理，为城乡融合提供制度保障。
农地制度改革：破解城乡人口流动梗阻的关键抓手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明亮以“农地制度改革视域下的城乡人口流动研究”为主题展开论述，指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是重塑城乡人口流动格局、推动城乡融合的制度基石。他认为，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要素“单向进城”，而土地财产权利的不稳定预期，让大量进城农民陷入“落户顾虑”，成为制约人口双向流动的核心梗阻。
明亮强调，“三权分置”通过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从制度层面消除了农民“进城失地”的担忧：一方面，为农村进城人口搭建“带资进城”通道，使其能在城市稳定就业生活，同时释放的农村土地与闲置房屋资源，为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部分群体还能实现“进城积累—返乡创业”的双向循环；另一方面，为乡村存量人口（尤其是兼具经验与能力的中年农业经营者）注入发展信心，在城市就业吸纳力减弱背景下，激发其扎根乡村发展产业的意愿；此外，产权明晰化与资源可经营性提升，也吸引工商资本、技术人才等下乡群体涌入，推动乡村产业与社会结构升级。
城乡融合实践：多地探索路径与案例样本
广州社会科学院城市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风雨分享了广州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他介绍，广州已初步形成“硬联通、软衔接、深融合”三位一体的城乡融合新格局，农村公路累计达6650公里，行政村全面通公交，5G基站占全市七成以上。通过“百县千镇万村工程”、预制菜产业集群建设、人口市民化政策优化等举措，广州实现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深度融合，为一线城市探索城乡融合提供了示范样本。
四川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郑涛则聚焦“首发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他指出，首发经济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为核心，能够带动供应链创新与城乡要素流动，应突破核心商圈物理边界，向周边城区及郊区产业功能区延伸，通过“城市首发—郊区制造—全域消费”模式推动城乡协调发展。郑涛团队联合相关机构发布的“首发经济指数”，已成为地方政府量化评估商圈活力与消费竞争力的重要工具。
乡村振兴实践：机制创新激活内生动力
研讨会上，多个乡村振兴实践案例引发广泛关注。大邑县发改局罗秋璇介绍，梅李大坪林盘公园通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利益联结机制构建、生态场景创新等举措，实现了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2023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村民人均增收约2.6万元。
成都榜样青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超分享了温江区高山村整村运营经验，通过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价值创新，将普通平原乡村打造为价值增量区，“大蒜咖啡”等特色IP带动农产品溢价，村民从“房产持有者”转变为“业态经营者”。成都彭州市桂花镇人大副主席张茜则介绍了金城社区的转型实践，通过“123工作法”、积分制管理、三产融合发展等举措，成功实现“空心村”向“梦工场”的蝶变，集体资产从100万元增长至1亿元。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乡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制度创新、资源链接与空间协同，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为超大城市全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实践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