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北方政权的频繁易手，南方诸国相对稳定，但杨吴/南唐是个例外。从杨行密到徐温，这个南方最大割据势力的统治者已经从杨氏转到了徐家，但老谋深算的徐温算来算去，还是没算到历史的吊诡。他辛辛苦苦搭起的架子，在亲儿子徐知训被杀后，却被干儿子徐知诰（889-943）趁机接盘，最终成功受禅称帝，完成了从杨吴到南唐的转换。徐知诰自己也改名为李昪，史称南唐先主。
作为徐温的继承人，徐知诰（李昪）文才武略，毫无南方“王二代”的纨绔之气，作为南唐帝国的开创者，他心系民生，息兵止战，为南唐近四十年的繁华奠定了基础。
南唐开国皇帝李昪
我是谁：李昪出身之谜
徐知诰并非真正的“二代”。他只是一个养子。
关于其出身来历，一直众说纷纭，成为五代史上的一桩公案。南唐史料大多声称徐知诰为大唐皇族后裔，但在具体世系上却莫衷一是。如《江南录》称其乃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李恪之玄孙，《南唐书》还给出具体谱系，言之凿凿。还有史书说他是唐睿宗玄孙李知柔之后，从岭南流落淮南；又或云其为唐玄宗之子永王李璘之后等。不管其先祖为谁，这一说法的指向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徐知诰作为李唐皇室后裔，建唐称帝，天经地义。
但正史却多以徐知诰出身低微，自幼孤贫。如《新五代史》直截了当，说他是徐州人士，“世本微贱”，其父姓李，在唐末乱世不知所终。司马光也说他“起于厮役，莫知其姓”。
《吴越备史》则提供了第三种说法：徐知诰本姓潘，浙江湖州人，吴越武将之子，杨吴与吴越交战之际，杨行密手下大将李神福将之掠至淮南。徐知诰掌权后，有“东海鲤鱼飞上天”的谶语流行，所以他才“冒李氏以应谶”，改姓了李。
至于徐知诰如何成为徐温养子，也是说法不一。
照《吴越备史》的说法，徐知诰被李神福所掳，沦为家奴，徐温“见而异之，求为养子”。而《江表志》则说，徐知诰小时候有个姐姐出家为尼，因为与徐温之妻李氏同姓，所以经常携徐知诰出入徐府，“温妻以其同宗，怜其明慧，收为养子”。
当然最通行的说法还是主流史书所记载的那样：895年，杨行密掠地淮南，在濠州见到六岁孤儿“彭奴”，养以为子，但此子却为杨行密长子杨渥所恶，杨行密因此将之转给徐温，说“此儿质状性识，颇异于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赐汝为子”，于是徐温将之收为养子，起名徐知诰。
939年，已经称帝的徐知诰宣布恢复李姓，立唐宗庙，正式以李唐子孙自居。但到底找哪位唐室皇子作为祖先，让改名后的李昪颇费思量。据《资治通鉴》，李昪最初选中的是唐太宗之子吴王李恪，但有大臣认为吴王因谋反罪被诛，不如选唐高祖之子郑王李元懿。经过一番考证，吴王李恪的子孙功绩显著，于是最终还是定下吴王，历十世传到李昪。但从唐初到五代，中间已历三百年之久，李昪自己也犹豫，这么长的时间才传十代，会不会显得太少呢？臣子解释说，按三十年为一代，传十代到他这，问题不大。为了确定祖先，君臣一起苦苦研究历史和算术，这在古今中外恐怕绝无仅有！
徐知诰以李唐子孙自居，其说漏洞百出，历来为人所讥。同时代的吴越国主钱元瓘听说了此事，大笑说这事编得也太玄乎了吧，原话是：“金陵冒氏族于巨唐，不亦骇人乎！”《旧五代史》也含沙射影，说李昪“自云”唐王室子孙，言下之意也是不信。清人王夫之也讥讽“徐知诰者，不知为谁氏之子，乃自撰五世名讳”，李唐王族“何忍取夷狄盗贼之子而以为子孙哉”？
其实徐知诰原姓李应该问题不大，但说他为唐室之后，编造痕迹过于明显，根本不足为信。五代乱世，谱系不存，哪来如此清晰的传承。唐宋之际太多的枭雄起于草莽，一旦成功上位，往往热衷于编造祖先和出身，以壮门面，如“世为饼师”的前蜀高祖王建托云祖上为周朝太子王子乔，晋高祖石敬瑭则尊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为祖先，就连后唐枢密使郭崇韬也以攀缘唐朝大将郭子仪为荣。
这种做法在五代可谓见怪不怪，成为帝王塑造自身统治神圣性与合法性的一个普遍方式。徐知诰孤儿出身，以养子身份上位，编造祖先以抬高身份也情有可原。
总之，徐知诰身世成谜，但阴差阳错，机缘巧合，被杨吴权臣徐温收养。如果不是他最后脱颖而出，成功上位，可能也就淹没于动荡的乱世之中，根本不会有人关心他的来历。但历史让他成为南唐开国皇帝，从此为后世留下诸多的谜团和谈资。
那么，一个养子是如何忍辱负重三十年而终成帝业的呢？
父子恩长，兄弟情短
苦难是人生之师。出身孤寒的徐知诰，以养子身份寄人篱下，从小就谨慎机敏，隐忍顽强，在严厉的养父和虎视眈眈的徐氏亲子中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徐知诰“天资颖悟”，自少年起就在徐氏诸子中鹤立鸡群。当徐温的亲儿子们沉迷于嬉戏畋猎之时，徐知诰却在读书练箭，史书说他“喜书善射”“所志必精”。很快，养父徐温就对他刮目相看，让其管理府内家务，徐知诰做得井井有条，让所有人都挑不出错，“家人无违言”。
徐知诰长大成人后，更是气质出众，一表人才，史书如此描述其相貌：“身长七尺，坦额隆准，神彩鉴物。”他还文武双全，“识度英伟”，“为人温厚有谋”。从小到大，徐知诰一直对养父徐温恭敬有加，极为孝顺，“勤孝过于诸子”。据说他在九岁时就向徐温献诗，表明孝心，其中一句写道：“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
有一次，徐温不知因何发怒，用棍子揍了徐知诰一顿，把他赶走。等到晚上徐温回家，却见养子仍候在门口，徐温问你怎么还赖在这，徐知诰哭着答道：“人子舍父母将何之！父怒而归母，人情之常也。”徐温听罢颇为感动，“以是益爱之”。
还有一次徐温夜里醒来，看到养子徐知诰站在床前侍奉，就大骂他一顿，让他去忙公事。但等徐温后半夜再次醒来，发现身边还有人侍候，一看是徐知诰新过门的妻子。这两口子实在太有心了，难怪徐温当着一众亲生儿子的面发出感叹：“汝辈事我能如知诰乎？”就连杨行密也看在眼里，多次对徐温说，“知诰俊杰，诸将子皆不及也”，可能在后悔自己当初没能留下这个养子。
但干儿子毕竟是干儿子，徐知诰再好，在徐温心中，恐怕也终究是外人。对徐温来说，在继承人的选择上，大儿子徐知训毫无悬念地排在第一位，而他的一切辛苦经营都是在为亲儿子上位做准备。在此情形下，徐知诰越有才华，徐温心中越是不安。徐温掌握杨吴大权后，留亲子徐知训执政扬州，却把徐知诰派往昇州。
好在徐知诰深知韬晦之道，在养父面前只是默默展示着能力。赴任后，他体恤百姓，招纳贤良，很快把地方搞得井井有条，史书说“徐知诰治城市府舍甚盛”。徐温听说了，忍不住前去昇州勘察，一看之下非常满意，“爱其繁富”，就自己搬了过来，将养子调往润州（今江苏镇江），其中深意不言自明。
被养父占了自己辛苦经营的地方，徐知诰不敢不从，但他提出想去重镇宣州（今安徽宣城），又被徐温拒绝。这时谋士宋齐丘开导徐知诰说，徐知训在扬州骄纵无礼，恐怕“败在旦夕”，而“润州去广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原本郁闷不乐的徐知诰一听大喜，欣然赴任。
润州扼守长江南岸，与杨吴政治中心扬州隔江相对，相去不过数十里。唐朝诗人杜牧曾如此描述两地之近，“画角爱飘江北去，钓歌长向月中闻”——润州的号角和歌声顺风北去，隔江就能听到。如此地利，朝中一举一动，徐知诰自然顷刻皆知。后来的故事也证明，他这步棋走对了。第二年，扬州城内朱瑾事件爆发，徐知训被杀，最先得到消息的就是润州的徐知诰。
养父不便明言的偏心也就罢了，徐知诰还要面对来自兄弟们的明枪暗箭。
徐温两个年长的亲儿子，尤其是长子徐知训对徐知诰怀有深深的敌意。一次徐知训召兄弟饮酒，徐知诰因故没来，徐知训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剑乎？”这个小乞丐不想吃酒，难道想吃剑？出于嫉妒，他对徐知诰已起杀心。徐知训安排下鸿门宴，埋伏了武士，又召徐知诰饮酒，幸亏一个行酒小吏有心相救，趁倒酒之时暗中掐其手示警，徐知诰会意，借口起身逃去。徐知训仍不罢休，第二次再约徐知诰喝酒，打算故技重施，好在徐家一个小弟不忍，偷偷提醒了徐知诰，让他再次逃过一劫。
徐知训被杀后，就近的徐知诰第一时间带兵平乱，控制了扬州。徐温赶到后，又悲又怒，甚至怀疑徐知诰参与其间，好在臣下力陈徐知训恶行，徐温只好作罢。史书说当时“徐温诸子皆弱，温乃以知诰代知训执政”，内外形势如此，徐温别无选择，只好暂时接受既定事实，让养子留镇扬州。就这样，历经劫难的徐知诰终于等到了天赐良机，成为杨吴的二号人物。
但彼时徐温仍然遥掌大权，其他徐氏亲子也心有不甘，徐知诰的地位还不稳固，父子兄弟之间仍然暗战不断。
徐知诰身边的第一谋臣宋齐丘，深得徐知诰信任，而徐温对之却十分厌恶，应该是不愿养子身边有如此能人。史书说：“知诰欲进用齐丘而徐温恶之。”徐知诰从此更为小心，每次与宋齐丘见面密谈，要么在水亭之中，四下隔上屏风；要么在空旷的大堂之上，二人隔火炉对坐，用铁条在炉灰中写字交谈，随写随擦，“故其所谋，人莫得而知也”。徐知诰的谨慎可见一斑。
养子对于徐氏的潜在威胁，早有大臣觉察。徐温的谋士严可求曾劝其以亲子取代徐知诰，说其“非徐氏子，而推贤下士，人望颇归，若不去之，恐为后患”。徐知诰听说后，对严可求十分顾忌，一度想将之贬去地方。但严可求很聪明，最后借助徐温得以自保。徐知诰见无法除掉严可求，索性把女儿嫁给了严可求的儿子，两人结为儿女亲家，将养父的谋士变为自己的亲戚。
919年，吴王杨隆演去世，诸臣纷纷劝徐温自立，徐温召来徐知诰商量。徐知诰回答说这些大臣拥立，“言未必诚，不过顺大人意尔”。此语虽然平淡，但应该也是让徐温打消自立念头的原因之一。徐知诰的真实意图恐怕是担心徐温称帝后，自己作为养子，将失去继位的可能。
对于专权多年的养父徐温，徐知诰也曾暗中寻机牵制。一次徐温入觐，徐知诰私下对吴主说：“温虽臣之父，忠孝有素，而节镇入觐，无以兵仗自从之例，请以臣父为始。”徐知诰此举，无疑是想借着吴王名分，削弱徐温威仪。
随着徐温年事已高，在是否再换继承人的问题上仍然犹豫不决。一方面，徐知诰表现出来的孝顺，让徐温“不忍”换之；而另一方面，他也深知这个干儿子的能力，诸子之中无人能及，如果再不更换，自己一死，徐氏子孙将再无机会。927年，徐温次子徐知询几次请求取代徐知诰执政，徐温说了一句，“汝曹皆不如也”，似乎仍在犹豫。这时徐温之妾陈夫人说：“知诰自我家贫贱时养之，奈何富贵而弃之！”于是徐温决定暂时维持现状。
这一年十月，就在徐温要出发入朝之际，他却病倒了。也许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徐温终于决定换嗣。他派儿子徐知询代自己奉表劝吴主称帝，并让他留在扬州，取代徐知诰。面对养父的决定，徐知诰也无可奈何，只好谋求外放，以图将来。
但命运似乎只是和徐知诰开了一个玩笑。
就在他写好奏表的当夜，南京传来徐温病亡的消息。刚刚接权的徐知询又匆匆奔丧而去，朝政再度回到徐知诰手中。养父既死，徐知诰已不惧任何对手。他最后的挑战来自徐温的二儿子徐知询。
徐知询继承了父亲爵位，驻守南京，手握重兵，本可以与徐知诰分庭抗礼，但他素来人缘极差，于是诸弟与重臣纷纷倒向徐知诰。最要命的是徐知询毫无自知之明，“自以控强兵，居重地，去知诰如举手易耳”，对义兄很是轻视。徐知询的骄纵也让他备受非议，当时吴越送来饰以龙凤图案的金玉器皿，徐知询坦然用之，毫不避嫌。这样的二代又怎能争得过徐知诰呢？
论谋略和心机，哥俩实在相差太多。
徐知询本想利用父亲的丧事，召徐知诰来南京，再趁机除去，但徐知诰怎会上当，以国事推脱不来。反过来，徐知诰假借吴王旨意，在929年召徐知询入朝，知询傻傻前来，一到就被扣下，夺去军权。就这样徐知诰轻松独揽大权，“自始专吴政”。
史书还记载了兄弟间这样一场对话。此时胜负已分，失去权力的徐知询斥责义兄：“先王违世，兄为人子，初不临丧，可乎？”——咱爹去世，你作为儿子也不来吊唁，这样对吗？徐知诰回答：“尔挺剑待我，我何敢往！尔为人臣，畜乘舆，服御物，亦可乎？”——你拿剑等着我，我又不傻！你作为臣子，用僭越之物，这样就对吗？通过谴责对手“不忠”，徐知诰轻松化解了对自己“不孝”的指控。
徐知诰没有再给徐家兄弟任何机会翻盘。
929年冬的一天，徐知诰以金杯赐酒给徐知询，说“愿弟寿千岁”，徐知询疑心有毒，将酒分作两杯，要与徐知诰同饮，说“愿与兄各享五百岁”。徐知诰当然不肯喝，兄弟二人僵在那里，场面有些尴尬。这时，一伶人上前调解，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将两杯酒都喝了，结果毒发身死。这件事说明徐知诰对这位昔日的竞争对手，已有意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毒酒之计不成，徐知诰又将徐知询调往南昌，代替刚刚去世的徐温四子徐知谏。徐知谏之前一直支持徐知诰，所以当徐知询见到其灵柩时，抚棺泪下，说了一句：“弟用心如此，我亦无憾，然何面见先王于地下乎！”数年之后，徐知询卒于任上。
徐家还有一个小弟叫徐知谔，昔日最为徐温疼爱。徐知谔平日厮混，宴游无度，还在城内开店做起了生意，这让徐知诰很是恼怒。这时有谋士一语点醒知诰：
借使知谔治有能名，训兵养民，于公何利？
这些徐家子弟庸庸碌碌，不正说明徐知诰以养子上位当之无愧吗？于是“知诰感悟，待之加厚”。
天赋、谋略、隐忍、谨慎和机遇，种种因素合力让养子徐知诰成功掌权，循着养父徐温的道路继续向前。据《旧五代史》载，徐知诰曾梦到养父徐温背着他爬山，这似乎寓意着他将以徐温为基，更进一步，登上帝位。
从杨吴到南唐：李昪与禅让
中国古代王权更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姓家族内部传承，以血缘为合法性；另一种是异姓家族间的代立，或如汤武革命一样的暴力更替，或如汉魏禅让下的和平嬗代，二者皆以天命渲染其合法性。徐知诰作为养子，既不姓杨，也不姓徐，毫无血缘优势的他选择了受禅之路。
从模仿徐温到超越徐温，从霸府走向称帝，天性谨慎的徐知诰又忍了八年。直到937年，年近半百的徐知诰才接受吴主禅位，取而代之。此次禅让也成为五代史上为数不多的禅让之一，它既没有唐末哀帝禅位于朱温的血腥，也不同于后周幼主柴宗训逊位于赵匡胤的仓促，而是以一种和平舒缓、按部就班的节奏逐渐展开，水到渠成。
掌握杨吴大权之初，徐知诰就以徐温为模板，外建霸府，内控朝廷，表面上忠于吴主，实际上操控一切，用其亲从的话说就是“挟天子以令境内，谁敢不从”。
931年冬，徐知诰上表吴主，请求“归老金陵”，朝中上下当然明白这是在模仿徐温的霸府治国。于是他身兼镇海、宁国两军节度使，出镇金陵，“总录朝政如徐温故事”。其年仅十六岁的长子徐景通也随即被委以军权，留在扬州“辅政”，一如当年的徐知训。
但徐知诰的目标无疑更为“远大”。
934年，他开始在金陵营建宫殿，计划请吴主迁都，一方面可以更近便地控制皇帝，同时也为自己受禅即位铺路。只可惜当时“国人多不欲迁都”，吴帝杨溥也劝徐知诰罢议，这无疑浇了徐知诰一头凉水。
“久有传禅之志”的徐知诰难免郁闷，一向谨慎的他甚至想等下一代吴主再说。史书记载了他的惆怅，一天早上，徐知诰对着镜子，拔下腮边几根白须，大发感叹：“功业已就，而吾老矣，奈何？”
身边的亲从当然明白徐知诰的心意，立即奔赴扬州，劝吴主让位。很快，其他官员闻风而起，纷纷上书，“屡陈知诰功业，宜早从民望”。
徐知诰上位的脚步开始加快。
935年，他加封尚父、太师、大丞相、天下兵马大元帅，又进封齐王。接着他又做出种种防范安排，先是幽禁了在地方任节度使的杨氏子弟，又疏远了反对他称帝的重臣宋齐丘。
936年，南方诸国纷纷遣使劝徐知诰称帝，这就相当于有了外部呼声。内部拥戴自然也不能少——当时有几位杨吴开国老将尚在，徐知诰“欲使之帅众推戴”，恩威之下，就连一贯以忠勇闻名的大将周本也“不得已”上表，“陈知诰功德，请行册命”。
937年初，徐知诰以昇州等十州之地建齐国，立宗庙，设百官，“如天子之制”。
这一年秋天，禅让高潮终于到来，吴主杨溥正式下诏禅位。经过一番传统程序性的劝进和辞让，徐知诰接受禅让，即位称帝，国号大齐。两年后又更名李昪，改国号为唐，至此完成了从小乞丐到大唐继承人的终极蜕变。
这场禅让虽然代表了帝位的转移，却更多显示出了统治的连续性。李昪即位之初，几乎继承了杨吴的一切礼仪制度，史书说：“宫室、乘舆、服御皆如故，宗庙、正朔、徽章、服色悉从吴制。”当时有人请改各地带有“吴”或“阳（杨）”字的地名，也有姓杨的官员担心犯忌而奏请改姓，但李昪认为自己“应天顺人，事非逆取”，既然两朝平稳衔接，前后禅让相因，又何必忌讳杨吴之名呢？
对于养父徐温，徐知诰也将其视为自己得位之所本，自言“不敢忘徐氏恩”，开国时将其尊为太祖，祀享于宗庙。即使在他“恢复”李氏身份后，也只是改尊徐温为“义祖”，继续列入七庙尊崇。当时有臣子认为徐温身为诸侯，不宜与唐太宗这些帝王祖先同列，但刚改名的李昪却郑重地说：“吾自幼托身义祖，向非义祖有功于吴，朕安能启此中兴之业？”
就这样，借助古老的禅让模式，李昪顺利取代了杨吴政权。
从更长的时段看，从杨行密到徐温再到李昪，在这个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内部，政权一直以相对平稳的方式逐次更替。虽然这一过程背后一样充满着欲望与野心、算计与权谋、权力控制与军事支持，但吴、唐嬗代没有出现肆意的杀戮和动荡，为江淮地区的持续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和平政治环境。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通史》里对此也颇为感慨：
徐温、徐知诰谨慎缓进，远比北方武夫有识见……唐代替吴，国内免于战乱，在五代时期是少有的现象。
其实禅让也好，改名也罢，这些手段仅仅是在形式上让李昪的上位显得更“合法”，而真正让其统治获得百姓认可的，则是他实实在在的安民治国之策。
大江大海还是小民幸福
李昪为南唐的早期国策烙下了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他的核心治国理念，不外乎两个字——安民。从他早期经营昇州开始，到执政扬州，再到即位称帝，安民之政一以贯之，而最重要的具体政策有三项，那就是重农薄赋、崇文抑武和息兵止战。
早在昇州时期，李昪就“以宽仁为政”，获得了地方民众赞誉。在取代徐知训主政扬州后，他“悉反知训所为”，一上来就将过去“民甚苦之”的种种盘剥之策罢除，又取消了丁口钱和过往欠税，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之前淮南收税以钱计算，老百姓种完庄稼还得去换钱交税，既不方便又受剥削，大臣宋齐丘建议以谷帛纳税，用绸绢抵税还可有优惠。当时有人反对，认为这么做国家会损失很多钱，宋齐丘反驳道：“安有民富而国贫者邪？”此话至今读来，仍然光芒万丈！李昪一听，马上采纳推行。
李昪的“安民”并不仅仅停留在政策上。他经常派人暗中巡察民间，见到有因灾祸而生计匮乏的人家，就施以救济。而他个人却例行节俭，从不铺张。史书说李昪“性节俭”，平日穿草鞋，用铁盆洗脸，“服饰粗略”，却“勤于听政，以夜继昼”。盛夏酷暑之际，李昪也不用扇子，左右想为之张盖遮阳，李昪总是拒绝，说：“士众尚多暴露，我何用此？”933年，江淮天灾频发，李昪遣散侍妓，焚毁府内乐器，说：“兵民困苦，吾安可独乐！”遇到这样的执政者，江淮百姓怎不感戴。《资治通鉴》载：“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即使在徐温遥掌大权之时，“吴人颇已归昪”。民心所向，绝对是李昪顺利得位的重要原因。
李昪称帝后，由于国费开支增大，一度在金陵地区设置关卡、加征商税。正逢金陵大旱，李昪问属下，为何附近地方有雨，唯有金陵大旱呢？有伶人趁机半开玩笑地讽谏说：“雨惧抽税，不敢入京。”李昪一听，立知其意，下旨停收杂税。
939年，李昪下诏，赐土地给逃难入淮南的贫民耕种，同时免除三至五年的租税。这个政策一出，不仅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也扩大了土地垦荒面积，进一步刺激了淮南的经济发展。
李昪的重农轻赋政策效果显著，史书说：“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到他去世时，宫中积聚的金帛已达七百万之巨。其政影响深远，史书载：“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
李昪在位期间，大兴文教之风，不仅在金陵建立国子监，还在庐山五老峰下建置学馆，后来那里成为大名鼎鼎的白鹿洞书院。李昪还经常搜罗战乱中流失的图书文献，不惜重金求购，在开国之初就已经收聚图书三千多卷，等到南唐灭国之时，宋军在金陵发现的藏书达两万多卷——要知道宋朝建立之时，整个北方也才得书一万二千卷而已。所以马令在《南唐书》中说：
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
南唐文物在李后主时期达到顶峰，“当时诸国莫与之并”，但追踪溯源，李昪有奠基之功。
崇文政策之下，儒者文士自然也受到李昪推重。早在昇州时期，李昪就喜欢结交文人，“时江淮初定，州、县吏多武夫，务赋敛为战守，昪独好学，接礼儒者”。主政扬州后，李昪大力招揽人才，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与之相谈，问民疾苦，经常到半夜。当时有文人从北方前来投奔，李昪派人候在边境，给以重赏，一时间北方士人纷纷来投，“闻风至者无虚日”。932年，李昪又在金陵府邸设置礼贤院，“聚图书，延士大夫”。称帝后，李昪于942年发布《举用儒吏诏》，认为唐亡是因为武人用事，不宣德化，提出要推举儒士出任地方官。
在李昪的推动下，南唐从中央到地方，文臣地位获得极大提升，而杨吴时期的军功集团则逐渐淡出了南唐的权力中心。李昪抑制武人当然有稳固统治、加强集权的考量，要知道南唐继承杨吴，昔日杨行密麾下的功勋旧将子弟相承，势力庞大，势必让养子上位的李昪有所顾忌。但李昪的崇文之政开启了南唐文治化的进程，也成为后来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先导，是唐宋之际政治文化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归根到底都离不开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李昪统治期间，力求息兵止战，使江淮大地长期保持了和平状态。
童年记忆应该是李昪止战思想的最早来源。他出身底层，亲历过战乱与动荡，目睹过百姓在战争中的惨状，这种幼年经历对其后来和平思想的形成无疑影响深远。当时北方动荡，手下建议他趁机进兵中原，说：“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李昪的回答却是：“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养父徐温对李昪的和平理念影响也很大。在919年与吴越的无锡之战中，李昪就在徐温麾下，父子联手大败敌军。当时李昪急于建功，主动请缨，提议假冒吴越军队，随败兵跟进，趁势袭取苏州。但徐温却说：“尔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接着他又道出了那句名言：“使两地百姓安业，君臣高枕，岂不乐哉，多杀何为！”养父此语应该让年轻的李昪极受震撼，主政以后，他极少主动对外用兵，一直致力于与邻国和睦相处。
必须承认的是，李昪遇到了好时候。
李昪上位前后，北方正逢契丹势大，后晋初立，中原多事，无暇南顾，而南方那些开国枭雄都已老去，在位的大多是无能的王二代，对南唐毫无威胁，所以南唐在开国初期迎来了一个非常宽松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昪得以非常从容地展开外交，主动与邻国和平相处。
928年，吴即遣使求和于楚。933年，有将领没请示就带兵进攻福建，被李昪下令召回；后来楚国内乱，南汉遣使来见李昪，希望两家联合出兵灭楚，平分其地，李昪也没有答应。940年，南唐军队在湖北安州（今湖北安陆）与后晋发生冲突，损失了两千多人马。李昪听说了，“辍食咨嗟者旬日”，吃不下饭，唉声叹气好多天，还写信给后晋皇帝石敬瑭解释，说将领贪功冒进，属于个人行为，希望两国妥善处理，保持和平。
史书说李昪“在位七年，兵不妄动，境内赖以休息”。李昪经常对臣下说：“民各生父母，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大家都是爹生妈养的，何必杀来打去，为争夺土地而白白丧命呢？作为帝王，能把百姓生命置于开疆拓土之上，李昪的境界之高，让人佩服。
941年，吴越宫署发生火灾，属下建议他趁机出兵攻越，诸将也摩拳擦掌，纷纷请缨，而李昪却说了一句：“人生何堪此酷也，土木当亦伤害。”不仅没有出兵，反而派人前去慰问，还送去一百多船粮食帮吴越赈灾。李昪如此言行，已经超越了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范畴，而是兼具儒家救世与佛教悲悯的情怀，这在五代帝王中极为少见。
李昪临终前，给儿子李璟留下遗言，说我死以后，你一定要与邻国和睦相处，千万别学隋炀帝。可惜他一死，儿子却违背了父亲遗志，穷兵黩武，这是后话。
当然，李昪的和平对外政策因其保守性也受到了非议。当时北方动荡，后晋契丹纷争，南方诸国皆弱，南唐一家独大，可以说是开疆拓土的天赐良机。如果南唐注重军事，是否有可能寻机扫平各国而统一中国呢？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那么李昪过度强调息兵止战睦邻和平，是不是有点儿过于保守、不够“英雄”呢？所以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说李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南唐有个大臣也曾经讥讽李昪：“此田舍翁识量耳，安足与成大事！”
另外，李昪的崇文抑武也为南唐前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他在推动文治的同时，打击抑制武将，将杨吴军功集团排斥在政权核心之外，有一些旧将甚至被处死，如此无疑削弱了南唐的军事力量。这就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崇文抑武固然巩固了统治，避免了武人篡权，整个南唐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地方武人叛乱，但自此南唐军力下降，虽然传承三代，但最后还是挡不住后周和北宋的大军，终至亡国。在这方面，南唐与宋朝的重文轻武及其后果极有相似之处。
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李昪其人其政呢？
他在动荡的五代乱世，能够轻徭薄赋、息兵止战、推动文治，无疑是一位好皇帝。说他保守而错过一统的人，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究竟是谁写的，历史究竟又是为了谁？是为了千秋万代的帝王霸业，还是为了普通小民的人间幸福？衡量一个帝王功业的标准，到底是开疆拓土、万邦来朝，还是社会清平、国富民安？
宋人史温在《钓矶立谈》中曾如此描述江淮民生景象：
江表五十年间，父不哭子，兄不丧弟，四封之内，安恬舒嬉，虽流离侨寓之人，亦获案堵，弗夭弗横，以得及真人之期。
大江大海与小民幸福，究竟孰重孰轻？这就是李昪留给后人的思考。
（本文摘自王宏杰著《大浪淘沙：从五代到十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