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建省，谁为首倡？流行的潘存、张之洞说皆不确，孙中山到1912年才发出倡议，时间较迟。目前所见，最早提出海南建省的，是张之洞幕僚杨玉书。杨玉书1886年的倡议遭到张之洞冷待，此事就搁置起来了。
《华阳县志》杨玉书传
建省倡议诸说回顾
明清时期海南属广东省琼州府，建省倡议必发生在台湾建省之后。作为中国第一、第二大岛，台岛与琼岛有甚多相同之处，如热带资源丰富，中法战争中均受到法国威胁，都有未归化的土著（台湾“生番”，海南“生黎”）。不同的是，法国当时的目标是“踞地为质”索取赔款，台湾经济开发起步较早，有基隆煤矿，茶叶、樟脑等土产外销畅旺，在法国眼里是更具价值的“筹码”。
1874年沈葆桢巡台之后，曾实行福建巡抚每年驻台一段时间的体制。光绪二年，侍郎袁保恒上奏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次年遭否决。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朝廷命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隐然将台湾视同省级政区。九月，刘铭传补授福建巡抚，专管台湾事务。中法战争结束后，醇亲王奕譞奏请“台湾为南洋门户，宜有大员驻扎”，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1885年10月12日）钦奉懿旨：“著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著闽浙总督兼管。”这样，台湾建省完成最后一步，刘铭传也成为第一任台湾巡抚。顺便一说，“常川”是清代官文书用语，相当于“固定”“经常”之意，有人以为是姓常名川的人物，纯属误会。
海南建省谁首倡？“潘存说”来自陈宗舜《海南建省运动纪要》一文。该文发表于1960年1月台北《海南简讯复刊》卷6，称：“海南建省运动，传说不一，人言人殊，其实此议始于前清末叶光绪年间文昌举人潘存先生，先生学识渊博兼擅书法，富新思想，眼光远大，且赋性刚直，崇尚气节，一时名闻公卿，见重士林，以故乡海南系一海岛，为我国南疆门户，值此国威不振，外侮日亟，诚宜改制建省，从事建设，使其发展繁荣充实国力，所著《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设方案》分为地位、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教等六大类洋洋近十万言（原文我曾在故友张韬藏书中一阅，为手抄本，据说留学日本时在东京购自一旧书店，惜在抗战期间，被焚于敌火），呈由两广总督张之洞陈奏，未几，先生逝世，张方伯亦调任，其事遂寝。”陈宗舜的说法十分可疑。
台湾地区学者王家槐指出：“陈宗舜所传潘向张献议改省之说，殊不可信。何也？清末人所谓琼崖二字，且用政治、军事等六项目，不类其习用语。”周伟民、唐玲玲在《海南通史》中说：“……可惜在《潘孺初集》中没有存录。四处搜索，至今仍无法找到。”李勃在《海南编年史》中提出：“据传潘存曾首倡海南建省，但查阅其文集《潘孺初集》、民国《文昌县志》之《潘存传》、《张之洞全集》等，皆只字不提其事。待考。”2021年，海南师范大学陈平殿发表《海南建省首倡者考》一文，全面审视了前人研究，认为“潘存说”难于成立。
潘存逝世于1893年。笔者从清代文书习惯判断，认为《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设方案》不可能是1893年以前的作品。当时“方案”指的是中医的医方脉案，民间人士、非主管官员给高官的建议书，普遍叫做“条陈”，绝对不会用“方案”一词。“建省”也是很现代的说法，当时如有的话，应叫“改省”、“设省”或“设立行省”。
权威机构编纂的《海南人物传略》依据陈宗舜及其支持者的文章称：文昌县举人潘存“草拟《琼州改建行省建议方案》，通过张之洞呈报朝廷，为历史上最早提出‘海南建省’意见的人”。（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海南人物传略》第32页）笔者近几年一直在整理张之洞督粤时期电报，尚未发现相应内容。宾睦新博士一直在整理张之洞督粤时期奏折，几近完成，他向笔者证实没有见到类似奏折。
潘存（1818-1893），海南文昌人，1851年考中举人，供职户部主事，30年未曾升一阶，以老病归田里。法越事起，粤督张树声奏举筹办雷琼团练。1885年秋，张之洞致电雷琼道、琼州知府，称“潘孺初户部存，品端学粹，鄙人旧友，明年请主讲惠州丰湖书院，冬间可携家来省，明春到馆。即将此电转寄延订，并索复函”。潘存才学宏博，为张之洞在京时旧友，两人有多次函电往来，但目前看不到他首倡海南建省的文字证据。有些学者认为张之洞是首倡者，从下文可看到，张之洞实际持反对态度。
《潘孺初集》封面
民国时期，屡次有人提出“琼州改省”建议，其中不乏大人物，最后均不了了之。1912年9月，孙中山在北京粤东新馆开恳亲会，“孙君演说将琼州改为行省”。他说：“琼州一岛，孤悬海外，为欧亚交通孔道，形势握要，屏蔽全国，物产丰饶，利于殖民。然欲经营之、垦拓之，须改为行省，始有所措手。原同乡诸君留心研究此问题。”（1912年9月18日《申报》）陈平殿爬梳史料，认为是海南人士陈治安、陈发檀1912年向孙中山率先建言。此说如果属实，仍然不算最早，因杨玉书早在1886年提出建省倡议。
杨玉书倡议
1886年，为镇压“客黎扰乱”，张之洞派冯子材率领萃军开赴海南。不久，候补知府（后升候补道）杨玉书被张之洞任命为冯子材的营务处总理，兼总办抚黎开山事宜，俨然政坛新星。杨玉书这个职位，既掌管萃军军令、参谋、政治、后勤工作，又管理黎区民政，权力很大。张之洞给这位门生“压担子”，积累军功，想必接下来要提拔到重要岗位。晚清以捐纳、军功得到“候补道”的人多如牛毛，红、黑差异极大。得到督抚欣赏的候补道、候选道“红员”，可以署分巡道、兵备道、督粮道，再晋升就是盐运司、按察使，前途无量。
1886年12月25日，杨玉书从海南向张之洞发电报，首先表彰冯子材在剿黎行动中的英勇表现，把他与伏波将军马援相比，其次提出设“广南省”的主张。电报原文为：“冯军深入，为伏波后一人。雇土人开山，改建广南省，添设州县，均可望成，祈帅慰劳并奖其三公子。书叩。”张之洞最初没有反应。
杨玉书建省电报
个别同乡对杨玉书的私下评价是“好大喜功”。杨氏想法多多，作风铺张，如提请拨款增设马队，诋毁参与抚黎开山的一些同事，让张之洞感到不安。次年2月，张之洞发电报加以批评：“前电饬该道勿得空言大论，乃因该道到琼后，设广南省、添马队等电发之，与他人无涉，该道不自反力戒，初九日禀力诋他人，无谓已极，若如此怀疑迁怒，必于公事大有妨碍。”这份电报主要目的在警告杨玉书，但反映了张之洞对海南建省的态度十分消极，推测是当时财政十分紧张，海南建省需要巨额资金，若中枢、粤省都不能给予实质性支持，恐难成事。另一方面，法国有过两次海南测量行动，但没有后续动作，从1898年侵占广州湾（今湛江）可以推想，法国人对海南前景不太看好，海南设省不如台湾紧急。
杨玉书关于设“广南省”的电报十分简略，猜测行政区域以海南岛为主，有可能包括雷州半岛，也即以“雷琼道”管辖区域纳入。无论如何，电报语意明确，杨玉书向张之洞提出，以海南岛为基础设立“广南省”，张之洞则态度冷淡，1887年2月回电实际持反对态度。有关张之洞上奏朝廷请设海南省的说法缺乏依据。
杨玉书（？-1887），字赐麟，四川华阳人。笔者从民国《华阳县志》中找到他的小传，附载于侄子杨鼎勋传记之后。杨鼎勋，淮军猛将，初隶湘军鲍超麾下，同治元年李鸿章督师上海时转入淮军，以功擢总兵，从程学启克复苏州，加提督衔，同治四年以克复漳州功授苏松镇总兵，同治七年从郭松林“剿捻”，因旧伤复发去世，赠太子太保，谥“忠勤”。（《清史稿》第40册第12311-12312页）《华阳县志》杨玉书小传摘录如下：
玉书，字赐麟，鼎勋之叔父也，少驰跅不羁，而文字瑰伟，为诸生时，见赏于学使张文襄公。光绪乙亥应乡试不售，明年走京师，举京兆试，援例得郎中，以鼎勋故与淮军将帅有连，常游军幕中，……文襄督两广，奏调入粤。时黎峒不靖，檄玉书率兵驻雷州，……竟积劳中痢卒。……其生平不持小节，辞让如此，顾于国家事则不辞艰苦，投身尽命，几有以究其功。
原来，杨玉书是张之洞四川学政时赏识的弟子。《华阳县志》误以琼州为雷州，其实杨玉书供职海南，从未负责雷州事务。据县志记载，杨玉书本是浪荡子，曾在京津流连青楼、征歌逐酒。幸运的是，他后来在山西候补，遇到恩师张之洞。
1884年7月20日，张之洞上任两广总督不久，即上奏朝廷将山西的一些老部下调到广东工作：“两广为南海首冲，洋务纷集，目前海防、边防均集吃紧，需才尤亟。查有山西委用记名总兵李先义，果敢有谋，血性真挚，山西候补知府杨玉书，学优才长，究心洋务，山西补用都司吴良儒，英锐明亮，器局恢宏，均拟调粤差遣，以资臂助。”上奏后不久，这三人都陆续来到广东工作。前此因中法冲突加剧，湘、淮军相继入粤，张之洞想利用他与湘淮的渊源笼络军人。
1886年，张之洞奏请冯子材率领萃军到海南镇压“客、黎”骚乱，任命杨玉书总理萃军营务处，兼总办抚黎开山事宜。当时海南流行恶性疟疾，张之洞、冯子材事先没有调查清楚，又不能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外来人员在海南死亡率极高。据粗略统计，有1000多名官员、将弁、勇丁“瘴故”，包括两个文武高官：雷琼道崇绚、署琼州镇总兵张得禄。算上电报工程人员的话，“非战斗减员”超过2000人。杨玉书没有逃过厄运。他随冯子材两公子冯相华、冯相荣攻破喃淋峒（今保亭县南林乡）时染瘴病倒，转移到三亚后仍无好转，于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五日（1887年5月17日）病逝。
感人的遗电
十二日，杨玉书自知不起，在枕上口授给张之洞遗电：
职道上年请开榆林港埠头，出南林后，同张主事廷钧亲勘其地。据土人云，越南之役，法屯泊兵轮十八艘，逐日操演，崖协牧不问，琼镇道不知，幸款局已定，不然琼事不堪设想。书今日请开港，实为筹海计也。港门两岸，宜筑炮台控制之，内立埠头，中可容轮船数十艘，通黎山之出产。张主事愿觅外洋加非、吕宋烟、麻、胡椒各种，每年消售外洋，似足为穷黎开衣食之源。其港口较埠头为胜，与香港不相上下，海口水浅，高之十倍。此处一开埠头，则崖东南西三路源头均活，实为富琼第一要策，惟事关中外交涉，未敢擅便拟书。南林染瘴，榆林受风，山岚海气，蒸郁成疾，昼夜呻吟，苦不可支。伏枕口授电闻，祈钧酌。书叩。
弥留之际，杨玉书记挂的是，中法战争期间，曾有18艘法国军舰停泊榆林港，崖州知州、崖州协副将均置之不理，琼州总兵、雷琼道不知情，幸亏中法和议已成，否则海南不堪设想。榆林港内可停泊轮船数十艘，杨玉书建议自主开埠，港门两岸修筑炮台，可将黎山的土货销售出去。
跟杨玉书一起考察的是港商张廷钧，他表示愿意寻找咖啡、吕宋烟、胡椒等种子在海南种植，为黎民百姓开辟衣食之源。他认为榆林港媲美维多利亚港，可停泊大轮船，崖州的东、南、西三路变为源头活水，“实为富琼第一要策”。
后续的事态证明，杨玉书对榆林港战略地位的认识极有见地，只是张廷钧在商言商，主张辟为商港。1889年，法国军舰驶入榆林港进行测量，“由港西上岸钉椿，插红白小旗，十七复来插标十五处”。琼州镇总兵李先义等紧急禀告张之洞，张氏请总理衙门向法国公使诘责，不得再进，下令将所插各旗标撤去，一面派李先义率领精于测量之将弁数人，乘兵轮到榆林港测绘。勘测结果，显示榆林的高度海防价值：“榆林港两山环抱，水口紧而且深，形如葫芦，口门内水深港阔，可泊铁甲大船十余艘，中号兵轮二三十艘。各山林木丛杂，泉水甚甘”，其“形势之胜，不独为琼海他口所无，即广东通省各海岛，亦所罕见”，实为“讲求海军必争之地”。李先义的见解更加符合实际，榆林由此逐渐被开辟为军港。
杨玉书身后事
杨玉书牺牲于陵水，当年交通极不发达，灵柩如何运出颇费周折。冯子材建议让省里派轮船到三亚接运。海南天气变幻莫测，三亚附近海面海浪较大，时有台风，经常行走广州到钦州、海南的轮船“安澜”管带林国祥，向张之洞进言，说这个航路十分危险，轮船遭遇风浪可能倾覆。张之洞觉得林国祥说得在理，主张把灵柩从陆路运到海口上船。可是从三亚到海口，有一段都是山野险径，空手行人都要小心翼翼，灵柩至少需要四人抬舁，无法通过。最后，冯子材出主意，让林国祥雇请本地引水员，把轮船开到三亚海面。最后，“安澜”将灵柩运回广州，曾暂厝于西关斗姥宫开弔。1859年，叶名琛在印度绝食身亡，英国人把他尸身送回，在斗姥宫易棺殓殡。广州斗姥宫看来是死事官员棺材的暂厝之所。
广州斗姥宫，康志斌摄
1887年8月2日，张之洞为杨玉书请恤，行文间饱含师生情谊：“盐运使衔奉调广东差委、山西候补道杨玉书，上年十月派往琼州差委，经冯子材派令总理营务，并总办抚黎开山事宜。该员抚循将士，督催工程，招徕黎岐，遍历陵水、万州各黎峒，冒瘴越险，艰苦备尝。本年三月，会同知府冯相荣等督军进剿南林匪巢，身先士卒，深入其阻，擒渠扫穴，勘定崖黎。旋以受瘴过深，回至崖州三亚地方，遽行病故。查该员年力正强，慷慨任事，抚绥黎众，恩信甚孚，力戒滥杀，严禁骚扰。其病殁也，生熟各黎闻之，多为感泣野祭。壮志为申，殒身瘴域，臣等失此臂助，悼惜同深。……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敕部将盐运使衔道员杨玉书，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以慰忠魂。”
1889年秋，张之洞筹捐集款，在琼州郡城（琼山县城）创办昭忠祠，“合祀此次剿抚黎客瘴故赐恤之三品衔山西候补道杨玉书，及一应在事阵亡瘴故奏恤之员弁、兵勇、绅团”。琼州昭忠祠首要祭祀对象即是杨玉书，但民国七年《琼山县志》已无记载，可能早已湮灭。
“儒生过剩”
乾嘉时代发生“人口爆炸”，在当时经济技术条件下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儒生同样太多，原有机构无法全部吸纳。不断有儒生高唱“改土归流”，表面上似乎是要协助朝廷加强对边区的治理，实际上废除土官、增加流官，即是给儒生创造更多职位。清代严格实行“额缺”制度，类似现代的“编制”，通俗说来就是“萝卜坑”。若能将一个道府升格为行省，将大量增加“萝卜坑”，给嗷嗷待哺的儒生提供许多任职机会。每增加一个主官，即增加很多师爷、文案、书办。胡适父亲胡传曾到海南谋职，因感染疟疾被迫离开，后来在台湾得到台东知州位置，正是儒生向边疆谋发展的思路。杨玉书提出海南建省，首先是出于公心，若他心里有小算盘也可以理解，毕竟英雄也有七情六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