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了董韶容与张九龄的关系，有几个问题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为什么风华正茂的董韶容嫁给张九龄七年未能生一男半女？为什么传世文献和碑志材料显示张九龄只有一个儿子张拯？为什么张九龄以宰相之尊纳个侍妾却不能堂而皇之地娶进门来？我总感觉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大对劲！中唐以前妇女的悍妒之风比较盛行，身为宰相的张九龄也有可能惧内，但在只有一个儿子的情况下纳妾也是名正言顺的，至少张母不会反对，如果张母不会反对，谭氏的反对也就无效了。疑惑之中，我突然发现《新唐书刘禹锡传》中刘禹锡抱怨张九龄的一段话，不由得醍醐灌顶、脑洞大开，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张拯很可能不是张九龄的亲生儿子，他是过继的。
白帝城刘禹锡像
一、刘禹锡的抱怨
刘禹锡（772年—842年）是中唐以后著名诗人、文学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很有为官之才，年纪轻轻便深受宰相杜佑的器重。他历顺、宪、穆、敬、文五朝，本可以一展才干，然而在其人生顶峰、仕途最畅达之时，因为参与“永贞革新”失败，从此屡遭贬谪，一生郁郁不得志。张九龄（678年—740年）是盛唐时期名相，历仕左拾遗、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中书侍郎知政事等，素以刚直善谏著称。刘禹锡出生时，张九龄已经死了32年，一个是广东韶州人，一个是河南荥阳人，两者根本没有交集，为什么张拯是不是张九龄亲生儿子的问题会与刘禹锡扯到一起？因为刘禹锡贬谪期间，先后作《问大钧》《谪九年》赋数篇抒发怀才不遇的心境，在诗叙中提到了张九龄，并且说他无嗣：
张九龄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悉徙五溪不毛处。然九龄自内职出始安，有瘴疠之叹；罢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华人士族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为开元良臣，而卒无嗣，岂忮心失恕，阴责最大，虽它美莫赎邪！[1]
张九龄有子张拯在新旧《唐书张九龄》中有明确记载，而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载张九龄有儿子张拯，张拯有子藏器，藏器有子敦庆，敦庆有子景新、景重等。难道是新旧《唐书》记载有误？抑或刘禹锡胡说八道？或者是《新唐书刘禹锡传》所载为无稽之谈？为了弄清真相，下面逐一进行考辨。
《旧唐书》是根据唐国史而编，《张九龄传》来自家状、碑志和行状等材料；《新唐书》的史料来源比较广泛，除了采用唐国史外，也采用了碑刻志石资料，另外也采用了别史之类的著作。虽然家传等是传主死后追忆，时间上会出现差错，但传主有没有儿子总不会写错。而据1960年出土的《张九龄墓志》记载，张九龄的丧事由嗣子张拯操办，即志文所云：“嗣子拯号诉罔逮，而谋远图，刻他山之石，志於玄室，人非谷变，知我公之墓於斯。”[2]另外，《张九龄碑》亦有残文传世，云其卒后三十年，他的侄子张抗为其树碑，碑文曰：“嗣子拯，居丧以孝闻，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伪官，及收复两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太子右赞善大夫。孙藏器，河南府寿安尉。”[3]可见新旧《唐书》关于张九龄有后嗣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
那么是刘禹锡胡说八道吗？或者《新唐书刘禹锡传》所云有误？我认为也不大可能。
刘禹锡的集子今世有传，《问大钧》《谪九年》二赋皆收录在内，但无《新唐书》中的叙文内容。由此可以判断修史者不谨吗？我认为不能。相比于《旧唐书》，虽然《新唐书》材料来源广泛，但修史者为北宋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和宋祁，且欲通过文省事增的书写特点凸显其“春秋笔法”，即便采用国史、碑石以外的材料，也绝不会信手拈来、胡乱使用。总之《新唐书》较《旧唐书》增加的材料都是有出处有来源的，换句话说，是皆有所本的。刘禹锡的两赋作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永贞革新失败以后，其时距张九龄去世已经六十多年了，即便对自己屡遭贬谪恶地不满，究源祸始而讨厌张九龄，但毕竟是个文化人，又做过监察御史，熟悉本朝旧事，且张九龄的后人当时也应该健在，他总不至于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吧？当然，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即这个叙不是刘禹锡所写，而是其故旧家人编集子时的附会，那也说明中晚唐社会肯定流传关于张九龄无嗣的传言。这意味着张九龄与张拯的关系另有隐情。
中晚唐以后的社会已经是外强中干，朝廷内部矛盾斗争此起彼伏，外部藩镇割据反复无常，社会整体上动荡不安，唐人的生活幸福指数低下，因此晚唐时代的人们特别喜欢怀念开元盛世。五代王仁裕辑录的《开元天宝遗事》十种，如郑处诲的《明皇杂录》、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郑綮的《开天传信记》等，不少都出现在中晚唐时期。这些著作集中记载了唐玄宗时期的宫廷轶事、权臣事迹和贵族生活，其豪奢富裕程度令人艳羡。这些记载反映了时人对盛世的向往。作为开元时期的名相，张九龄身后肯定也流传下来很多遗闻逸事，卒后无嗣便是其中之一。“议者”显示当时有很多人喜欢议论这事，并且说是他“忮心失恕”的报应，颇有点拍手称快的意思。显然，张拯不是张九龄亲生儿子的说法在中唐以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很可能是从开元时期传下来的。
二、张拯很可能是过继之子
张九龄与董韶容结合之时，一个五十四岁，老当益壮，一个二十一岁，风华正茂，倘若双方生理机能正常的话，七年之间绝对不会不生儿育女。当然，也有可能董韶容有生育但墓志没有提，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与男子墓志相比，唐代妇女墓志除了记载父母家世和夫君门第仕途外，主要记载其在室生活、婚嫁年龄、文化水平、为妇为母之德、生育子女、丧葬事宜和宗教信仰等情况。虽然早期墓志较少交待妇女的生育情况，但开元以后就非常普遍了。董韶容卒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若有子嗣或有生育情况，墓志一定不会隐而不书，何况不是并妻却敢称“故妻”！所以董韶容应该没有为张九龄开枝散叶，而这也是她始终得不到张家承认的原因之一。
张九龄像，选自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张九龄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享年63岁；其妻谭氏卒于至德二年（757年），享年77岁，推算之，俩人相差三岁，是标准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谭氏出嫁的时候应该不超过二十岁。根据顾建国《张九龄年谱》的考证，张九龄于中宗神龙二年（706年）秋进士及第，时年29岁，由此开启了仕途之路。次年，授秘书省校书郎。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南归省亲。709年秋，张九龄辞家入长安，任校书郎。先天二年（713年），应东宫太子李隆基对策，以高第而迁左拾遗。开元四年（716年），升宣议郎。是年秋秩满，辞官归养，赋闲在家。同年十一月，他以左拾遗内供奉的身份奉使开凿大庾岭路成。开元六年（718年）春，奉诏拜左补阙，自韶州赴东都，任礼部员外郎。同年六月奉使广州祭南海。时年张九龄41岁。在此之前，张九龄与谭氏相处的时间很多，仅育有张拯一人，实在有点说不过去。虽然传世文献有缺失的可能，且张九龄最后卒于老家，但按照唐史馆的规定，他的家人必须要为张九龄写行状并递交史馆，而其曾贵为宰相，故史馆于其子孙的记载不会有太多缺失。然而不论是正史还是碑志，都显示张九龄只有张拯这一个儿子。董韶容的不育，让我极度怀疑张拯不是他们亲生的，他很有可能是从弟弟张九皋那里过继来的。
张九皋是张九龄的大弟，比他小13岁，历仕岭南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殿中监，封南康县开国伯。他有碑文传世，云其有嗣子十一人，分别为张捷、张擢、张撝、张抗、张捍等。非常巧的是，张九皋的“夫人弘农谭氏，襄阳郡夫人，国子博士知几之子”[4]，与张九龄之妻谭氏同姓。考《元和姓纂》并无弘农谭氏。谭氏有两支，一为盘瓠之后，与舟、巴、季、田并为巴南六姓。一为春秋谭国谭子之后，其国在齐州平陵县西南，为齐所灭。谭子奔莒，子孙氏焉。另外，岭南还有覃姓，本谭氏，避难改……今岭南多此姓。张九龄兄弟所娶谭氏应该是谭子之后而迁居岭南者，其中一部分谭姓后来因避难改覃姓。张氏兄弟均娶于谭姓，说明两家有通婚之谊，关系比较亲密。两位谭氏虽非亲生姐妹，但肯定是同宗。假如张九龄夫妻不孕的话，极有可能从九皋的儿子中过继一个来。
《新唐书张九龄传》载：“子拯，居父丧，有节行，后为伊阙令。会禄山盗河、洛，陷焉，而终不受伪官。贼平，擢太子赞善大夫。”张拯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做到伊阙令的。唐代州县官三年一考核，依考核成绩或升迁或平调，那么，张拯做伊阙令最早是在天宝十一年（752年）。另外，张九龄碑是其卒后三十年由张九皋之子张抗所立，序云：“以兄拯早世，侄藏器幼孤，未建丰碑，乃刻乐石，用展犹子之慕，庶杨世父之美。”以此推知张拯去世时年纪并不太大，不然不会称“藏器幼孤”。很可能因为他不受伪官，在安史乱军中受了不少折磨，光复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假如张拯是张九龄与谭氏年轻时所生，等到安史之乱平定后，他至少已经五十岁了，他的儿子藏器肯定成年，所以他的出生应该很晚。
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到县令一职，总得三四十岁。假如张拯做伊阙令时30岁，则张九龄45岁时生的他；如果其做伊阙令时40岁，则张九龄35岁时生的他。总之，他不可能是张九龄夫妻年轻时生的。谭氏只有这一个儿子，出于继嗣的需要，张拯最晚20岁就得结婚。假如他20岁结婚，去世时藏器不到18岁，那么张拯死时最多也就38岁。总之，张拯做伊阙令时不会超过30岁。谭氏卒于至德二年（757年），享年77岁，如果张拯出任伊阙令时30岁，那么谭氏生他的时候已经42岁了。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张九龄不可能不纳妾，如果张九龄有其他儿子，正史和碑志不会不记。董韶容的不育，加上这诸多的迹象，张九龄的身体很可能有问题。
三、“无嗣”流言的出现
从传世文献来看，张九龄的身体确实不太强壮。《旧唐书张九龄传》云：“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故事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笏囊之设，自九龄始也。”“体羸”是说一个人身体虚弱、各部分生理机能下降，可能是因为慢性疾病，也可能是长期营养不良，也可能是其他因素而导致的。其时张九龄59岁，虽然步入老龄，但毕竟是男人，不至于腰上插笏都觉吃力，而且其“体羸”也不一定在59岁时才出现，也有可能一直“体羸”，总之他的身体本身就不够强壮。如果说其纳董韶容时已经年老精衰，致董氏难以怀胎，但在三四十岁至五十岁以前，张九龄绝不止谭氏一个女人？与张九皋生子众多的情况相比，张九龄只有张拯一个儿子，实在是天壤之别。最大的可能就是张九龄不育，张家开枝散叶的重任就落到了张九皋身上。
另外，子女的命名通常表达的是长辈的期望，张家兄弟皆以“九”字来命名含有深刻的意义。“九”是数之大者，引申为多数，同时也是至阳之数。九龄、九皋、九章都蕴含着张家父母对孩子的祝福与期望。九龄典出自《礼记文王世子》：
文王谓武王曰：“汝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汝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为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九龄，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九龄，九十年之祥”是郑玄注《礼记》所云，从此“九龄”便成为长寿的象征。推测张九龄自幼体弱多病，父母名之“九龄”，希望他能够健康长寿。九皋典出《诗小雅鹤鸣》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皋是沼泽之意，九皋指沼泽曲折深远，寓意君子品行高尚，虽然身在山野却声名远扬，是事业有成之意。章即花纹、文采，九章意为文采斐扬。总之，张家父母在兄弟三人身上倾注了不同的理想。
在传统社会包括唐代，夫妻婚后多年无出，过继亲兄弟或同宗兄弟之子为嗣，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唐代高僧玄览兄弟五人，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伯父任蒲州万泉令，久而无子，养之若亲”。十三那年，他“心慕出家，深见俗过，遂逃迸山谷”。伯父将他找了回来，看到他意志坚决，最终还是“愍而放之”[5]。我推测张九龄夫妻结婚多年，谭氏一直未能生育，张九龄先后也纳过妾，但一直没有子嗣，眼看后嗣无望，最后过继了张九皋的儿子。张九皋比哥哥小13岁，前后最少生了11个儿子，很可能把中间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哥嫂。因为张拯过继的时间较晚，且一直与谭氏在老家生活，长安城知情的人不多，以致很多人都认为他没有儿子。当张拯出现在世人面前之时，谭氏的年龄以及董韶容的存在，都不得不令人怀疑张拯的身份，加上过继本身也很正常，张九龄应该没有刻意隐瞒。于是，张九龄无嗣的“风言风语”便不胫而走。
从张九龄的诗文来看，张拯也有可能是继子。张九龄的作品五分之三是为朝廷写的诏书文诰，其余大多为奉和、酬饯、游山玩水、行旅抒情、闲坐偶感之作，也有《望月怀远》《感遇十二首》等表达情感之作，不过既没有提到发妻，也没有提到张拯。若张拯为其所生，他的作品一定会有类似白居易“怀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儿”的情感表达，显然他与张拯的感情比较淡漠。我怀疑过继张拯很可能是谭氏的决定，而且得到了张母的同意。因为张九龄与谭氏长期分居，又没有生儿育女，谭氏过继张拯也是为自己着想：万一哪个女人为张九龄生下儿子，自己的地位岂不岌岌可危？如此，董韶容的身份一直得不到承认也就不难理解了。也许正是张九龄的原因，谭氏多年未育，只好过继张九皋之子，谭氏才会长年留在老家侍奉婆婆，并与其建立了亲密关系，以致张母卒后，她仍然能够左右张九龄的情感生活。
按照习俗，张拯过继给了张九龄之后就与亲生父母脱离了关系。张家在写给朝廷的张九龄行状里自然不会多嘴，史臣编国史时也不会节外生枝，说张拯是过继之子。于是在正史记载之外，张九龄“无嗣”的说法被口耳传下来，也可能被人写入笔记或野史，一直传到了刘禹锡生活的时代。联想自己屡遭贬谪恶地皆与张九龄有关，刘禹锡十分不忿，便借题发挥，以抒心中不满。或有好事者，同情刘禹锡，将当时人们的议论附会到他的身上。一百多年以后，欧阳修编《新唐书》时广征博引，看到了这个材料，于是就写进了刘禹锡的传中。
张九龄和张拯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与他们有关的所有记载包括时人背后的“闲言碎语”，几乎没有丝毫能够流传下来。尤其是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几乎很少或者根本不涉及个人生活琐事，更不会记录闺阁内闱之事，所以各类文献与婚姻家庭情感有关的记载往往呈现出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令人非常迷惑。不仅董韶容墓志如此，张九龄、谭氏与张拯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本文只能大胆地假设，提出一个可以解释各种迷惑和不合理的结论，然后再运用相关的学科知识进行细致的考辨和逻辑推理，来论证假设的合理性。经过如此这般的考证与推理，令人迷惑的几个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为什么张九龄只有一个儿子张拯？为什么董韶容七年未育？为什么谭氏甘愿长期与张九龄分居？为什么张九龄身后六七十年居然会流传关于他“无嗣”的流言蜚语？至于这些推断是否符合真实，只有等待谭氏或张拯的墓志被发现了。
注释：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三《刘禹锡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129页。
[2]《张九龄墓志铭》也称《张九龄阴堂志铭》，1960年7月出土于韶关市武江区西河镇田心村丞相山上张九龄墓，由时任太中大夫、守中书侍郎、集贤院学士徐安贞撰文，是迄今岭南地区最为完整和精致的唐代出土石刻铭记之一，现存广东省博物馆。
[3]（清）严可均：《平津馆金石萃编》卷一一《中书令张九龄碑》，《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2582-2586页。
[4]（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殿中监张公神道碑》，中华书局，1966年，第4732页。
[5]（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九《唐京师弘福寺释玄览传》，中华书局，2024年，第1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