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5年12月1日是著名作家、翻译家，新感觉派代表人物之一施蛰存先生诞辰120周年。今年年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沈建中编著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该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初版本125万字的基础上修订，删减近10万字，增补了60万字。本文为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孙康宜分别给该书初版和增订本撰写的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以表纪念。
施蛰存先生（1905年12月1日-2003年11月19日），沈建中/摄影
初版序言
施蛰存先生（1905-2003）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颗巨星。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二十多岁的他已经闻名于上海的先锋文坛。他的第一篇小说《上元灯》作于1926年，后来他陆续发表《梅雨之夕》《在巴黎大戏院》等许多充满心理描写的新潮小说，一直写到抗日战争前夕。仅在此短短的十年间，他便在现代中国小说创作的领域里树立了经典的地位。
但许多读者或许不知道，施蛰存的后半生（其实是长达六十多年的大半生）转而致力于古典诗词、金石碑版等研究，并取得十分辉煌的成就。可惜直到他八十岁以后才有机会出版这方面的专著——包括《唐诗百话》《北山谈艺录》《北山谈艺录续编》《北山集古录》《水经注碑录》《词学名词释义》《唐碑百选》等。这是因为，早在“文革”以前，他就开始了“靠边站”的生活：1957年他正式被贬为“右派”；1960年以后被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那段将近三十年的漫长期间，政治形势所造成的不利环境反而给了他“安静”做学问的机会。例如在嘉定当农民的时候，他白天做苦工，晚间苦读《汉书》；在华东师大资料室工作时，他白天被批斗，晚上则专心编撰他的《词籍序跋萃编》。此外，在一连串的政治灾难中，他断断续续写成了文史交织的《云间语小录》。然而，当时他却被剥夺了所有著作的发表权利。可以说，1980年代以后他之所以不断出书，乃是因为这些作品大多是在那段漫长的动乱期间默默积累而成的。讽刺的是，他从前三十年代所发表的那些早已被遗忘的小说，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同时“出土”。在一个颇富自嘲的“简历表”中，他曾经写道：“……三十年代：在上海作亭子间作家。四十年代：三个大学的教授。五十年代：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升为右派分子。六十年代：摘帽右派兼牛鬼蛇神。七十年代：‘五七’干校学生，专业为退休教师。八十年代：病残老人，出土文物。”
施先生曾说，“活着就是胜利”。他不仅多产又长寿，而且目睹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所身历的翻云覆雨的变化。听说他长寿的秘诀就是每天早晨八颗红枣和一个鸡蛋。但我以为施先生的真正秘诀乃是：不论遇到任何挫折和磨难，总是对生命拥有希望和热情，只要人还活着，每天都要活得充实。他曾亲口告诉我，他一向不与人争吵，即使在被斗的“文革”期间，他总是保持“唾面自干”的态度，那是“一种类似基督精神的中国传统精神”。总之，他凡事原谅人，容忍人，尽量保持豁达的态度。所以他说，生命的意义就是要“顺天命，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他这种生命哲学观确实充满了智慧。2003年11月19日他以九十九岁高龄在上海去世，当天我托他的女弟子陈文华转呈我对他的悼念：“施老千古，施老千古。言志抒情，终其一生。逝矣斯人，永怀高风。”
我一共只见过施先生两次，那两次会面都在1996年6月我去中国访问期间。但早在那之前我已经通过书信与施老建立了一种“神交莫逆”的情谊。那段友谊始于1984年一次偶然的因缘。那年春天我接到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转来施先生的短函，大意说：他多年来热衷于词学研究，前不久听说我刚出版一本有关词的英文专著，希望我能赠送一本给他。那封来信令我喜出望外，没想到我一直敬佩的三十年代老作家会突然来信！我一时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就立刻用国际特快把书寄到上海给他。那段期间我正在开始研究明末诗人陈子龙和柳如是，正巧施先生刚出版了一本《陈子龙诗集》（与马祖熙合编），所以他很快就寄来该书（共两册）给我。后来他陆续请友人（包括顾廷龙、李欧梵、Jerry D.Schmidt等人）先后转来《柳如是戊寅草》《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众香词》《名媛诗归》等珍贵书籍。1988年他又托茅于美教授（已于1998年去世）转来他刚出版的《唐诗百话》。该书深入浅出，篇篇俱佳，其论点之深刻、文体之精练，都让我佩服至极。我于是把它作为耶鲁研究生课的教科书。从此施先生每次来信都不忘为我指点迷津，并指导我许多有关明清文学及女性诗词的课题，后来我与苏源熙（Haun Saussy）合编《传统女作家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大多受到施老的启发和帮助。最让我惊奇的是，他在西方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知识也十分丰富，所以我开始按期邮寄美国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英国的《泰晤士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以及一些外文书籍给他。从此，上海和纽黑文两地之间，那一来一往的通信就更加频繁了。
1996年6月23日，施蛰存先生与孙康宜教授在施寓晒台上合影，陈文华/摄影
1991年施先生从上海寄来他的诗稿《浮生杂咏》八十首，尤其让我感动。他自己说，他的诗集乃是效龚定庵之《己亥杂诗》而写——那就是，不但悉心校订每一首诗歌，并特意加上注解。应当说，是那部自传式的诗集，使我开始真正认识到这位“世纪老人”的不寻常。从那个诗集里，我深深地体验到：施老自幼的教育背景、长年以来所培养的阅读习惯以及个人的才华和修养，都很自然地形成他这样一个人。首先，在“暮春三月江南意”那首诗（第23首）的自注中，我发现他的幼年教育始于古典诗歌的培养。那时他才刚上小学三、四年级，国文课本中有一课，文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他的同班同学“皆惊异，以为无意义，盖从来未见此种丽句也”。唯独幼年的施先生已经得到启发，自此以后他“始知造句之美”，后来读杜诗“清词丽句必为邻”，更加相信“文章之内容当饰之以丽句”。后来上中学三、四年级，英文教育又成为他人生的一大关键：“三年级上学期读莎氏《乐府本事》，三下读霍桑之《丹谷闲话》。四上读欧文之《拊掌录》，四下读司各特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第27首自注）从此他开始广泛地阅读外国文学，学习翻译，也读《新青年》、《新潮》诸杂志，并“习作小说、新诗”等。难怪他二十岁不到就开始投稿了，而且一生中不论遇到什么遭遇，他都能持续地认真求知，并能选择当时所最适合自己的文体来“言志抒情”。因此，他在文学事业中，一直扮演着“发掘者”的角色。他要发掘生命中一些被常人忽视的内容。
施蛰存先生书于1993年6月21日
其实，对我来说，他的《浮生杂咏》之所以如此动人，乃是因为在那部诗集里，我可以自由地“发掘”出许多我们这一辈人所不熟悉的“文化记忆”。该诗集记录施先生从幼年时期一直到中日大战前夕所经历的一些个人经验。他说：“《浮生杂咏》初欲作一百首，以记平生琐事可念者，今成八十首，仅吾生三分之一，在上海之文学生活，略俱于此。”但那一段早期的历史也正是我最想知道的。所以当我读到他所叙述有关与大学同舍生“一灯共读对床眠”、与戴望舒等人在二十年代白色恐怖中害怕国民党“奉旨拿人犬引狼”的往事，以及有关松江老家“芜城门巷剩荒丘”的景象时，心中尤其感到震撼。此外，施先生寄来的那本《浮生杂咏》校样中有好几处有他的亲笔“更正”，所以特别珍贵，我因而小心珍藏之。
1940年，施蛰存先生与戴望舒、周煦良在香港薄扶林道，沈仲章/摄影
我喜欢阅读施先生的文字，不论是他的诗或是他的信件，都让我有“如见其人”的感觉。其中有几封施老的来信至今令我难忘。例如1991年春天他寄来了一封信，开头写道：“你的邮件，像一阵冰雹，降落在我的书桌上，使我应接不暇。朱古力一心、书三册、复印件一份、笔三枝，具已收到。说一声‘谢谢’，就此了事，自觉表情太淡漠，但除此以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其形象之生动，文字表达之诚恳，令我百读不厌。又次年暑假听说他身体不适入住医院，我心想专程到上海看他，但一时由于家累及其他原因无法动身，他立刻来信安慰我：“我近日略有好转，天气已凉，可逐渐健好。但我不是病，而是老；病可医，老则不可医。今年88，尚能任文字工作，已可谓得天独厚，不敢奢望了。我与足下通信多年，可谓神交莫逆……虽尚未有机会一晤，亦不拘形迹，足下亦不须介意，千万不要为我而来……”他那种朋友间“如能心心相通，见不见面无所谓”的态度，令我感动。但四年后我还是到了上海拜见他，终于如愿。
施蛰存先生赠给孙康宜教授的雨花石并手书小笺，张钦次/摄影
后来辜健（古剑）先生把许多施老给我的信函收入了他所编的《施蛰存海外书简》中。顺便一提，是施老的另一位学生张索时首先代替辜健向我索取那些信件的影印本的。（康宜按：施蛰存先生给我的信件手稿等，我已于2010年秋捐赠给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诚如辜健所说：“书信乃私人之交流……言而由衷，可见其真性情，真学问。”尤其在那个还没有电子邮件的年头，每封信都得亲自用笔写出，信纸也必须因收信人而有所讲究，所以私人信件就更能表达写信人的“真性情”。我一直很喜欢用“抒情”二字来形容文人书信的特色，有一年甚至从头到尾朗诵了一大本美国小说家Henry James和Edith Wharton两人之间的书信集（Henry James and Edith Wharton: Letters,1900-1915，edited by Lyall H.Powers，New York，1990），我将之称为“抒情的朗诵”。
据我观察，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常常会引起连锁反应的效果，而这种“连锁的反应”乃是研究文人传记最宝贵的材料。例如，八十年代开始我和施老的通信无形中促成了他和老朋友张充和女士（另一位世纪老人）之间的通信。他们早在三十年代末就互相认识了，当年正在抗战期间，许多知识分子都流寓到了云南，施蛰存也只身到了昆明，开始在云南大学教书。正巧沈从文先生就住在云南大学附近的北门街，有一天施先生到沈家去参加曲会，那天正好轮到充和女士表演清唱，所以彼此就认得了。后来经过半个世纪，居然还能以通信的方式重新叙旧，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作为他们的后辈，我很愿意为他们两位老人家服务，我告诉他们，凡是转信、带话之类的事对我都是义不容辞的。同时我也能从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学到许多上一代人的宝贵文化。我一直难忘1989年春天施先生托我转送的一封信，那是在沈从文先生逝世将满一周年时，他因收到充和赠他的一个扇面，感慨万千而写的回信：“便面飞来，发封展诵，惊喜无状。我但愿得一小幅，以补亡羊，岂意乃得连城之璧，灿我几席，感何可言？因念山坡羊与浣溪沙之间，阅世乃五十载，尤其感喟。忆当年北门街初奉神光，足下为我歌八阳，从文强邀我吹笛，使我大窘。回首前尘，怊怅无极，玉音在耳，而从文逝矣……”（1989年3月6日函）
两位老人之间的通信之所以特别感人，乃在于彼此曾经在过去战乱时期炮火纷飞中有过共患难的经验。三十年代的昆明乃为一文化大本营，当时知识分子之间所建立的那种坚固情谊，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息息相关。那是一种终身不忘的情谊。
最让我动怀的是，施老与充和两人的交情一直延续到下一代的师生传承关系。在施先生去世四五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上海陈文华教授的来信，她告诉我，施老的另一位弟子沈建中正在编一部《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希望我能帮他索求张充和女士的题字。我接信后立刻赶到充和处。充和看信后十分激动。她那时已经95岁高龄，但一听说是老朋友施蛰存的学生要的题字，就立刻起身“奋笔成书”。她一直叹道：“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老朋友离世之后，还有机会为他题字……”但她又说：“我今天写的，只是练习而已。你是知道我的，我每次题字，至少要写上数十遍，在纸上写了又写，试了又试，直到自己完全满意之后，才能算数。你改天再来拿吧！”
一个星期之后，充和女士如期交卷。后来陈文华教授和沈君也都分别来信致谢。但在那以后许久，我一直没听到《编年事录》的出版信息。我当然知道，这样一部大书确实不容易写，也绝对快不得。心想：编者沈建中也够幸运，幸亏他要题字要得早，否则再迟一两个月就得不到充和的题字了。这是因为，近年来张女士身体大衰，早已拒绝所有题字的请求。尤其是，自从2012年春季张女士过百岁生日后，她已经正式封笔，而那张写字桌也已成为专门养兰花的地方了。
张充和、饶宗颐的题签
两个月前我终于收到沈建中所写这部《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的电子稿，很是兴奋。我发现，这是一部非比寻常的大书，编写历时十五年之久（即在施老生前已经开始编写），全书共得百余万字。最令人感佩的是，沈君白天在金融界上班，长年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对近现代文化、学术和文献文物的研究。目前他的专著已出版有九种；并编有二十多种与学术文献相关的书籍。但他自认最勤、最用力的就是这部为施老所写的《编年事录》。此书投入精力之大可谓空前。从头到尾，沈君力图精耕细作，他虽采取传统编年的纪事方法，但他却很巧妙地把施先生的个人经历放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大框架中来展现。所用的材料，除了施老自己的日记、书信和作品之外，还广泛包括地方史、校史、报刊史、出版史、抗战史、反右史、“文革”史，以及许多与施先生交游者的信件、笔记、年谱等。此外，书中还有多处反映沈君个人的思考和刻意探究的史实，比如：施蛰存与鲁迅、茅盾等人的关系，1933年后他不断受到围攻，反右前所受的“疏忽”，抗战远赴内地的情况等等，一切给人一种包罗万象的充实感。可以说，这是一部以“编年”形式撰成的超大“传记”，也是供给二十世纪“文化记忆”的宝贵资料库。我想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从如此庞大的《编年事录》中挖掘出他所想得到的资料和信息。
以我个人为例，我目前最想考证的就是有关施蛰存于1937年逃难至云南的旅途经验，以及他对那段经验的文字描写。尤其是，我所熟悉的施著《浮生杂咏》正好以那个历史的转折点作为结束——最后一首（第80首）写道：“倭氛已见风云变，文士犹为口号争。海渎尘嚣吾已厌，一肩行李赋西征。”作者本人的“自注”也清楚地解释道：“我以朱自清先生之推毂，受熊公聘。熊公回滇，而沪战起。我至八月尾始得成行，从此结束文学生活，漂泊西南矣。”那个自注很有诱惑性，使我更想探寻他下一个人生阶段的心灵活动。
其实，有关施先生的逃难经验，我不久前又重读他的《北山楼诗》，已颇能探知一二。例如，我读到“乾道忽变化，玄黄飞龙蛇。自非桃花源，日夕惊虫沙。客从东海来，历劫私叹嗟”（《车行浙赣道中得诗》）、“辰溪渡口水风凉，北去南来俱断肠”（《辰溪待渡》）、“迟明发轫尚惺忪，恶道崎岖心所虞”（《沅陵夜宿》）等生动诗句的描写，颇能想象他当年作为一个逃难者，那种思虑重重、十分焦急的心境。然而诗歌的语言究竟是富有隐喻性的，如果没有其他可靠的现场资料，很难真正把它放在现实的框架中来研究。我至少必须弄清楚，究竟那些有关“漂泊西南”的诗是哪月哪日写的？是否有可能把那些诗按时间排列？我想，只要有个大约时间的先后，我就可以对施先生当年所写的那些诗歌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可惜手头没有足够的资料。
一直到最近，在我认真查考沈君所编的这本《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之后，才终于对施先生这组诗的上下文，得到了初步的认识。欣喜之情，自然不言而喻。根据沈君所引用的日记资料，我发现施先生1937年那段充满曲折故障的逃命旅程（从9月6日自松江出发到9月29日抵达昆明）确实是他生命中所经历的最大危险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前后达二十三天的紧张时光也正是施先生生平在古典诗歌方面，最为多产的一段。他每天白天忙着购票拉行李赶车，还要跑警报，晚间则不断作诗并写日记。在9月21日的日记中，他曾写道：“我经过湘西各地，接触到那个地区的风土、人情，不禁就联想起从文这两部小书（《湘行散记》《边城》）。我在辰溪渡口做了一首诗。”“这就是‘有诗为证’。”
在逃难的过程中，最伤脑筋的就是，由于敌机的猛烈轰炸，逃难者必须不断地改变行程。例如，当初施蛰存计划从松江先到杭州，再从杭州乘汽车到南昌、九江而至汉口，再由汉口乘飞机去云南。但后来到了南昌之后被迫改道。9月10日的日记描写当初抵达南昌时的情况：“方竣事，突闻警钟大作，电报局中职员均挟其簿籍夺门而窜，余被众人挤至街上，则市人亦四散奔走，秩序大乱。余忽迷失方向，不知当由何路遄返逆旅。捉路人问之，辄答以不知，掣袂而去。余无奈，即走入一小百货铺，乞许暂坐，讵铺主人设正欲走避郊外，铺门必须下键，不能容客。余不得已伫立路歧，强自镇定。”故施蛰存只得临时转往长沙，最后居然成了前后长达二十三天的“马拉松”逃难——那就是，由长沙转往沅陵，再由沅陵到黄平、贵阳、永宁、安南、普安、平彝、曲靖等处，最后才到昆明。不用说，途中颇多曲折，甚至险些丧命：
“自安南西行，经普安，遂缘盘江行，滚滚黄流，势甚湍疾。凡数里，而至铁索桥……余等初意皆下车徒步过桥，使车身减轻重量，而司机者谓无须，缓驰而过，铁索徐徐振荡，轧轹作声，殊足危怖……车遂西向疾驰，登青天，入幽谷，出没万山中。以下大盘山，经二十四拐，窄径回复，每一曲折，均须先使车逆行，方得过，否则覆矣。此亦黔滇公路中一险要也。其时车方迎夕阳行，残日熔金，光芒万丈，不可逼视。车折过一崖壁，司机者双目为阳光所乱，竟迷前路，车忽旁出，遂陷洿泥中，前隔绝壑，幸早抑制车轮，否则若再前行一尺，即下堕万丈，人车俱尽……”（9月27日施蛰存日记）
显然，这个难忘的恐怖经验就是《车行湘黔道中三日惊其险恶明日当入滇知复何似》那首诗的实际背景。读了这段日记的记载，使我更能体验诗中所写的诗句：“驱车三日越湘黔，坠谷登崖百虑煎。……来日大难前路恶，蛮云瘴雾入昆滇。”
总之，在那次困难的逃生之途中，施蛰存并没停止他的写作。首先，沿途所做的古典诗歌不少，除了以上的所提到的《车行湘黔道中三日》一诗以外，还有《渡西兴》《车行浙赣道中得诗六章》《长沙左宅喜晤三妹》《长沙漫兴八首》《渡湘江》《沅陵夜宿》《辰溪待渡》《夕次潕水》《晃县道中》《黄平客舍》《黄果树观瀑》《登曲靖城楼》等。这些诗都在那二十三天的空隙间写成。此外，施先生一路上所写的日记（《西行日记》）与他的诗歌相得益彰，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见证文学。有趣的是，他在途中所写的那些古典诗歌无形中也就成了他从此由小说写作转向古典文学研究的起步。
这是沈君所编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编年事录》所给我的启发。施老生前曾对我说过：“Discover，Discover，Discover，这才是生命的目标。”相信其他读者也都能从沈君的这部大书发掘出（discover）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生命的内容。此书不仅对施蛰存研究有极大的贡献，而且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功不可灭。
这部《编年事录》将于今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分两册）出版。今年是蛇年，而施老的生肖正好属蛇。这个巧合，不是一般的巧合，它象征着一种人生哲学。《易经》上说：“见龙于田，德施普也。”因为蛇是地上的龙，故施老的父亲给他取名为施德普。后来又给他取字曰蛰存；因为他生下来的月份（农历十一月）正是蛇蛰伏地下之时。施老显然更喜欢他的字，故一直以字名世。他曾说过：“这个名字判定了我一生的行为守则：蛰以图存。”
这次沈君请我写序，着实令我十分惶恐。今日匆匆写来，词不达意，仅聊表我对施老永恒的怀念和敬意。是为序。
孙康宜
2013年（蛇年）2月写于美国耶鲁大学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版
增订本序
沈君确实是个难得的有心人。我知道他当初于2013年出版《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乃是为了纪念施先生离去十年，这次的“增订本”则为了纪念施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他对恩师那种披肝沥胆的忠诚，令我深深感动。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出版纪念藏书票
但沈君的增订本，绝不是通常人所谓的“增订本”。自从“初版”问世之后，整整十年间，他仍不断搜集施先生的事迹史料和学术遗产，并一一细加考证，终于整理出可以用于增订本的三十余万字。他为这个增订本所付出的精力实在非比寻常！尤其是，沈君在增补三十余万字的同时，也删减压缩了近十万字，他的功力和组织能力令我由衷地佩服！此外，全书的形式和架构也做了不少新的调整，并以新的面貌呈现！如此庞大的工程，我看除了沈建中以外，没有第二位能如此干练地驾驭这个“增订本”！
记得我第一次读到沈君的大作《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2007年版），就对沈君的治学功力赞不绝口。我尤其欣赏他那种发掘和收集整理材料的功夫，以及惊人的写作毅力和恒心。而这次他所完成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更加令人大开眼界，相信读者又能从中发掘出许多新的资料和生命的内容。在另一个世界里，施先生也会感到十分宽慰的。
孙康宜
2023年元月写于美国康州木桥乡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增订本），沈建中/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