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教授
刘东，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出版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等30余种著作译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等20几套丛书，并创办了《中国学术》杂志。
可以说，刘东是一个一辈子嗜书如命，并且以此安身立命的人。从他主编的丛书之体量，从他给出版界提供的书目来说，他应该也不知道自己读了多少书，甚至一时说不上自己主编了多少套丛书。在他主编的丛书中，“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应该是一代学人踏入学术之门的必读书目，这套丛书出版至今已近40年，而且还在持续推出。今年，刘东又在文景推出了《中国研究文摘》，近日《中国研究文摘》的第2辑已新鲜出炉。《中国研究文摘》旨在翻译、摘编发表于近年来海外人文学术期刊上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章，包括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等。刘东说，他在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时即有做文摘的想法，时过境迁，40年后这一夙愿的实现与他最初的设想有何异同？近期，记者围绕读书、编书、出书的相关经验和感受专访了刘东教授。
《中国研究文摘》第一辑
《中国研究文摘》第二辑
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编，想先请谈谈您当年策划、主编这套丛书的经历，这套丛书具体是如何选书的？
刘东：我接触海外汉学可以说有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还不怎么入门。当时中国市场上还没有海外来的书，那时候南京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有一个合作的中美文化中心，中心有个小小的图书馆，里面有一些美国老师带来的书。另外就是北京图书馆（当时还不叫国家图书馆）的西文新书陈列室有一些书。这就是我们当时能够看到的海外研究的书，而且带到家里必然是复印的。
之后就越读越深了，在“海外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这片浩如烟海的“天地”里开始如临如履地摸索。这个阶段有一二十年。我后来写文章说到这一点，我说是和读者一起在摸索一个新课题。
那么，什么是“好”的汉学，什么是值得我们翻译的汉学著作？一开始，我的想法是很朴素的——这本书有洞见，我喜欢这个洞见，而且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个观点，那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后来则不然。
因为美国的中国研究是亚洲研究的一部分，哈佛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和社会学大楼一墙之隔，二者多有交流，美国的中国研究运用了很多社会科学方法，主要的特点就是理论先行。这就令我有点迷惑。因为一开始我想我知道中国是什么，因此可以判断一本书、一篇文章好还是不好。但我看到美国的汉学有一套特别的方法，每个人用的方法还不一样，中国在他们眼中变得可以高可以矮、可以胖可以瘦……这就导致一个结果，沿着他们的理论框架，我就要进一步去思考在不同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一开始我们以为他们可以为我们澄清历史，结果看了他们的研究，发现这个历史反而更加见仁见智了。怎么办呢？我就做了另一套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在不断地看书、选书的过程中，自己的理论功力就上来了。这样再去看中国研究、再去选书情况又不同了。可能我不同意一个观点，但我仍然会选择这本书。那我选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读者介绍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或者代表观点。这时候在我眼中，历史学就是个“学”，用不同的话语去处理哪怕是同一种材料，也就产生了历史。所以，搞清楚了其中的家法、门路就又到了另一个阶段。
我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上花功夫最大的时期是我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的时候，那时候开了一门课叫“美国的中国研究”，我的很多学生也跟着研究这个。后来我的兴趣就慢慢转移了。
这套书中有许多经典之作、名家之作，但随着书目越来越多（已经两百多种了），如何继续筛选？
刘东：现在我们要么是在出老朋友的新作，而更多的一些作者对我来说，则算是可畏的后生了。所谓名著或者经典，意思是它经历过了历史的沉淀。现在中国要尽快跟世界沟通交流，那必须还是要去看最前沿的研究。当然，现在条件方便很多，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掌握世界上最新的学术情报。一般来讲，国际上学术动态的发表主要有三个途径，一个是会议，一个是演讲，再一个就是论文。但是，会议上发表的东西不一定能形成论文，即使有论文发表，又未必能结集成书。即使成书，我再组织翻译到出版，也可能都过去多年了，甚至在国外学界都成旧闻了。
我记得我刚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不久，在北京跟韦思谛（Stephen Teiser）教授喝啤酒，我们就谈到说要编一本论文集，而这个工作终于面世了，就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里的一本——《中国大众宗教》。但是很可惜，书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离世了。现在大家都觉得这本书太棒了，可以看到韩书瑞、杜赞奇、彭慕兰对民间宗教的研究，然而这批作者中的一些人，后来的兴趣早已转移了，以至于国内并不知道，原来他们当年也关心过这个题目。
所以，我做《中国研究文摘》的初衷，就是想让大家看到国际上最好的论文，更加及时地看到最新成果，以及更大力度地拥抱国际学界。
新推出的《中国研究文摘》有一个年轻的编委团队，这个团队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工作如何展开？
刘东：刚谈了我做这个系列的初衷，当然，做的过程中也会遇到问题，有待于今后再慢慢地解决。比如，一些国家它没有专门的杂志。我现在有一个十人的编委，大致上是分工到个人，你负责这两个杂志，他负责那三个杂志，但是像德文、意大利文、俄文这样的研究成果能找得到吗？到底怎么去大海捞针呢？汉学研究有刊物的主要就是英文、日文，而我们的工作重心也就在这里。不消说，我们尝试进行的这项工作，就是希望慢慢地吸引中国的学者注意到它。现在国内高校、研究所购买了数据库，从中也可以获取一些信息，这样跟国际上的关系就更进一步了。
再一个问题：怎么确定我们选的内容是好的？第一，编委团队的十位年轻人都是很好的年轻学者，有我在“清北浙”带出的学生，也有宇文所安、黄宗智、李峰带出的学生，我是完全信任他们的。第二，当然也可以说，无论是“知我罪我”，《中国研究文摘》所体现的，还是刘东本人的眼光。我们的工作机制是，编委成员在自己负责的领域里找选题，然后我们开会，他们给我讲自己为什么选这些文章，怎么个好法儿，会议从早九点到晚六点，最终我来确定选什么。这里有他们的学术眼光，有我的学术判断，但最后的决定还是刘东的。我承认，包括“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不能确定地说它就是好。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说，所有的阅读都是主观的，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将来，读者可以评论刘东的品位如何。
无论如何，这算是一个创举吧。希望十年以后，中国学术界会像读“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样，习惯于阅读这个系列，甚至于觉得非读不可，然后知道国际上有这么多杂志，要做哪种学问就应当去敲哪家的门。
越是在知识爆炸的时候，越要对知识整合有紧迫感。否则的话，强挤出来的所谓学术成果，就很可能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从您策划“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到现在，国内学界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学人的代际更替、出版市场等多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可否谈谈您的感受？
刘东：现在真正活跃在一线的是年轻人，这是事实。但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那个时候处于草莽阶段，没有那么多套儿。他们现在宁愿变成一个专家，专的不能再专的专家，而且干活都跟记工分似的。另外，各地的风气也有所不同，当年我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就有复旦的年轻老师向我感慨，你们北大是问题意识，我们复旦则是课题意识。那么，现在大概都是围着课题转。另外，这也是“古风”与“时尚”的区别，要么读书是为了做个“通人”的，那么更关心“于书无所不读”。要么读书是为了做个“学人”的，只是为了写什么才去读什么。当然，年轻一代也有其长处，他们的外语相对熟练，寻找译者越来越不发愁了。
我65岁来到浙大，这里可以允许我工作到80岁。但即使这样，等到我真的退下来时，那时我们这一代人恐怕都退下来了，此后的这类工作谁来接班？所以，也是殷切地期望年轻人快点成长起来。
现在这个团队的年轻人，其实说年轻也不算年轻，因为他们现在的年龄，已经差不多是我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到北大的年龄了。要说，是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那样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发展成我们那种样子。我23岁前才念大学，可是我大学的学士论文就已经是《西方的丑学》了，而再往后，等我30岁进京读博士，不光是参加了“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而且很快就受邀于江苏人民出版社，去主持创办“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了。试想一下，现在还有哪家能邀请这种资历的年轻人？可如果不是这样，我又怎么可能坚持四十年，把这套丛书做到了今天的规模和影响？而相比起来，我们团队里的年轻人也已经三十多要四十岁了。所以，还是希望他们能快点成长起来。
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学人很多是有海外求学、深造经历的，如果说您在八十年代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令当时更多尚未走出国门的学人“开眼看世界”，那么，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学人（比如《中国研究文摘》的编委团队）不仅是看了世界，他们已经在国内外知识的交互中成长并开始生产自己的知识了。您说在策划“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时已有做论文摘编/文摘的想法，那我们现在做《中国研究文摘》这个项目，您认为它与您多年前的那个夙愿是否有所不同呢？
刘东：实话说，我最初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做这套书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被看好，大家觉得，美国人懂什么中国。可现在的成绩说明了，这种学问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当然也不是说它没有问题。有人跟我说，现在只要参加学生答辩，翻开后面参考文献就能见到这套书，所以他甚至开玩笑说，以往有吃“曹雪芹饭”的，吃“鲁迅饭”的，那么现在就更有“吃刘东饭”的。从积极层面来讲，几十年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对中国学术界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可见的。妇女史、环境史等等，我们也慢慢搞起来了，但有时候学得太“洋泾浜”了。美国的汉学家往往对中国不怎么了解，他一边看着对他来说是外文的材料，一边用自己更熟悉的理论框架就往里面套。中国人这样做，就感觉你拿腔拿调。
不过总的来说，这几十年来，确实是信息的交流、人才的交流越来越方便，而“海外”的定义好像比较模糊了。所以，对于一位作者的归属，还是要看他处于哪一个系统里。就像我做“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最早的时候有朋友——中国人——跟我申请说，他的书能不能被选入？当时我是拒绝了。我的回答是，这套书首先要选外国人，或者选择文化上的“他者”。当然，现在更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更年轻的一代，出国读书，慢慢在美国学界留下来，也逐渐成了美国汉学的生力军。不过，我也可以坦白地说，正因为这种人越来越多，总体上来说，美国汉学对我的吸引力是下降了。因为异质文化的冲撞，才更有意思，更有启发。当然即使这样，从研究质量上讲，一旦有了做得不错的，我们也还是选择了一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