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的告别辞
阿摩司奥兹是以色列最好的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成了中文，翻译这些作品的，也是中国最好的希伯来语言和文学学者和翻译家——钟志清老师。
阿摩司奥兹于2018年12月28日去世。去世之后，他的编辑希拉哈达把他们的对话整理出来，编成了一部小书：《苹果是怎样长成的》(What Makes an Apple？)。
奥兹在中国读者众多，这本书自然要翻译成中文。版代说，我们要钟志清翻译。但钟志清老师正好太忙，没有档期。编辑便推荐我，说这位译者翻译过奥兹的小说《轻抚水，轻抚风》，还跟着奥兹女儿范尼亚学过希伯来语。
彼时疫情正在肆虐，我们一群人跟着宋明炜老师翻译哈佛大学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世界》。丹穆若什教授在访问他祖先居住的小村庄时说，如果他的高祖没有移民到美国，他们一家说不定就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那一时刻令人心碎，这里面承载着沉重的历史。
也就是在同样的时间，我开始翻译《苹果是怎样长成的》，阿摩司奥兹“写给读者的最后一封信”。书不长，又是从英文转译，而且是幽默诙谐、互相默契的作者和编者之间的近距离对话，翻译过程本身非常愉快，我心中也充满了感激：能够就近聆听阿摩司奥兹的对话，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转换成中文，是我作为一个读者和译者莫大的幸运。
奥兹去世时只有七十九岁，但他去世之后，这个世界的种种风云变幻，又令人唏嘘……
首先是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病毒。这场病毒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和讨论方式，奥兹多次访问中国，我可以想象，若奥兹依然健在，说不定也会在网上和中国读者交流。
其次，奥兹的小女儿加莉亚指控父亲虐待她。2021年2月，加莉亚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她童年曾受到父亲的“常态虐待”——包括体罚、辱骂、拖拽：“在我童年，父亲打我、骂我、羞辱我……暴力是创造性的：他把我从屋里拖出扔到楼梯外，他叫我垃圾。”
奥兹遗孀尼莉、大女儿范尼亚和儿子丹尼尔都不同意这些指控，他们一致宣称：“我们记忆中的父亲是温暖、亲近、爱护家庭的。”
作为希伯来文学巨匠，加莉亚的回忆录在文学界和犹太社群引起激烈争议，奥兹作为文化象征、和平倡导者的公众形象遭到了挑战；他私人家庭内部的复杂与痛苦也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无论真假虚实，对于一位暮年作者（如果他还在世）都是一场挑战。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2023年10月7日的哈马斯袭击事件——奥兹多年倡导和平，主张两国方案，希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和平共处，这场袭击彻底抹去了多年以来所有人为促进中东和平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残酷地展示出以巴冲突、中东局势的严峻和复杂，仇恨和隔阂是如此之深，令人绝望，凡此种种，都令我多少感慨，幸亏奥兹已不在人世。
延续父辈的声音：范尼亚奥兹-萨尔兹伯格谈中东局势
奥兹的大女儿范尼亚奥兹-萨尔兹伯格也有同样的想法。她于2025年10月发表了一篇文章《艰难的对话：以色列人需要听见的真相》，在文章中，她不止一次提到，幸亏她父亲没有亲眼目睹这场惨剧：
“我有一种可悲的幸运——我亲历了10月7日的血腥屠杀，而我父亲有幸未能活着见到这一切。”
在以色列文学与思想史上，阿摩司奥兹与范尼亚奥兹-萨尔兹伯格这对父女极具象征意义。他们不仅有同样的文学与学术的背景，而且在政治伦理上也形成了跨代的延续与对话。
阿摩司奥兹是以色列文学与公共思想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道德现实主义者”。他既坚定捍卫犹太人自决与以色列的生存权，也反对以色列社会的民族主义与占领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就主张“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坚信只有通过巴勒斯坦建国，才能保全以色列的民主与犹太性。
在具体操作上，他一直倡导“两国方案”与“相互承认”。自70年代起，他便是“以色列和平运动”的代表性声音之一。他认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不是“善恶之争”，而是“两场正义的冲突”。“如果两国（方案）现在不快点实现，将会只剩一个国家。如果真的只剩一个国家，那将会是从海边到约旦河的阿拉伯国家。”
“巴勒斯坦人不会走开——他们无处可去。以色列的犹太人也不会走开——他们同样无处可去。但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幸福的一家人。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所房子分成两个较小的公寓，每天在走廊里学会说‘早安’。也许最终我们还会互访，喝一杯咖啡。但我们需要这样一栋半独立式的房子——两个家庭单位。”
这段话形象地表达了他对于两国方案的隐喻——不是融合成一个国家，也不是敌对隔绝，而是“邻居式共处”。
作为作家与公共知识分子，奥兹的立场基调是“批评中的热爱”——他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以色列的爱国批评者”。但在以色列右翼眼中，奥兹“背叛了民族”。宗教民族主义阵营称他为 “犹太叛徒”或“左翼卖国者”。一些极端定居者团体甚至曾公开威胁他的安全。奥兹的世俗自由主义立场与他小说中的性、怀疑、异端主题，也让宗教右派视为“腐化犹太传统”。他在杂文中批评“被上帝俘获的政治”，直言“犹太国家的危险在于它变成神权国家”，在宗教民族主义者眼中，他便成了“文化上的叛徒”。
左翼和反占领运动也同样对奥兹表示失望。奥兹虽然支持两国方案，但他始终强调“以色列必须安全存在”，反对学术抵制、反对把以色列等同于种族隔离国家。那些更激进的左翼人士便批评他“太温和”，“仍然以犹太民族叙事为中心”。在他们看来，他的“两国方案”其实维护了以色列的犹太民族特权。一些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认为奥兹的“共情”是居高临下的。他们认为，他所说的“我们都对，所以要妥协”，实际上掩盖了双方权力的不对称。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就曾经指出，这种“文学化的对称悲剧”，淡化了占领的现实。
奥兹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亲爱的狂热者：来自分裂土地的信件》中，回应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攻击，他反对的是极端狂热，无论是来自左翼还是右翼。
范尼亚继承了奥兹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她认为，奥兹的愿景根植于启蒙理性与欧洲自由主义的传统：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人类的道德选择，而非神权或民族神话。而《艰难的对话》，则是范尼亚向以色列社会发出的一封自省之书。她指出，在加沙停火及人质归还的当下，以色列人必须听见一些“痛苦却必要的真相”，否则国家的民主与道德根基将继续崩解。
作为历史学者、作家，范尼亚一直活跃在以色列学术与公共领域中。10月7日事发之前，她在访谈中谈到以色列当前的民主危机，强烈批评以色列政府削弱司法独立，谴责右派扩张定居点。
10月7日袭击发生后，范尼亚认为，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战争，最初确有正当理由——回应哈马斯的袭击与10月7日的惨案。但这场战争早已堕入残酷与报复，成为对无辜平民的屠杀。以色列政府在极右翼联盟的操纵下，滥用军力、违反战争法，致使以色列背上“战争罪”的指控，失去了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少数正直的记者与政客试图揭露真相，却被主流媒体与民族主义言论所淹没。
她强调，10月7日的创伤对以色列社会而言仍是活生生的灾难，但世界已经“继续前行”。在国际舆论中，以色列的悲痛逐渐被淡忘，甚至被讥讽。她指出，创伤不能成为道德豁免；以色列社会必须学会面对痛苦，而非以痛苦为理由拒绝他者的苦难。只有承认彼此的伤口，疗愈才可能发生。
范尼亚批评现任政府滥用“反犹主义”一词，将任何批评都视为敌意。这种做法稀释了“反犹主义”的真实含义，也使以色列与其真正的朋友疏远。她区分了“反犹主义”与“合法批评”的界限：那些否认以色列存在权的极端主义，确实有反犹倾向，因为犹太人身份而攻击他们，这也是反犹主义；而批评以色列政府政策则不是。
范尼亚重申了父亲阿摩司奥兹的警告：若不尽快建立两个国家，这片土地终将变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她认为，“一国方案”在现实上不可行，相形之下，“两国方案”虽然步履维艰，却是唯一一条相对可行、流血较少的出路。她主张“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即在犹太人祖居地建立安全、民主的犹太国家，同时承认安全的巴勒斯坦国。这一理念继承了犹太人复国主义发起人和倡导者赫茨尔与魏茨曼的理性传统，而极右翼的狂热“复国主义”则歪曲了这一传统。
范尼亚指出，“弥赛亚”并不是现实的国家计划，“上帝会成全”也不是政策。历史上犹太民族的毁灭与流亡，皆源于对宗教幻象的依赖。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人的工程”，是拓荒者与难民通过劳动、理性与外交建立的国家。她呼吁以色列人回归这种人勉力而为的政治文化根基，拒绝神权与命定思维。
她最后呼吁重新审视民族叙事：犹太人并非永远正确，人道与理性必须成为新的奇迹。国家的重生必须依靠民主、伦理与社会团结。她以悲悯而冷峻的笔调总结：若要以色列重新成为“以色列”，必须让民主成为新的神迹，让真相成为疗愈的起点。只有当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都获得更好的领导与更深的自省，这一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才可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在思想上，范尼亚继承了阿摩司奥兹的三个核心信念：
第一，犹太复国主义的人文根基——国家应建立在人的能动性与道德责任之上，而非弥赛亚式幻象；
第二，民主与自省——以色列必须保持自我批判，否则将堕入道德灾难；
第三，与巴勒斯坦共存的可能性——和平并非浪漫理想，而是政治理性与生存现实的必然选择。
在思想谱系上，法尼娅与父亲同属“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传统——他们坚持以色列的犹太身份，但拒绝宗教极端主义；他们主张国家安全，但更重视人道与法治。不同的是，父亲相信“理性可以修复裂痕”，而女儿则认为“必须先承认灾难，才能重建理性”。这种由希望转向清醒的姿态，正是以色列当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现实困境。
但她在立场上更为悲观与尖锐。父亲仍相信“理性对话与文学伦理”能引导以色列回归人道；而范尼亚则认为以色列已陷入“政治与道德的废墟”，当前的领导层（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已不配代表国家的道德核心”。她呼吁以色列社会重新“去弥赛亚化”，回到赫茨尔与魏茨曼理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这在本质上是对父亲理想的“挽歌式延续”。
换言之，她“庆幸父亲未见惨剧”，并非出于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出于对父亲理想之毁灭的哀悼。
她在文章结尾写道：“我们必须让民主成为新的奇迹。”这句话延续了阿摩司奥兹的精神遗产，也为之画上一个历史性的问号。父亲的那一代以为理性足以战胜狂热；女儿这一代却发现，狂热可以伪装成爱国，暴力可以披上信仰的外衣。她对父亲的“庆幸”，其实是一种深层的悲悯——她宁愿父亲不必目睹理想的坍塌，也宁愿自己背负失望的清醒。
两代奥兹代表着以色列知识分子从建设到反思的轨迹：从复国的激情到自省的痛楚，从文学的希望到政治的清算。父亲以“理性的勇气”参与国家的创建，女儿以“悲悯的理性”记录国家的堕落。她的写作不仅是政治批评，更是一种文化的守护——守护那个仍然相信人文主义能使以色列重新成为以色列的信念。
奥兹谈写作：《苹果》及其他
《苹果是怎样长成的》并非奥兹在世时主动计划出版的正式著作，而是他生命最后几年（约 2014–2018）与编辑兼朋友希拉哈达的一系列谈话，由后者整理编辑而成。书中直接涉猎政治的内容不多，不是奥兹有意回避，而是因为有关政治的内容已经收录在别的作品中。
这些对话坦率真诚，无拘无束，时而轻快、时而内省、时而又充满争辩；时而深沉、时而顽皮，带着典型的干涩幽默，保留了奥兹那清晰、诚实且富有幽默感的声音，为读者描绘出这位文学巨匠鲜明而又令人亲近的肖像。
阿摩司奥兹
很多作家不愿意谈及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宁可将自己隐身，用自己的作品与读者交流。奥兹不同，他在与自己编辑的对话中，坦率地谈到促使他开始写作的内在驱动力，分享自己作为作家的日常、习惯与挑战，谈到自己的习惯、恐惧、童年、性、两性关系，显得亲切而真实，更难得的是，他还以极其自省、坦率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偏见和个人缺陷。
奥兹回顾了他的父母、在基布兹的成长岁月，以及他如何面对并从批评者、学生和名声中学习。他也谈到为什么自己后期的作品中充满更多幽默，也表达了他对死亡恐惧的独特见解。
奥兹有幸躲过了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但他的一生（1939-2018）经历了无数场战争，他本人也以士兵身份亲历了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但他多次谈到，他无力直接描写战争。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一直呼吁和巴勒斯坦人妥协，有些人因此指责他是“叛徒”；作为作家，他在作品中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个人/家庭/心理上，本书中也谈及这一点，即他聚焦的是人的内心，通过记忆、成长经历、家庭创伤、道德反思来触及战争的影响，而不是直接描写战斗场面，这是他选择的写作角度，从他和哈达的对话中，我们能够直接听到他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
另外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就是书中关于两性、情欲与成长的话题。奥兹坦言青春期的性经验对他作为小说家的形成意义重大，认为“情欲不仅塑造了我这个人，也塑造了我的文体”。
这些言论，加上后来加莉亚对父亲虐待的指控，令有些书评人认为，有些说法在当代语境下，会被视为不够敏感或含有性别偏见。其实，编辑哈达在他们的对话中，就已经十分尖锐地提及这些问题，实际对话中，说不定还有更激烈的冲突，即使是经过筛选编辑后留下的部分，已经是难得的既自省又有争议的声音。
以色列和西方评论界称《苹果》为“阿摩司奥兹写给世界的最后一封信”，它不是遗作，而是“告别的书”，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组思想与人生的自画像。评论普遍认为这本书展现了一个“褪去辩论盔甲的阿摩司奥兹”。若说《犹大》一书是他思想的总结，《苹果》则是他人性的告别；若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他的自传式史诗，《苹果》就是他写给世界的一封短而明亮的信：它让我们看到他身上的“作家之人性”：好奇、焦虑、温柔、仍在学习。
书名用了“苹果”这个隐喻，还原了奥兹对写作本质的思考——“故事/作者是怎样长成的”。他反复强调：写作源自“内心的冲突与欲望”，不是道德宣言，而是一种对人性的细致观察。他谈及人物时说：“我从不替他们发言，我让他们彼此争论。”——这与他政治立场中的“反狂热”遥相呼应。
书名《苹果是怎样长成的》来自书中的一段对话：
哈达问他，“你写作时想解释世界吗？”
他回答：“不，我只是想让人看看苹果是怎样长成的。”这句话成为全书的隐喻：作家的使命不是评判世界，而是揭示生成的过程。
“苹果是怎样长成的？水分，土壤，阳光，一株苹果树，和一点肥料。但它看起来不像这其中任何一样东西。它是由这些东西造成的，但它看起来又和它们不一样。一篇故事也是这样：它当然是由遭遇、经历和倾听的总和构成的。”
这是一个以色列公共知识分子向读者交出的“平和的自我辩护”：他不为自己的立场辩解，而是展示一种“如何思考”的姿态。对一个在两极化社会中被称为“叛徒”的人来说，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