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史,既是热点,也是争议最多的部分。

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康雍乾三朝通纪》就以康雍乾三朝134年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这段时间占清朝268年统治时长的一半,可作为“半部清朝史”。这套书由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撰写,他从政治、经济、文化、边疆治理等维度构建起理解这段历史的框架。

12月2日,《康雍乾三朝通纪》新书发布暨交流研讨会在北京举办。

朱诚如分享

1979年,年轻的朱诚如参与了白寿义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承担康雍乾三朝部分的撰写工作,由此开启了对这一历史时段的系统研究。1988年,在国内尚无该领域专史的情况下,他出版了21万字的《康雍乾三朝史纲》。

1998年,朱诚如教授调任故宫博物院后,又在王思治、冯尔康等史学大家提议下,编纂出版《清朝通史》;2003年国家清史工程启动,朱诚如全程参与从开篇到定稿的工作。持续的学术实践的积累,最终促成了这套71万字的《康雍乾三朝通纪》。

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朱诚如强调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政治制度、治国方略上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和递进关系,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发展阶段。比如就政治制度而言,康熙除鳌拜、雍正创军机处到乾隆“乾纲独断”的权力集中的过程,证明三朝应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去研究。

朱诚如谈道,谈论三朝的历史价值时我们会发现,这是国家治理的“经典时段”: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版图,还促成了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济上,农业发展达到历史之最,耕地面积达10.5亿亩,人口增至3亿;文化上,《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巨著相继问世。

尽管很多学者以“康乾盛世”与“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并提,朱诚如表示,自己在著作中刻意使用“治世”而非“盛世”的表述,是基于学术严谨性、研究视角定位、辩证史观的考量,“治世”的本义是“相对于乱世而言的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期”,更侧重“政权由乱到治的务实进程”。

之所以称“治世”,是因为我们不该回避这一时期的深层问题:乾隆中后期的吏治腐败,如和珅专权、文字狱对思想的禁锢(康雍乾三朝约200起,为中国古代之最)、“重农抑商” 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压制,以及“闭关自守”政策导致的与西方产业革命的不同步等等。

朱诚如系统梳理道,康雍乾三朝,政治上,设置军机处、秘密立储等制度,强化中央集权;边疆治理上,新疆军府制度、西南改土归流、蒙古盟旗制度“因地制宜”;经济上,有“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缓解民生压力、稳定财政(乾隆朝国库常年存银6000-7000万两);文化上,肯定《四库全书》《康熙字典》的编纂成就,但也批判对典籍的销毁。

书影

专家对话环节,大家持续探讨上述康雍乾三朝涉及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凤云从历史地位和历史遗产两方面切入,认为清朝的大一统远超汉唐,其1300万平方公里疆域实现了有效的行政管辖,设有官员、驻扎军队,建立完整行政建制,这是以往朝代无法比拟的。对于人口问题,她提到清朝通过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制度,推广玉米、薯类种植,成功养活3亿人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副馆长李国荣总结康雍乾时期的诸多闪光点,包括国家疆域大一统、人口达到历史峰值、周边形成稳固的宗藩体系等等。同时,他也客观指出了历史教训,如康熙、乾隆晚年的懈怠不作为,文字狱造成的思想窒息,乾隆中后期滋生的严重腐败,以及天朝大国心态导致的对外视野狭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