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紫禁城》2025年第6期，54-67页，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一、中正殿与雨花阁
清代宫廷的宗教殿堂90%以上都是佛堂，其中绝大多数是藏传佛教佛堂，它们遍布皇家宫禁苑囿之中，反映出清代宫廷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历史事实。每处佛堂的建筑沿革和功能各不相同，但绝大多数都跟清高宗有关。紫禁城中的中正殿一区就是最好的例证。
中正殿一区位于紫禁城西北角，建福宫花园以南，南北狭长，面积不大，却分布着10座佛堂，以昭福门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北区由南向北分别有宝华殿、香云亭、中正殿、中正殿东配殿、中正殿西配殿、淡远楼；南区由南向北分别有雨花阁东配楼、雨花阁西配楼、雨花阁、梵宗楼。因中正殿一区与清帝居室和办公之所在养心殿毗邻，清圣祖之后的历代清帝均来此拈香礼佛，是典型的“清帝礼佛区”。1923年建福宫火灾中，宝华殿以北被毁，损失惨重，2009年重修之后才恢复原貌，迄今未对外开放。
图1 中正殿一区建筑分布图
由以上介绍可知，中正殿既是一个殿的名字，也是这一区的统称。从明代开始，这一区域的称呼一直在变化，功用也不一。《明宫史》记载，最初主殿叫玄极宝殿，隆庆元年（1567年）改名隆德殿，为供奉道教三清上帝造像之所。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英华殿举办的藏传佛教法事跳步叱（即清代的跳步扎，今天的“跳羌姆”或“打鬼”活动）就是在隆德殿大门之内举行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十一月初二日毁于火灾，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初二日重修。崇祯五年（1632年）九月殿内造像移送朝天宫等处安供。朝天宫是道观，可见一直到明末，中正殿一区是道教殿堂，藏传佛教的跳步叱也许只是属于临时性活动。崇祯六年四月十五日这一区域才正式改名中正殿，一直延续到今天。[1]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功用都模糊不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内务府下设中正殿念经处，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办造佛像。[2]从此机构的名字我们推测，最初的中正殿念经处就设在这里，这一区域开始转变成藏传佛教佛堂区。故宫现存的中正殿一区的档案较为完整，多是1923年建福宫火灾的劫后遗存（下文统称中正殿火场档案），为中正殿一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这批档案最早始于乾隆八年（1743年），一直到清末，记录了自康熙朝以来中正殿一区的建筑、陈设变化，十分珍贵。
根据中正殿火场档案的记载，乾隆朝早期，中正殿一区内只有中正殿及其东西配殿和一层后照房（即今天的淡远楼），基本保存了康熙朝以来的原状。各殿内佛教法物琳琅满目，却很难看出明显的陈设思想。乾隆八年开始，清高宗陆续动手改造这些佛堂的内部陈设，最明显的改造是在乾隆九年（1744年）和二十八年（1763年）将东西配殿改供成《龙藏经》的供奉地。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开始，中正殿一区突然变得热闹起来，陆续修建了一批佛堂。
在宝华殿和中正殿之间新建了一座小佛堂香云亭，乾隆十三年八月香云亭内部陈设和装修基本成型，十八日殿外挂匾。与此同时，雨花阁建筑基本完工。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一日宝华殿、雨花阁、昭福门、凝华门（即今天的春华门）上同时挂匾[3]，表明四处佛堂基本成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增建雨花阁东西配楼。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淡远楼经过两次改造，由一层变成两层多间佛堂；三十一年，梵宗楼建成，至此中正殿佛堂区的建筑正式完成。
图2 中正殿一区俯瞰
二、两条史料：雨花阁建造的缘起
雨花阁位于中正殿佛堂区的最南端，从外观看为典型的三层金顶建筑，内部一层隔出仙楼，组成外三内四的结构，整个建筑突兀而起，遮挡了整个西北角的视线。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清高宗决定要修建这座与众不同的佛堂，甚至不惜打破中正殿一区建筑的整体布局呢？
图3 雨花阁外景
清高宗的上师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1717年～1786年）的藏文传记（下文简称《三世章嘉传》）中记载了雨花阁营建的缘起：
一日，大皇帝问章嘉国师：“在西藏为佛教建有广大功业的人物有哪些？他们的主要功绩如何？”章嘉国师一一详细列举，其中讲到了大译师仁钦桑波创建托林寺金殿，殿四层，内设诸佛及其所属的四续部曼荼罗的情况。大皇帝说：“在朕的京城中也要建一座那样的佛殿。”于是，在章嘉国师指导下，于内城右隅建起了一座四层金殿，内置四续部诸佛的塑像：顶层供秘密佛，第三层供普慧毗卢佛，其下（仙楼）供宏光显菩提佛，再下作各扎仓僧众念诵三重三昧耶仪轨的场所。[4]
史学研究中有“孤证不立”的说法，这个记载就是一个“孤证”，它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中正殿火场档案中提到：乾隆十三年时，雨花阁一层仙楼的花莲罩上贴有御笔横条“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一张。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才在其两边贴泥金写满文、蒙古文、藏文和汉文四样字赞文四张。[5]现在，御笔横条和赞文还在原处，只是汉文赞文佚失。由于赞文的原文是汉文，其他三种文字都是从汉文译出，从翻译的角度来看颇有硬译的特点，想完全复原清高宗的语言特色和本义很难，笔者深感力有不逮，试择一部分藏文赞文转译汉文大意如下：
数千年以来，诸智者与成就者不断从西方天竺之国将这些能仁教法之宝鬘（法脉）迎至大国，昭示善途。故广修身语意所依与佛堂，为众生创建一个正信福德圣地。
朕慈养天下，法天而行，万几之暇，思虑清净，探究本旨，深慕奥义。为正道彰显之故，思于紫禁城之中供奉皇祖内所依的佛堂中正殿前建一座都康大殿。法友殊胜广慈普通大国师喇嘛章嘉胡图克图奏曰：“西藏西部，昔日使佛法弘传的是一位名叫译师仁钦桑布的大贤哲，曾建造了阿里托林寺祖拉康。祖拉康高四层，内部依次塑造了密续四部诸佛。藏地佛教大兴。彼佛堂具大加持力，其教法声名大著。”故今朕亦在此地建三层四次第都康大殿一座，内部依次整齐排列功行品、行德品、瑜伽品、无上瑜伽品四续诸佛，并设稀有之供器。
图4 雨花阁一层仙楼花边罩上所贴“西方极乐世界安养道场”黄条
图5 雨花阁一层仙楼花连罩上所贴四体赞文
图6 雨花阁一层仙楼花连罩所所贴藏文赞文
显然，雨花阁的赞文完美印证了《三世章嘉传》记载的真实性。如《三世章嘉传》中提到，正是由于章嘉国师的介绍，乾隆帝得知了西藏西部上路弘法过程中仁钦桑波大译师（Lotsaba Rin chen bzang po，958年～1055年）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建造了一座以四部密续供奉为主题的三层佛堂，乾隆宗遂决定在中正殿前仿建一座。雨花阁原状也与上述两条史料的记载完全吻合。
不过，赞文中也透露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如赞文称中正殿是“供奉皇祖内所依（thugs rten nang rten）的佛堂”。皇祖（yab mes），藏文本意是“祖父或祖先”，此处应当是指高宗的祖父圣祖。另外，在藏传佛教的语境中，内所依通常指弟子或后人为故去的寺庙喇嘛、活佛、尊长造像或建塔以示纪念，像内会将逝者生前遗物或法物装藏。中正殿火场档案的相关记录中虽未提及中正殿内供奉过清圣祖的内所依，但在正龛前供有“世祖御笔一包”，可能也是清圣祖为纪念其父或为其亡灵荐福所献，殿内供奉的唐卡、佛造像多是圣祖所设。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正殿从明末以来的默默无闻突然成为藏传佛教佛堂或许与圣祖将此改造为世祖的纪念堂有关。[6]
但是，赞文中有一点令人感觉非常奇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敕封二世章嘉为“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次年颁金印，雍正十二年（1734年）袭封此号。[7]但是赞文在提到三世章嘉时，却没有使用这个官方封号，而是称他为“法友殊胜广慈普通大国师章嘉胡图克图”（bstan pa'i rtsa lag phul byung thugs rjes kun tu khyab pa chab srid chen po'i bla ma lcang skya sbrul sku）。这个名号未见于任何其他文献记载，令人不解。
比较上述两条资料，我们发现，文献对托林寺金殿的认知有明显的错误。
《三世章嘉传》中，章嘉国师在向高宗介绍仁钦桑波时提到“仁钦桑波创建托林寺金殿，殿四层，内设诸佛及其所属的四续部曼荼罗的情况”，并未提及其建筑规模。雨花阁的赞文中，高宗把仁钦桑波建造的金殿称为“托林寺祖拉康”（Tho ling gi gtsug lag khang），又将他仿金殿建成的雨花阁称为“都康大殿”（'Du khang chen mo），无论是“祖拉康”还是“都康”，都可以理解为“大经堂”“大雄宝殿”的意思。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金殿曾经是托林寺的主殿，规模宏大。然而，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
三、历史的圣殿：托林寺金殿
托林寺位于今天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的西北，北临象泉河，是10世纪西藏上路弘法的中心，也是古格王朝的中心和最早的寺庙建筑群之一。
图7 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寺象狮河北岸远眺
图8 托林寺近景
吐蕃王朝崩溃以后，10世纪中叶，王族后裔的一支吉德尼玛衮（sKyil lde Nyi ma mgon）逃到后藏西部和阿里地区，通过与当地贵族联姻，得到了布让（sPu rangs，今天阿里地区普兰县）的统治权，后又将古格（Gu ge）纳入治下，建立古格王国。他去世之前，将领地分封给三个儿子，其中二儿子扎西衮（bKra shis mgon）占据了古格和布让地区。扎西衮的长子松艾（Srong nge）继承王位后，把王位让给弟弟柯热（Kho re），自行出家，取法号益西沃（Ye shes 'od），又称拉喇嘛（即天喇嘛之意，暗示他是吐蕃王室出家僧人）。益西沃对后弘初期以阿里为中心的上路弘法贡献最大，他派出藏族青年才俊赴克什米尔留学，后来成为大译师的仁钦桑波就是其中之一。益西沃于996年仿西藏山南桑耶寺修建了托林寺的祖拉康（即今天的迦萨大殿），成为佛教复兴的地标建筑。
柯热之子拉德（Lha lde）继承王位。他有三子，即长子强秋沃（Byang chub 'od）、出家的二儿子希瓦沃（Yes shes 'od）和三子沃德（'Od lde）。沃德之子孜德（rTse lde）在位时，希瓦沃于1067年至1071年间建成了托林寺金殿，该殿全称“金殿文殊幻化无上瞻部庄严”（gSer khang 'jam dpal rnam 'phrul bla med 'dzam gling rgyan）。[8]古格王孜德于1076年举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丙辰法会”，当时各地高僧云集于此，掀起了上路弘法的高潮。后孜德被谋杀，王国动荡，篡位者巴德（'Bar lde）之子索南孜（bSod nams rtse）即位后于12世纪初重修了托林寺金殿。
图9 托林寺平面分布图（1为祖拉康，8为金殿，引自Records of Tho.ling：A Literary and Visu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ther” Monastery in Gu ge）
15世纪末，格鲁派领袖宗喀巴的弟子阿旺扎巴（Ngags dbang grags pa）和克主杰（mKhas grub rje）的弟子拉旺洛珠（lHa dbang lho gros）扩建了托林寺。拉旺洛珠重建了金殿。
1630年，古格被拉达克军队攻破，国王被俘，享国祚七百余年的古格王朝结束。1681年支持格鲁派的蒙古军队进军阿里，夺回了托林寺的管理权，直到19世纪中叶，托林寺再毁于战火，后又毁于“文革”。[9]
从历史文献的描述来看，希瓦沃时期的金殿规模很大，比较意大利学者图齐于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旧照片来看，今天金殿规模缩水很多。根据我们的实地考察，今天的金殿只保存了第一层，壁面上隐约可见一些尊像和部分残留的佛传故事壁画以及旧泥塑的背光、莲座的痕迹，希瓦沃时期的痕迹完全被抹去。即便如此，它的盛名却一直经久不衰。这可能与《青史》记载的一个故事有关。
图10 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寺金殿外景
图11 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寺金殿内II壁
古格国王强秋沃邀请孟加拉国的佛学大师阿底峡尊者来到阿里传法。大译师仁钦桑波邀请尊者来托林寺会面。仁钦桑波译著等身，名满天下，难免傲慢。阿底峡尊者进到他的驻锡殿内，对殿内绘画的四续部佛像一一礼拜和颂偈之后才入座。仁钦桑波问他，这些偈颂是谁创作的。阿底峡说是自己即兴创作的。仁钦桑波才心生敬畏。阿底峡又问仁钦桑波通晓何种教法。仁钦桑波一一列举出来。对他通晓教法之广，阿底峡深感震惊，一边施礼一边说，假如我知道有你这样的饱学之士在，我就不会来西藏了。随后又问道：你精通这么多教法，那你知道一个人应当怎么修行呢？仁钦桑波说，当然按自己的续部逐一而修。阿底峡听到这里才明白了为什么需要自己到西藏来传法了。他对仁钦桑波说：这是不对的，应当合一而修。也就是将四续部融合为一个体系统来修行。
见面结束时，阿底峡请仁钦桑波做自己的翻译陪同他下一步去卫藏传法。这时，已经是85岁老者的仁钦桑波脱下帽子，对阿底峡说，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无法为尊者您服务了。阿底峡对译师也是惺惺相惜，建议他一心专修。仁钦桑波听从了尊者的建议，单独修建了一座房屋，闭关十余年，于98岁去世。[10]
上述对话是上路弘法历史中最为经典的故事，是古格王朝初期最伟大的两位佛学大师的高光时刻，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青史》中提到，阿底峡尊者是对殿内绘画的四部密续诸尊礼拜偈颂的，显然是在暗示这个故事发生地就在金殿。因此，金殿因承载了上路弘法的历史光辉，留下过两位大师的身影，从一座偏殿变成了圣殿，附会于古格王益希沃所建的祖拉康了。
四、美丽的误会：从托林寺金殿到雨花阁
西藏的文献中经常将益希沃修建的托林寺祖拉康与希瓦沃修建的金殿相混淆。《俄派教法史》[11]和《白玛嘎波教法史》[12]都提到同样的内容：益希沃在东边建了一座大塔，每当太阳升起，佛塔反射出金光，所有的大殿都变成金光灿烂。这是人们把益希沃所建的托林寺祖拉康称为金殿的原因。[13]这说明将二殿混淆的情况至少早在16世纪已经出现了。
然而更大的误会在于，仁钦桑波去世于1055年，而托林寺金殿建成的时间是在1067年至1071年间，也就是说，仁钦桑波与阿底峡见面的地方不可能是在托林寺金殿，很可能是在仁钦桑波的驻地布让。此记载见于仁钦桑波弟子吉唐巴益西贝（Khyi thang pa ye shes dpal)所撰《大译师仁钦桑布传记》[14]，显然要较15世纪的《青史》和《阿里王统记》更可靠。因此，金殿与益西沃的托林寺祖拉康、金殿与仁钦桑波、阿底峡的历史会面地双重叠加都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是口传历史中多重附会的结果。当然，这丝毫不会影响托林寺金殿与雨花阁的传承关系，章嘉国师分别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两次赴藏，但都没有到过阿里，他应当是通过藏文文献，至少通过口传了解到金殿的历史的。
以20世纪30年代图齐考察队拍摄的托林寺金殿的旧图和今天雨花阁的外观相比较，二者相当接近，因此可以推测章嘉国师很有可能在西藏曾经看见过类似的图像资料，或者他很有可能拿到过类似的图样。
图12 托林寺金殿线绘图 （引自Records of Tho.ling：A Literary and Visu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ther” Monastery in Gu ge）
根据《上部阿里三围历史宝典》（sTod mnga' ris skor gsum gyi lo rgyus），五世达赖喇嘛修缮大昭寺的时候，将色康（即金殿）壁画按原样画于大昭寺中。[15]
实际上，清宫对于西藏的重要寺庙也不是一无所知。乾隆十年（1745年），中正殿后殿已经收进了西藏建筑图样9轴，共描绘了25座寺庙。[16]我们推测这9轴西藏建筑图样只能是示意图，而不会是建筑测绘图。这些图样一直保存在淡远楼中，大概毁于1923年建福宫火灾中。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宫专门派工匠进藏绘画西藏主要建筑的内外图样，以便仿造[17]，这应当是清朝对西藏寺庙的正式测绘。很有可能，乾隆帝就是这样从西藏拿到过金殿的建筑图样。
很显然，即使在金殿初建时期，它也只是一座三层内绘四续部诸佛的偏殿而已，很可能只是仁钦桑波个人的工作室和禅修室，其规模无法跟益希沃建造的祖拉康相提并论。可能是在人们心目中无法接受这座圣殿如此普通，在种种历史的机缘巧合之下，它才被逐渐塑造为祖拉康式（或都纲式）的建筑，最终影响到清高宗和雨花阁。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清高宗与三世章嘉关于雨花阁的对话大致发生在哪一年呢？《三世章嘉传》里并没有提到准确的年代，传记中高宗曾有两次向章嘉国师咨询西藏佛教发展史，第一次是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雍和宫改造为藏传佛教寺院和佛学院工程施工当年；另一次就是雨花阁的兴建之前。[18]综合所有的档案资料，乾隆十三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已经开始为雨花阁制作各种供品，保守推测，雨花阁的施工至少在乾隆十三年之前。那么，第二次对话就应当在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初之间。
由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是高宗的四十万寿，此次建设缘起也不能排除有一部分是为自己祝寿的私人目的而发起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的御笔横条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猜测。
一次君臣对话将西藏西部一座古老的金殿佛堂的历史记忆嫁接在一座宫廷式的金顶楼阁中，同时，也将相隔万里的清代中央王朝宫廷与青藏高原最西端的古格王朝连接起来。站在它面前，无法避开的是扑面而来的时空穿越感。（故宫博物院文华学者计划得到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公益慈善研究院独家捐助，在此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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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明]刘若愚《明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17、53页。
[2]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八六。
[3] 中正殿火场档案《中正殿经目录档案、灯档》，乾隆二十七年前立档，记事至乾隆四十六年。
[4] 图官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白多吉传》（藏文版），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55页。
[5] 中正殿火场档案《香云亭雨华阁现供佛轴像供器总档》，乾隆十三年八月立。
[6] 罗文华《清代中正殿的陈设思想及其宗教职能考》，载中国紫禁城学会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873页。
[7]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江苏广陵金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第94页。
[8] 希瓦沃的事迹不详，参见：Samten Gyaltsen Karmay,“An Open Letter by Pho-brang Zhi-ba-'od to the Buddhists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Vol. 5, No. 3 (Autumn 1980), pp.3-28.《王统日月宝串》（古格班智达扎巴坚赞著，巴尔卡阿贵译注，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80～181页）中有希瓦沃的事迹，可惜文本残缺，出家后的事迹多缺失。
[9] 以上资料出处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出版社，1987年，第29～32
[10]［英］桑木丹/噶尔美著，米松译《赞普天神之子达磨及其后裔之王统世系述略》，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五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Roberto Vitali, 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 according to Mgna-ris rgyal rabs by Gu-ge Mkhan-chen Ngag-dbang-grags pa, India: Dharamsala, 1996. pp. pp.14-15, 29, 31, 33, 38,97.
[11] 管宣奴贝著，王启龙、还克加译，王启龙校注《青史》（足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233页。
[12] Ngor chen dkon mchog lhun grub (1497-1557)和Sangs rgyas phun tshogs (1649-1705), Ngor chos 'byung（Dam pa'i chos kyi byung tshul legs par bshad pa bstan pa rgya mtshor 'jug pa'i gru chen shes bya ba rtsom 'phro kha skong bcas），1705年德格印经院木刻本。
[13] 'Brug pa padma dkar po（1527-1592）, 'Brug pa'i chos 'byung (Chos 'byung bstan pa'i padma rgyas pa'i nyin byed)，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3年。
[14] Roberto Vitali, Records of Tho. Ling: a literary and visu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ther" monastery in Gu-ge, Dharamshala: High Asian, 1999. p. 29.
[15] 张长虹《大译师仁钦桑波传记译注》，《中国藏学》2014年第1期（下），第38～40页。
[16] 彭措朗杰《托林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17] 中正殿火场档案《（前残）佛塔数珠底档》，乾隆八年立。
[18]《活计档》第16册，页205，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五日，记事录；陈庆英《章嘉若必多吉年谱》，载于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藏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9～70页；《军机处录副》，“奏呈览西藏各大寺庙建筑及其供奉佛尊图画片”（满文），档案号03-0173-0972-001.3。
[19] 图官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白多吉传》（藏文版），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55页；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著，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2～94页
罗文华 江西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任职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二级研究馆员，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 主要致力于藏传佛教文物的鉴定与研究、藏传佛教艺术史、清朝皇家的藏传佛教信仰文化与汉藏文化交流；自2005年开始，长期在藏传佛教文化区作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及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甘孜与阿坝地区、内蒙古、尼泊尔等广大地区，研究范围涉及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壁画、寺藏文物等。共发表论文110余篇，出版著作14部。 作为独立策展人先后举办了《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展》、《梵天东土 并蒂莲花：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展》、《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等大型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