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办的“性格，情感与历史”主题工作坊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阅微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讨论。

与会者合影

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室研究室副主任赵妍杰副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李在全研究员致辞。李在全首先回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传统，指出本次工作坊以情感、性格研究为主题，能够拓展近代史研究的视野，对于近代史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李在全也表示，针对相关主题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和讨论，有利于丰富和提升我们对近代史研究的理解。最后，李在全希望各位与会学者能够充分交流，畅所欲言。

第一场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柴英编审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高波教授作题为《钱穆论“时代心情”：读〈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的报告。高波认为钱穆所说的“时代心情”所反映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心境。在钱穆看来，诗文相较于经史更能体现“时代内蕴之心情”。在这篇文章中，钱穆也毫不回避他的“时代心情”即民族主义观念。钱穆惊讶于明初开国士人并非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对明朝的建立和蒙元的失败感到欢欣鼓舞，而他也希望将这一“时代心情”展现出来。高波认为这篇文章不仅在情感史的方法论意义上对我们有所启发，而且对于理解宋以来的夷夏观念结构以及士大夫群体在夷夏的观念结构变迁中发挥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认为，高波的报告提示了我们“诗文证史”对历史研究的拓展。就报告中涉及的历史中“有我”与“无我”的问题，王东杰认为历史研究其实就是不同的“我”之间的对话。具体到夷夏之辨这一观念结构，王东杰认为元末明初与晚清显然是不同的，这也提醒我们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范畴来评价时代与历史。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王利平教授作题为《重审韦伯的新教教派命题——以芝加哥大学建校史为例》的报告。王利平认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起源与美国新教教派有着密切关联。她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切入，韦伯发现美国的宗教生活与商业活动密不可分，具有明显的反教条和反建制特征，推崇直觉和信仰的纯粹性。而美国新教教派正是由一些自认为信仰纯粹、宗教精英感强烈的群体组成。在美国政教分离的背景下，美国不同的新教教派将教育视作一种争抢教徒、扩大影响力的手段，由此推动了美国早期各类大学的创立。具体到芝加哥大学成立的初衷，是19世纪美国浸信派试图在美国中西部建立一所辐射整个美国中西部的大学。而他们的目标则是建立一所研究型的大学以区别于早期美国东部的精英大学。高波认为王利平的报告反映了美国新教教派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涉及到了美国建国史、多元大学体制的建立等许多问题。高波进一步提到芝加哥大学与早期美国大学的区别，芝加哥大学与美国资本主义“镀金社会”之间的关联，20世纪的美国大学如何同逐渐官僚化联邦政府打交道等问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果教授作题为《集团生活：国难的道德制裁与伦理救赎》的报告。王果教授从胡适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政治伦理的提问出发，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傅斯年与梁漱溟、卢作孚、晏阳初解决政治伦理的不同路径。胡适、傅斯年等寄希望于国民政府，希望通过道德和伦理来重振国家政治，包括“新生活运动”也基本延续这一逻辑。而同期梁漱溟、卢作孚、晏阳初等则认为应当通过改变组织生活来改变政治伦理，通过集团生活改变人与人的依赖关系和社会的组织力，通过“经验”来变“先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文楠副研究员认为“新生活运动”内在的逻辑本质上是组织国家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思路。他们与乡村建设派最大的区别恰恰在于只注重建设而缺少内在的道德伦理内核。而30年代胡适、傅斯年的救亡思路实际上延续的是此前科玄之争的问题意识，他们的基本思路仍然是从顶层设计解决国家能力。

第二场报告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袁一丹副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作题为《语言、身体、技术和革命的感觉》的报告。王东杰指出革命在很多时候不只是字面意义上表现的涵义，而是它唤起了一种什么样的行动感觉。王东杰教授从语言、身体、行动、感觉。革命的技术与工具等层面，分析了革命如何通过这些具体的事物，激发民众产生一种抽象的“革命感”，将个体的革命与集体的革命、在场的革命与不在场的革命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种革命的“通感”。北京大学中文系季剑青副教授认为，“革命的感觉”实际上革命者为了维持革命的秩序，通过各种感官资源的再分配，使革命的参与者始终认为自己生活在革命中，从而实现革命的生产和再生产。他进一步提到革命者的语言从一开始就需要具有一定的煽动性，这是由革命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革命的实践性要求其必须完成快速的动员，因而相较于理性，诉诸感官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

北京大学中文系季剑青副教授作题为《从培植“善势力”到反抗“恶势力”——恽代英“五四”后的实践》的报告。季剑青注意到恽代英组织学生团体的最初目的在于在“恶势力”之外重新培植“善势力”，希望通过理学的方式让学生团体自我训练，提高学生团体的道德修养，并通过小团体的联合，在小团体内进行社会建设事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但随着利群书社的经济困难，恽代英重新投身被他视作“恶势力”的教育界，他的革命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由强调建设善势力转向反抗和破坏旧的恶势力。季剑青副教授指出，恽代英的这种转变只是社会地位变化所引发的行动策略的转变，其内在改造社会和强调道德修养的目标仍然一以贯之。南开大学中文系邱雪松教授认为，季剑青副教授的报告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是地方知识青年同中央的互动，二是恽代英如何在集体与个体之间转化。而这两条线索又恰恰与五四和后五四时期社会形势的极大转变有关。而恽代英的转变也与他的师范学校出身有一定关系。邱雪松教授并引出一个问题，即五四以前在地方上自发形成的学生团体为什么会和五四的目标高度契合，这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些地方因素的影响。

南开大学中文系邱雪松教授作题为《“人群中的人”：文艺青年沈振黄的社会学考察》的报告。沈振黄作为一名出身优渥，在军政系统有着丰富人脉的青年，最终却转向了文艺道路。邱雪松认为，中学时期的沈振黄受到了《沉沦》《中学生杂志》等的影响，逐渐投入新文艺事业。中学毕业后的沈振黄则由于出版业的发展和大学生就业的困难，凭借与顾均正的学缘关系进入出版业。这一时期他的兴趣转向了木刻艺术，为左翼小说作版画，沈振黄的这一转变无疑迎合了时代转化的要求。随后的失恋让他转入生活书店工作，在这里他开始创作时事漫画。在七七事变前后，救亡成为主旋律，沈振黄的思想中左翼文艺的色彩逐渐浓厚，并最终转变为一个完全的救亡青年。而沈振黄牺牲后社会各界对他的评价，也反映了文艺界对国民党和抗战从激情控诉到政治觉醒的轨迹，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第二条战线转变的内在逻辑。王利平认为，沈振黄的转变的背后可能有着一代人的思想转变。而沈振黄从文艺青年向救亡青年的转变不仅是时代主题的转变，也可能蕴含着沈振黄个体生命历程的转变。

第三场报告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季剑青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副教授作题为《民性与俗传：略论早期中国社会科学认识习俗的两个基本线索》的报告。田耕指出近代中国“俗民”与“民俗”两个概念相互纠缠。蔡元培和江绍原都曾在现代意义上对人类学和民族学做出区分，而他们所接受的这种民族学观念深刻受到德国俗民学观念的影响，后者强调德国对殖民地文化的正统性。具体到中国的“俗民”研究，田耕以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和清末法律习惯调查为例，两者对“民俗”的调查实际上更多都是落实在“民之性情”的层面，这一意义上的“民族”更多是作为呈现非进化论意义上的民之性情的载体，本质上是从方志中剥离出来的产物。田耕进一步从20世纪学术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清末的法律调查更接近大陆法意义上的法律习惯调查，其不同于普通法意义上通过重新整理法律习惯让地方初民摆脱文化贵族的统治，而是通过深入民事习惯以方便立法，其本质是民法体系、法律习惯和法教育学的三位一体。高波认为田耕的报告站在欧洲学术史的脉络中理解中国学术的发展，并且注意到了德语系学术与英美系学术传统的差异及其在中国的不同表现。高波进一步提出问题，即在近代社会学的各种传统中，法国社会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对中国有没有影响。田耕表示法国学者在当时很少有类似的回应。

北京大学袁一丹副教授作题为《告白的激情：以血肉生命兑换的徐祖正日记》的报告。袁一丹首先谈到了徐祖正的基督教背景和《徐祖正日记》的重要性。在她看来，徐祖正的日记通过一种絮语的方式传达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内在当作一种自然来观察和追逐。而他公开发表自己的日记则是一种悲壮的对自我的剖白。袁一丹认为徐祖正发表自己日记的动机，就在于通过公开自己最私密的日记表露自己的爱，通过恋爱的方式唤醒内在的神圣之力，爱本身成为个体生命意义的锚点。而告白则与以基督教为媒介的自白制度有关。告白是一种扭曲的权力意志，以一种柔弱的姿态获得主体对生命的支配权。徐祖正通过公开的告白将内在生命的激情向外倾注与燃烧，而在激情熄灭后，他的日记就成了他向内观察和追索的一种方式。北京大学中文系路杨助理教授认为，袁一丹的报告涉及到个体的成长和塑造、情感表达的装置。跨文化和跨语际的流动、日记研究的范式，日记中展现实际生活的感受等多重问题。路杨也指出，徐祖正的这种书写方式在此后一定程度上为沈从文所延续下来，形成一种共通的浪漫的方式和人格的延续。而如何在这些所谓的“浪漫的一代”中如何发掘不同的个体和自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路杨助理教授作题为《“浪漫”的分叉：“后五四”时期新文坛“恋爱小说”风尚》的报告。路杨认为，1920年代新文坛“恋爱小说”的写作风尚，处在五四时期的自传体小说和1928年以后的革命恋爱小说之间，覆盖了不同代际、社团、流派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文学风尚内部，以郁达夫和张资平的创作最为典型，而两种类型也反映了新文学自身的分化。在主题上，1920年代的恋爱小说都以“爱欲”为主题，但其重心逐渐从20年代初期的“浪漫爱”转向对欲望的正视，在内容上，郁达夫式的创作强调爱的精神性和纯洁性，而张资平式的创作强调恋爱的现实性。在叙事方式上，恋爱小说逐渐从自白式的抒情转向独立的思辨与讨论。在写作伦理上，其他创作者通过有意识地模仿郁达夫和张资平的写法，创作看似是恋爱小说的非恋爱小说，从而实现新文学生产模式的闭环和延伸。路杨认为，通过恋爱小说所体现的文学风尚进入到社会风尚，在看似同质性的文本中发现其背后的偏移。能够帮助我们厘清个体风尚与集体风尚之间的纠缠，并反映当时情感结构的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秦方认为，路杨的报告呈现了浪漫故事的主体和内在情节的逻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情感革命并非一种学术上的发明，而是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而恋爱小说的种类恰恰呈现了社会的多样性，反映了当时的年轻人对现代性的思考。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张霖副教授作题为《从情感劳动到政治劳动——关于现当代文学中女店员的微笑问题》的报告。张霖认为自1930年代产生的中国女店员群体在社会形象上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在此前，中国新文学中鲜少有职业女性的形象，即使是作为职业女性的女店员，在新文学作品中也往往被忽视，而在社会舆论中她们的地位也很低，被视作出卖色相的花瓶，情感劳动的服务者，尽管她们自己和她们的雇佣者认为她们是有技能的职业女性。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妇女解放、劳动光荣等观念的广泛传播，女店员群体看似摆脱了这一“花瓶”的形象，但这一现象只是被掩盖而从未消失。袁一丹认为，张霖的报告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讨论新女性，从女店员群体这一角度进行发问，这是以往研究中所缺少的。就新文学中女店员群体被忽视这一话题，袁一丹认为这也涉及到不同的职业与不同城市文化、阅读文化之间的关联。

第四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文楠副研究员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夏寅博士作题为《时代与个人生活的复杂转捩：江绍原的求学、运动与婚姻》的报告。夏寅认为江绍原虽然后来逐渐脱离了五四，但其早年生活深刻卷入到五四的大潮之中。夏寅从江绍原的求学生涯、五四时期的活动、婚姻和情感的经历，展现了江绍原作为一名经历五四的青年如何逐渐偏离了五四的轨道，并由此呈现五四作为一个时代的大潮和公共话语如何渗透到个体的私人生活体验之中，而个体又是如何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之下对五四的时代强音作出不同的回应。张霖认为夏寅的报告以江绍原为个案呈现时代与个人双向呼应之间的丰富性，从江绍原的生命历程来呈现其在时代浪潮中的矛盾。张霖也提到，大学教育之前的教育经历是否对江绍原造成了影响。包括江绍原妻子之内的许多嫁给青年的新女性回归家庭后的生活和声音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江明明博士作题为《主义之外青年“烦闷”的出路：1929年大夏大学首创导师制新诠》的报告。江明明注意到，大夏大学的师生正是因经历种种苦闷而离开厦大创办大夏大学，所以他们最初希望建立一所师生平等、融合各种教育理想的大学。但随着国家主义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力量的渗透，校内出现主义之争，原本和谐的师生关系遭到破坏。学生群体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北伐之后，恋爱、主义和虚无等因素加剧了学生的烦闷。因而大夏大学的一些教师在克伯屈的建议下试行导师制，企图通过导师以身作则的方式引导学生脱离主义和政治回归学术。这一制度最初有一定成效，但较高的要求使其根本无法持续。随着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进，导师制最终被改为训导制。田耕认为江明明的报告实际上可以延伸到另一个问题，即政治文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激发青年，在何种程度上能使青年烦闷。田耕也提到，大夏大学的导师制显然与美国大学导师制的形式不同，这一制度产生的本土因素是值得继续注意的。

首都师范大学秦方副教授作题为《礼与情：近代男性知识分子的孝道表达与实践》的报告。秦方认为“孝”在近代是礼、法、情的三位一体。在近代，孝逐渐由“孝道”转变为“孝行”，孝的道德性被弱化，转变为家庭中男性与女性的责任。但在实际生活中，离家的青年男性更希望寻觅远离家园的理想生活，很多时候他们并不能尽到孝的责任，对于他们而言，孝道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表现，是对其真挚情感的掩饰。而这个照料的工作实际上都由妻子来做。这种形式主义的孝道实际上将女性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副研究员赵妍杰认为秦方的报告展现了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从“说”革命到“干”革命的过渡。没办法自我选择的女性只能在男性的选择中适应。那些经历了变革时代的女性未必获得了历史进步主义意义上的解放，而可能遭受了一种新的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副研究员作题为《政治人物的性格与中原大战的演进》的报告。赵妍杰主要以阎锡山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原大战前后阎锡山对蒋介石态度由“迎蒋拒汪”到“迎汪拒蒋”的转变，这一态度的转变出除了与时局的关系外，还可能与阎锡山个人相对保守、谨慎的性格有关。而中原大战的发生与走向也许同阎锡山、蒋介石的个人性格有着密切关系。李在全认为在近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性格固然深刻影响到中国政治的走向。但对于政治人物性格的分析要更多地置于政治自身的规则中进行审视。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环节，与会的专家学者就情感与性格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情感史研究的边界，情感研究与语言表达的关系，情感史研究的长时段问题等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工作坊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