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郁达夫逝世80周年。关于其生平和文学创作的新史料，近年来寥寥，指涉其死因的可信证据或证言，更是几十年无所发掘了。因不能定论，所以郁达夫在最后的岁月里种种行动和情态，总有纷纭，但大多以胡愈之的回忆文章和铃木正夫的考证为基础。以史学观点来看，回忆和口述记录终归不是直接史料，连证言都要隐去姓名的所谓考证则近乎荒唐，于是悬案依旧还是悬案。虽无新证，但聚合已有材料，横向对比推敲，总能梳理一些事实、澄清一些说法的，故有此文。
一
1941年12月5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场报界人士宴会中，郁达夫已有醉意，仍在不停地向人劝酒，神情轻松而愉快。然而与会者的心情多是低落的，日本南进的传闻已满城风雨，今日出席宴会的英国情报官员（原文为远东情报部长，此职务不确）斯考特也在席间宣布，战端可能就在这个星期开启。毫无征兆地，郁达夫手里的酒杯掉落在地上，《总汇报》的总编胡迈顿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感觉战争爆发就是这两天的事，便悄悄告诉了郁达夫，想听听他的看法。郁达夫坦然应之：“让我借孟子的一句话来回答你，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喜的是日本的南进，减轻了对中国的压力，但惧怕的是英国当局既无开战的决心，又无准备。”
这几句席间闲谈对于局势的判断，竟比郁达夫在抗战期间笔耕不辍的诸多政论文章更为精到。日本为掠夺能源扩大侵略范围，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国际支持，而奉行“先欧后亚”政策的英国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再溃败，将大半个东南亚拱手送出。兵燹在即，满座皆忧心于个人的前途命运，达夫的表现却像个另类——他竟有所喜，喜的是“减轻了对中国的压力”，非以国家为己任者，怎可能有此心怀？
郁达夫（右二）等人向李宗仁（左三）献旗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郁达夫的文化气质已与其青年时代所谓“颓废派文人”的标签化形象相去甚远，其视野从自我转向大众，从精神世界转向严峻时势，倡导大众的、写实的、抗日的文学，肯定文艺对政治的积极作用。杭州、富阳沦陷后，郁达夫接受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安排，于台儿庄及浙东两度劳军，至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结束，顿生雾失楼台之感。此时与王映霞的情变也已无可挽回，郁达夫嘲之曰“一饭论交竟自媒”，恰逢新加坡《星洲日报》发来邀约，他便负气南下，“匆促买舟，偷渡厦门海角，由香港而星洲，由星洲而槟屿，间关几万里，阅时五十日”，未想到此行竟成了与祖国的诀别。
时至今日，仍有观点将郁达夫远赴新加坡的原因归结为政治因素的作用，包括郁风的回忆文章，称其“一面目睹群众和士兵英勇抗敌而深受感动，另一面又在与上层接触中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因而“走上另一条抗敌路线”，这是明显不合情理的。若是为了抗日，即使郁达夫不愿去重庆或留在福州，也还有广阔的大后方或者延安可以栖身，大可不必离开国内主战场去海外“探索新战线”。从当事人及其亲友的回忆皆可知，与王映霞感情破裂对郁达夫影响很大，以至于写下《毁家诗纪》公之于众，甚至还将别人写给王映霞的情书“印了一套像明信片般的珂罗版印成的东西，遇着交好就送”（高拜石语），怨恨至深而行事荒唐，可见情变才是他去国离乡的主因。王映霞在回忆里也提到郁达夫选择新加坡的原因：“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初抵新加坡时郁达夫作《抵星洲感赋》，末两句更是明明白白表示了自己的想法，“宁辜宋里东邻意，忍弃吴王旧苑花”“不欲金盆收覆水，为谁憔悴客天涯”——要不是为了维持这段感情，谁愿意飘零至此呢？
郁达夫在福州任职期间的档案
关于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抗日斗争，胡愈之的记述、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温梓川《郁达夫别传》皆可对比参考。除在《星洲日报》、《华侨周报》担任编辑并撰写文章外，他还担任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干部训练班主任，参与了华侨筹赈会的募款，负责收听日方宣传广播，并选择其重要部分翻译成英文情报。1941年12月底华侨动员委员会成立，郁达夫任执行委员兼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但由于日军攻势进展极快，英军于1942年1月底便放弃了整个马来半岛，郁达夫与其他18位文化界人士在2月4日离开，经巴东等地辗转，直到5月初才在武吉丁宜（Bukit Tinggi）附近的巴爷公务（Pajakumbuh）安顿下来。
为隐蔽身份，郁达夫在苏门答腊期间化名赵廉，并与当地华侨集资开办了一家“赵豫记酒厂”以维持生活。因不慎暴露自己精通日语，达夫又被武吉丁宜宪兵队征去担任翻译，借此便利暗中帮助和营救印尼民众和华侨，并获悉了日军许多机密和行径，这也为他悲剧的结局埋下了伏笔。胡愈之所著《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于1946年由香港咫园书店发行单行本，后由本人审订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创刊号上，是记录郁达夫此间经历最早、最权威的版本，不过仍有些细节和推论值得商榷。
二
在新加坡时，郁达夫曾与华语播音员李筱英相处了些时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劳燕分飞，李筱英随英方情报人员撤至印尼爪哇岛，达夫曾作《乱离杂诗》第七首追忆这段感情。有人凭诗中“酒能损肺休多饮”一句，认为郁达夫接受了情人的劝诫，去巴东后不再饮酒；还有人认为他为了与日军周旋，需保持冷静头脑，为避免酒后误事而彻底戒去，似有几分道理，但绝非如此。如果说酒后失言可能会惹出事端，那么身为酒厂经营者却滴酒不沾，岂不更容易引起怀疑？郁达夫或许控制了酒瘾和酒量，但肯定还是饮酒的。与陈莲有洞房花烛之夜，他不但喝了酒，还一口气写下四首七律来纪念；1945年除夕，郁达夫写下遗嘱之际，难免又喝了些屠苏。铃木正夫调查郁达夫死因时采访了一些日本人，多谈及郁达夫的酒厂和与其吃饭喝酒的过往，如原东京电力株式会社社员池内秀夫所述：
赵桑那样子也许是有意装出来的，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喝酒，因而红着脸，一口一个池内桑，总是杂七杂八找些话讲。有时候在酒席上，他会说，我是由冈山第六高校考入东大的，但搞不清是真是假，无法相信。
若以诗取证，达夫1942年4月作《去卜干峇鲁赠陈金绍》诗云“若问樽前惆怅事，故乡猿鹤动人愁”；1944年和胡迈诗云“欢联白社居千日，泪洒新亭酒一杯”，而胡迈来诗亦有“愁中浊酒且添杯”语句；《无题四首》中有一句“酒从雨月庄中贳”，显然是以司马相如事比拟自身状况，自家开办了酒厂，能忍住不赊些来喝，实在不像郁达夫的作风。昔年嘉兴金石家陈澹如游杭州时，郁达夫取一块艾绿石章请他篆“座上客常满”五字，陈笑道，不如刻“樽中酒不空”。达夫知其有讽意，后写信自道苦衷：“冠盖中虽少肝胆，但藉此自溷，亦庄生曳尾涂中意也。”郁达夫向有醇酒妇人以自戕之态度，流落南洋时国难家愁丛集一身，哀乐中年自伤濩落，总难免要寄情于诗酒，这是他自然的性情所致。
郁达夫在巴爷公务的酒厂
20世纪后半叶的学者们评述郁达夫，多受革命史叙事影响，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其向抗日志士的方向塑造，这也可能模糊诗人的真实面貌。郁达夫是抗日的，这毋庸讳言，但他毕竟不是中共党员，不是组织和纪律约束下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言行更多出乎于自己的信念、良知和价值观，带着很强的随性和个人色彩，用当时话语讲，是有一些“小资产阶级习性和软弱性”的。因此在稽诸史料和前人所论时，尤应掂量这种美化的倾向，更注重合乎逻辑和情理的推断。
例如郁达夫再娶一节，就有值得商榷之处。胡愈之文简要交代了始末，认为郁达夫为了使日本人不致疑心而娶妻，随意选择了当地一位年轻的娘惹，既不漂亮也没有智识，完全是个掩护。后来人普遍采信此说，如王自立所编简谱称，郁达夫结婚是“为避免日军猜疑和便于掩护”。（《郁达夫研究资料》，1984年版）这种看法就是偏重于郁达夫抗日的视角，多少忽略了历史人物应有的真情实感。郁达夫对陈莲有的选择并非随意为之，他先是了解了对方的家世，抱有同情的心意，婚礼也是轻松愉悦的，有诗为证：
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惜别文通犹有恨，哀时庾信岂忘年？
催妆何必题中馈，编集还应列外篇；
一自苏卿羁海上，鸾胶原易续心弦。
玉镜台边笑老奴，何年归去长西湖；
都因世乱飘鸾凤，岂为行迟泥鹧鸪。
故国三千来满子，瓜期二八聘罗敷；
从今好敛风云笔，试写滕王蛱蝶图。
赘秦原不为身谋，搅辔犹思定十洲；
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
弯弓有待出南虎，拔剑宁它惭上勾？
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
老去看花意尚勤，巴东景物似湖濆；
酒从雨月庄中贳，香爱观音殿里薰。
水调歌头初按拍，摩诃池上却逢君；
年年记取清秋节，双桨临风接紫云。
尽管有“惜别文通犹有恨”的失意，也有“碧玉风情胜小怜”的快意，“好敛风云笔，试写蛱蝶图”等句更是表达了从此外息纷扰、内安家室的态度。既然巴东景物似西湖，那么哪里不能看花呢？诗人的情绪是复杂的，去国怀乡的哀愁虽未散去，但也试图追寻此心安处即吾乡的境界。婚礼次日朋友来道贺时，郁达夫毫不讳言床笫之私：“想不到她还是处女。”又笑道：“为了是处女，诗中‘瓜期二八’之下应改为‘破罗敷’了。”情态虽是玩世，却也饶有兴致，至少并不排斥这位新妇。
放到今日，郁达夫必有不尊重女性之嫌，他先是将妻子的名字改为何丽有，戏谑曰“何丽之有”，平日里又叫她“婆陶”（bodoh），马来语“傻瓜”的意思，许多人据此认为这个女子在他心中无足轻重。需知亲密男女间称呼多有此举，更何况郁达夫就有这个习惯。郁风曾回忆她读大学后和三叔见面，郁达夫就爱和她开玩笑，除了说要给她找个好婆家外，还用家乡富阳话喊她“木都”，亦是傻瓜的意思。
陈莲有怀抱着郁大雅
据郁达夫与陈莲有之女郁美兰的记述，郁达夫对其母亲体贴照顾，尤其是她怀有身孕时，郁达夫总是悉心搀扶，这对从小受苦又缺乏家庭温暖的陈莲有印象深刻。她不满之事只有两件，一是家中常有人造访，包括达夫的女性朋友，说的东西她也不懂；二是这个“都冈八杂”（马来语，书呆子）的藏书太多，无处收纳令她心烦。达夫失踪后，许多人都提到陈莲有多方打听丈夫下落的情状，也从侧面反映夫妻感情甚笃。若说这些都不足为凭，那么郁达夫的遗书则真切体现了他心之所系。其财产可分两部分，国内财产归国内三子，但“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在苏岛的一切，“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戒宝地方住宅草舍一所，地一方，长约一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皿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雅与其弟或妹（尚未所生）分掌”。感情是相处出来的，即使郁达夫的第三次婚姻一开始视同儿戏，经过数年相依后，陈莲有已成为他最为亲密的托付。
三
1945年8月29日晚间，郁达夫正在家中与熟人聊天打麻将，被一个二三十岁的本地青年叫出门谈事，穿着睡衣和木屐就走了，从此不知所终。至于此后发生了什么，胡愈之文称附近一家咖啡馆的伙计见过两人，似是青年托郁达夫办事，达夫没有答应，两人又再次出门去。再据一位印尼农民称，咖啡馆附近有条小路，当晚九点前后有一小车驶来，车上有两个日本人，郁达夫和青年就上了这辆车。由于当地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车，胡文认为日本宪兵绑架并杀害了郁达夫，并根据邵宗汉从联军总部得来的消息，称郁达夫于当年9月17日被枪杀，遗骸埋在丹戎革岱（Tanjong Kedah）附近。这一结论历经数十年旁人的考证和补充，已经渐趋事实真相，惟因遗骸无法找到、棉兰法庭无相关战犯审讯记录而不能确凿。
日本学者在战后搜集整理郁达夫资料上出力甚多，1958年伊藤虎丸、稻叶昭二为其编写年谱稿时，便开始了对郁达夫之死的调研。发表在新加坡日本俱乐部会刊《南十字星》1972年5、6月号上署名“今西健夫”的文章称，据停战时武吉丁宜宪兵队总部的人（暂且称为A）透露，杀害郁达夫的凶手是武吉丁宜宪兵分队、负责彭鹤龄镇的一个特高班队员，与A同期毕业于东京中野宪兵学校，并且是同乡。此人有一次向A告白称：“我遵照上峰长官的意思，干了一件荒唐事。”但A再追问便不多言了。过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A遇到了陈莲有，后者哭泣着指责他们杀害了她的丈夫，A立刻就想起了凶手的告白。也是在那几天，A还遇到了凶手和另外一名特高班队员，当时他们正准备处理一名本地青年，而这青年告诉A，他一直给日本人当密探，如今却要杀死他。
以上种种，与胡愈之陈述的情况基本合辙，被杀死的本地青年很可能就是当晚将郁达夫叫出家门的那位，凶案的执行者是一名日本宪兵，而他应是奉了上级的要求（并非命令），但郁达夫的死亡时间发生了变化，应在8月29日当晚或次日凌晨。在这篇文章中，今西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当时与郁达夫一起筹划整理农场的有位中国人，据其所称，在郁达夫离家之前，后来杀害印尼青年的两名宪兵其中一位，就已经在附近蹲守了。这名宪兵在战时臭名昭著，经常无故殴打居民，郁达夫大概率是有所闻的，这也证明胡愈之判断这些宪兵害怕战后审判时郁达夫提供罪证，是很有可能的。
铃木正夫后来声称，署名“今西健夫”的这篇文章就是自己写的，但他在调查过程中不断接触到新的材料，看法也一直有变化，并列出四种可能性：一是被印尼独立军当作亲日派杀害；二是由华侨秘密送回国内；三是自行逃亡遭遇不测；四是死于日本宪兵之手。后来铃木正夫通过苏门答腊宪兵的《遗族援护会会员名册》和《遗族援护会发起人名册》找到一位涉事宪兵的家属，这位家属曾无意中得知了当时宪兵班长杀害郁达夫一事：
终战后不久，在宪兵队当过翻译的一个姓赵的有名的中国人，因为他太了解宪兵队的底细了，所以由我承担起全部责任，命令手下四个人去把他杀了。当时是开着卡车去的，是XX和后来下落不明的一个把他给扼死的……
凶手是一面在纸上写着名字一面向家属解说的，家属保留了这张纸，铃木正夫发现上面写着“支那人赵”和宪兵队员的名字，进行了复印。铃木尝试给凶手打电话和写信，但对方拒绝与他沟通。1985年9月，铃木正夫面见了凶手，但对方只是重复了一遍之前的证言，但仍然拒绝透露姓名或在报纸上刊登真相。随后铃木赴浙江富阳参加了郁达夫遇难四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公布了自己的研究结论，即郁达夫确系死于某位日本宪兵之手。
郁达夫子女在作家遇难四十周年座谈会合影
铃木正夫的报告引起了广泛的震动，许多人包括郁达夫的亲友、后代都接受了他的调查结论，新华社亦作了日本学者证实郁达夫死因的报道，毕竟这个结论既和既往推断基本一致，也在最大程度上符合情理。但由于铃木没有确凿的实证，他所能提供的只是一张纸片和与凶手的谈话录音，且以与凶手有约定为由，多年来一直未公布其真实姓名，因此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浙江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罗以民就认为，宣布结论必须出示证据，铃木正夫一直用“D”来指代凶手，此人的姓名、旧部番号、联系方式和住址都不敢暴露，就有虚构的可能性。更为可疑的是，铃木正夫在回应中称再次联系到了已95岁高龄的凶手，他的采访陈词又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铃木：执行犯是谁？
凶手：是我向四位部下和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士兵候补下的命令。执行绞杀任务的（不是日本宪兵XX）是与赵廉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的、稍微有点轻率的男子。
至此，铃木正夫的调查结论已经偏离了既往普遍的看法，从日本军方的暴行成了受胁迫的印尼本地青年的轻率之举，中国学者并非不愿相信事件的偶然性和荒谬之处，但不可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即使凶手愿意面对公众进行说明，也有接受质询的义务，更何况他无法露面，所有的信源都出自铃木正夫一人呢？
关于郁达夫死因的其他推测，如印尼独立军杀害之说、自行逃离意外死亡之说一无实据、二不合情理，都可以排除，甚至还有王任叔（巴人）出卖说、戴笠情杀说等，更是无稽之谈。现在的问题在于，郁达夫被害究竟来自于日军哪个层级的授意，背后的动机可能因此不同。如果接受铃木正夫的说法，就只能追溯到宪兵班长这个级别，那么日军的动机就是掩盖巴爷公务当地宪兵的暴行，郁达夫被害的直接原因是他曾担任宪兵队的翻译，而和他过往的抗日行动、言论关系不大。这也能从相关记述中得到印证，郁达夫在与日军宪兵聊天后得知了一些消息，“惊讶的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为何宪兵告诉他这些秘密和让人害怕的事”，这些事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暴行。日军占领印尼后，征收了大量苦工苦力修建军事工程，如武吉丁宜至今还保存着“日本洞”，洞内长度数公里，通往城市各处，工程量十分浩大。洞内设有“屠宰处”，这些苦工每天挖掘十多个小时，劳累致病者就在洞里被杀害并肢解抛尸到外面的河流里，郁达夫或许就是因为了解此类暴行而遭杀害的。
武吉丁宜的日本洞
但鉴于铃木正夫一直无法固定其证据链，就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杀害郁达夫的指令来自更高层，可能牵涉到棉兰的日军宪兵司令部甚至国内本部。日军在1944年知道“赵廉”的真实身份后，郁达夫立刻就陷入危局之中，因为日方早已开始了对他的调查，而情报收集和报告本就是宪兵的分内工作。有文章就提到，与郁达夫一起开办肥皂厂的张楚琨就接收到内幕消息，宪兵队曾将赵廉身份事报知东京，并得到“严密监视，一网打尽”的回电。近年有学者对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现藏郁达夫史料进行了考释，这四份史料的形成皆缘起于对郁达夫的调查和监视，结论都作出了其“左倾”“左翼作家”的身份认定。其中一份关于郁达夫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访日的记录如下：
前几天有日本友人问我：“现在中国的文学完全是排日抗日的文学吧？”我回答说：“文人若有那种狭隘的思想，便不能成为文人了，中国文学不一定抗日。假若美国侵略我们，我们就要排美，英国侵略我们，我们就要排英，哪一个国家侵略我们，我们就要排斥哪一个国家。”这种回答，他们相信与否不得而知，也许是似信不信的罢？（郁达夫演讲原文）
“郁达夫在中华留日学生讲座中发表的反日演讲”要旨：本月2日下午16时至17时30分，神田日华学会在神田日华学会楼上举办了中国留学生学术演讲，与会者近500人。席间，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邀请访日的中国左翼作家郁达夫发表了反日煽动言论——“中国今日文学即是抗日排日文学，只要不是卖国贼所有中国国民都应反抗日本”，目前正在严密监视其言行。（日方档案译文）
可以看出，日方调查人员为了强调郁达夫言行的危险性和煽动力，不惜以偏概全，扭曲其演讲表达的原意。日军在战时是极其重视舆论战、宣传战的，亦有诱导职业作家参加“笔部队”进行美化侵略书写的做法，对于敌对阵营中有着郁达夫这样的一流作家，不可能不重视。日本战败之际，郁达夫难以压抑内心的兴奋，不加遮掩地筹划华侨庆祝胜利、迎接联军的活动，无视日军尚且控制着印尼的现状，如何不引起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日军注意？此时王任叔等人又有信来，要郁达夫查办九二〇事件被难的同志在武吉丁宜的下落，这封电报很可能也落入日军手中，促使他们下定除去郁达夫的决心。从这个视角加以考量，杀害郁达夫就不太可能是几个低级军士所为，应是更高级别的日军机构为战后审判逃脱罪责而进行的组织性决策。
名古屋大学郁达夫纪念碑铭文
结语
1947年，在为郁达夫申请褒扬令时，富阳县参议会对其死因作如下陈述：“盖敌寇以达夫先生为中国有名文学家，久居南洋，目击兽行，深惧以文字宣扬其罪证，则在目前难逃国际之罪刑，在将来又恐遗臭于千古，遂以一击陨我文星，其居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言之殊为痛心。”但由于国民政府认为调查不足、事实不明，最终未能颁发。直到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英魂方得抚慰。
郁达夫在残稿中写道，小船在茫茫的夜里航向苍茫，逃难中的景致总是最美的（人情和酒亦然），真正的诗人总是面对着死神写诗，终极的美总带着血的色泽，和死的荒颓。一语成谶，他最后的岁月恰如一只江海寄余生的小舟，后人只能遥望着消逝在水天线的大致位置，而不知其所终。
郁达夫的形象，并非只有文学才子和抗日志士两面。他是“中国的卢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零余者”，是陨落星辰中最亮的那一颗。在当时的文人中，郁达夫是最天真的，却要经历最颠沛的离难；他是最纯洁的，却因公开的放浪行径而饱受争议；他是最富有正义感和热情的，偏偏要苦熬着与敌寇为伍终日周旋，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的传奇生涯和独特性情，造就了一个极丰满多面的形象，后世研究者应注重复魅其个人特质，平衡意识形态化的解读。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郁达夫，他自谓“I'm a writer, not a fighter”，李初梨形容他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白薇的评价则最为简明——他是一个好人。笔者最为推崇的是沈从文的看法——
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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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润华：《中日人士所见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流亡生活》，《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台北东大图书1978年版
3、 铃木正夫著，李振声译：《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4、 铃木正夫：《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原住苏门答腊日本人的证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辑
5、 铃木正夫：《驳斥〈天涯孤舟——郁达夫传〉的作者》，《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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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映霞：《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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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百刚：《郁达夫外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2、 蒋增福：《郁达夫家族女性》，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
13、 郁风：《一个真正的文人——三叔达夫》，《我的家乡》，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4、 刘保昌：《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最后日子》，《名人传记》2012年第12期
15、 黄成湘、邓文肸：《日本馆藏郁达夫史料辑释》，《郭沫若学刊》，2024年第4期
16、 高拜石：《啼笑因缘——“赵廉”与何丽有》，《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2辑，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17、 曾祥金、温馨：《郁达夫的“褒扬令”》，《文史天地》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