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于2025年11月28日举办题为《新世纪阿根廷文学中的虚构中国书写》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该研究中心主办的2025年“文本内外：世界文学的跨界叙事与知识生产”系列读书会秋季学期的第四场。主讲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张天资，与谈嘉宾是外交学院讲师吴艺扬。讲座梳理了阿根廷文学中“中国形象”的演变，指出这些异国想象并非客观再现，而是阿根廷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焦虑的投射，旨在通过书写他者来建构自我。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张天资：多数读者可能对阿根廷文学中的中国书写较为陌生，为直观呈现研究对象首先为大家展示部分虚构中国书写的小说封面：
阿根廷虚构中国书写的部分作品封面
其共同特点为可直观辨识其内容与中国的关联，且表现中国的形式多采用符号化的方式。当中国读者面对这些封面时往往会产生与自身文化认知的错位感，所以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作品要选取此类图片作为封面？阿根廷文学创作者对中国的印象是这样的吗？和真实的中国相去甚远。
比较文学形象学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莫哈称大多数人往往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接触感知异国，而是通过阅读作品或其他传媒来接触异国形象的；孟华老师补充，即使他们有机会亲赴异国，他们也是社会中之人，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中来读解异国。事实上，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脱离集体无意识的樊笼，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形象看似是对于异国的描写，其实传达的是作者或观看者的主观表现。
作家笔下的形象，并非对异国社会（缺席的客体）的表现，而是对本国社会（在场的主体）的表现。作家主观的异国想象来源于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释，在形象学中称其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巴柔称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研究，代表了形象学的历史研究层面，孟华老师将其称为文学社会学。因此，研究文学形象，必须研究一个民族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即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和异国人体貌特征及一切人种学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总和，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研究这种看法是如何文学化，同时又是如何社会化的。莫哈总结了社会集体想象物三个层面的构成：舆论层面、精神生活层面、象征描述层面。
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文学中的异国形象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作者的自我以及对自我社会的态度，形象学将作者对异国的不同的书写，归类为乌托邦形象和意识形态形象。乌托邦的形象构成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相悖，具有颠覆群体价值观的功能，是对群体的象征性模式所作的离心描写。意识形态的形象构成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相符，对群体（或社会、文化）起整合的作用，即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改造他者达到消解他者的目的。
通过以上对理论框架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简述，我们可以确定该研究的重点并不是追究作品中中国书写的真实与否，而是如下三点：
第一，阿根廷社会对中国的社会集体形象物是怎么建构的？第二，阿根廷文学通过哪些叙事策略建构中国形象？这些形象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性与矛盾性？第三，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阿根廷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身份焦虑与跨文化想象逻辑？为解决如上问题，我们将从两大方面展开论述：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及结合社会集体想象物对作品的分析。
从马尼拉大帆船到早期移民困境
首先研究追溯到了中国与拉美的初遇。中国在拉丁美洲最初的形象构建，得益于当地人通过与马尼拉大帆船时期跨洋到达拉美的中国人的接触或贸易来构建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因此，与最初欧洲对中国基于传教士的较为整体化的建构不同，拉美对中国的最初理解是个体普遍化的实践。中国与拉美地区最早的交往没有明确的历史记录，目前学界公认的是马尼拉大帆船于16世纪末开启亚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跨洋贸易时，这两个大陆就变得密不可分了，该贸易往来不仅涉及货物的流动，还涉及人员的流动。最终受墨西哥独立战争影响，1815年最后一艘大帆船返回马尼拉结束了近250年的跨洋贸易。
最初来到拉美的中国人以水手、奴隶、仆人为生，还有部分具备职业技能的中国人在墨西哥城从事裁缝、鞋匠、屠夫、银匠、刺绣工和马车夫等工作，最主要的职业是理发师和各类商品小贩。然而，他们与从事相同行业的其他群体产生了摩擦，尤其是在墨西哥城的理发行业，这与自16世纪以来主导该行业的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发生了冲突。因此，墨西哥城议会颁布了具有歧视性的法令，限制中国人经商。值得注意的是，马尼拉帆船时期到达拉美的亚洲人，除中国人外，还包括日本人、菲律宾人、东南亚国家居民和印度人，但所有亚洲人都会被称为中国人（chinos）或印第安 / 印度中国人（indios chinos）。由此可以看出，拉美对亚洲内部群体的同化从那时便已开始，并且延续至今。
19世纪奴隶制的废除导致拉丁美洲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这样的推拉作用下，共有25万中国苦力抵达拉美取代非洲奴隶或从事其他艰苦工作。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中国的移民成为拉美第一批华商。当时在古巴和秘鲁的大多数中国商人都来自这一移民群体，而非上一拨幸存的苦力。随着中国移民经济活动的发展与扩大，对有限的劳动力和市场资源构成威胁，一系列反华歧视措施与法案随之颁布。针对这一情况，华人社区成立了互助协会，加深了内部成员的联系。这些措施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同时也促成了其成员的孤立。这些社团最终成为华人社区融入当地社会的障碍，渐渐地，形成了华人社区自我强加的孤立以及外界对其的认知陌生化，并持有华人社区是封闭的观点。遗憾的是，这种形象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完全改善，我们在后续的小说中仍能频繁看到此类描写。总的来说，在现实层面，自中国人踏上美洲大陆以来，其形象就不太积极，且一些偏见与刻板印象持续至今。
文学视角的东方初遇与转向
文学领域对中国及东方的关注主要源于中国诗歌或哲学，与前文所述的现实层面关联不多。在现代主义之前，东方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甚微；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和东方主义盛行，这股浪潮影响了拉美作家对东方的关注，拉美才真正开始从文学角度走近东方。1867年，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翻译出版的《玉书》（Le livre de Jade）在拉美具有一定知名度，书中收录了她翻译的中国唐宋时期著名诗人李白、苏轼、王维等人的作品。1918年，詹姆斯惠托尔（James Whitall）节选该书部分作品译为英语并出版《中国歌词》（Chinese Lyrics from the Book of Jade）。这些作品让鲁文达里奥（Rubn Daro）、何塞胡安塔布拉达（Jos Juan Tablada）等部分拉美作家接触到中国诗歌，他们从东方主题中汲取灵感，造就了东方元素在拉美文学中的一段辉煌时期。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阿根廷文学巨匠博尔赫斯的作品中，中国哲学与中国元素频繁出现，他想象与虚构的中国为其构建了充满神秘性与复杂性的叙事空间。例如《小径分叉的花园》《长城和书》《皇宫的寓言》《漆手杖》等作品，均不同程度融入了中国元素想象。此外，在他与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西尔维娅奥坎波（Silvia Ocampo）共同编纂的《幻想文学集》（Antologa de Literatura Fantstica）中，还收录了他翻译的《红楼梦》选段，彰显了他对中国文学与哲学的浓厚兴趣。1897年，爱德华多维尔德（Eduardo Wilde）途经中国，成为首位到访中国的阿根廷作家，其作品《海陆之旅》（Por mares y por tierras）也由此成为阿根廷文学中最早的旅华游记。这部游记中，他记述了中国社会与科学的落后状态，展现出作者的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多数西方旅行者仅满足于印证中国的贫困与落后，并未发现影响中国社会的潜在力量，而维尔德却观察到中国社会的变革，预见了中国未来的活力，这一点在当时颇为独特。
民间外交与乌托邦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拉美主要国家并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确定了同拉丁美洲国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建立友好联系、发展文化与经济往来，逐步走向建交的基本方针。本着这一方针，中国积极推动与拉美之间的民间往来，大力开展民间外交，邀请拉丁美洲各国知识分子、商人、政客等各界人士访华。民间外交期间的旅行是中国与阿根廷早期联结的核心纽带。此前因地理路途遥远，鲜有阿根廷人士访华，因此对于阿根廷知识分子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民间外交中的访华让他们得以直接接触中国，并通过书写建构对“红色中国”的认知。
这些书写最鲜明的特点，是从想象到实证的转向，中国不再是19世纪的浪漫符号想象，而是基于实地考察的社会建构范本。劳尔冈萨雷斯图尼翁（Ral Gonzalez Tun）1953 年访华后，于次年出版《全世界人民都是兄弟》（Todos los hombres del mundo son hermanos），书中记录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工业化实践：他赞扬天津工厂的生产活力，并提及中国的文化政策与文化延续性。1955 年，玛丽亚罗萨奥利弗（Mara Rosa Oliver）与诺伯特弗朗蒂尼（Norberto Frontini）合著《见闻录：见证今日中国》（Lo que Sabemos, Hablamos: Testimonio sobre la China de Hoy），这部作品更像一部新中国参考书，涵盖中国的地理、教育、艺术等内容，还附有配图与中国地图。1958 年，贝尔纳多科尔顿（Bernardo Kordon）出版《六亿零一》（600 millones y uno），书中关注中国城市规划、农村土地改革、工业化建设与传统戏剧革新等议题。科尔顿还主编了杂志《摩羯座》（Capricornio），该杂志于 1965 年出版三期，汇编了1960—1964年间访问中国的阿根廷知识分子的旅行纪实与诗作，其中包括：阿根廷哲学家卡洛斯阿斯特拉达（Carlos Astrada）1960年访华后撰写的《与毛泽东对话》，文中颂扬中国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实践，称中国是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典范，是阿根廷左翼可借鉴的范本；亦收录阿根廷精神病学家格雷戈里奥贝尔曼（Gregorio Bermann）的《论中国的“洗脑”》，作者以精神病专家的身份，结合中国医生与居民的证词，批判了冷战时期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叙事。总的来说，彼时的中国是阿根廷知识分子通过书写建构的社会理想模型，作家们笔下的中国不再是遥远的他者，而是面向未来的替代选择。
“上海小组”与作为隐喻的异国
1987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的“上海小组”（El grupo Shangai），是20世纪末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想象异国的实践。该文学团体由丹尼尔格贝尔（Daniel Guebel）、艾伦保尔斯（Alan Pauls）、马丁卡帕罗斯（Martn Caparrs）等十位年轻作家组成，他们当时公众知名度较低，已发表的作品数量也有限。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学团体自诞生便伴随争议。
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该文学团体的诞生可谓一种自卫。20世纪60—70年代活跃于阿根廷文坛的上一代作家，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对这些年轻作家发起批判，将他们称为游手好闲、纨绔子弟般的左翼分子。因1976—1983年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独裁政权统治前后，阿根廷文学界普遍将政治谴责与社会功能置于首位，文学被视为介入社会现实、反思批判独裁历史的核心载体。然而，上海小组对独裁统治的态度始终模糊，缺乏明确的政治论述，这种非政治化的姿态成为上一代作家攻击的核心靶点。面对学界与文坛的批判，该团体成员强调，自身创作并非退守象牙塔、脱离现实，而是对文学介入现实路径的重新探索，即文学无需依赖直白的谴责作用于社会，沉默的叙事策略与隐喻性的文本表达，同样可实现对现实的反思与历史记忆的传递。
从该团体的名称中，可看出他们偏好的隐喻选择：异国。关于命名该文学小组表示，异国对他们而言并非指向某个具体的地理空间，既可以是他们生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可以是完全脱离现实地理坐标的虚构空间。缺少字母h的上海（Shangai）这一名称的选择，正是对这种非具象化异国观的实践，主要基于两重考量：其一，通过借用一个与阿根廷本土无直接关联的异国符号，刻意疏离阿根廷地方色彩文学传统；其二，越遥远、越陌生的地点越能激发想象，也越能体现他们对异国情调的理解，多样、杂糅、混乱。利用上海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对跖点的地理位置，可反向强化小组创作的阿根廷性。
尽管该团体昙花一现，但其在阿根廷文学史上的影响却远超成员自身的预期，无论是成员个人的后续创作，还是小组成员于1988—1991年间出版的文学杂志《巴别塔书刊》（Babel. Revista de Libros），都为后续新叙事文学及异国书写奠定了基础。虽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除阿尔贝托拉伊塞卡（Alberto Laiseca）的《城墙上的女人》（La mujer en la muralla）之外，中国元素是缺席的，但中国却以小组名称的方式在场。由此亦可看出，在彼时的阿根廷社会中，中国元素仍是标志性的遥远与异国的代名词。
日常经验、唐人街与消费符号
新世纪，中拉两地关系在经济、政治方面全面深化，但两地社会间的相互理解并未同步提升。新世纪阿根廷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与印象，主要来源于身边的中国移民群体。2005年，经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推广，该市的唐人街甚至已作为旅游景点出现在媒体和旅游指南中。除华人社区外，阿根廷还有大量散居华人。阿根廷媒体常报道，每四个街区就有一家中国超市。阿根廷的华人主要分为两大群体：除前文提及的商人、店主外，还有中国公司外派至阿根廷的企业人员。但事实上，阿根廷人并不能区分这两类华人，这一现象在如塞萨尔艾拉（Csar Aira）的小说《弹子游戏》（El Mrmol）中亦有呈现。
新世纪阿根廷文学涌现出一系列以中国为主题的作品，题材与内容丰富多元、古今交织，如：以唐人街为背景的小说《骑自行车的中国人》（Un chino en bicicleta）、聚焦近代中国的小说《想象的国度》（El pas imaginado）、旅行纪实《北京》（Pekn），以及超现实主义或科幻题材作品《弹子游戏》（El Mrmol）、《无尽》（Sinfn）等。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的相关作品中，中国人成为故事的主角，华人店主、餐厅老板及唐人街是高频想象与塑造的对象。作家们对中国的再现，已从纯粹想象转向基于日常经验的创作，多源于直接观察与真实互动。在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上，作者们表现出摇摆的矛盾态度：既未完全割舍以异国情调塑造异国、保留部分刻板印象的表达，又有意识地与二元对立视角及前几代作家的异国情调书写保持距离。此外，以中国为主题的文化产品正作为时尚潮流商品，吸引着人们的关注与兴趣，例如新世纪阿根廷相关作品的封面，多选用契合大众期待的异国情调图像，此时的异国情调如同商品一般，持续释放着独特吸引力。
通过研究，我们大致可把握阿根廷社会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建构概况，社会集体想象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动态变化与叠加特征，具有多层叠加、历史断裂与现实杂糅的特质：既是苦力、店主与封闭社群的现实他者，也是诗意异国情调、哲学空间、乌托邦与异国隐喻，最终形成亲近与陌生并存的复杂建构。
《骑自行车的中国人》中的建构与解构
下面我们将以《骑自行车的中国人》（Un chino en bicicleta）这部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作品为切入点，分析新世纪阿根廷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骑自行车的中国人》
2005年，阿根廷新闻报道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国纵火犯在烧毁多家家具店后被捕，且被认为他患有精神疾病。两年后，阿里埃尔马格纳斯（Ariel Magnus）以该事件为原型出版了《骑自行车的中国人》（Un chino en bicicleta），这部作品于同年荣获La Otra Orilla奖。小说始于华人男主李因涉嫌纵火被捕，他在审判法庭上绑架了该案件的证人之一拉米罗瓦莱斯特拉（Ramiro Valestra），并将其带到了唐人街，目的是让拉米罗协助自己调查纵火案的真正凶手。但这部作品并非侦探小说，随着拉米罗在唐人街的深入，寻找纵火真凶的目标逐渐变得不再重要，这位阿根廷主角渐渐被唐人街吸引，最终留在了这里。
首先，作品中，唐人街最初被建构为边缘化的神秘地带：例如主角初入唐人街时，因陌生的食物、家庭结构、生活习惯而感到诧异。即便双方使用西班牙语交流，仍存在难以逾越的理解鸿沟。拉米罗还将唐人街比作荒岛，这里的华人被阿根廷主流社会抛弃，甚至警察都不敢进入，成为法外之地。
其次，文中还展现出唐人街封闭与开放的矛盾特质：唐人街的核心区域需经熟人介绍才能进入，如中国男主带阿根廷男主前往KTV时，在场华人仿佛从未见过阿根廷人一般注视着他，带着防备的姿态。然而，唐人街表面上却呈现出对游客的开放，允许人们参观、消费、参与节日活动。由此，唐人街表现为作为开放商品式的民族空间，异国情调是经济资源，游客带着预设想象而来，所见的东方元素实则是满足其期待的商品化的表演。同时，文中还将唐人街与廉价商品绑定，反复描写拉米罗看到的塑料佛像、仿金佛像等物品，强化了中国与小商品生产国的刻板印象与偏见，进一步消解了文化本身的意义。
此外，作品揭示了唐人街存在严重的同质化：阿根廷主流社会将所有亚洲人统称为中国人，混淆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族裔，如文中日本演员利托明（Lito Ming）被迫使用中国名字。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品在揭露这种同质化的同时，自身也混淆了亚洲各国的文化：例如日本甜品被当作中国甜品等。这种同质化现象，暴露了主流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陌生。
作者通过一种大杂烩的方式，堆积了社会中对中国的各类刻板印象与误读，这些描写多数能与前文所述的社会集体想象物一一对应。但刻板建构并非作者的目的，随着阿根廷白人男性主角拉米罗在唐人街的深入体验，作者对上述这些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进行了解构。
马格纳斯在作品中揭示了主流社会对唐人街及居住其中的少数族裔的漠不关心，而与主流社会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人街是一个保有真情与温暖的场所，人们能在这里找到在主流社会中已逐渐消失的信任与真情。这个场所对所有人而言，都像是一处庇护所，无论是边缘人物、从未被允许提及真实日本人身份的人等诸多边缘群体，还是来自阿根廷主流社会的白人男性，都能在这个庇护所中找到归宿与自我身份认同。因此，尽管拉米罗最初是被李绑架到唐人街的，但他最终自愿留了下来，这里既是他的自由之地，也是他的庇护所，他渴望在这里获得全新的、自由的身份，脱离冷漠且被侵蚀的主流社会。
本研究认为，马格纳斯通过对唐人街这一异国空间的塑造，将外部空间转化为内部空间。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完成了一场内心的异国之旅。马格纳斯对这个神秘而富有魅力的唐人街的建构与解构，使其既成为意识形态空间，也成为乌托邦空间。马格纳斯通过这种方式，解构了将唐人街视为原始之恶的偏见，批判了对唐人街的刻板印象。作者强调，唐人街与阿根廷主流社区或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差距并不大，除了文化差异外并无本质不同，拒绝将唐人街异国化、他者化、特殊化，拒绝二元对立、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划分。
综上，本研究结论认为，阿根廷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历经不同历史阶段的动态叠加、历史断裂与现实杂糅，始终在可感知的日常与被想象的异域之间摇摆。新世纪阿根廷文学中的中国书写采用建构与解构的双重叙事策略，呈现出矛盾的形象特质，徘徊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形象之间，作品既未完全割舍契合大众期待的异国情调的商品化表达，又有意识地批判，体现了新世纪作家对异国书写的反思。
下面有请外交学院的吴艺扬老师从他的研究出发为我们分享拉美与中国的文学相遇。
拉美对中国乌托邦的想象和其意识形态幻象的糅合
吴艺扬：对许多拉美国家来说，社会不平等、经济依赖、结构性贫困、民族与阶级矛盾等问题长期存在。这种现实的不公催生了一种别样社会的想象。换句话说，乌托邦叙事对全球南方的民族来说是对现实危机和压迫的一种回应。很多拉美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将其政治实践乌托邦化，把它当作本土历史变革的一种方向，从而产生了西方乌托邦理论的拉美化变体。这样的意识形态幻想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中国。在拉美文学的中国书写中，中国形象常常以一种边缘化的方式出现。其他者的色彩非常浓厚。这本质上就是拉美作家对其存在境遇的投射，想象的他者映射到了自身。
但要注意的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我认识的很多拉美作家自身创作时其实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图景在映射拉美内部混杂话语的时候的意识形态功用。他们更多是以一种直觉性、本能性的方式书写中国，这给我们文学批评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因为他们在创作的时对于中国的一些刻板印象恰恰才是珍贵的。通过这些误读，我们才会了解在当今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上还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什么。
警惕东方主义被一种本质主义的逻辑绑架
很多批评家在观察拉美文学里中国的形象的时候通常会塑造一种静态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一方面是线性的、发展主义的、“文明”的西方，另一方面是被压抑的，失语的、同质化同时又神秘的东方。当我们用这种僵化的视角做文学批评的时得到的结论也是固化的。东方主义反映的权力结构不应是固化的，而应该是流动的、杂糅的和对话性的。西方对于中国的书写不可避免地带有刻板印象，而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应该以一种受害者化的视角去预设所有的结论。一种真正的跨文化视角会超越“我们—他们”这种本质主义的目光。在文学批评中我们要分清楚哪些作品带有真正的种族主义视角（在当今的文学作品里其实很少），而哪些作品是社会语境和主导话语形塑下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对不同作品进行分类。
本质主义的历史就是西方发展的历史。其僵化的视角违背了批评的初衷。而作为东方学者我们恰恰切忌用同样的视角思考问题。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也要反思是否我们的批评话语固化了西方对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
现象学视角和文学中的他者
我们应该用一种现象学的视角来看文学中的他者。从而不必假设一个预设的、固定不变的文化本质。主体间性的思维能让我们关注人在其生活世界中对于环境具体的感知和生活经验。
我在拉美文学批评中观察到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一些扎根拉美的华裔作家和艺术家，比如古巴的华裔画家Wilfredo Lam(林飞龙)、秘鲁的华裔作家Siu Kam Wen等等，其作品都表达了作为华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内部张力。有趣的是此类华裔作家的作品反倒不直接将中国作为母题，而是以一种更敏锐、轻巧的方式来表达自身被边缘化的生命经验。
而在拉美文学中，对中国的描述恰恰都来自没有去过中国或者在中国呆了较短时间的作家。比如爱德华多贝蒂（Eduardo Berti）、费德里科让麦尔（Federico Jeanmaire）、塞萨艾拉 （Csar Aira）等等。这里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现象学的问题。如果主体只有通过他者才能书写自身的经验，那么作品本身就成为主体映射的媒介，而文学中对于他者的书写其实也就是在书写自己。
西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早期的拉美文学其实有很多对中国的负面形象。比如墨西哥学者何塞巴斯孔塞罗斯（Jos Vasconcelos）的《宇宙种族》(Raza csmica)。这是一本颇具理想主义，带有乌托邦想象的著作, 含有浓厚的反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这本书里巴斯孔塞罗斯的出发点其实是反对当时流行的种族主义。他认为，那些宣称某些种族天然优越、以此压迫他人的理论是伪科学，他希望通过混血(mestizaje)来提升文化精神，构建更加平等和统一的人类共同体。对于Vasconcelos而言，种族融合可以消弭种族歧视、民族冲突、殖民遗产、社会不平等等问题，从而开创一个“美学时代(Aesthetic Era)”—— 人们因爱、美、创造力与文化交流而联结，而不是因肤色、民族、血统彼此对立。但是很奇怪的是，在一本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书里面作者恰恰沿用了一些西方中心主义和优生学的观点。比如在书中他就提到了“遵循儒家道德忠告下的中国人疯狂繁殖”，而黑人是“丑陋的”，充满了歧视意味。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一个新的审美范式的提出往往不可避免受到旧范式的影响。
这种种族主义的视角其实随着新文学的诞生淡去了，但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西班牙作家诺埃里亚克亚尔多（Noelia Collado）的小说《寻找消失的红线》(En busca del hilo roj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西班牙家庭抚养了中国的弃婴。而拯救者—受害者的对立十分明显，小说中对中国女弃婴受害者化的描写和收养家庭的救世主式般的形象让我印象深刻。这也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主体可能在特定语境里面被压迫，以一种受害者的形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但一定要为此将主体“受害者化”，进而接受“政治正确”的洗礼嘛？这样的定位让我很不舒服。
前面天资也提到了拉美的现代主义，阿根廷先锋派文学和诗歌里面其实也出现了很多中国&东方的意向，无一不带有下面的特点：模糊性、杂糅性、神秘主义、异国情调。此类作品的目的并不在于中国本身而是对其本身审美体系的自我革新。比如鲁文达里奥里常常会将中国和印度、日本的符号进行无差别的并列；博尔赫斯的许多小说里对中国的引用比较随意，会把不同哲学流派的思想混用并佐证自己宇宙主义的世界观；墨西哥作家萨尔瓦多艾力佐多（Salvador Elizondo）将汉字作为其文本蒙太奇、试验性写作的一部分；古巴作家塞维罗萨尔都依 (Severo Sarduy)对于中国宗教进行情欲化的挪用；抑或是萨尔瓦多达利作品中包含的佛教元素……拓展到世界文学和思想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毛姆《面纱》里遥远的湘西，抑或是《中国妇女》等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作品对于中国革命的理想化和在地化。在这些作品中，对于中国/东方的分析和调研其实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拓展自身话语体系的一种激进的实践。
《想象的国度》
还要提到的就是阿根廷作家爱德华多贝蒂 (Eduardo Berti)的小说《想象的国度》（The imagined land）。当时有一个文明互鉴论坛的主办方让我邀请几位友华的作家，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他，因为他是当代西语小说中直接提及到中国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想象的国度》译成了很多语言，并且是他所有作品里面最畅销的几本之一。作家本人也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但当我跟中国的编辑聊天的时候，比较矛盾的是他们更感兴趣出版的是贝蒂与中国毫无联系的作品。这里就揭示出了文明互鉴里面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文明的误读。在《想象的国度》里出现了很多刻板印象：遛鸟、民国时期上层女性的穿搭和社交、包办婚姻、冥婚等等。更有趣的是作家是带着一种完全好奇、惊叹的视角去描写这一类的现象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误读构成了文明互鉴无法避免但又非常重要的一环。
刚刚我还提到了另一位阿根廷作家费德里科让麦尔（Federico Jeanmaire）。他有一本成长小说叫《高跟鞋》(Tacos altos)。小说描写布宜诺斯艾利斯China Town里的一个中国女孩和她梦寐以求的高跟鞋的故事。在小说开始，女孩遭受了来自校园、家庭、社会的各种枷锁。当小说进展到最后，小女孩穿上了自己的高跟鞋，她以一种近乎自然的方式开始拒绝社会的各种压迫话语。剧情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产生了疑问。我感觉这本新的小说将几十年前的叙事模版重新套在了一个崭新的，之前从未发掘过的人物上。为什么作家预设了在中国城的女孩一定会面临歧视或来自家庭的枷锁？为什么高跟鞋就一定代表女性解放？为什么我们只能通过象征物的联系来获得自身的解放？这些情节的后面其实都是本质主义的逻辑。但我们应该对这一类的误读保持宽容。
智利作家帕布洛聂鲁达
但我们真正要注意到的是那些真的来过中国，在中国呆过很久的作家，或者在书写前做过认真调研的作家。第一个要提到的肯定是智利作家帕布洛聂鲁达(Pablo Neruda)，聂鲁达曾经来过中国很多次，曾经创作过和中国相关的反殖民、民族解放等主题的诗歌。那个时候来中国的很多拉美作家的作品都将其审美取向和其意识形态牢牢绑定。同样的还有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Jos Venturelli)。这些创作者对于中国的描写都更加中立和公允，少了几分神秘主义。
最后我要提到的一部作品是墨西哥作家胡利安赫尔伯特(Julin Herbert)的《他人痛苦之屋》（The house of the pain of others）。之前我们谈及大屠杀或者种族清洗，我们会想到二战的集中营和排犹主义。这部书提及了一个被搁置在 “大写历史” 边缘的种族灭绝的故事：1911年墨西哥革命军进入托雷翁后，在革命动荡、排华情绪的交织下，短时间内超过300名华工和商人被杀害。这是拉美历史上最严重的排华事件之一。作家通过档案、报刊、旅行笔记、口述访谈、自我反思等方式，重新审视这一被墨西哥历史长期忽略的暴力事件，反思墨西哥“种族融合”国家叙事的脆弱性。在后真相盛行的今天，恰恰是此类诚恳中立的纪实文学，才能打破一种异国情调的，想象的写作范式，为书写中国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