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思想史家玛格丽特雅各布的定义，启蒙运动是18世纪一场以世俗世界为出发点的思想和实践运动。[1]为什么在18世纪的欧洲会发生一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玛格丽特雅各布认为：在1500年至1700年间，西方人发现了两个世界，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这是指当时基督教在全球扩展；另一方面，从封建等级制度开始进入绝对君主制，“地理大发现”后的对外开拓与商业的大举扩张，让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要理解这些新的重大变化，需要新的思想和语言。[2]启蒙运动的发生根源就在于此：随着商业的繁荣发展，以及君主专制国家和其神职人员支持者的权力在欧洲的增长（源于他们的全球征服活动），二者之间出现了冲突。由此，以人的幸福为目标的世俗化的启蒙运动就需要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启蒙运动指向了这两个目标——宗教的信仰和专制的政治体制，同时也要为商业社会的发展做出理论上的论证。另一位思想史家文森佐费罗内认为，启蒙运动深深植根于社会新文明形式的兴起。[3]
让于贝尔伏尔泰《哲学家的晚餐》，右数第三位是法国《百科全书》主编之一德尼狄德罗
关于启蒙运动兴起的思想内涵，学界有着不同的表述。如果从法国启蒙运动出发来理解，就正如康德所说，要敢于运用理性。[4]这一定义包含了四重含义：第一，承继笛卡尔的理性和怀疑的思想传统，运用理性意味着不再盲从和迷信；第二，敢于运用理性即意味着不怕，为了追求真理，不怕失去一切；第三，运用理性的主体是“我”，“我”运用理性表明个体主体性的觉醒和解放；第四，运用理性时，在批判的指向上不仅局限于哲学性的内容，而是要怀疑和批判一切，包括政治、宗教和现实社会的一切。
笛卡尔所说的“运用理性”的实质意义在于，如果一个人不能运用理性来思考，只是依附和盲从，“我”的主体性就不存在了，自我的觉醒和解放也就无从谈起。如果完全相信领袖性权威，我们就不会去问为什么。宗教信仰也是如此，如果把宗教教义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理，我们就不能用理性去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思故我在”就是激励与召唤每一个“我”去思考，所以“我”才存在。这个“我”不是自然实体上的我，而是主体性的独立自主的“我”。
理性的运用当然是一个实践性的活动，而实践更能证明“我”的独立性。“思”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性的行为，开始思考就意味着主体已经展开了行动。通过思考，就能把自主性从原先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对此，狄德罗说：“人们曾经谈及未开化的欧洲、异教徒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还有其他更糟糕的欧洲。但是讨论一个理性的欧洲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一表达无异于是关于启蒙运动的宣言，[5]而“自主思考的格言就是启蒙运动”。[6]
以“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就这样高扬理性的大旗，批判现实世界的一切。霍尔巴赫曾指出：如果错误和无知锻造了束缚人民的压迫链条，如果偏见使得这些链条永久存续，那么科学、理性和真理终有一天能够将它们打破。[7]
对于把法国启蒙运动理解为是将理性置于中心地位，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思想史家乔纳森伊斯雷尔就曾发问道：运用理性来思考是一个高尚而美好的观点，但它是对的吗？[8]并由此引申出如何理解理性、运用理性的边界等问题。其实，对理性的质疑甚至批判一直伴随着启蒙运动本身，两者形影不离。在18世纪启蒙时代，对理性的批判就已经存在，而更为猛烈的批判则来自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德意志，赫尔德、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等一批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家对理性展开了全面的反思。在这些思想家看来，启蒙运动所高扬的运用理性来建立科学、消除迷信，实际上是用理性破除神性，清除宗教存在的理由，也消除了人对世界的恐惧和崇敬。启蒙思想家要用理性的光芒照亮现实的黑暗，实际上也否定了“黑暗”对人所具有的意义。现实世界，包括人本身，都需要某种“黑暗”，而无须全部为光明所笼罩。为此，德意志思想家开始关注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研究神话。同样，启蒙运动强调理性，强调要通过思考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而德意志思想家则强调感觉、想象、情感等非理性层面的存在，认为如果一个人缺失了情感、想象，那便成了可以被随意拼装拆解的机器人，启蒙思想家拉梅特里就曾以《人是机器》为题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由此，浪漫主义思想家也不承认理性的普遍性，转而坚持人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在政治领域，启蒙思想家用理性来批判“旧制度”的不合理，要建立一个“理性王国”。其理论支点就是用理性来假设，在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的时候，人民通过订立一个契约成立了国家。而浪漫主义思想家则认为，国家不是一个人为建构的人工体，而是一个有着历史传统的自然有机体，不可能通过人为订立一个契约就建立起国家或进入政治社会。因此，他们不同意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一点上，后来的一批思想家如休谟、伯克、边沁等人也都在批判社会契约理论，在理论上彻底否定了社会契约理论的存在依据。
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思想家对“理性”的批判日趋激烈，认为理性看起来使人得到了解放，但理性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理性所编织的知识-社会体系又在压迫、奴役着人们。这一批判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是误解，有些更是走向了极端。不过，这一批判也开拓了启蒙运动的新领域。例如，对启蒙运动的情感研究开始凸显，其主旨即打破了将启蒙运动视为以“理性”为中心的观点。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历史学各种流派的出现，有关18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推进，出现了一种多元化趋势，并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探讨法国启蒙运动内部的差异性。以前人们都认为启蒙运动是一个整体性的思想运动，但在关注整体性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启蒙运动内部的差异性，例如伏尔泰思想和卢梭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不仅法国启蒙运动内部之间具有差异性，而且整个启蒙运动内部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这就是乔纳森伊斯雷尔所说的温和启蒙与激进启蒙之间的对立。“到1770年代中期，法国、德国、荷兰、美国、意大利和英国在启蒙运动中的分裂已经变得公开、清晰、不可修复。许多人都能看到这样的事实，即温和和激进的启蒙运动在哲学、科学、道德、思想或政治上的鸿沟无法弥补。”[9]强调差异性，就意味着人们所概括的启蒙运动的整体性和普遍性的思想内涵其实更应该被视为一场论辩，且一直伴随着启蒙运动始终。
二是在重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同时，开始关注同时期在其他国家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如苏格兰启蒙运动、荷兰启蒙运动、意大利启蒙运动等，包括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运动。思想史家波考克曾经说过，不要再说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而应改用小写（enlightenment），且最好使用这个词的复数形式（enlightenments）。[10]正由于此，国际历史学界正在打破以法国启蒙运动为中心而将其他国家的启蒙运动视为边缘的传统观点，用多元视角重新理解启蒙运动，以深化对启蒙运动的认识。此后，通过一些历史学家的努力，又发展出全球启蒙运动的研究。[11]例如，思想史研究学者周保巍就认为，启蒙运动虽然发生在欧洲，但它并非仅仅是欧洲自身的产物，而是“全球18世纪”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全球互动、全球流动和全球相遇的产物。[12]
随着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启蒙思想家的研究开始转变为文本发生学，即探讨这些思想家如何写就其思想文本，并在某种历史的语境中展开阐释。同时，一些二、三流思想家的文本也进入了研究视野，学界从只关心若干经典思想家拓展到关注更多的思想家群体。从启蒙运动整体性出发，学界打破了原先囿于学科专业性的研究范式，不再局限于哲学、文学、历史等学科，而是展开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同样，对启蒙运动的研究是历史性还是哲学性这一问题，学界曾有过争论，而现在有学者如剑桥大学约翰罗伯特教授力主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目前，对启蒙运动研究的主题愈益细化和深化，诸如性别、种族、政治、经济、文明、幸福、公共空间、道德伦理、进步与危机等内容都得到了较多的研究。
从文本出发，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开始从作者转向了读者，即从读者出发来考察启蒙运动的思想，在出版、接受和传播中深化了对启蒙思想的理解。这也被学界称为“新文化史”，和原先的思想史研究拉开了距离，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研究范式。在这方面，以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和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为代表，他们出版了很多代表性的著作，如《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启蒙运动的生意》等。但这一研究范式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其对启蒙思想家思想内涵的研究明显不足，甚至有明显缺失。
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
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运动的接受程度在欧洲各个地区是有差异的，不同的空间其思想特质也有所不同。就起源性空间分布而言，启蒙运动主要集中在通常意义上的西欧，而东欧这一广袤的地区相对较为迟滞。虽然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应叶卡捷琳娜女皇之邀来到了俄罗斯，启蒙思想家的一些著作也被翻译成俄语出版，甚至叶卡捷琳娜女皇全力推进启蒙运动在俄罗斯的传播，但总体而言，其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如果把启蒙思想的接受和传播与现代社会的形成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在欧洲各地传播和接受的空间分布说明了一个道理：哪个空间能够率先展开思想启蒙将会有助于那个地方现代社会的发育和现代性的成长，或者说现代社会的形成。从全球空间来看也是这个道理。没有思想启蒙，或者思想启蒙缺失，将会阻碍一个国家现代社会的成长，无法迈进现代世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呼唤启蒙、迎接启蒙才变得重要而急迫。
以往对启蒙运动的探讨过多地重视法国启蒙运动，也更为重视从政治维度来理解启蒙的思想内涵。实际上，我们需要对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以及由此发展出的商业文明予以更多关注。商业社会是一种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是以自由、财产权和法治为基础运行的，由此带来财富的增长和繁荣，保障人的权利，实现人的幸福。在创造这一“现代性”的内容上，苏格兰启蒙运动贡献良多。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始终坚信，商业社会的发展将使人更为自由，并推动人类的进步。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支持经济上的改善，尤其是非人格化的法治之下的自由。
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看来，商业社会的基础就是市场经济。交换者不停顿的交易形成了市场，市场不仅是交换性的经济行为，而且是一个集态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复合体。市场经济最核心的特征是让经济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不再嵌于社会、宗教和政治之中。当然如果从历史进程来看，市场机制其实不单是如卡尔波兰尼所说的“脱嵌”，而是时刻与“社会”不可分离。不同的社会特质将影响甚至决定不同市场机制的建立及其运转逻辑，正如马克贝维尔所说：“公民社会中的文化成分——社交、宽容、礼仪甚至排外——与市场的相互影响的程度引发了一场争论。自由市场经济远非自发形成的秩序，它们根植于特定类型的公民社会，而这些社会自身也是欧洲历史的偶然产物。”[13]
作为市场，其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交换自由，因而自由是整个现代商业社会的特质。此外，现代商业社会还具有以下五个特征：非人格化，抽象化，复杂与合作，依赖与互惠，期望与信任。在一个与陌生人交换的市场中，这些要素支撑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换的顺利进行。在这个商业社会中，人类活动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港口和商业城镇，新的社会形态是活跃的商品交换和服务。同时，人的利益越发多样，关系错综复杂，更要求人类展开更广泛的合作，尊重每个个体的诉求，保障每个个体的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认为，人们为了满足欲望而联合在一起，商业促使每个国家确立一种公民社会的秩序，守护公共的安宁，从而给人们带来安全。商业精神一旦赢得优势，就能促进社会发展。随着商业贸易在欧洲不同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都将采纳一致的交换规则来展开市场交易，遵循法律，坚守信用，礼貌待人，一种新型的商业精神和文雅文化将会形成。此即“文明化”。
回望学术史，学界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已经推进了很多。不过，如果仔细审视，我们还有很多研究领域需待开拓与深化。例如，对政治经济学形成的研究现在主要集中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这一文本，而对同时期的其他奠基性思想家和文本则重视不够，如法国杜尔阁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意大利贝卡利亚的《公共经济学原理》（1771-1772），都早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再如，关于启蒙运动的空间传播、民族语境下的启蒙运动和全球语境下的启蒙运动都值得重视。这些视角不仅能解释启蒙运动是如何按照各民族自身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且有助于思考启蒙与各个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如英国学者罗伊波特所说：“英国启蒙运动不同于在欧洲大陆上的启蒙运动的另一个特质，在于它无处不在的个人主义。”[14]
除此之外，对启蒙运动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加以重视，这是国内学界关注较少的研究领域。如同思想史家雅各布所说，启蒙运动是一场世俗化运动，在一个充满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的社会中，启蒙思想家勇敢地站出来展开批判。例如伏尔泰出版《论宽容》一书，并为受到宗教迫害的曾震惊欧洲的“卡拉斯冤案”进行辩护，高喊出“踩死败类”这样的口号，矛头直指天主教会。正是通过启蒙思想家的持续斗争，用理性和科学取代了宗教狂热，用宽容和博爱化解了宗教迫害，法国才走上了世俗化道路，为后来实现政教分离奠定了思想基础。
伏尔泰
以往很多研究者常常认为，启蒙运动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持有无比乐观自信的态度，理性和进步成了启蒙运动的代称。一旦展开启蒙，文明将取代野蛮，科学将战胜迷信，自由将驱散压迫。例如，孔多塞就畅想着人类社会将进入法国革命这一最高阶段。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英国学者理查德沃斯莫尔就认为，当讨论启蒙运动时，我们往往是在讨论一个虚构的范畴。与其说18世纪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乐观主义时期，不如说很少有杰出人物对未来充满信心。实际上，18世纪是一个近乎永恒的危机时代。[15]这一研究视角的变化，将引发人们重新思考启蒙运动的一些内容，以及启蒙运动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上，也可以这样理解：进步并非呈现出如此线性的过程，曲折反复往往才是常态，其关键还在于人们秉持一种怎样的思想观念。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认为，“文明社会”并非理所当然，进步是可以逆转的，实际上，对现有秩序的支持仰赖于对维持这种秩序的意见和信念的恰当理解与培养。[16]
对于启蒙运动，学界有人认为，与其说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偏执、压迫与疯癫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开始高涨。我们应该认识到，启蒙思想并非那么单一，而是存在内在的论辩、紧张与对立，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也自有其思考误区和无法达到的思想高度。因此，启蒙运动研究仍是一个开放性的课题，是一个富有争辩性的研究领域。例如，女性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启蒙运动是否是一场世俗化运动、启蒙运动是否为现代民主奠定了基础等问题，[17]以及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启蒙的统一性与多元性、启蒙是历史的还是哲学的等问题，都值得细致研讨。即使启蒙思想家们为现代世界贡献了很多思想和概念——如自由、市场等——但其也都面临着在新的语境下再概念化的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深入思考当下我们如何理解“启蒙”、需要承继启蒙的哪些遗产、如何推进启蒙思想家们首创的思想主题与思想原则等问题。
思想史家罗伊波特写道：“作为启蒙运动的孩子，我们应该努力理解父辈。”[18]的确，在这一新的历史时刻，我们需要对“启蒙”展开踏实、细致的研究。其中，最为急迫的任务是要明了启蒙思想家们都说了什么，他们又是如何思考构建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要素的。例如，究竟该如何重新认识“市场”及其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建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市场与资本主义是否可以等同？在深入的探讨之后，我们可以更为坚定确信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现代文明正是从“商业文明”中萌生而来，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后，必须深化市场机制。只有从这些基本方面入手，才能明白启蒙思想可以给我们什么启迪，以及我们应该继承何种启蒙遗产。在笔者看来，启蒙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改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精神革命”或“文化革命”，具有思想解放和确立人的自主性的重要意义，启蒙思想家也“更应该被看作一个肩负着现代化使命、相互交叉、彼此影响的精英群体”。[19]确凿可信的是，正是经过启蒙思想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思想启蒙，确立起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自由、市场、法治、平等、博爱、科学等，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形塑了现代文明的面貌，我们才得以走进现代世界。
注释
1.【美】玛格丽特雅各布：《世俗启蒙：启蒙运动如何改变日常生活》，郑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序言”第1页。
2.【美】玛格丽特雅各布：《世俗启蒙：启蒙运动如何改变日常生活》，第1页。
3.【意】文森佐费罗内：《启蒙观念史》，马涛、曾允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页。
4.【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5.【意】文森佐费罗内：《启蒙观念史》，第4页。
6.【法】茨维坦托多罗夫：《启蒙的精神》，马利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7.【英】乔纳森伊斯雷尔：《思想的革命：激进启蒙运动与现代价值观念的起源》，桑海等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32页。
8.【英】乔纳森伊斯雷尔：《思想的革命：激进启蒙运动与现代价值观念的起源》，第32页。
9.【英】乔纳森伊斯雷尔：《思想的革命：激进启蒙运动与现代价值观念的起源》，第164页。
10.【英】罗伊波特：《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李源、张恒杰、李上译，刘北成校，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7页。
11.详见徐前进：《启蒙全球史的起源与方法：兼论哲学家的启蒙与历史学家的启蒙》，《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第4期（2019年冬季号）。
12.周保巍：《“全球史”和“思想史”如何相遇？》，《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
13.【英】马克贝维尔、【美】弗兰克特伦特曼编：《历史语境中的市场——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杨芳、卢少鹏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
14.【英】罗伊波特：《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第506页。
15.【英】理查德沃斯莫尔：《“启蒙终结”的观念》，袁尚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16.【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现代政治思想史：从霍布斯到马克思》，周保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59-160页。
17.详见【美】威廉E. 伯恩斯：《启蒙运动：历史、文献和关键问题》，汪溢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三部分“主要问题”。
18.【英】罗伊波特：《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第11页。
19.【英】罗伊波特：《创造现代世界：英国启蒙运动钩沉》，第11页。
本文为李宏图《新启蒙札记》的前言，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新启蒙札记》，李宏图/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