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你好哇，你也是家长吗？今天放学的时间提前了，对吗？”我说，“是啊。”
我们站在校门口。平时这个点，校门口乌泱泱都是来接小孩的家长，摩肩接踵。但今天只有我们俩。降温了，我俩都双臂抱在胸前，随时警戒的姿势。我看看他，一个个子挺高的七旬老者。他也看看我。因为除了我之外，实在没什么可看的。
幼儿园总是被打造成五颜六色的样子。我记得小时候，我就读的幼儿园也是这种外观，装饰了彩色的瓷砖外墙，地砖上画着小猫小狗。每次上学，我都会登登登一口气跑上楼梯，然后在转弯的地方停下来。我觉得自己是电视里的外宾政要，他们登上舷梯离开机场时，不是都这样吗，停下来转身，向送行人员挥手。于是我在进入教室前回头，找到远处身影已经变小的妈妈，大力招手：“妈妈，再见，早点来接我”，她也回以大力挥手。
我没坐过飞机飞向哪里，但转瞬之间，我已经走下舷梯，变成站在地面等候的人了。
幼儿园的顶楼上，做出了许多云朵的造型，上头贴着幼圆体的园名。这个可爱的建筑，真的像悬浮在一片居民区里的一架飞机。这大约是俗世生活里，成年人所能想到的最适合装载梦想的飞行器。可是飞行器隔绝不了空气。秋风一起，患流感的孩子数量增加。
“听说班里一多半的孩子都请假了吧？”老者说。
我说，“是啊，好像今天正常上学的才两三个小孩。您的小孩是？”
他骄傲地站直了身体，“我是小妞的姥爷。”纯正的东北口音。挺起胸膛时，外套随着他的提气微微向上，露出扣在军绿色毛衣外的一根军用皮带。
我说，“姥爷，您原先当兵的吧？”他立刻咧开嘴笑了，把抱在胸前的两臂放下了，正了正帽子的帽檐，再把帽子拿下来，给我看上头标注的“阅兵纪念”的样子，说，“可不，我以前是空军！”
“超厉害。”
他说，“我跟着我闺女来的上海，我还有个儿子在深圳，生了孙子，我爱人去深圳帮他们看孩子了。”
我说，“好福气。”
他笑着说，“我闺女的大女儿已经上中学了，都是我照顾大的。现在的小妞，是二宝了。”
说话间，孩子放学了，老师领着几个小不点出来。姥爷领着他的小妞到我面前，说“叫阿姨”，我说“好乖啊”。小妞跨上姥爷的助动车座椅。姥爷从车兜里取出羽绒马甲，给孩子套上，又取出绒线帽，给孩子戴上，再戴上头盔，粉色的有两只小猫耳朵的头盔。然后他从口袋里取出饼干，撕开包装纸，交在孩子手里，又拿出一张消毒纸巾，撕开包装纸，让孩子腾出一只手，擦拭，换手，再擦。这才戴上他自己的头盔。
“再见啊。”他嘱咐小妞对我挥手，然后自己也挥挥手，开车走了。
我看着他们离开校门口的背影，想着他刚刚说过，他曾经开战斗机。
几周后，流感高峰过去，孩子们恢复了原先的放学时间，校门口也准时恢复了乌泱泱的人。有这么几次，在人群中，那位姥爷推着小妞特意挤到我面前停下来，“叫阿姨好”。我说，真乖啊。
快放寒假了，我和他打招呼，“小妞姥爷，等放假了能带孩子们回东北老家过年啦。”
他摇头。
“我回不去了”，他说。
“我的老婆和儿子一家在深圳啊。”他说，“大妞小妞也离不开我。我的女儿女婿都是医生，很忙很忙的。”
我说，“厉害，你们把孩子们都培养得这么出色。”
“我可是住在女婿家呢，你想想。”他微微一笑说，“我来帮忙带大妞时，想着小孩一上小学就能回老家，女儿说你帮帮忙等大妞小学毕业吧。大妞小学毕业，小妞又出生了。我走不了了。”
他说，“我在东北有个房子，房子前面有个院子，我种了很多花，我们大院里很多人是我的战友。不瞒你说，我在老家走出门啊，那大小也是个人物！现在到了上海……”
他说，“上海太潮湿了，上海的东西我也吃不惯，上海的冬天也不下雪呢。可是怎么办，我走不了了。”
我说，“是啊，上海的冬天不下雪，我们也没有院子。”
“我能开战斗机翻跟头，但现在却走不了啊。”他说。弹着外套的一角，像弹开上面不存在的雪花。
我说哦，带第三代也很幸福。他说，那当然。除此之外，我们都不知道再说什么。
春节过后，班里公布了新插班进来的孩子名字和转校的孩子的名字。我一看，是小妞。我问老师，“小妞去哪呢？”老师说，“小妞妈妈去别的区上班了，把孩子转学了。”
我在家长群里，主动加了小妞妈妈的微信，我说“听说你们转学了，祝一切顺利。”她回复了微笑。我说，“以前接小朋友时一直看到姥爷的，请代为问好。”她回复了“谢谢”表情包。
又过了几个月，我点开她妈妈的微信，发现她已经删掉了我。这也很正常，因为我们本来也没有任何关系。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里，两片浮萍遇到过一下，然后就分开了。
有一天，我去接小孩，空中声裂长空，是一架军用机飞过。我认不出型号。但我忽然想起那个骑着自行车的姥爷的背影。
那个姥爷曾告诉我，他开过战斗机。
我一次也没问过他，您到底姓什么呢？如果问了，他一定会骄傲地挺起胸膛，告诉我，他不仅是上海滩某个医生的爸爸，他的名字既不叫大妞姥爷，也不是小妞姥爷。他从云层之上看过陆地和海洋，大约也曾看过他的家乡。他在东北有一间种满花的院子，院子紧挨着他的房子，他的房子里挂着他的制服，制服胸口有属于他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