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泰若（Taras Grescoe）是一个多产的加拿大旅行作家，他的作品过去只在中国出了《项美丽与海上名流》汉译本（刘晓溪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他1966年出生于多伦多，成长于温哥华，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毕业后，1990至1994年在法国巴黎教英语，之后返回加拿大，并于1996年定居蒙特利尔，开始其旅行写作的职业生涯。《魔鬼的野餐：环球禁忌美食之旅》（The Devil's Picnic: A Tour of Everything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Don't Want You to Try，以下简称《魔鬼的野餐》）是高泰若的第三部作品，出版于2005年。

高泰若的写作专注于美食和交通这两大当今社会的焦点话题。他迄今出版的8本书中有3本是关于美食的，除了这本《魔鬼的野餐》，还有2008年的《向下取食》（Bottomfeeder: How to Eat Ethically in a World of Vanishing Seafood），以及2023年的《寻找消失的晚餐》（The Lost Supper: Searching for the Future of Food in the Flavors of the Past）。他的每本书都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知识迷宫中，触及一个具有惊人深刻性和普遍性的现实困境。《向下取食》主要讨论的是饮食伦理问题，提倡更具可持续性、对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更少压力的“向下取食”（eating down the food chain）的理念，即更多地食用处于食物链中下层的水产品，如鲭鱼、沙丁鱼、罗非鱼、鲤鱼、牡蛎和水母等。《寻找消失的晚餐》在全球烹饪多样性快速消失的背景下，提出饮食健康和可持续的关键不在于向前看，而在于回顾那些数十万年间使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得以维持存续的食物，这种新兴的味觉考古学并不是为了满足博物和好古的雅趣，而是为了寻找人类的未来食谱。比较之下，这本《魔鬼的野餐》则面对一个更具理论性和现实性的难题：国家与社会为何以及如何限制个体在饮食选择方面的自主权。

《魔鬼的野餐》全书9章，是高泰若用了12个月时间，在7个国家，就9个主要议题深度采访和研究的结果。由于议题的高敏感度，他要完成这些“与魔鬼调情”的风险旅行，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在他所谓“极端的保姆国家”挪威，他调查由于禁止酒精饮料而大行其道的家酿烈性私酒，并且把挪威明显过高的药物过量死亡与严格的酒精管制联系起来，指出挪威存在一个庞大的非法酒精市场和私酿酒活动。在另一个更具保姆属性的城邦国家新加坡，他带上明令禁止的色情书籍和嵌着罂粟籽的咸味饼干，试探或挑战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边界。他到法国调查埃普瓦斯奶酪，因为美国禁止进口未经巴氏消毒且熟化期不足60天的奶酪（“就像没有签证的伊拉克人一样被严格排除在国门之外”），学会了品尝美味的传统奶酪，并且看到这些被联邦禁止入境的奶酪事实上仍然出现在纽约的市场上。他到西班牙寻觅著名的牛睾丸，由此深入了解鹅颈藤壶、鳗鱼苗等传统美食的现代命运，指出欧洲食品安全局在确定安全标准方面存在相当的随意性或模糊性。他带着美国禁止的古巴雪茄到纽约和旧金山两个城市，调查禁烟在酒吧和饭店等场所的执行情况，一方面为自己的尼古丁上瘾而烦恼，另一方面反对一刀切的严厉禁烟措施。为了寻觅正宗的苦艾酒，他从法国来到瑞士，追踪和品尝这种被禁的著名饮料，并研究了法国和瑞士各自对苦艾酒的发明权和正宗权的主张。书中用整整一章讨论咖啡因（事实上，感觉这个主题写一本书也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写巧克力和咖啡在欧亚世界的接受史（既然说接受，就说明存在过理由怪诞的排斥和拒绝），高泰若指出欧洲国家除荷兰外都考虑过禁止咖啡，对咖啡因的攻击一直延续至1911年，而咖啡因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四种饮品（咖啡、热巧、可乐和茶）所共有的主要活性成分。为了调查被许多国家禁止的古柯叶，高泰若来到高原国家玻利维亚，做了许多为古柯叶恢复名誉的研究和采访，指出1962年联合国禁止可卡因公约的唯一例外是当古柯叶被用作调味剂时，这个漏洞使得可口可乐公司每年能够进口17.5 万公斤最高品质的南美古柯叶。最后，他返回瑞士，在苏黎世这个著名的安乐死之都，调查戊巴比妥钠这种药物的使用情况，也就是协助安乐死的医疗机构如何理解并安排那些在世界各地都被严格禁止的协助自杀程序，他要讨论的是社会能否或如何限制人对自己生命的自主权。

马克吐温的《傻瓜威尔逊》中有这么一段话：“亚当也是人，这就解释得通了。他并不是为了苹果而想要苹果，他想要苹果只是因为这是被禁止的。错误在于没有禁止蛇，如果那样他就会吃掉那条蛇。”一般来说，禁令会制造更多的需求，这种需求来自人性深处的叛逆与冒险冲动。《魔鬼的野餐》反复表达这个观点，以说明为什么历史上的许多禁令注定失败或可能带来更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美国等国家曾经的禁酒令，或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坚持的禁毒立场。正如高泰若所说，界限是权力的工具，而越界是人类意义的一部分。“禁止某样东西，它就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昂贵、更令人垂涎。”尽管文明世界可以动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手段来拒绝和妖魔化某些特定事物，但人性深处的越界冲动使得禁忌本身变成充满诱惑的邀请。如书中所说，当大量资源用于法律执行而非治疗时，对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可能更大，这就指向了社会保护的成本和效率，以及过度干预个人生活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另一方面，正如历史经验所显示的，如果被禁物品只能通过犯罪组织或黑市获得，社会安全就面临更大的风险，也会进一步突出社会不平等。然而，正如高泰若自己一再重申的，现代条件下的社会管控不可避免，很多情况下管控不仅是必要的，甚至也是代价最小的。重要的是，如何平衡个人自主权与社会干预？

虽然主题突出，充满思辨，但高泰若没有把这本书写成田野调查报告，它更不是一部公共政策专著，而仍然是妙趣横生的旅行作品，充满五颜六色的冷知识和令人忍俊不禁的小幽默。这本书作为美食调查著作，非常接近安东尼布尔丹（Anthony Bourdain）的风格，而作为非虚构写作，又散发着亨特S.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的刚左风（Gonzo journalism），也就是说，作者常常成为叙事的中心，这正是很多旅行作家会努力避免的。由于主题本身的离经叛道意味，也许高泰若的刚左风恰好强化了叙事效果，同时减轻了相关思考和质疑的沉重感。

如果读者在获得许多有趣知识的同时，对作者的基本立场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也就是说，也开始反思如何在保障社会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个体在饮食选择上的基本自由，那作者一定认为他已经实现了自己写作的原初目标。

本文为《魔鬼的野餐：环球禁忌美食之旅》（[加]高泰若 著，木夏 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9月版）一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