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9日，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市儒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晚清理学与近代学术的流变”学术工作坊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盛宅举行。本次工作坊系纪念唐文治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大学、华侨大学、江苏大学等高校学者及学生参会，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与会嘉宾合影
会议伊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刘昊、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孟少杰分别致辞，向全体与会师生表示欢迎，并重点介绍了交通大学老校长唐文治先生的办学事迹与教育思想。刘昊指出，唐文治先生及其在“无锡国专”的办学实践，对近代以来上海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思想的承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理学思想代表着明清理学的延续，对当前中国哲学、古典学与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孟少杰指出，唐文治先生既是近代工科教育的开创者，也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当前学界对晚清理学的挖掘尚显不足，该思想在时代变局中实现了传统更新，对今日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唐文治（1865年12月3日-1954年4月9日），著名教育家、工学先驱、国学大师。出生于江苏太仓，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官至清农工商部左侍郎兼署理尚书。后退出政坛，专心教育事业。民国元年定居无锡。曾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校长、私立无锡中学（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前身）校长、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馆长。
第一场报告由海南大学李英华教授主讲《唐文治的君子文化论及其当代意义——基于“国性”视阈的阐析》，同济大学刘昊主持，上海交通大学武云评议。
李英华
李英华认为，“国性”是唐文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涵盖国人心性、国民性格等四重内涵。唐文治在系统阐释君子理念的基础上，确立了“淑国性，育君子”的教育宗旨，并将其与“正人心，救民命”相融合，构成其思想主张的主轴。李英华强调，君子人格是“国性”的集中体现，唐文治的君子文化论对新时代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评议环节中，武云高度肯定了报告的系统性与概括力，并提出三点思考：一是唐文治“融中西为一贯”的具体路径及其相较于“中体西用”的进步性；二是唐文治对政治制度与国民心性相互作用的探讨；三是建议可进一步辨析“现代君子”与传统君子的差异，并补充关于“小人”治理的思考。
随后，多位学者围绕“心”与“国性”的关系、“国性”的概念界定等议题展开讨论。刘昊追问“心”与“性”的主次关系，李英华回应二者在论文语境中可视为同一层面，未作细致区分。王格指出“国性”更偏向立国层面的理想性与规范性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性。武云结合科学家案例，认为其爱国精神与儒家教化及唐文治倡导的“国性”“君子文化”密切相关。毛朝晖补充指出，唐文治的“国性”思想是对极端国民性批判的回应，国学是涵养国性的核心，且其在交大任职期间已将心性教育融入办学实践。魏旭就唐文治思想是否存在阶段性转变、政治与教育及“正人心”之间的逻辑关系等问题提出疑问。此外，学者们还围绕唐文治思想的转变、其与梁漱溟思想的差异等进行了交流，李英华逐一作出回应。整场讨论视角多元，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思路。
第二场报告由华侨大学毛朝晖主讲《唐文治与孟子心性论的现代重振》。上海交通大学史斌主持，上海交通大学王金凤评议。
毛朝晖
毛朝晖指出，唐文治是民国孟子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他批判清代皖派及公羊派的孟子学，立足中国文化提出救亡理论，其核心主张有三：一是借孟子学倡导“读经救国”，并较早对儒家“启蒙”问题作出反思；二是发展“性善”论，提出“国性”论，以此回应新文化运动对国民性的批判，捍卫国学价值；三是肯定朱子学对孟子心性论的阐释，确立宋明理学在儒学心性论中的正统地位。毛朝晖强调，唐文治的孟子学研究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具有正本清源、重振学统的重要意义。
评议环节，王金凤提出两点思考：其一，民国孟子学史研究是否应将现代新儒家纳入参照系，以更清晰定位唐文治的枢纽地位；其二，当如何理解孟子性善论中的“道德情感”，及其与西方道德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的区别。毛朝晖回应表示，现代新儒家侧重借西方哲学建构自身体系，与唐文治立足经学的路径不同，且二者对科学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孟子的道德情感与欲望无涉，而西方相关理论未明确区分道德与欲望夹杂的情感，易产生混淆。
其他学者也围绕报告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史斌询问康有为与唐文治在革新风格上差异的思想根源，以及民国孟子学受忽视的原因。毛朝晖认为，康氏旨在以学术服务改革，唐文治则以深厚学术为改革根基；民国孟子学受冷遇，与清代孟子学的异化以及西方学术的冲击有关。针对“性善论的普适性与国性的特殊性的关系”这一问题，毛朝晖指出，性善论是普适的人性原则，国性则是历史文化塑造的气质之性，二者分别回应人类共性与中国当时的救国需求，并不矛盾。
第三场报告由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主讲《舜之大孝：天性示范——以唐文治先生〈孟子编〉为中心》。江苏大学黄湛主持，浙江大学韩书安评议。
高瑞杰
高瑞杰指出，唐文治深耕孟子学，对孝道的阐释尤为着力。他以“慕”字为核心解析“怨慕”之情，认为各类“怨”皆为“慕”的发用，最终归本于天性，从而为孝情提供了恒常的内在动力；在悌道阐释上，唐文治以“诚信”解读舜“窃负而逃”的行为，主张法与情皆源于天然。此外，唐文治善用“理一分殊”之旨，其学术呈现鲜明的宋学底色，且格外注重文法，尽显深厚学养。
评议环节，韩书安提出两点讨论：一是对“慕”源于天性的理解存在困惑——天性应释为“天之性”还是先天自然生发的品性；二是探讨“慕”与《礼记》中“生前爱敬、死后哀戚”的情感关系，二者是分属生死不同阶段，还是“慕”能统摄此类情感。高瑞杰回应指出，孟子学中的天性既是天赋亦是内在固有，二者并不冲突；而“慕”并非阶段性情感，而是贯穿生前死后的核心，能够统摄爱敬、哀戚等相关情感，是激发孝性的根本，这与唐文治将“慕”视为孝之核心的主张一致。
第四场报告由江苏大学黄湛主讲《从〈国朝学案小识〉“翼道”、“守道”学案看唐鉴的理学观》《清代学风转移与理学发展概说》。上海交通大学孟少杰主持，上海财经大学王格评议。
黄湛
黄湛针对当前学界对晚清理学“重经世、反汉学、思想成就不高”的刻板印象提出反思，指出这类特征并非理学家专属，而是当时学界的普遍共识。她强调，现有清代学术史书写多以汉学为主线，忽视了理学脉络；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开创了理学主线的叙事，但影响有限，而唐文治先生对清代理学家的研究与脉络勾勒颇具价值。因此，她主张跳出汉学视角，从理学脉络重构清代学术史：清代理学一脉相承而各有侧重，清初转向实学，清中期桐城派文章学可视为理学代表，晚清则回归心性学，考证学、文章学等皆可纳入理学发展体系加以考察。
评议环节，王格围绕报告提出几点讨论：一是《学案小识》与《学统》《明儒学案》的编撰体例存在差异，并非严格的同心圆模式；二是姚鼐作为桐城派文士，其能否代表当时理学需进一步厘清；三是曾国藩与唐鉴的学术宗旨并非南辕北辙，唐鉴或认同曾国藩对《学案小识》的评价；四是《学案小识》的分类合理性及编撰体例来源值得探究。黄湛回应指出，曾国藩的学术有明显阶段性变化，后期治学方法受汉学影响，与唐鉴的理学路径差异显著，且不认同唐鉴将经学考证等归为异端的做法；唐文治对清代理学脉络的书写较前人有推进，而她自己主张借鉴钱穆的思路，将文章学、考证学等纳入理学脉络，以重构清代学术史叙事。
第五场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史斌主讲《唐文治的儒商思想》。上海交通大学魏旭主持，华侨大学毛朝晖评议。
史斌
史斌在报告中指出，唐文治将“仁”落实于民胞物与、恤商、育人、赈济等方面，主张通过发展工商实业“厚民之生”，推行保商励商政策，并以“忠恕”之道协调政商与行业关系。其“义利合一”思想打破传统对立认知，肯定工商业正当逐利的合理性，强调以“信义”与民族大义为准则，反对私利至上。此外，唐文治提出“理学为体，经济为用”，倡导“商业道德”，主张培养品行与才干兼备的“第一等人才”。史斌强调，唐文治的儒商思想实现了儒学与工商业文明的会通，其民本关怀、义利兼顾、道德引领等理念，对当代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商业行为、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统一仍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毛朝晖高度肯定该报告，认为其以儒家思想与工商业文明的深度融合为核心，既拓展了相关研究的学术疆域，又紧扣时代需求，为回应“儒学是否适用于现代社会”这一命题提供了重要探索路径。
第六场报告由同济大学刘昊主讲《唐文治的理学观：兼与民国以来的理学范式之比较》。上海交通大学王金凤主持，海南大学李英华评议。
刘昊
刘昊在报告中指出，民国以来理学研究形成了中国哲学、国学、史学三种核心范式。中国哲学范式以西方哲学为参照，聚焦朱王差异与宋明断代研究；史学范式以钱穆为代表，侧重还原思想本真与文化延续性；而以无锡国专唐文治为代表的国学范式，则兼具包容性与整合性。刘昊详细阐释了唐文治理学观的核心特质，认为与中国哲学的理学范式相比，唐文治的国学范式接续明清理学传统而不立门户，主张朱王汇通，融合理学与经学，秉持“理学为体、经济为用”的经世理念。同时，其国学范式与史学范式融通，强调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他的理学观强调非对象性的具身性，不仅是求真求全的史学问题，更是价值认同的问题。
李英华对该报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视野开阔、视角独特，观点极具启发性。同时，李英华结合当下学术背景提出关键问题：在经学与古典学复兴的当前阶段，应如何协调这一趋势与中国哲学范式侧重理学研究之间的张力？该问题引发了在场学者的广泛思考与讨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
圆桌讨论环节，各位学者就清代理学与近代学术的关系、唐文治对时势的态度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一致认为唐文治的思想遗产丰富、学理深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圆桌讨论
最后，刘昊作会议总结。他首先感谢各位嘉宾的支持与会务组的辛勤付出，尤其感谢交大与同济相关师生的协助。他强调，唐文治思想的后续研究需关注其与主流话语的融合问题，这是未来拓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他表示，期待未来能继续得到各方支持，共同深化唐文治思想与晚清理学的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