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前段时间小楷圈子里流行在树皮上写字，偶见一作：“我三十多了，寰宇有无外星，仙界是否存在，天地是否终结，概不萦心。唯虑暮年，何以得无痛之终。”无痛之终，似乎映射了这个时代的心绪。
今天的人对避免痛苦的追求已渗透日常：健康打卡、百岁养成计划、心理疗愈、运动监控……所有努力都是想要控制看似最可控的部分——身体。前几年看过一则报道，有的人天生没有痛觉，但这并没带来多大的好处，甚至增大了早夭的风险。痛是折磨，也警告着生命的边界。我们追求的无痛，或许更是痛的影子。
在生活平凡的映射中，体验变得廉价，人被教导保持轻盈，却渐渐失去承载重量的能力。相对于死亡，我们更怕过程中的痛。无痛生活中暗含的疲惫与退却，透出深切的恐惧。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剧照
无痛期待的多层结构：撤退、风险与最后的身体主权
现在很多人开始规划养老，理由聊起来很现实，多指向一种普遍感受：时代变化太快，技术随时可能更新生活方式，我们还能聊聊十年后如何，但二十年后、我们老了后，会怎么样？当代人不能再保持稳定的蒙昧或膨大的激情了。未来叙事的坍缩，使长期投入变得荒诞，人只能抓住当下能掌控的一切，哪怕只是监控睡眠、记录步数、苦练养生。无痛之终，或许是人类对未知的最低防御。
深究下去，我们还会发现痛与生活间更深的裂隙。
首先是风险感的异常放大。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遭遇的痛苦有限，但对痛苦的担忧却在无限膨胀。不敢体检或过度体检，在网上查遍所有病症；身体不适，就联想到最坏结局。风险社会让人无法区分“发生”和“可能发生”，无痛的愿望，是被概率霸凌的反馈，是想消灭可能性，而不是痛本身。
再往下走，是身体作为最后主权的事实。行业周期缩短，关系结构松动，决定权被剥离，身体成为为数不多还能由自己管理的领地，于是人把精力投注在健身、营养、体态和睡眠上。身体的可控让世界看起来不那么失控，所有努力为了最舒适的结束，是这片主权的最低保障。
最深的一层，是温和蔓延的生活虚无。工作多以效率和产出定义，意义感微薄；城市生活快速切换场景，留下的记忆极少；公共叙事难以支撑个体，社交碎片化，关系可替代。人难以从世界获得坚实的反馈，也难以对任何事物建立持久的情感。
《机器人与弗兰克》剧照
从前读过这样一句话，后现代不会给你伤害，但也绝不会给你安慰。人的虚无是持续地淡化，让人不再追求高处，而是稳定、安静、不痛。无痛之终，成了意义极度稀薄时代的一种温和退场方式，不仅是生理诉求，更加作为一种时代情绪：对未来的撤回，对风险的过敏，对主权的渴望，对现实痛感的拒绝，以及对意义的逐渐放弃。这些因素嵌套在一起，使无痛成为这个时代朴素、也复杂的愿望。
意义的终结与结构的瓦解：现代性三段式衰退下的无痛之维
意义的剥夺——权力、价值与行动力剥夺
无痛之终的追求，源于现代性对生命的宏大意义进行了一次结构性的剥离与肢解。在这一过程中，死亡首先从神圣的终点被降格为可管理的指标，接着，引导未来的价值基石被抽空，最终，个体创造未来的能力被系统性地压缩。
福柯（Foucault）揭示了现代权力最深刻的转向，即从统治领土转向管理生命，也就是生命政治（Foucault, 1990）。死亡不再是宗教或形而上学的终结，它被纳入统计表格中的一个可管理、可预测的指标。当生命可以被管理和规划，死亡的神秘性也就被抽空。死亡成了可以被延缓的身体故障，不再是生命的完成。一旦死亡被去意义化，被降级为技术问题，个体能够抓住的焦点就只剩下一个：过程中的痛苦能否被减少。
尼采（Nietzsche）对价值的批判揭示了未来感的问题。他宣告了传统道德谱系的崩塌，认为科学与理性虽然扩张了人类的掌控力，却没有为人提供活得更好的内在动力（Nietzsche, 1968）。在这一虚无主义的阶段性演变中，曾引导人类走向更光明彼岸的价值基石被移除，未来成为没有支撑点的幻影。当宏大价值的支撑被抽空，人们对未来的想象自然收缩，不再追求高远的、有牺牲精神的意义，而退回到对稳定、安静直到“不痛”的卑小愿景。
意义的剥离，最终在个体的行动能力上得以体现。阿伦特（Arendt）接续了这一思想，她指出，现代社会对可重复的劳作和程序性管理的沉迷，系统性地取代了人类行动（Action）的能力，即在世界上开创新的开端、创造未曾发生之事的能力（Arendt, 1958）。当人无法再参与未来的生成，未来自然失去吸引力，长期投入便显得荒诞。未来不再从个体的创造力中诞生，成了既定结构无限延伸的技术时间轴。
无痛之终的出现逻辑是对宏大意义的告别。当生命被肢解为指标，未来被稀释为虚无，个体能够紧握的，只剩下一个最低、最安全、最可控的生理愿望。这背后，隐藏着对生命无法被抵抗、却也难以被理解的深深困惑，以及对人之为人那份创造性本质的隐秘哀悼。
风险与液化：不确定性对最后主权的侵蚀
当意义被抽空，社会承诺也随之崩塌，个体发现自己被抛入充满系统性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唯一的退守之地，只剩下身体的最后主权。那么，外部世界的结构性瓦解如何将虚无感转化为迫切的、日常的恐惧？
恐惧的来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乌尔里希贝克（Beck）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源于现代化自身的内生性。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中，科技、工业和制度自身制造出跨地域、跨代的系统性风险，使未来成为潜在灾害的集合（Beck, 1992）。负向确定性将个体的想象力从期待未来转向逃避。对无痛之终的渴望，正是在内生性风险面前，个体为了消灭可能性的努力，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止痛剂，主旨仍是消灭风险，疼痛只是其副产品。
结构性风险的放大，随即带来了社会承诺的崩塌。齐格蒙特鲍曼（Bauman）的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精准描述了这种瓦解（Bauman, 2000）。职业、关系、身份甚至制度，都变得短暂、灵活且可替换。后工业时代拆解了长期投入和回报的结构，个体难以在时间中维持连续的身份和稳定的自我，最终会被抽象的系统支配所巩固。
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指出，传统生活语境被巨大的、去地方化的抽象系统所替换，如复杂的金融市场、专家医疗体系和不透明的算法（Giddens, 1990）。个体不再能凭借经验判断未来，而必须依赖这些系统黑箱提供的专家知识和数据指标。尽管人们如此重视健身、营养和睡眠，试图通过数据化来掌控身体，但其行动本身仍处于系统的支配之下。无痛的愿望，正是个体在对系统失去判断力后，企图将自身的命运，重新锚定在数据和指标可控的身体上的徒劳努力。
正在迈入后现代的我们承担了现代的后果，是社会结构对个体主权的一次集体侵蚀，是这三重压力完成了对外部世界稳定性的彻底破坏，将人逼回了身体的防线。
感知与经验被技术重塑
追溯完意义和结构的瓦解，进入当代，技术环境则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将无痛的愿望推向极致，使其成为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基本要求。技术的逻辑，加速了焦虑，又提供了虚假的、无摩擦的解决方案，最终将个体的一切收束进一个可控的数据网络。
首先，是生活节奏的超负荷运转。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Rosa）的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理论，精确捕捉了这种状态：技术更新、社会变迁和生活节奏的三重维度加速，压缩了体验的内化与意义的反思空间（Rosa, 2013）。加速导致了体验被稀释，而个体对痛苦的忍耐阈值也随之降低，比如倍速观看视频和“3天精通”的速成技能，或频繁更换职业以规避长期投入的速朽风险。无痛的终了成了一片反常的、低负荷的安静之地，一个在无尽的喧嚣与快速变动中，个体所能期望的低摩擦终点。
加速的环境，叠加上数字技术对感知世界的重塑，使痛感被彻底地重新标尺化。平台化的注意力经济致力于提供即时可得、高度定制的无摩擦体验：不用等待、不用忍耐、回避不适。当数字世界将情绪和体验设计为可量化的资源，并将无摩擦内化为正常需求时，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点不适都会成倍放大。无痛已经成为当代生活的一种基本要求，而对于无痛之终的追求，也会演变为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实践，企图通过App和穿戴设备，将身体数据化为可控指标，最终将生命的终点也纳入可监控、可优化的数字循环中。
无痛的愿望最终揭示了我们如何在时代的终局中，被结构和技术所塑形。这是深刻的讽刺：我们追求的无痛，恰恰暴露了我们在意义、行动和结构上的失控，无痛怎么不是痛苦本身？
重新终老：开放的行动
我们处在老去的过程中，也目睹他人老去，会有怎样的心绪？
阅读《终养六年》，作者照顾生病的母亲六年，作者的记述像是绵密的生活泡沫，却给人巨大的触动。对痛苦的防御性收缩，只会剥夺我们体验生命完整性的机会。要走出被加速的生活和系统性的不确定性所围困的焦虑，我们首先需要有意识地去重建生命的厚度。
《老两口》海报
在今年的FIFF第三届家庭影像展上，导演王晖的《老两口》首次展映，在采访中她说想要通过纪录片重新审视老年的意义。在一切都被要求即时的时代，我们需要继续制造慢记录的伦理，为了捕捉那些被加速生活排除在外的、微小而持久的感受。无论是日记、书信还是简单的片段，记录是主动的反思，将碎片化的生活重新缝合成具有连续性的自我叙事。记录曾经历的，注目未来的生活，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怕的，痛的，以及难以回避的人生八苦吧。
或许我们也能将注意力从可能发生的概率中抽离，回归到当下的能做之事。人不能控制何时患病，但能选择此刻如何生活，是对抗无力感的关键。与其执着于完美的预测和规划，不如将不确定性视为一种生存技能，尝试适应性规划。更重要的是，在痛苦降临之前，我们就有机会确立一个有态度的临终。预先撰写生命意愿，清晰表达自己对医疗介入和生命终局的期望，这本身就是对自身主权最深刻的实践。我们用这种前置的行动，确保生命的完成是有尊严、有选择的。
所以似乎我们又回到了后现代之中，但这变得浅淡了，大潮退却，我们可以选择被留下，通过记录、表达、承担和前置规划的开放行动。望我们的终老，不仅无痛。
